电影女强人、纳粹最后一位“歌手”的悲惨一生（组图）

2003年9月8日，“第三帝国”时期红极一时的电影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经历了百年人生之后，以101岁的高龄逝世于她在慕尼黑郊外的寓所里。她的辞世不仅是这位富于传奇色彩、备受争议的电影女强人一生的寿终正寝，亦是纳粹德国最后一位“歌手”的终结。

从舞蹈演员到电影演员

1902年8月22日，莱尼·里芬斯塔尔出生于柏林。她自幼研习舞蹈，深得表现派舞蹈之三昧，并以此开始她的艺术生涯，曾先后在德国、捷克、瑞士巡演。

图：菜尼·里芬斯塔尔

1926年，24岁的里芬斯塔尔因膝关节受伤在一处山庄疗养，在那里她偶然看到了德国著名的“登山电影”(影片多以巍峨、险峻的雪山为背景，描写登山爱好者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艰苦卓绝的攀登过程与人物多舛的命运，是一种盛行于20—30年代、德国的独有的类型片)导演阿诺德·方克拍摄的《命运之山》(1924)。这部展现大自然魅力与登山者大无畏冒险精神的影片深深地打动了她，她激动地说：“我也要拍这样的电影！”于是在犹太银行家索卡尔的资助下，里芬斯塔尔延请方克导演及《命运之山》摄制组的原班人马，量身定制地拍摄了由她饰演女主角的影片《圣山》(1926)。在这部讲述一个女舞蹈演员与两位追求她的登山家之间的三角恋爱与悲剧结局的影片里，里芬斯塔尔的演技虽然平平，但是她对登山运动的热爱、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以及她那清新的解放女性的形象，仍然赢得了方克导演与摄制组的接受。

初次接触电影的美好感受，使里芬斯塔尔欲罢不能。之后她弃舞从影，正式加入摄制组，先后参与了多部由方克执导的登山影片的拍摄，在《大飞跃》 (1927)、《皮茨·帕吕的白色地狱》(1929)、《暴风雪肆虐的勃朗峰》(1930)、《陶醉于银白世界》(1931)、《冰山的呼救》 (1933)等片中出任女主角或配角。

从电影演员到电影导演

这一段时间的从影经历不仅使里芬斯塔尔熟悉了电影的拍摄，而且激发了她对电影艺术独特表现力的追求。于是她不再满足于表演，决心自己导演影片，实现她的电影梦。为此，她在索卡尔的资助下，于1931年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次年，里芬斯塔尔执导了她的第一部故事影片《蓝光》，并出演该片的女主角。影片剧本由匈牙利著名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根据里芬斯塔尔的创意写成。它讲述了一个神话般的故事：每当月圆之夜，山中便会出现一道蓝光，随之一个漂亮姑娘便会随着蓝光飞上天，不少年轻小伙为姑娘所诱惑，纷纷追随而去，却都不幸坠崖而死。迷信的山民将姑娘视为女巫，把她赶进深山。一个来此写生的年轻画家发现了蓝光的秘密，决心制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当他引导山民将一个反射蓝光的水晶岩洞掠抢一空后，第二天人们发现姑娘已经跳崖自尽……

这部影片的内容虽然神秘离奇，但却彰显出里芬斯塔尔在艺术上的诗意追求，她的浪漫主义与唯美倾向，以及她对画面构图与人物造型的独特设计。

影片公演后，虽然票房反响不错，但评论界却褒贬不一。当时持批评意见的多是一些著名的犹太影评家，这无疑引起了里芬斯塔尔对他们的不满。这时，刚刚拜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并深为其反动种族理论所影响的里芬斯塔尔，很快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仇视犹太人、坚信“亚利安人种至上”的种族主义者。耐人寻味的是，《蓝光》一片却得到了纳粹头子希特勒的赏识，当年5月，希特勒特地接见了里芬斯塔尔，对她的影片表示赞赏。这使得里芬斯塔尔很快成为了纳粹的追随者，并且导致了她与希特勒此后的非同寻常的信任与亲密关系。

从《信仰的胜利》到《意志的胜利》

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帝国总理，纳粹攫取政权，德国开始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同年3月13日，“第三帝国”建立宣传部，由约瑟夫·戈培尔出任部长。3月28日，戈培尔在接见电影界人士时指出，“德国电影正面临一场经济与精神的危机”，为此他要求，“必须对德国电影进行根本的改革，使它具有鲜明的种族特征……”

图：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中的镜头

这年，已然受到希特勒与纳粹宠信的里芬斯塔尔受命拍摄纳粹党代会的纪录片，这是纳粹上台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对其权力的一次大规模的炫耀。里芬斯塔尔率领5位摄影师从不同角度，对这次党代会做了记录，并以此次党代会的主题《信仰的胜利》命名该片，庆祝纳粹的胜利。对于这部纪录片，英国《观察家报》曾经撰文评论说：“影片像是恺撒神灵的再现，恺撒自然是由希特勒‘扮演’的，而他的士兵则是当年的罗马奴隶。”

次年9月4日—10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规模更为盛大的党代会，纳粹再次授权里芬斯塔尔为此次大会拍摄纪录片，不仅为此拨出大量专款，还为她配备了120名工作人员，供其调遣。为了影片拍摄的需要，纳粹甚至赋予了里芬斯塔尔参与党代会的筹备布置工作的权利。

　　这部放映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影片由“兴高采烈的早晨”、“节日”、“欢快的夜晚”与“新的一天”几部分组成，并以希特勒为这次党代会提出的主题口号“意志的胜利”命名该片。里芬斯塔尔在这部影片里，不惜调动一切电影手段——推拉摇移、近拍远摄、俯瞰与仰角，来展现万字旗林立之下纳粹党代会的盛况，党卫军与冲锋队的豪壮声威，数十万狂热民众的大游行，“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几乎将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里芬斯塔尔在片头甚至将其称作德意志民族的救主)，以及他所打造的“千年帝国”神话推到了极致。因此，《意志的胜利》已经远远不是一部简单的纪录影片，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政治表达，是为纳粹摇旗呐喊、大造声势的反动政治宣传片。因此不难理解，从战后至今这部影片在德国一直属于严格禁放的影片之列。

　　1935年3月28日，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在柏林乌发宫影院举行盛大的首映式，希特勒亲自出席观看。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盛赞该片：“这是一部纪念丰碑式的影片，它让所有看过它的人，都无不为那些壮观的游行方队而激动万分，从而坚定其信仰，同时亦为她洋溢着的艺术激情所感动……”同年5月1日?纳粹政权将“国家电影奖”授予里芬斯塔尔，以表彰她拍摄《意志的胜利》的非凡功绩。

　　两次党代会的“出色”拍摄，不仅使里芬斯塔尔一跃成为“第三帝国”最重要的电影人物之一，也使她成为了希特勒纳粹思想最忠实、最狂热的“吹鼓手”。1935年，由她执导的另外一部纪录片《自由之日——我们的国防军》，可说是又一例证。

　　从《各民族的节日》到《美的节日》

　　1936年8月1日—16日，第1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召开。来自52个国家的4594名运动员参加了此次体育盛会，120万名观众 (其中有15万是来自外国的观众)观赏了各项体育赛事。希特勒利用在柏林举办这一世界顶级体育盛会的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开动他的宣传机器，以达到展示纳粹德国“辉煌”成就，树立其新的世界形象的政治目的。而构成这一宣传攻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将记录这一名噪一时的体育盛会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充分信任的里芬斯塔尔。为此，纳粹政权不惜再次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以确保这一重大任务的完成。

　　此次，里芬斯塔尔不仅集导演、编剧与剪辑等诸项重任于一身，而且统领着一支由43名摄影师组成的摄影大军。他们利用架设在柏林奥林匹克运动场各处的摄影机，以及铺设在运动场上的隐藏轨道，动态地记录下了各项赛事与活动。在拍摄游泳比赛时，还使用了当时还很鲜见的水下摄影，而在拍摄运动场全景时，甚至还动用了德国著名的“齐柏林”飞艇。为了更好地捕捉镜头，他们还对摄影机做了很多技术革新，如制造出可旋转各种角度的摄影机支架转台、建造具有防震功能的摄影车等……这部影片的拍摄总共用了40余万米的胶片，制作了3万余米的录音带，最后由里芬斯塔尔亲自剪辑成一部名为《奥林匹亚》(1938)的大型纪录影片。该片全长205分钟，分为两集：第一集《各民族的节日》(又译：《民族的祭典》)与第二集《美的节日》(又译：《美的祭典》)。第一集以“序曲”开始，在展示了一系列古希腊竞技运动员优美的雕像之后，过渡到奥林匹克圣火由希腊传递到柏林的过程，随后是运动会盛大的开幕式与最初几天的竞赛活动；第二集则展现奥运村运动员的生活与他们赛前的准备活动，各项赛事的高潮迭起与闭幕式的盛况……

　　从小接受舞蹈训练的里芬斯塔尔，对展现健美的人体以及人体的力量与和谐始终怀有一种迷恋情结，《奥林匹亚》的拍摄无疑为她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为此，她将这部影片定位于“一部对人的力量与美的赞歌，对健康的躯体、健康的精神的充分展现”。在影片中，她用不少镜头着力展现运动员健美的体魄与动作，甚至出现了诸如从古希腊运动员的雕像到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员健美躯体的幻化镜头等。她的这一艺术理念与追求完全是当时纳粹所崇尚的“艺术现实主义”的充分体现。

　　1938年4月20日，《奥林匹亚》在柏林首映，里芬斯塔尔将其作为庆祝希特勒49岁生日的一份贺礼，献给了他。

　　纳粹最后一位“歌手”的悲剧终结

　　《奥林匹亚》之后，由于健康原因，里芬斯塔尔没有投身更多影片的拍摄工作。直到1940年她才根据欧根·阿尔伯特的同名歌剧改编、执导了她的第二部故事片《低地》，并再次出演女主角。然而由于健康、战争等多方面原因，这部影片多次停拍，一直拖到1944年底才勉强完成。然而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与战后胶片的短缺，影片直到1953年才得以复制发行。在战后的社会环境下，这部故事内容有几分接近《圣山》的影片未能获得关注。

　　战后，里芬斯塔尔由于她在“第三帝国”时期与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密切关系，以及她所拍摄出的政治宣传片而背负罪名，一直生活在政治的阴影之中。她的影片被禁映，人也曾经被捕入狱，此后长时间地被排除在社会公众生活之外，孤独地生活在慕尼黑郊外的寓所中。

图：《奥林匹亚》中的镜头

50—60年代，里芬斯塔尔曾经尝试重操旧业，但所拍摄的两部影片：《黑货》(1956)与《努巴人》(1965)，都由于资金的原因而未能完成。为拍摄后一部影片，她曾经前往非洲苏丹，深入考察那里的土著居民——努巴人的生活习俗，最后出版了两本摄影集——《最后的努巴人》(1973)与《卡乌人》(1976)。到了晚年，不甘碌碌无为的里芬斯塔尔老来发力，竟转向学习水下摄影，并拍摄出一部介绍海洋动植物的影片《水下印象》(1990)。

　　性情孤傲的里芬斯塔尔，其个人生活远不像她的电影那样“辉煌”。她直到1944年，才以42岁高龄第一次走入婚姻，但这次婚姻只持续了三年便夭折了。而且，这次婚姻没有给里芬斯塔尔带来子女。

　　1992年，里芬斯塔尔动笔撰写她的回忆录《过滤时光》，并在2002年8月22日她的100岁生日招待会上推出。当天，她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谈及她的过去时，依然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她说自己只是一个追求艺术的人，不该为那些有争议的影片承担责任，受到责备……作为纳粹最后一名辞世的“歌手”，里芬斯塔尔到死也没能认识到她的错误。她的悲剧在于，把政治与艺术割裂开来，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的“局外人”……这不能不说是她的悲哀。然而，她的这种自欺欺人的辩解是无法得到千百万遭受纳粹迫害的亡灵与当今社会人们的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