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往事：招待苏俄车队人员

民国廿七年二月，因为抗战军运需要成立这个机构，定名叫「西北公路招待处」。交通部派笔者负责其事，专责招待苏联运送军火来华的汽车队（通称为羊毛车），供应他们的食宿。当时很难确立招待费的预算，因为苏联究竟每月能来多少军火、多少车辆和多少人数？我们事前都无法预知。

■借用庙宇成立招待所

抗战之初，兼任交通部西北部专员的是陈礼诚兄，既奉令要成立「西北公路招待处」，一切茫无头绪，我与他商议结果，因当局既无详细指示，而苏联军运总代表也不知道他们每月能来多少车队，即使知道，共党也是绝对神秘不宣的，我们只好按照前两次来的军火，每月五百辆汽车、每车司机两人，外加技术人员及车队长等，约计每月一千三百人，每天须准备一千三百人的食宿，即以此数建议呈送交通部，并请速派会计人员前来负责，以减轻我的责任。

这些吃住问题，在内地只要有钱就毫不成问题，但在西北当时就很困难了！从西安起往西到星星峡止，沿路计划要设廿几处食宿招待所。以兰州省城来说，想找一处容纳一百人住宿的地方，绝对没有，赶建是缓不济急，唯一希望，就是借重庙宇及会馆。西北最大的建筑物，就是庙宇，而庙宇最大的就是关帝庙，或山陕会馆。这些古老建筑都在百年以上，年久失修，残破不堪，虽可免付租金，可是修缮打扫，也要一笔可观的费用。

依我这个外行的估计，大大小小宫殿式的建筑物（指庙宇），最大的还全是黄绿琉璃瓦，和北京的宫殿差不多，真够神气了，三进正殿尤为特别高大，唯一困难就是佛像个个身高丈二，必须保存不动，此为地方人士所要求之唯一条件。至於那些无名小卒的佛像，只好委屈一时，将之归并一处。

蛛网尘封，须大加清扫；兰州城里关帝庙会驻军队多年，累积垃圾甚多，门窗全都遗失，墙壁亦须补修。门窗复原不易的，利用芦席加木条钉牢，屋顶都是画梁雕柱，但无房顶棚，也只有用芦席补盖破漏，修补完整，以壮观瞻。屋里地面铲平，也铺上芦席，权充地毡（西北芦席工料既便宜又坚固，又不易燃烧）。昼夜赶工十几天，完工後走进屋去一看，倒也美仑美奂，一尘不染，我不禁自夸了一声：「不坏呀！」

■一元法币可解决三餐

至於床铺的设置，因西北木材奇缺，又贵而且不好，只有把我东北住家的办法搬来应急，除苏联车队长和技师住单人房间备一张木床外，余都靠墙筑坑，坑上铺铺席，席上铺草褥子，再加上白布床单，既暖且软，被褥仿照医院病房形式，全用细白布，做成被褥和白床单，可称「三白宿舍」。

民廿七年春，物价尚未波动，兰州白布，每尺价值法币二角，棉花每斤也是二角，大食宿站配被褥五百床，并向苏方军运总代表商洽，尽量避免大批车队同行，更重要的是调派车队，避免往返赶在同一地点食宿，以免增加供应困难。

吃的问题，设备此较困难，食品倒是物美价廉，这是最痛快的事。我们预算每人一天一元法币，每日三餐俄式食品，例如午晚两餐每人煎鸡蛋四枚，牛羊肉按半斤一份预备，一汤、一肉类菜、一甜菜，这是俄菜与英法菜不同的地方，俄菜样数少，但必加一倍数量，当地水果如梨子、枣子、西瓜等都特别廉宜，当时一元法币可买三十个鸡蛋，牛羊肉每斤只一角五分，红枣每元可买十斤，每人法币一元预算，除餐费外，并包括洗澡、洗农、剃头、牙膏、肥皂在内。牙膏预备了没人使用，苏联人没有刷牙习惯，肥皂则有多少丢多少。

餐具设备最感困难，西北除了西安城内中国旅行社招待所有西菜餐具外（只够卅人用的刀叉），再西入兰州，竟无一家西菜馆，更往西就得到廸化才有。在西北公路三千里长路线上设西餐招待所，厨子没有，餐具没有，烤面包没有，侍应生更没有，若从内地调度，一下子也难找得到那么多人，这只有两面进行：一面请交通部洽中国旅行社，由上海南京各地撤退人员调来西北；一面在兰州成立一个训练班，训练一百名招待生，以至少小学毕业，年龄由十五到廿岁的男性为合格。就这样一面招待，一面改进，经过三四个月才上了轨道。

■狼吞虎咽吃相最难看

西北原来有一种面制的锅盔饼，与俄制的硬面包相差无几，俄人很喜欢它，就用它代替面包，很合乎俄国人的胃口，西北的包心菜又大又嫩，洋山芋大而且糯，蕃茄物美价廉，牛羊肉取用不尽，这四种原料制成的熟布汤（香港人称罗宋汤）十分可口，颇堪欣赏。可是在苏联这个「天堂」国家内，普通老百姓，想吃这样一道汤，只有梦里欣赏了。西北除了鱼虾比较精贵外，鸡鸭每餐都有一份，正合俄人胃口，吃得非常高兴；再加上甜菜，如煮红枣、煮梨子，吃多少有多少，绝不限制，这些在本国多年没吃饱饭的老毛子，一旦吃到中国这样丰盛的饮食，都是狼吞虎咽，听说在新疆竟有贪吃过饱而胀死的惨事。在甘肃虽没有类似事件，却有几个食客创下特殊纪录，可以提供报告读者，请看是否值得大书特书：一位年青苏联司机，中午饭他把固定一份三菜一汤吃光，另又一口气吃了十三盘煮红枣。又有一位嘉宾，也是把一份定食吃完，再吃八份煎鸡蛋。我们招待所的菜份，都是照苏俄运输总代表处卫生队医官规定的定量做的，非经医官同意不能增减的。俄国传统习惯大菜与英法不同，前面已说过，英法大菜可能是六七道菜，一个汤，俄国总是三菜一汤，可是量却加倍，英法煎蛋只是两枚，俄国人必是四枚，其他菜也是双倍，医官定量已够高，有些惊人的大肚汉，吃个双份毫不稀奇。还有些怪人对某一个菜感到兴趣，别的菜全不尝试，专吃某一个菜，一气吃上五六份。这样一来，就难为了厨房里的大师傅，使预备有的过剩，有的不够。

■餐具与床单经常被偷

以上略述苏联车队人员生活之一面，请再看当时苏联这般可怜虫人生的另一面：笔者担任招待处主任，就等如做了许多旅馆的总经理，有人开我玩笑说我是孟尝君，开的食客三千「君子店」，任令客人吃饱不要钱。孟尝君古之贤豪，我是绝不敢当，可是这些万里来客，鸡鸣狗盗之行可真不少，苏联人为军事、为政治而偷窃，已被全世界所公认，但在招待所的偷，可说完全是为穷而偷。我们招待所的餐具刀叉汤匙等，都是各处中国旅行社供应及零星搜购来的，本不够用，丢了一件，在西北很难补充，可是车队经过一次，各招待分所纷纷报告刀叉丢失，始而我当然向各分所主任打官腔，要他们负责赔偿，仍是无法戢止。有时竟当场出彩，他们拿起往衣袋里一放，我们的招待生一把掏出来，互相不高兴的看一眼，什么也不说，旁观的人认为很幽默。逐渐地被单、褥单，也成了客人顺手牵羊的对象。被单褥单都很薄，容易隐藏，始而每次三两条，明知被某号司机偷去，亦不便向车队长提出，免增盟友不快，渐渐十条廿条，皆不翼而飞，我不得不向驻兰州军运总代表婉达，总代表也说可能有此事。我请他帮忙，减免损失，他说事经发生，在车队未离招待所前，可向车队长要求搜查。於是，每次都搜出几条。最多一次搜出褥单十六条，被单十二条，他们多是在起床以前，把单子卷成带子转在腰上，再穿上外衣，外加上牛皮一样的厚大衣，有的把床单缠在腿上，外穿大皮靴，使人绝难察觉。

他们穿的衣服，都是粗如麻袋，硬如牛皮，一见又白又细的床被单子，是他在国内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当然引起人性占有欲而顺手牵羊，拿几条作为额外收获；余如所内职员的手套、眼镜、钢笔以及稍好的衣服帽子，稍一疏忽，亦会不翼而飞。这种偷窃的行为，不可胜数。

■一瓶白乾换一只胎轮

不料因此却引起我方公私汽车司机们的投机心理，他们投其所好，用旧钢笔或手表交换他们的轮胎，当时滇缅路中断，输入困难，轮胎又是管制品，售价极高，没有一点神通的人，想买一只轮胎，真不容易；苏联车队每车都有两条备份的轮胎，我们这些聪明的司机，常在旧货摊上买旧钢笔或旧手表，价值不过十元廿元，遇上苏联司机手挥目语，很简单很迅速地生意成交，换得一新轮胎，至少价值两千元。这种生意在招待所里因众目所视无法进行，都是在公路行车时间，两车相逢，闪电交易，中国司机将表或笔，向对方司机一摇晃，对方车子就向路旁溜停，假装抛锚，车队行车时总是惯於急驶而过，中国司机已恭候如仪，三两个手式一比划，俄司机得到交换品，马上从车上抛下一条轮胎，开足马力追上前队同行，丝毫不露痕迹。

以後又有新的进展，不必换表换笔，只要一瓶中国白乾酒，由中国司机举起酒瓶向他们一幌，必有对方车子停下抛下轮胎，一瓶白酒也就过户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故事既可笑、也可恶、更可怜！不久之後，情形就更形恶化，由偷窃苟且的个人问题，进而发展为政治阴谋，到了民廿八年下半年，俄车队人员突然增加百分之十，每到大食宿站，常由这些闲人召集司机开会，门窗关闭很严，不准我方职员入内，颇惹注意。我方的食宿股长刘君，他生在俄国，俄国语文精通，他要自己进去听听，他叫招待生不要进去送茶水，他自己穿上招待生的白衣帽，提一支茶壶进屋装作倒茶，因为招待生不懂俄语，他们不大避讳，原来他们公开说：「我们必须做到像新疆一样，招待处由我们自己管理，我们的车队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刘君听了这番话之後，对我说：「车队里加派政治指导员了。」我嘱他随时注意。

■政治指导员自讨无趣

苏联鉴於中日之战，双方都不会甘休，他们火中取栗，希望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首先在车队食宿方而故意挑剔，从前车队到大城市照例休息三天，以便整理检查车辆；车队人员洗澡，由招待所包定澡堂，按人付费，很为方便，两年来都是如此。以後一定要求每所设立浴室，这在西北大成问题，买一个火油桶做澡盆都不容易，不要说铁管子了。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供大队人马洗澡的水量。伙食方面，指摘菜的量太多，而不是太少，要不然就是菜不合味，甚至要求添鱼。明明知道西北鱼类最称珍贵，绝不可能普遍。

某次在兰州，有俄车队五十余人，正在午饭，政治员突呼停止，大家一齐罢食，食宿股主任刘君跑来报告，我到食堂察看一切正常，我想乘此机会予以教训，但须避免与这些野老毛子正面冲突，不和他直接争辩。我叫刘君拿出一瓶洋酒客客气气的招待那位政治指导员，请他指出饮食缺点所在；他说菜量太多，并且配得不合卫生，由刘纪录下来，叫他签字为凭。我嘱另一职员打电话给俄总代表及卫生队医官，说伙食发生严重问题，请他们即刻赶来之後，也进入办公室。刘给他们斟酒乾杯，他们急问伙食发生什么事？刘把政治员签的字条放在桌上，再把当日医官签字的菜单也提出来放在桌上，刘问总代表关于车队伙食究竟由谁负责？总代表说当然卫生官（即医官）负责，一言出口，卫生官大发雷霆，当面叫駡，政治指导员站在一旁，默默无言。刘对总代表说：「如此恶意挑剔实属无法招待，我现在就要离开，两张签字条我必须带走，回重庆向顾问团交涉。」争吵多时，我为不使总代表难堪，出来请双方不再多说，总代表对政治员加以指责，说他不该越权。我们的刘股长，他是出生在俄国的，他的太太也是俄国人，昕以他用尽了刻薄的话痛駡那位政治员，最後总代表叫政治员当面口头道歉完事。车队人员又重到饭厅吃饭，因此竟误时两点钟，而捣乱仍未得逞。

■中途遇匪哑子吃黄连

最严重的是苏联偷运军火入陕北。民国廿八年车队加派政治员，目的所在就是对延安加强人力与武力，这是以後证明的。自从俄车队人员增加，车辆时有脱离车队逃跑情形，开始令人注意：例如由兰州出发五十辆车，到平凉仍是五十辆，一过平凉，部份车辆即向西安开去。民廿八年武汉撤守，国府已迁到重庆，运输路线已从平凉南转川陕公路，不再向西安。西兰公路的宾州招待所及咸阳招待所，已移到川陕公路双石铺及褒城坫，车队过平凉即应循川陕公路前进，而每到川陕路上车队到站只剩四十五辆，人数亦大为减少，招待处据报，食宿人数不符，令随车交际员查明，方知部份车辆中途偷跑往陕北。事关重要，立时呈报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经召集有关单位会报研究应付办法，当时八战区政工负责人为郑介民氏，商讨结果，嘱我负责三事：

（一）用俄文印发布告，张贴各招待所之车队室内，并正式通知车队长，谓据密报，日本军勾结大批土匪，在公路活动，相机劫车辆军火。

（二）车队必须集体行动，不得分散走错路线，因而引起意外危险。如循指定公路，沿路均有我国军队保护，并应听从招待处派随车队交际员之指导，到招待所食宿，倘走错路线即无从招待。

（三）通知各招待所主任及随车交际员，一经发现车辆离队，即刻用电话紧急通知招待处，说明离队时间、地点、去向及约计某时可到某地等。

凑巧得很，不到一星期，果有车队离平凉招待所後，即有四辆车脱队驰向西安方面，此四辆车於午夜离队，到四点钟天尚未明，距平凉五十公里地方，即发现公路被损毁一段，正计划倒车後退之际，果有预伏土匪从路旁开枪，并用机关枪扫射，当场打死三人，负伤二人，车亦破坏，翌日晚间有一小队长（苏俄人）带着三辆车回到兰州，向我报告遇匪情况，要求派人同往处理善後。俄方为掩饰阴谋，避免形迹，竟带去两大桶汽油，三个大空桶子，把尸体泼上汽油烧成焦炭，装入空桶运回本国去。这是我在招待处三年对狡诈苏俄人所留最不愉快的印象。到民国廿九年我改任驿运工作，招待处移交励志社接办，欧战紧急，苏俄军援也渐停顿结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