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改造的国民党200多名高级将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和措施以沟通两岸关系，促进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为进一步缓和同台湾的关系，中共中央从１９５９年开始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直到１９７５年，先后分七批，总计特赦国民党战犯５５４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２００余名。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举措是史无前例的，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对缓和两岸局势，增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与了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总方针：　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医治战争创伤，着手经济恢复工作。不久，我国又全力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中。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９００多名战争罪犯，当时正在全国各地监狱关押和改造。

　　１９５６年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 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在向党、政、军、群等系统征求意见的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３月１４日，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议对这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他认为都去台湾的意见是不现实的，蒋介石消受不了这些高级将领，同时也会狐疑鬼猜，会认为我们放人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连美国人稍微勾引一下孙立人他都要杀掉?周恩来说，台湾的工作是要做的，至于如何做可以跟这些“将军”们谈谈。他表示，如果我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说：“毛泽东曾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 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

　　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５月２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２００多名高级将领 集中在功德林一号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被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国民党人员极为复杂，为确定战犯身份，公安部提出了一个战犯标准，即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　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　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

　　根据这个标准，经当时初步审定，列为战犯的总数为９２６名，其中军队系统７３６名?中将７２名，少将３８８名，校级２７６名　，政府系统４６名，党务系统２７名，特务系统１１７名。

　　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在１９５６年对全国各地的战犯实行大集中，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６地的战犯管理所。战犯中的２００多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占地近百亩，监房能容纳千人以上。这里原是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成为一座监狱。１９１５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改造，后来成为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李大钊同志就是在这里被敌人杀害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国家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一座监狱。功德林一号关押的这些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很大。这些人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是蒋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实力的人物，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认为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针对这些观点，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以及其他理论书籍和参考资料，中心是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他们通过自己看书学习，进行探索和辩论，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终于得出了正确的认识：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蒋介石统治下，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结合理论学习，还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做说服开导工作。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切实尊重他们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注意他们的饮食、卫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时组织一定的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对他们的身体，定期进行检查，有病及时治疗。有的人病重或病危，管理所组织名医会诊、抢救，配备较强的力量进行护理，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等。这样，从各方面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保证身体健康，使他们深受感动。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受蒋介石器重。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没有使他觉悟。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也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送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他仍不服罪，动不动就发火。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这次被送往北京，他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必被处死无疑。因此，他在棉裤里藏了６０余片安眠药，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

　　管理人员在摸清了杜聿明怕死的思想原因之后，便有的放矢地对他进行正面教育，着重让他学习《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明确指明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确有实际表现的，必会得到宽大处理。同时，还反复以同是名列４４名头等重要战犯之—的傅作义将军的事例，对他启发开导，渐渐地使他认识到只有幡然悔改，立功赎罪，争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惟一的出路。由此，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并交待了私藏安眠药的来源。原来，他在山东解放军军官训练团期间，以失眠为由，多次向我军医零星地要来安眠药片，积少成多，并在深夜里偷偷拆开棉裤，把药片装入裤内缝好备用。

　　多年来，监狱的管理干部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治愈了多种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服药。管教处的姚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这—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一次，陈赓大将来功德林视察后，杜聿明含着热泪对管理人员说：“我和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同学，当年我俩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却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他走对了，而今他是千古名将，而我却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参观访问，促使杜聿明的立场和思想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被第一批特赦释放。

　　态度强硬的黄维　幡然悔悟改恶从善

　　在功德林一号管理所的国民党战犯黄维当初是表现最差的一个。黄维原是国民党１２兵团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生。十年内战时他爬到中将师长的地位以后，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后来接任陈诚精心培植的第１８军中将军长，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他被俘后，死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信条，对蒋介石忠贞不贰，下决心 “君子不事二主”。他初到功德林时，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他认为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己“无罪可悔”。在学习中，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

　　１９５２年黄维在一次学习中不仅不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事后，他又拒写检查。为此，战犯们群情激奋，黄维又口出狂言辱骂，学习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幸被管理员发现，及时制止。为此，管教人员在认真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不仅对黄维的恶劣表现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同时，对动手打人的董益三等也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样解决之后使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人处事公允，思想上开始有所改变。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得到彻底转变是不容易的，为了逃避改造，在监狱内他多年进行“永动机”的研究，想以此作为捷径，幻想得到人民的宽恕。

　　促使他转变立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关押期间，我们监狱竟然治好了他长期缠身的痼疾顽症，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黄维病倒了四年多，这四年他思想发生了急速转变。病愈出院后，满怀深情地说： “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黄维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意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的著作也有了兴趣。病好以后又到社会上去参观，受到生动的事实教育，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对这一转变过程，他做了这样一段总结：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由于以前特别是解放初期几年我以为改造政策不能决定我的前途，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而只有立功赎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大处理，而妄图以发明创造为捷径，以幻想的黄维永动机为立功赎罪的法宝，从此走上歧途。

　　加之被囚监狱年久，而且自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５年长期重病，难安心于改造。现在，为了惩前毖后，对症下药，治病自救，第一，痛下决心摒弃一切幻想，以绝祸根，今后保证绝对不再有黄维永动机发生。第二，从思想上坚决去除和改正发牢骚、说怪话的思想根源和丑恶品格。第三，从此低头认罪，诚心服法。第四，坚决以思想改造为惟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后老实学习。总而言之，我现在低头认罪，诚心服法，老实学习，埋头改造，努力耕耘，不问收获，以从头改造，争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错误和罪行还能得到政府宽大，允许我有走向新生的机会。

　　１９５９年，黄维被转到秦城监狱。这是他与前半生决裂的关键一年。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从此开始交代自己的历史罪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１９６８年４月，黄维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接受改造。

　　１９７５年３月，黄维随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释放。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在他特赦１０年后，８２岁高龄的黄维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硬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便在２号监室住了一宿。在和管理人员座谈时他满怀深情地说：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５年的耐心教育，使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新人。没料到我还能活到现在。这主要是党的照顾和关怀，是共产党的政策好！”

　　４年以后，黄维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６岁。

　　周恩来勉励 国民党战犯做新人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４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９月１７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做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１０月２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现抄录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的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的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日

　　１２月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发放特赦通知书。在特赦大会上，被特赦的战犯表示非常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他们改邪归正，从此获得新生，并决心继续改造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未被特赦的战犯代表也表示要加速改造，争取早日获特赦。

　　这次宣布的首批特赦战犯共３３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１０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１０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们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是每个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１２月１４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人乘专车驶进中南海西花厅。工作人员和蔼地告诉他们，这里就是周恩来的家。

　　周恩来，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名字。这１０名国民党将军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今天，能够见到３０多年前的老师，心情格外惊喜，也感到十分的惭愧。有人后来回忆说：“想起自己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客厅，大家同时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３０年前的老师，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３０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说：“我那时已３０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周恩来又转向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的回答是：“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张治中指着郑庭笈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１９４６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郑庭笈告诉周恩来，他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１９４８年郑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１９５４年，她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笈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周恩来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末代皇帝溥仪，谈起了满族的风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当年在北平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把话转入了正题。他勉励大家通过加强思想改造，站稳民族立场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培养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加强群众观点，要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关于前途问题，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要回家和接眷属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他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５５４名国民党战犯 获得了新生

　　最初确定的９２６名战犯中，有些人在服刑期间因病死亡，有些人在特赦前刑满释放，有２５人经核实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有１０人另案处理，实际特赦总数为５５４名。这５５４名国民党战犯经过长期的改造，先后分七批被特赦释放，全部获得了新生。中共中央公开向他们宣布：特赦后，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的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去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李以勖、董益三、方靖、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工作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１９６０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 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说：“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１９６４年１１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成为了政治生涯一个更高的起点。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一年之后，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周恩来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就问：“你复婚了吗﹖”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１９６１年３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了条件。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就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为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祖国大陆的和平呼吁，台湾方面做出了谨慎的回应。他们规定：今后不再用红色中国、共党中国，而称中共政权。蒋经国也表示，“派人到大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台湾当局并没有顺应民意，对于改善两岸关系，步子缓慢，缺乏诚意。１９７５年，我国特赦最后一批战犯时，有１０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我方的批准，政府有关部门还帮他们办理启程和赴港的手续，再次向他们重申党的政策，向他们宣布：到了香港后自行办理回台的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均听其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由他们自定。发给他们来往香港的双程通行证，发给适合香港情况的新制服装和足够的费用，指定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但是，台湾当局却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１０人是“共谍”、“统战分子”。他们拒不接纳这１０人回台，而且声明“绝不上当”。由于台湾当局的极端恐惧和百般阻挠，申请回台的这１０个人终究没能与台湾的家人团聚，最后有４人去美，２人留港，３人返回大陆，１人自杀身亡。

《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王永钦 主编 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５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