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人士眼中的北京城

北京人看北京，自己的地盘咋看咋顺眼；外地人看北京，身在他乡为异客，印象各不同。作为中国的首都，写满了历史的北京，充满了沧桑与成熟。每一个角落都有着独具一格的魅力。不管是在中国人的眼里，还是在老外的眼里，北京，是文化之都，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也是充满争议的焦点城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部分文人笔下的北京，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

■北京的直线和曲线

北京是“横平竖直”的，这个概念似乎有些根深蒂固了，于是如今进行城市改造时，把这一点做了更充分地发扬。

咱们“凸”字形的北京，仿佛所有街道都横平竖直。其实不尽然，也有若干斜街，主要在外城，内城什刹海边也有。

究其成因，有些是在还没有路的时候，让路人先一步步用脚给“走”出来的。再一种，是服从特殊地域的特殊地形。往昔北京有些许河流，沿河的路怎能不斜？在什刹海弯曲的“海岸线”边，更是“不斜”不足以“成方圆”。这几种情形在老城区的四区都很多见。

但北京是“横平竖直”的，这个概念似乎有些根深蒂固了，于是如今进行城市改造时，把这一点做了更充分地发扬，那是站在高处的“裁弯取直”——把一些小的斜街取消，甚至把一些小而平行的街道合并。这当然是“因变施改”。今天，许多人有了私家汽车，车要停，在街边，在胡同里，不拓展街或胡同的宽度，行吗？拓宽街道，交通才更畅通。交通有了速度，城市的活力才会增加。

提倡直线，要尽量做到横平竖直。咱们北京有“中轴线”这么个虽无形却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在老城区格局中，不仅提倡直线，而且每两条直线的相交，基本都是准确的直角。但这已经不能作为北京横平竖直的最终判定了。出了老城区，注意到了吗，三环、四环、五环线虽然也都分成东、西、南、北，但在各个方向相接处，大多是“转着弯儿”过去的。环儿越大，那个角儿也就越圆。

而在北京的周边，又出现一些居民的集中区域，比如东北方的“望京”，也不是那么“直”的。那里，挺大的区域，很多街道全都与东南西北的正向斜着，这让包括出租车在内的司机常常转向——但另一方面，从东直门、三元桥、四元桥直至五元桥，却又是一条很宽很直的“正”路！其实，既然区域整个地倾斜着，大路也就跟着斜到底吧？甚至我想，西直门直到颐和园的区域里，本来也可以搞一条（或数条平行的）斜线，这样可以与“望京”形成对称。但从清末到民国，这一带一直遵从传统的交通地理上的规矩，路都是横平竖直着一小截一小截的，再要“裁弯取直”，一来于理不合，二也费劲太大，只能算啦。

“直”有直的美，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北京新开的长途公共汽车很多，往往都是以市中心为起点，然后辐射到城市的各个方向。这样做当然很对，但北京目前的几条环线交通，如地铁，如环线上的环行汽车，仍然是不完备的，且环与环之间的间隔仍然显大。于是这就使居住在城区同一侧远端居民在互相来往时，非常不方便，往往先要纵向去往某个环线，然后横移到某一点，再纵向移动到他需要到达的那个点。如果有这个需要的，仅仅是一些老人在赋闲中需要的解闷也罢了，偏偏有若干老知识分子在继续工作中，需要到城市同侧某个“点”去会朋友并解决难题！这些人的问题往往还有特殊性，图书馆查不出来，非要与当年的故旧一起面谈，才有可能迎刃而解。所以增修一些这样“环与环之间”的平移直线，应该大有益处的。

这个建议不会被认为是在增加“曲线”吧？

直线的效能是好的，但必要曲线不可少。面对实际，我们不能不审慎地研究和分析直线与曲线的互补，从而争取产生所需要的更有利的新直线。

■冯原的北京: 红色经典与国家想象

自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紫禁城就一直是天下的中心。满族人的入主虽然颠覆了朱明王朝，却把旧朝的制度和文化一揽子接收下来，包括巍峨的皇城。确实，与努尔哈赤的上京（沈阳）比起来，只有北京城的中轴线建筑群才真正具有普天之下、惟此为大的意象。由明入清，大明门改成了大清门，承天门改成天安门，改朝换代简化为统治权的命名法。盖因为朝代可以更迭，但天下的秩序仍然运行不悖。

到了辛亥革命后，国家取代了天下。既然天下的秩序大变，紫禁城就不再是君权天授的空间象征，皇城易名为故宫，大清门改为中华门。整个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建筑群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中退身出来，成为最大规模的民族建筑标本。国民政府之放弃北平、定都南京伊始，就一直在寻求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吕彦直的中山陵代表了南京政府对于折衷主义风格的偏好。民国式建筑的国家形象是由传统的大屋顶和西洋式的建筑格局混合而成。不过这种造型正好与民族—国家的观念相吻合：大屋顶象征着民族；西式建筑格局则象征着现代国家政体的性质。但是，民国的折衷主义建筑固然典雅和精美，却很难体现恢弘的气象。“民国式”建筑延续到台湾后就到了尽头。1949年之后，新中国再次要重新寻找符合国家政体性质的空间象征就显得势在必行。

这一次，焦点又再次引向了北京城。天安门从中轴线建筑群中脱颖而出，它不再是旧皇宫的外城门，而是被塑造成历史的屏幕。它的后面是有名无实的古典型权力中枢；在它前面，历史建筑必然要遭到清除，这样才能打造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空间。天安门广场重构了中轴线的空间秩序，也为寻找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奠定了基础。在天安门前，“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古训已不大管用。人民英雄纪念碑就像嵌入到中轴线上的时代坐标，以它为核心，西边是人民大会堂，东边是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博物馆。整个组合造出了符合新中国之国家意志的空间意象。

这片空间注定是不同凡响的，但北京城的历史给国家形象的定位带来了困难。重构北京城的中轴线，等于让历史成为新国家权力的基底。作为政体象征的人民大会堂尚好理解，而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的建筑定位却另有含义。选择在最具有历史感的中轴线上建造一个历史容器和革命祭坛，而不是像梁思成先生所倡议的那样彻底保护历史，其实最大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了重新铨释历史。这一点也体现在命名上，将中国历史与革命历史放在一起，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区分古典中国和新中国两种历史的性质。由此而得到了建筑形象出奇的大，长长的柱廊让人们想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建筑风格。它真正是个社会主义建筑的典型，拥有意识形态所偏好的宏大体量，里面的展品收藏却与它的规格形式不相衬。

当历史之书翻到了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意味着，古典中国史与近代革命史之间的界线已被国家的概念所涵盖。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国家的形象呢？

今年，北京举办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国际招标”就是一场新国家形象的预演赛。与五十年前的拆旧建新正好相反，新的国家博物馆以历史主义为原则——任务书要求保留旧的历史与革命博物馆的四个立面。库哈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经典说在此得到了回应。这就是说，新的国家形象必须从红色经典的胚胎里产生出来。虽然不少世界一流的建筑师努力给出别具一格的答案，但是，最有创意的，如H&D的方案却被放弃。我以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无论如何，保持红色经典的原则使得张开济先生（原博物馆的设计者）要比梁思成先生幸运得多，在梁先生保护北京旧城的计划落空多年之后，国家的想象已经和整个天安门广场建筑群融为一体。此时，我们确实很难分清楚，旧北京的中轴线与新中国的政体式建筑群哪个更具有中国精神？哪一个才更能体现国家的想象？

■李更生的北京大学: 老北京的叫卖声吆喝出北京人心态

夏日午后，耀眼的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的缝隙撒在四合院里。胡同深处渐渐传来“卖扒糕、凉粉”的清凉叫卖声，韵味悠长，顿时一扫周身乏力，思路豁然开朗…… 这是一个多世纪前，老北京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叫卖声也成为很多京味文学作品标志性的场景。虽然它在钢筋水泥主宰的现代都市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对此的研究却因为稀有而格外珍贵。近日，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武荣璋先生总结了北京吆喝的几大特点，以及吆喝声中折射出的老北京人的独特心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言代表了一个群体的共性。市井民俗的精神血脉融化在悠扬的叫卖声中，折射出北京人的从容和自信。

市井民俗并不意味着随便，叫卖的用词、用气都讲究。

市井民俗并不意味着随便，小小的一个叫卖，其中也大有学问。

首先用词要讲究，形容词、动词、感叹词得用的精道，还必须合辙押韵，这样才能吸引人；语调强弱、语句快慢也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声音婉转而有穿透力，该干脆的地方决不拖泥带水，转折拐弯的地方要圆滑；更重要的是，唱词的编写还要有想像力，这样才能从中感受到一种生活浓重的色彩。比如夏天卖西瓜的吆喝：“吃来呗弄一块尝，这冰人儿的西瓜脆沙瓤儿；三角的牙儿，船那么大的块儿，冰糖的瓤儿；八月中秋月饼的馅儿，芭蕉叶轰不走那蜜蜂在这儿错搭了窝；沙着你的口甜呐，俩大子儿……”这小小的一段唱词简直就是一篇微型文学作品，又是排比，又是比喻，还合辙押韵。即有直白的自夸，又有隐讳的铺垫，每个词都紧紧围绕西瓜的沙甜做文章，层层烘托，没有一句不充满诱惑，听着还不让人烦。打动了买家之后，价格也最终水落石出：“俩大子儿一牙儿”。

另外，叫卖的特点是气得足，句与句之间断气时间不能长，否则就显得零散，口齿要清白，韵味要浓，不能拽着舌头干使劲。唱的时候要合理运用花腔、滑腔、甩腔，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加韵尾，很多时候最后一个词的音调转折最有韵味。要唱就唱有难度的大段词，那才叫过瘾。舌头一翻腔上去就是八度，站稳了之后还要拖出音的渐弱渐强，九曲八回的转折之后再翻一亮腔，最后拉长韵，把整个音都托满了。“一段唱完，心里那叫痛快。”武荣璋先生说。

就像演唱需要配乐，京味叫卖也需要独特的响器。

光会唱也算不得行家，“没有响器的叫卖就像炒菜里面不放盐”。叫卖不能光扯着嗓子喊，需要配上不同的响器增加其韵味，而且各行当所用的响器还不同：卖烧饼麻花的用小木梆子，耍猴儿的用大锣，串街收购的用小皮鼓……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往往一听声，不用吆喝就知道谁来了。

在京味吆喝的“工具”里，冰盏儿可以算是响器的王，就如同京剧中的二胡、交响乐里的小提琴，如今恐怕很少有北京人知道什么叫冰盏儿。其实冰盏儿就是两个直径三四寸的小铜碗，从前是卖冷饮、瓜果梨桃、各类干果专用的响器。食指夹在中间，上下一掂，发出清脆悦耳的铜音，这玩意儿当初是老北京十分常见的响器，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听到。

虽然“卖什么吆喝什么”，但叫卖声中也透着细腻体贴。

北京人的骨子里总是透着那么一股自信，一股慢条斯理的从容。北京人的自信从容体现在叫卖中，表现为不但唱词优美抒情，而且还精致细腻。

比如卖菜的吆喝：“香菜呃辣青椒茄子扁豆硬蒜苗，顶花的黄瓜白花的藕呃，卖扁豆西红柿挂霜的架冬瓜呃，饶香菜嘞韭菜嘞，卖栗子味的面老倭瓜呃，卖马蔺韭菜嘞，卖萝卜胡萝卜便萝卜香椿嘞，涮儿的韭菜嘞……”为什么买冬瓜要饶香菜？这里面“藏”了一个时间差：回到家里把瓜洗完抠净切成块，上锅蒸的同时择香菜，时间刚刚好。几句小词儿却透着精打细算的合理，即使是平头小民，也要活得精致讲究，活得有味道。

在语言学上，北京方言特点造就北京吆喝。

北京话的特点是语速比较快，连音卷舌音比较多，略显絮叨又不乏亲切，在音色上可以归为“油润”一类：口儿甜，沙脆。如果脱离了语言的特点恐怕是很难理解那种腔调近乎做作的吆喝的。

然而，就算是当今的北京人，也不容易听到原汁原味的北京老话了，更甭提五行八作那些多姿多彩的吆喝，而在当年这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过去的小商小贩为了养家糊口，在激烈的竞争中凸显自己的优势，开始尝试把类似说唱糅合在叫卖当中。这吆喝本身应该算得上是广告的雏形，据老人讲，在老北京要想卖东西，先得到城墙跟儿去练吆喝，而且“卖什么吆喝什么”，不能混着乱唱，而且唱什么就得配什么“家伙什”。连说带唱加肢体语言，表演带作秀，全是实打实的卖力，目的也许就是为了多卖两根萝卜。纯朴中透着老北京人的认真。

■冯其利的北京: 孟端胡同果郡王府

1984 年3月20日,早晨有五六级风，天气很凉。我在7点由南平庄下车，很早就赶到海淀区四季青乡敬老院，第二次走访老人金荫桓。我认识金荫桓先生完全出于偶然。在田村调查，一位老人说：“半壁店有一‘小皇陵’，后代住在敬老院，人都叫他‘金疯子。’”我到敬老院走访金荫桓，他并不疯。我进屋后，楞楞问了一句：“您是哪个府的？”老人在床边摸摸索索，似乎在整理什么，听我问话，并未抬头，信口答道：“孟端胡同卓公府。”回头查阅《京师坊巷志稿》，得知孟端胡同卓公府即果郡王府，遂有这第二次拜访。老人金荫桓即清雍正第六子果恭郡王弘瞻（音艳）之后，他即果郡王府末代辅国公毓铤，荫桓是他的字。

金荫桓的祖先为康熙帝第十七子果毅亲王允礼。乾隆三年二月，果亲王允礼逝，无子，庄亲王允禄奏请以雍正帝第六子弘瞻过继为嗣袭果亲王。弘瞻生于雍正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母谦妃刘氏。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帝让弘瞻管理武英殿、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御书处、药房事务。乾隆十七年六月让其管理造办处事务。弘瞻有较高文化素养，“雅好藏书，与怡府名善堂埒。”按礼亲王昭瞻《啸亭杂录》卷六记载，弘瞻“居家尚节俭，俸垧之积，至充栋宇。”还以“开煤窑夺民产”.乾隆二十八年“圆明园九州清宴（殿）灾，弘瞻后至，与诸皇子谈笑露齿，上不怿。又曾以门下私人嘱阿里。上发其罪，并责其奉母妃俭薄，降贝勒，罢一切差使。”九月初四日弘瞻交银一万两，九月初九日上缴果亲王金宝被广储司销毁。自是家居闭门，意抑郁不自聊。乾隆三十年三月病笃，上往抚视。弘瞻于卧榻间叩手引咎，上执其手，痛曰“以汝年少，故稍加拂拭，何愧恧若此？”因复封郡王。三月初八日去世，享年三十三岁，谥曰恭。弘瞻在乾隆二十八年降为贝勒，正是他离开官园果亲王府出居孟端胡同的直接原因。

因孟端胡同果郡王府与王府仓胡同的贝勒府都是康熙帝位下皇子的府邸，同属二十四门，老人相沿称孟端胡同的果郡王府为南府和前府，王府仓的贝勒府为北府或后府。果郡王府的爵位世降一等。弘瞻长子永荼袭果郡王，长孙绵从袭贝勒。绵从在乾隆五十六年卒，绵律、绵同先后袭贝勒。再传绵律长子奕湘在道光十三年袭镇国公。初任散秩大臣、左翼近支族长，管理镶黄旗新营房、觉罗学。由广州副都统升将军，先后担任乌里雅苏台、广州、盛京 、杭州、成都将军、咸丰元年任礼部尚书 ，赏紫禁城骑马。而后作镶兰旗总族长、理藩院尚书、崇文门副监督、管理雍和宫事务、授经筵讲官。同治十一年，赏加贝子衔。光绪七年二月十五日卒，享年八十六岁，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果郡王府被称为湘贝子府。

贝子衔镇国公奕湘长子载坤为末代辅国公毓铤（即金荫桓）的祖父，栾湘二子为承袭镇国公载卓。载卓两次派出守护西陵，作过散秩大臣、练兵大臣、专操大臣、十五善射大臣、值年大臣、阅兵大臣、管宴大臣、稽查坛庙大臣、右翼查城大臣，担任过右翼近支第二族族长、正经旗总族长。光绪三十二年三月授荆州将军，次年五月一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这一时期的果郡王府被称为卓公府。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卓公长子溥佑袭爵，这时的果郡王府又被称为佑王府。

溥生于光绪十年六月十一日，福晋系炒豆胡同僧王府贝勒那尔苏之女。民国七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溥佑到东安市场游玩,饮酒醉死被抬回府中,因酒精中毒长逝,终年三十五岁.溥佑无子,以载坤之子,溥珍长子毓铤过继为嗣,民国八年袭辅国公,成为孟端胡同果郡王府的小主人，毓铤生于民国四年六月初五日，母亲为大兴县采育冯氏。因毓铤年幼,公爷府中事务均由其母主持，其母在1956年去世,享年六十岁。

果郡王府东边是府夹道,通小盆胡同,西边是顺城街,背后为大盆胡同,占有路北六个老门牌21~26号,其中21号院大门是堵死的,路南占一个门牌30号, 共有房一百五六十间.《王公府第地址单》记载载卓府邸有房八十间.为什么有这么大出入呢?因半数房屋出租。.辅国公载卓在世时,住21号院,而毓铤的祖父载坤住26号院。载坤因事殴打顺天府官员,获罪,被圈禁在宗人府高墙，而载卓之子溥佑载坤之子溥珍年龄相差两岁,都是三十五岁去世,爵位只能由四岁的毓铤来承袭。

毓铤遂搬到21号院居住,21号院、22号院为果郡王府最为正规的院落。22号院门口有瑢慩、二门是垂花门.垂花门往东有便门可通 21号院。.21号院堵死的大门做了库房。.第一进院有东西厢房。.北边是厅房。第二进院称上房，即载卓、溥佑的住所。第三进院子的正房为后罩房。22号院，第一进院北房为神殿。第二进院正房为影堂，供有祖先牌位等。第三进院北房西头为小影堂，供有载坤的牌位。

23号院过去叫西花园，有西书房三间。不过在1918年卖给了罗某，罗某又有所建设。闽侯陈宗藩编的《燕都从考》二编103页注九记述：“吾友罗君雁峰购其西偏之花园为宅，树木深邃，颇极清幽。”21号院、25号院，房子不甚规整，有些零碎，早就出租了。26号院也比较规整。二门是垂花门。第一进院正房是厅房，厅房的两边都是花园，称为东、西花园。厅房后院正房是载坤旧居。毓铤生在此院。随着毓铤家壤衰落。26号院也出租出去了。30号院在路南，与22号院相对，是四合院，也是出租的.

孟端胡同果郡王府的出售在1941年，曾任北平特别市市长的何禄东以一万四千元的价格买下。毓铤和其母冯氏迁出孟端胡同，果郡王府的历史到此结束。

■岳建国的北京: 北京景点票价高 世遗涨价理由站不住脚

作为工薪阶层中中等收入的笔者，本已觉得北京景点的票价很高，但颐和园、故宫、八达岭长城、天坛、定陵、长陵等6处世界文化遗产景点门票价格又要利用听证会调高了。颐和园园长助理李高告诉记者：“门票调价的理由有四，一是因为它们都是闻名世界的旅游景点；二是与外地相比，它们的票价总体偏低；三是由于票价不高，影响了旅游接待的水平；四是要用价格杠杆来控制超负荷的客流量。”

这四个理由能够站得住脚吗？

故宫、天坛等确实是“闻名世界的旅游景点”，但不要忘了我们还没有闻名世界的人均收入。如果有景点觉得门票价格还没有和国际接轨，那么可以这样做：凭护照和身份证将游客分类，比如对来自富裕国家的人收高价，对国内如北京、上海、广州、浙江等富裕城市、省份的人收高价，其他的维持原价。如果不考虑国情就一厢情愿地全盘涨价，没有道理。

因为外地景点票价高，所以北京也要涨价，这个理由也很可笑。北京本是旅游门票涨价的始作俑者，现在外地某些景点学会了这一招，北京就来个第二轮涨价？要知道，正因为某些地方景点票价过高，公众才产生抱怨，媒体才长期加以谴责，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怎么可以公然去学习坏榜样呢？

就目前的热点景点来说，没有几个是因门票价低影响了接待服务水平，相反，许多热点景点所在地政府都将景点当成摇钱树，将大部分利润挪作他用，媒体上这类报道并不少见。

最没有道理的是第四条：用价格杠杆来控制超负荷的客流量。客流量过高确实不好，但限制的办法很多，比如采用限量售票的办法。受黄金周影响，中国景点的季节性很强，如果取消黄金周的呼吁能够实现，景点超负荷的客流量几乎就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北京的世遗景点是属于全国所有公众的，如果用无限涨价的办法来控制客流量，就会将景点变成官员、富裕的外国人和国内有钱人的“特权景点”和“贵族景点”！到那时候，中国的大多数公民很可能因为门票太贵，直到老死都不能到自己拥有一份产权的世遗景点看上一眼，试想，这公平吗？正常吗？

为了公平和人道，北京的景点管理者们，请不要用这些理由申请涨价！

■郑平的北京: 没膀爷就不是北京 北京是个大村庄

我刚来北京不久，一个夏天的下午，我推开建国门附近的一个居民小院问路。快六点钟，小院里阳光温煦，一个大爷坐在树下独斟独饮，我说想去社科院打听考研的事，老人看了看表告诉我现在人家已经下班了。不过老人又说自己的儿子就在社科院工作，一会儿就会回来，你问问他也是一样的。于是拿出一杯子给我，那是我在北京第一次喝二锅头，真冲。

院子碎砖铺地，缸瓮凌乱，跟我老家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院落无二，只是缺些农具，这姓余的大爷光着膀子搭条毛巾，也跟乡间老农极为相仿。一个从小到老都在胡同长大的老北京人跟一个从小跟庄稼打交道的老农在很多时候在外表上看不出多大区别。现在在北京街头还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老人，前些年北京报纸上大张旗鼓地批评“膀爷”的时候，我心底里有些不以为然：没有膀爷还叫北京？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跟所有大城市一样或多或少都有些排外，但北京人口中说起乡下人的时候，绝没有某些城市语言中的说起这三个字时的蔑视和轻侮。

十多年前，我陪一个外国商务考察团在中国的几个城市转了一段时间，临离开的时候请他们谈谈对三个城市的印象，老外说：广州是个大市场，上海是个大城市，北京嘛，是个大村庄。当然今天的北京是个十足的国际化都市，但跟明显西化的上海和生意味浓烈的广州相比，北京人的骨子里，多的是乡村化的朴实与可亲。上海弄堂里逼仄狭小的阁楼以及广州私密独立的民居都是典型的城市化居住特点，向空要空间，而北京的平房四合院跟农村庭院最为接近，都是尽最大可能接触土地，这种特点跟北京的“土气”不知道孰因孰果，但的确是北京与广州、上海一类城市的显著区别。

我当年第一次喝二锅头的余大爷家那个小院的位置大约位于现在的华润大厦。现在余大爷一家想必也隐入了鳞次栉比的高楼或整齐气派的小区当中，家中大概也跟大多数北京普通居民一样，被装修得像卡拉OK包间一样。而真正的老式四合院现在都身价百倍了，一个叫老北京的网友六年前花二百万在府学胡同买了一座几乎荒废的院落，如今挂上重点保护的牌子之后，有人出五百万也没买走。

■肖向晖的北京: 城市随笔

曾经有一次在杭州时，听到过这样一句话：一个能够表达自己悠久历史的城市，是能够让人肃然起敬和流连忘返的。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如果城市没有了历史的积淀与延展就会变得苍白而毫无个性。后来再有机会到杭州的时候，就开始试图留意那些耳熟能详的美景之后的各种渊源和积淀在这个城市中的文化表情，我觉得城市的个性应该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来。在杭州，有一件值得庆祝或者说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是政府在民间的呼吁下保留下了了清河坊这唯一完整的历史古街区，并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加以保护性开发，现在，徜徉在“太平父老清闲惯，多在酒楼茶社中” 的清河坊历史街区中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些仍历历在目的历史遗迹：唐朝的天门，南宋的御街，明朝的于谦故居，清朝的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国药号等等，更有一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建筑，它们象一条建筑文化图链一样汇聚在那里，凝聚着历史文化信息和时代特征。

如果说重新修复那个作为杭州古城仅存的源头的河坊街是为了延续杭州历史的文脉，那么作为现代建筑的中国美术学院南山学区就是文脉延续到今天，现代人对它的解读。位于南山路的中国美术学院南山学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非常江南化的作品，同时它又融汇了许许多多的现代元素。置身其间的人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完全反常规的主体建筑中水墨画般的青砖灰瓦白廊柱，单体建筑架空层下的水榭联绕，而在屋顶坡面、外墙弧度等细节上，又同时跳跃着最现代的设计构造，一方面，老杭州的建筑符号和语言被巧妙的运用出来，青砖、灰瓦、廊桥、水榭、青石板、紫藤架这些江南历经千年的建筑文脉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最新的建筑材料、建筑方式，超前的建筑理念和艺术思想也同时在这里碰撞闪耀。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法根这样评价这片建筑——在这里，你会感觉它是由江南的山水、西湖的灵气、人文的古韵孕育而成的，它将与西湖母亲一起，向人们深情地讲述独属江南的历史渊源和人文气质。清河坊的保护和中国美术学院南山学区的交相辉映正说明了这样一种关系——文脉总是在新与旧的张力中生存发展的，没有旧的也就无所谓文脉，缺乏新的接续，文脉则不能延续。

在上海，以外滩建筑群为代表的公共建筑和以石库门旧里、联立式新里、花园洋房等为代表的居住建筑，成为近代上海建筑的文化源流，由此反顾上海的近代城市建筑文脉，明显的与上海人的社会心态、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息息相关。伍江在他的《上海百年建筑史》中将其总结为“注重功利、追求时尚、中西合璧、兼容并蓄”。以石库门建筑为例，其实用的城市联排式住宅的布局源于欧洲，其门框、门板、门环和天井又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门上的门框装饰又多为西式图案。位于太仓路的“上海新天地”更是将传统的石库门街坊布局移植成现代都市的休憩空间，在经过新一轮的解构与建构之后，空间功能改变了，石库门建筑的立面被符号化地保留下来，成为承续历史文脉的记忆碎片。

其实在“上海新天地”之外，还有很多这样类似的表现方式，除了建筑本身，在装修、陈设、选材上都有在历史文化领域的挖掘和再利用，用符号和记忆来表现今天的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追溯和理解。最近路过上海的时候，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去了一间位于离衡山路酒吧街不远“三千院”餐厅，“三千院”准确的位置应该在乌鲁木齐路上，因为衡山路太过著名，所以很多人会习惯性的用衡山路作为地标来找寻它。“三千院”是个带酒吧的餐厅，它的外部在寂静的乌鲁木齐路上非常的抢眼，整个建筑由玻璃和粗砺的木柱结构组成，轻盈与凝重在这里得到了组合，令人明显地感受到了后现代的味道。这里值得一书的也是室内装修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地板的取材来自于老仓库，据说，这些木料原先是杨浦区一个仓库的地板用料，后来仓库拆了这些木料被卖到苏州，现在它们又回到故里，很有一点轮回再生的玄机。踩在地板上面的感觉非常塌实厚重，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使然。餐厅的酒架是用螺纹钢结构而成的，高贵的红酒与廉价的酒架形成了一种对比，这里的椅子用的是藤椅，就是早期上海弄堂中经常见到的那种，这些场景使人的精神很容易回到弄堂生活的年代，你说它是噱头也好，文化也罢，它毕竟代表了一种趋势，这些令人回味把玩的细节和造型很好地将历史保留其间，让你研读和触摸，整栋建筑就象一个历史的小舞台，舞台上散落的是历史的碎片。

和“上海新天地”南北呼应的就是北京的798，坐落于机场路附近的大山子地区的798原来是座军工厂，从厂名代号看原来保密程度应该挺高，许多老北京都记得，这是一个 “进厂必须查三代”的神秘工厂。而现在，798却是京城里继三里屯和后海之后最值得一游的“艺术区”。上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对中国实施一项援助，建造 “718联合厂”，又称华北无线电零部件厂，其下分718、798、706、707、797、751厂和11研究所。款项来自民主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款，设计者也来自民主德国。116.19万平方米的总面积及其建筑工艺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工厂于1951年建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许多关键元件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许多重要零部件均产于此。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以798厂为代表的大山子电子城也由于转产而逐渐冷清下来。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一批艺术家和文化机构开始进驻这里，成规模地租用和改造空置厂房。仅一年多的时间便发展成今天拥有众多家艺术中心、画廊、艺术家工作室、设计公司、餐饮酒吧的现代艺术空间，形成了具有国际化色彩的“ＳＯＨＯ式艺术聚落”和“ＬＯＦＴ生活方式”。７９８的厂区建筑风格简练朴实，讲求功能，当时是由世界上22个大厂提供的技术支持，由55位德国专家采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建筑工艺和设计理念设计建造的，是著名的包豪斯设计风格建筑，这种建筑风格的厂房目前仅在中、德、美等国家有极少量存留，是世界上仅存不多的，带有包豪斯建筑理念的厂房建筑设计群，堪称工业发展史上的文物。它不仅仅是现代艺术家创作的美好空间，同时也是一件历史文化展品，是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见证。798见证了艺术文化发展的新过程,德国包豪斯运动把文化与老百姓的生活结合起来，而798艺术区是中国新诞生的艺术家们对新时代的要求，所以具有了国际意义。798是艺术家们用艺术的方式让这一有着重要意义的建筑重新焕发了生机，在此之后，也有过旅游、电子商务及办公等业态进驻798等想法，但不得不承认，是艺术家们用自己的眼光发现了798，挽救了798，希望将来不管798会变成什么人群什么行业领域的聚集地，其作为城市发展及建筑史纪念意义都不会改变。

美国俄勒冈州大学规划公共政策与管理学主任Michaed Hibbard教授说，“文化的界限依然存在，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源于城市最初的历史，比如他们的宗教传统和风俗，所以文化身份区别将更为强烈”，无论是北京、巴黎、纽约还是平遥、周庄、丽江，这种不同地域、城市的文化传统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身份”的识别性。现在很多人一直在强调，我们的城市没有新意与特色，但实际上创新是与自己城市的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从现在做起，去保护老的、真实的历史建筑，研读城市建筑文脉的渊源，让我们的城市更富有可读性。无论是清河坊还是中国美院，无论是“新天地”还是“798”，都是在努力用建筑延承和塑造城市的文化标签，用建筑讲述城市自己的故事，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不经意间将故事改得面目全非，将建筑弄得矛盾重重。徐怡芳在她的《城市化，让我透过空间再看你一眼》中写到：“从非常现代的北京橘郡出来，是农家的蹦蹦车霸着道路在揽客。很美国的生活方式经不起一声农夫的吆喝，就把人从现代空间的梦中唤醒。其实，你拥有的不是真正的与现代的美国同步的空间形态，你所拥有的不过仅仅是个愿望的外衣。”我想，这里除了在描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之外，还在潜意识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的时候，在开发量越来越多、盘越做越大动辄几千亩的时候，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推倒重来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对城市文脉的延展性和抗性究竟了解了多少？城市文化和建筑的关系又了解多少？

■马岩松的北京：我的迪斯尼乐园

北京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童年搬过几次家，也就是从王府井的胡同搬到西单的胡同，西单的胡同搬到沙滩的胡同，再从沙滩的胡同搬到美术馆的胡同，我喜欢搬家，每次都好像搬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后来因为学习工作，干脆搬到芝加哥、纽约、伦敦，这才发现，原来以前那个精彩的世界并不大。

北京对我的童年来说像一个大的“迪斯尼乐园”。这个游乐园基本分为两个大区，官方区和非官方区。官方区指的就是天安门、故宫、中南海这样经过严谨规划的大型***性区域；非官方区就是在高大的紫禁城墙外突然呈现的大片低矮、没有颜色（灰色）、没有形态的平房和胡同。我当然是生活在非官方区。后来才知道，两个区形成的巨大反差是古代统治者和城市规划师的一个重要“设计理念”，在这里，设计师完全服务于权利和统治阶级，帮助他们改变了城市面貌，将官方和非官方的反差表达至极限。

虽然没有被规划和设计过，但是我一点也不介意在“非官方”区里生活。生活惬意而自由，地道、屋顶、狭缝、大树、院落、小朋友们，这个游乐园简直就是天堂，真同情那些生活在高墙内的人们。

新北京情况变了，所谓“建筑的民主空间”根本从未出现过，旧的生活区的条件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善，反而被围起来供外国游客“胡同游”；新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换上了现代的外衣，不断建造的高大的建筑却让这座城市中的人和人之间更加隔阂，北京变成了一个与当代人希望开放，要求更多自主生活模式完全不吻合的空间形态。建造新北京的宏愿不幸沦为一个古老的概念———IMAGE（表象）。

我和我的MAD工作室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北京的研究设计，这和我们对纽约、伦敦和东京的研究设计同步。

我们试图通过人工水系这样的公共空间将北京现在的“官方区”和“非官方区”的界限模糊，甚至完全打开，建立一个全新的、真正开放和人性化的城市结构。这是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我相信它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实现。

■[奥地利]Oliver的北京：出租车的混乱，让北京不再伟大

作为奥地利萨尔茨堡市旅游局中国市场经理, Oliver的点评带有一定的权威性: 不管北京的酒店多么豪华气派，旅游景点多么引人入胜，一旦外地游客经历了在车站或机场搭乘出租车的噩梦，那么北京对他们来说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了。

自打在中国的学生时代起，我就将北京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管北京的交通状况和空气质量都很糟糕，但是它与其他的中国城市相比，仍旧有着非常独特的魅力。和其他许多商人一样，我常常奔波于欧洲和中国之间，或者穿梭于中国的各个城市。不管是从上海、广州或是欧洲的某个城市回到北京，我都会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然而，每次当我踏上北京的土地，这种温馨的感觉刹那间便烟消云散。

我绝对不是个爱抱怨的人，但我遇到的种种情况的确令我无法感到开心。就拿坐夜班车从上海回北京来说吧。这趟新开通的列车无论在卫生、设施或者服务方面都令人满意。带着这样的好心情回到宽敞有序的北京西站，提着行李走到车站前的广场，想到马上就能回到自己的小窝看到阔别已久的亲人，你的心情好到极点，几乎可以忽略那些不停叫卖的票贩。可是，在你招手要出租车的时候，问题开始了。

我知道，北京人不太喜欢拿北京和上海做比较，但我还是要说说到达上海的感觉：走出火车站后，你可以乘电梯到地下停车场，在那里至少停着两排出租车等待客人搭乘，每一排出租车前都有专人负责管理。一切都井井有条。但在北京，你只会看到挤成一排的出租车，准备搭乘的客人慌乱无序。由于上下车都安排在同一个地方，车站的效率很低，秩序也非常混乱。而客人也不得不在酷暑、严冬或者大雨天在露天里等待。坦率地说，这么多年以来，我只要坐火车回北京，从没能在半小时以内打上车。即便你有足够的胆量和耐心排队等候，真轮到你时，你就会发现，情况依旧是一团糟——管理人员常常自顾自地聊天，于是客人们不得不毫无组织地争着抢车；上了车之后，还得费劲地跟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不过，通常来说，你还没排到，便会有许多私人出租车或者黑车司机过来跟你搭话，并告诉你“到王府井只要 150元人民币”。我一直都认为，停车场管理人员的职责便是保护乘客和合法出租车司机的权益，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如果你已经对此忍无可忍，或者有了一定的经验，那么你犯不着非到这个车站，距离车站几百米开外的路上打车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来自其他国家或者中国其他城市的游客怎么会知道这一点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出租车司机也不愿到北京西站拉客人。因为，他们如果想要进入那个管理混乱的车站，竟然还要先交1元钱的管理费。

其实，在我看来，想要改善北京西客站的出租车管理非常简单，只要分别设立下车站和上车站，并使两站相距150米就可以了。

如果你认为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火车站，那么你就错了。实际上，北京首都机场周围的状况比之北京西客站，其糟糕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那里的管理人员似乎与一些出租车司机有比较特殊的关系，因而无论是在分配客人或者违规处罚上，对他们都特别优待。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在首都机场都曾上当受骗——有的司机不按计程表收费，有的因为客人打车路程不够长而索要小费……有一次，我在上车时没注意到司机何时开启的计程表，到最后才发现计价器早在我上车前20分钟就开始跳表了。我非常生气并把此事向一位管理人员投诉，由于管理人员和这位司机有私人交情，最后事情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这种情况的可悲之处在于，它不仅有损北京出租车司机的形象，还对北京的声誉造成了恶劣影响。我相信，95%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是诚实而勤劳的，他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辛苦工作。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把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他又没有拿车票，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出租车所属公司给他打来了电话。他们是通过手机里的通讯簿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失主的。

我有一位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外国朋友，他曾说，出租车最能反映一个城市的社会面貌。北京是整顿出租车行业的时候了。要知道，出租车是北京的一张脸，到达北京的中国人或外国人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张脸。我们永远没有机会改变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不管北京的酒店多么豪华气派，旅游景点多么引人入胜，一旦外地游客经历了在车站或机场搭乘出租车的噩梦，那么北京对他们来说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了。眼见着2008年就要到了，希望北京的出租车业能够有所改观。

■华新民的北京：孟端胡同45号院--在无情的拆除中呻吟

有朋友劝我，不要再去想孟端胡同45号院了，那只会伤害你自己的身体。但我如何能不去想它呢？仅仅在14天以前，它还好端端地在那里，那么美丽那么高贵那么完整，沉淀着几百年的文化，又从来没有失去过呵护：三层2000多平米的四合院，55米高的北房，粗壮的房陀，垂花门和两侧绿色的走廊，一切都依然如故没有任何的残缺。

还有那些丁香树、松树、竹林、海棠和柿子树，风一吹动，丁香花便泻满一地，风一吹动，那已长成海的竹林便挲挲作响，在大粒的雨珠落在碎石甬道上的时候，我可以听见昔日的几代王爷缓缓关闭朱红大门的声音，不知他们从何处来，又走向哪里……

我是在一年半以前走进这座令人倾倒的大宅院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它是一座王府的遗存部分，只感觉到了它的皇家气派。后来我查阅了《燕都丛考》和王府专家金寄水及冯其利的文章，才了解了它的身世：这是雍正皇帝之孙果郡王的府第，果郡王的家族在此一直从乾隆二十八年住到上世纪40年代初。过去此府的范围是：西至顺城街，北至小盆胡同，但有一大半已在近年被悄悄地拆除了。

在此后的这段时间里，不少教授和领导都去领略过它的美景。我一直在为它求情，梁从诫先生也特意写过信强烈要求保护它。在我最后的一封信里，是建议把45号院做成一个最高品级的饭庄、酒店或俱乐部等，希望像欧洲国家那样来善用自己的一些文物建筑，那是最有身份的去处啊。我劝说，在日后高楼林立节奏紧张的金融街里，白领们会多么高兴到一所古典庭院里休息一下。可是我的话没有用处。

北京没有一座宅子能惊动那么多的人，得到那么高的赞赏。国家文物局局长走进这座宅子以后兴奋地表示：“太好了，这是四合院中的上上品。”历史学家梁从诫接受电视采访时曾感叹道：“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四合院！”

然而，孟端45号院又是死得那么凄凉和凄惨。它是在半夜里被偷袭和暗杀的。在今年11月30日晚上，开发商派大批民工包围了这座文物建筑。凌晨闻讯赶来目睹了现场的一位年轻记者，向我描述了当时的经过：每个房顶都爬上了几个民工，把一片片的瓦掀起来再沿着钢管掼到地上。他说话时声音都像哭了，他说：看着那么完好的大宅子被拆掉真是难受至极。他告诉我他还没来得及拍几张照片，就被粗暴地推走了，还受到了人身威胁。

从那一夜开始，直到现在已整整14天，果郡王府美丽的身体便被一刀一刀地割下了，我时时都听得到它的呻吟，我为不能去营救它而感到内疚和绝望。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有多么好，我真希望桌子上的日历还停留在11月的最后一页，我想象着自己把45号院的大门推开，领着国内外的游客走进来，他们的眼睛里会流露出惊喜和仰慕，我则会感到骄傲，虽然已经是所剩不多的骄傲。

但45 号院已经是一具被肢解的尸体，有的部位被假惺惺地编上了号，有的部位则已被铁镐砸得粉碎，再过些天，据说这里会被铺上水泥，变成金融街街区里的一条马路，或称为“二环辅路”。其实只要把路往东边或西边偏移一些，便能把45号院保下来，但如此就要影响到两边大厦的体积即容积率，说到底，把果郡王府拆除无非是为了给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腾出地皮。

在45号院遭到拆毁的前夕，我已发现了不祥的预兆，就是在它周围匆忙立起来的护拦板。我急了，但手中没有任何武器可以用来保护它，除了一个软弱无力的电话筒，我对着它整整呼叫了一天，向所有我认为可以寄最后一点希望的人。当夜色降临的时候，我又把希望押在了下一个日出之后，没想到这个大宅却遭遇了提前动手，在整座城市都在沉睡的时候。

孟端45号院今天已经是一地瓦砾，只剩下一棵棵的大树，在可怜地等待着它们酸楚的命运。再入春时，我知道我在这里再也听不到叽叽喳喳吵成一片的鸟叫声了，每当泛绿时成群结队飞进院子里的布谷鸟、喜鹊、乌鸦和麻雀，是再也不会飞来了。

我感到非常的悲哀，不知道为什么就留不住它最后的这一点美好。我不知道今天的成年人如何面对孩子们的眼睛。从北京到全国，就这么无情地拆呀拆呀，我们还能给孩子们留下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吴晓铃的北京：追忆旧京惟一的私家图书馆

在中学读书时，常到同学穆家麒的家里去玩。他家坐落在东观音寺（今建国门大街迤东路北，即国际饭店所在地旧址），有亭台池苑之胜，嬉戏庭间，为少年时一乐。家麒是吉林镶白旗满族索绰络氏第十五代裔，今为著名美术家，专擅镶嵌壁画艺术，各公园多有其作品，现任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东单牌楼以东展宽马路以后，他家便裸露在建国门大街上，行人可见其西侧的宗祠祖先堂，堂柱石柱镌有清人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夏五端阳廿一日、主人麟魁撰句并书的楹联“暖见忾闻，于时来享；仰事俯育，此志乃酬。”堂前南端竖有雕花石栏的满族祭天杆一具，现在这些有关民俗的文物都未能保护下来，可惜了。

这总使我想起来老舍先生在世时对北京城市建设发表的谠论：“在两座高层建筑之间夹着个广和楼、六必居，岂不别具风趣！”其意盖言在参差之美中既保存了旧京名迹，也表现了今昔对比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意至善也。

还是回过头来再说索绰络氏故居吧。宗祠的东边是家塾，家塾的东边有一座五楼五底的藏书楼，叫做“共读楼”。这是家麒的高祖（鼎臣）国英创建的，（鼎臣）国英的弟兄行讳文静公的宝玺在居最后一任军机大臣时，曾扈驾幼主光绪帝载湉和太后老佛爷慈禧“西望长安——不见佳”去。共读楼由家麒叔祖文索主管，直到抗日战争后将全部房产售予蒋经国，才结束了索绰络族旧居的历史，共读楼藏书也逐渐散出，听说有流入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者。三十年代间，我从琉璃厂旧书店买到一部《共读楼书目》，见其庋藏之富，真令人舌翘难下；如：殿版内聚珍本《二十四史》和《古今图书集成》便有好几部。尤其使人钦佩的是，这所私家图书馆除了供给索绰络氏在方巾巷内自办的“崇正义塾”师生阅读以外，主要是向北京各界人士公开，成为近代惟一的私设而实际是公共图书馆性质。

经过十年浩劫，共读楼得以岿然不动者，是由于东城区某房管所的接管，后来在计划建筑国际饭店期间又归施工队作为指挥部，而大厦像个白无常似地遥遥与南面的首都大门北京火车站对峙时，共读楼也就片瓦无存地没于野草丛生之地。我的那部《共读楼书目》呢，也由于送给郑西谛（振铎）师，由师母高蕴华（君箴）夫人捐献给北京图书馆。谈到北京图书馆，顺便在这里说几句淡话：馆方基于保护书籍的好心，阅览制度未免失之繁琐严格，致使读者啧有烦言，甚或有谑之为“北京第十四陵”者。

(本文的题材取自北京晨报、北京科技报、大河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和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