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母校情深,同窗谊长
“江学长回来啦”
卸任后,江泽民回到了他做过市长、市委书记的上海。他居住的公寓距离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咫尺之遥,但等到交大学生张鑫在校园里见到这位传奇学长,已是3年之后的事情了。
今年4月6日,上海交大迎来110周年校庆,巧合的是,此次江泽民造访母校恰好是第11次。这半年来,他极少公开露面,上一次还是去年12月在恩师、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的遗体告别仪式上。
张鑫记得,来交大那天江学长穿了一身西装,配着一条鲜红的领带。在激动地叫出“首长好”后,她又加了一句:“老师好!”江泽民会心地笑了。
这是一次轻松的到访。在参观后的10分钟演讲前,江泽民取下手表放在身旁,说了一番不无幽默的开场白:“今天给我10分钟的时间讲话。我已经整整80岁了,不像你们学数学、学computer science的,对时间估算得这么准确。”
会场一片笑声。“我当时几乎忘了他是一位国家前领导人!”张鑫说。
和在任时指导工作不同,江泽民这一次的讲话更像是一场师道宣讲会。他饶有兴趣地讲述着“教授”的“教”与“授”的关系。最后他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
会后,江泽民亲手培土,在校园栽下一棵广玉兰树,表达对母校华诞的祝福。
对于大学校园,江泽民一直深怀眷恋。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这样写道:“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还在2004年10月,江泽民在上海的家中就曾对老同学余力教授说:退休后不想别的事,想在学校里任教,也在做着准备工作。
“比我年轻的人皱纹都比我多”
2004年底,江泽民约了旧日同窗余力相聚。聚会那天,余力教授刚进大门,江泽民就迎上来说,“正读《师说》,就来了个教授,要好好地探讨一下。”
这次同窗小聚,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江泽民还将当日的读书笔记赠予老同学。
这份落款为“2004年10月12日”的读书摘录上,江泽民以黑色水笔誊写了当日诵读的唐人韩愈的3篇名文《师说》、《进学解》、《原毁》片段,其中不乏“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名句。
余力的夫人彭安记得,江泽民那天穿着黑色西服,还是熟悉的黑框眼镜。整个谈话都在书房旁边的小会客厅里进行。能望见花园的会客厅陈设简单,仅两排沙发、一个茶几,对于地毯,余力觉得“太软了,踩上去不得力”。
书房里的书并不多,简单而素雅,彭安看见桌上满是古籍,此时的江泽民正翻阅到韩愈《师说》。
在3个多小时的会面里,江泽民回忆起自己13年前进京赴任时的情景。“他说,自己去北京不容易,需要坐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才到得了,”余力记得老同学如释重负的表情,“13年,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妹妹江泽慧曾建议哥哥退休后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但江泽民兴趣广泛,他爱好古典音乐,喜欢阅读,更痴迷京剧,妹妹说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整理旧故。
《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曾评价,退休后的江泽民,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发言权,用不着演讲和著书立说,只须轻轻拿起电话筒即可。但做过中国“最大的官”的江泽民自己却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
虽然头发稀疏了些,但依然乌黑,整齐地向后梳着,看起来精神矍铄,体重也减轻了一些。“比我年轻的人皱纹都比我多。”江泽民说。他的老同学认为,这些应归功于游泳健身的时间多了。
2005年的“五一”长假,在杭州西湖边,游客意外地遇见了卸任后的国家主席,一路掌声。浙江省的一位官员说,“江泽民很喜欢西湖,每年都要游览两三次。”不过每次游览只安排极少数官员陪同,务求低调。
2001年9月30日晚上,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城楼,和首都各界群众一起观灯赏月,共庆国庆,喜迎中秋
养生之道,也是当日同窗聚会相聊甚欢的话题,余力将自己自创的养生歌《我要笑》唱给老同学听,“我要笑,我爱笑,我也喜欢笑,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个痛快吧,不要苦着面孔,不要皱着眉头……”江泽民则静心记录,频频颔首。
中午,江泽民以三菜一汤的全素食招待了老同学夫妇。“清淡些利于健康。”江泽民说。余力印象深刻的是一道豆腐做成的菜,味道鲜美。
李鹏:日记人生 三峡梦圆
近年来,部分退休政要开始著书回忆个人经历。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李瑞环、李岚清等都在退休后出版了个人著作。一些当政时的思考,若干重大事件的原貌被还原出来,一些重大决策内幕也被披露。
这一现象被人们概括为“政治透明度在逐步提高,开启中国退休高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著述也为观察中国政治、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系。
李鹏从2004年到2006年,出版了《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等4部日记体回忆著作。无疑,这些著作将为后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
母亲送他到延安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李鹏在党和国家一线领导岗位工作时,关于他的身世,外界大都不了解,现在,他的个人经历开始通过其写作为外人所知。
他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的前言中回忆,1948年9月,党中央从东北解放区选派21位青年到苏联学习,他自己是其中的一个,“到1949年8月,我们将进入大学,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成为我们这些留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正在苏联养病,留学生们派代表向他请示。任弼时说:“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不要选择学政治,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
之后,李鹏和其他几位同学选择了水力发电专业。这一专业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
2003年1月21日的李鹏,已经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卸任,两个月后,他也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人民日报》这一天发表了他写的《纪念我的母亲赵君陶》一文。
文中也侧面提及了自己的身世,他说,父亲李硕勋于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从容就义,而那时他只有3岁。李硕勋是中共早期革命者。母亲对父亲感情深厚,一直没有再婚。
在这篇文章中,李鹏还写到母亲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响。1941年,在他13岁的时候,母亲就把他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使我受到党的教育,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三峡工程决策内幕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说,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
“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
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小平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针对李鹏自己提出的“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讲,“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在这本书里,李鹏回忆,“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4年9月28日,新华社报道,《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新华社评论说,这是一本“记叙我国核电事业发展的首部权威作品”。
“他是个很勤奋的人”
李鹏的第四本著作是今年1月8日出版的《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此书的编辑赵之援曾对媒体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人怀疑,李鹏这么忙,这些日记都是他亲自记的吗?李鹏听到了,当时并没反驳。后来开玩笑时说,日记的真假有手迹为证。
据报道,这位编辑曾到家中拜访已经退休的李鹏。他回忆,“他非常的聪明,记忆力非常好。有些地方他在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我们向他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能很快想起来那天谁出席了会议,谁说了些什么,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赵之援说,“他今年77岁了,但是对电脑很熟悉,还用数码相机给我们照相,然后传到计算机上,再打印出来,很熟练。”
“李鹏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记日记,如果今天太晚了没时间写,过一两天也要补上。他是个很勤奋的人。”该书的另一名责任编辑吕仙对记者说。
“李鹏的日记内容很丰富,他每天参加的会议可能涉及各种内容。而这样专题类的日记,就是把他当天的日记中与该书主题有关的部分摘出来。这些工作是由李鹏同志完成的,完成后把书稿交给我们。”
人大日记中记录了修宪时的专家讨论。比如,中央党校教授黄子毅认为,要写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对“危害国家安全罪”,镇压也应该写入。“高铭暄说,‘迁徙自由’和‘罢工自由’不宜写入,大量农村人口无序流入大城市,影响社会稳定;同意写上保护人权,但‘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仅有个人也可能是群体,不能以‘惩治’代替‘镇压’。”
“国外卸任高层出书往往出于经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炳章说。而李鹏和李瑞环、李岚清等党和国家前任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稿费捐出来。李鹏一次性将300万元捐给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杨炳章评价,作者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不仅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同时更体现了自我的个性化,“它是一种非政治诉求,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的这么一种传记”。
朱镕基:风格依旧 京戏功深
“我拉胡琴的,水平提高了很多倍”
朱镕基自从2003年人代会上卸去总理职务之后,就很少公开露面。
据新华网报道,2004年12月7日,他出席了一个仪式,并对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描述。
这次仪式的主角是朱镕基,德国中小企业联盟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授予他“欧洲中小企业奖”。
朱镕基说,“去年(2003年)3月份我从总理的岗位上退下来,从此以后,我几乎没有在公众场合和电视媒体上露面。只有一次,那就是邓小平先生的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这次是第二次。”
欧洲中小企业奖每5年颁发一次,由欧洲中小企业联盟?EUMN?和德国中小企业联盟评审委员会确定受奖人。在朱镕基之前,只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获此荣誉。
朱镕基描述了自己的退休生活,“我在岗位上的时候,我不敢说是全国最忙的人,至少也是最忙人中间的一个。”“但是我的退休生活也很丰富。我最喜爱的是中国的京剧,我现在不单是唱戏,而且还拉京胡,经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琴的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倍。”
2003年11月,朱镕基去了一趟湖南。在湖南京剧团琴师张再峰眼里,“票友”朱镕基像同台搭档一样亲切。路经长沙时,朱镕基在下榻的湘麓宾馆专门邀请张再峰登门,切磋技艺。
“他喜欢唱老生,唱得有板有眼,专业得让我吃惊。”张再峰回忆,当天下午,从3时到6时,从《甘露寺》、《搜孤救孤》到《乌盆记》,二人轮番配对,你拉我唱,甚是合拍。第二天,湖南京剧团的艺术家们干脆都来了,要和总理切磋,“又热闹了一个下午”。第三天,因为计划临时变更,定好的排练被迫取消,朱镕基还颇为遗憾地说,“下次还要来唱。”
林则徐纪念馆的特殊客人
今年4月15日上午,福州市澳门路16号门前,一列3辆中巴、4辆轿车组成的车队缓缓停下。一侧喝茶的街坊周学坤(化名)老人,习惯性地看了手表,10点25分。
黄有伦(化名)是纪念馆的检票员,还未扫清院子里的积水,就见一位身着土黄色夹克的老人缓步进来。
福建省安全厅一位随行人员介绍,朱镕基此行福建除座谈、走访外,行程末尾走访了林则徐纪念馆、马尾船厂以及鼓山公园等。
偏居于澳门路上的林则徐纪念馆,又名林文忠公祠,建于1982年,在福州众多的名胜古迹中,并不为自费游客所热衷,但建馆以来,备受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
在林则徐铜像前,朱镕基驻足不语,左右的两侧墙上分别是马克思、毛泽东以及江泽民的语录、题词,胡乔木书写的对联则被镌刻在厅内两根朱红的廊柱上。
当日天气阴冷,舟车劳顿的前总理并没有游完所有景点,他身穿暗红上衣的夫人劳安紧随左右,偶尔会轻轻扶上老伴一把。
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朱镕基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时,曾写下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被多位国家领导人引用,朱镕基亦是其中一位。
参观中,朱镕基寡言少语,只在御碑亭前,当讲解员提到郑孝胥书写的碑文时,他才似有所思地提了句“伪满大汉奸”。
参访之前,很多人不知道他要到来。参访时,陪同他参观的人群中频频有人试图与他合影,这位昔日以冷峻铁面著称的前总理,今次屡屡颔首应允。
高潮出现在参观结束时,朱镕基走出纪念馆大门,久候门外的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高呼“向总理挥挥手”,霎时人群齐刷刷地挥起手来。朱镕基难拒盛情,绕着座车一圈,挥手致意。
家住营房里右二排巷10号的林老太太挤到车旁,半个身子已进车的朱镕基见状,微笑转身,握住了这位70多岁阿婆的双手。
《镕基赞》被悄然取下
自2003年卸任总理至今,福州之行是朱镕基极少几次的公开露面之一。其间,他深居简出。
《中华诗词》杂志副主编欧阳鹤是朱镕基在清华时的同班同学。欧阳鹤告诉本报记者,“他退下来后,精神好了许多,看看书,唱唱京戏,偶尔出外走走,但讲原则的劲儿一点没消。”
2004年11月28日,欧阳鹤和老同学宣祥鎏去北京西山的国务院疗养院看望老同学,并代表中华诗词协会邀请其担任名誉主席。朱镕基修书一封婉拒:
欧阳鹤兄及中华诗词学会领导同志:
多承厚爱,实不敢当,只好辞谢。
我虽不通格律,唯自幼喜爱诗词,我将永远是致力于中华诗词事业的各位同志的忠实支持者。谢谢。
朱镕基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另一件是“先斩后奏”的事,欧阳鹤写了一首长诗《镕基赞》,印成了书法卷册,正好湖南常德当地搞了个“诗墙”,未经朱镕基允许,老同学擅作主张将长诗镌刻上墙。“他一听就不高兴,说这样影响不好。”没过多久,常德“诗墙”上的《镕基赞》被悄然取下。
朱镕基曾在任上公开表白,退休后,一不作传记,二不题词。他曾说过,看书是最好的消遣,但不看别人写他的传记,因为那都是东拼西抄拿去卖钱的。
他的堂兄朱天池写有《朱镕基传》,2004年专程到上海想请堂弟过目,结果连面都没见上,时至今日,朱天池老人也未能如愿,他对本报记者说,“暂时不想出版了”。
虽然不写传记,但对于任职期间一些重大决策的反思和回顾却没有停止。2005年8月26日,在北京东方红大酒店的一次清华老同学的聚会上,朱镕基流露出准备系统整理成书的想法。
至于题词,欧阳鹤每每受人之托,延请朱镕基动笔,每每落空,“即便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题词,比如湖南方面为纪念黄兴出了本《黄兴传》请他题写书名,也没成功。”
迄今为止极少的破例,除了任上在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不做假帐”外,便是退休后实在推不掉亲戚的请求才动笔。他的堂兄朱经冶90岁大寿时,接到了堂弟的两副贺联,一联为“诚信传家经风雨,廉洁从公冶新人”,另一联为“儿孙满堂万事足,夫妻偕老百年欢”。
更重同窗之谊
为了赶上今年5月2日的清华电机系毕业55周年的同学聚会,朱镕基特意提早结束了福建之行,转道上海,再至北京。相较5年前的聚会,退休后的前总理显然更加重视同窗叙旧,不仅携夫人出席,连女儿朱燕来、儿子朱云来都来了。欧阳鹤告诉本报记者,“几十个同学里,携全家到场的只是个别,可见他很重视。”
这里,没有谁称呼其总理,总是直呼“镕基”,大家亦自觉地不谈国事,话题几乎全为陈年记忆。席间的余兴表演中,老同学们竞相登台朗诵诗歌、清唱京剧,欧阳鹤之前也试图劝朱镕基来一个节目,但前总理宁愿做一位称职的观众,“不停地鼓掌”。
闲谈间,欧阳鹤记得,朱镕基提及了去年香港一媒体关于其女儿结婚的不实报道,当时的这篇新闻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前总理女儿在河北香河“天下第一城”大宴亲朋的场面,事后证明子虚乌有,并公开致歉。“燕来都50岁的人了,这谣言简直不堪一击。”欧阳鹤说。
从上午10时到下午2时,聚会持续了4个小时,但大家仍觉时间匆匆,遂相约5年后的60周年再聚。依照清华大学的传统,凡毕业60周年的聚会才可进入学校的工字厅,如果届时成行,前总理朱镕基或将再临母校清华。此前的2001年6月,在辞去经管学院院长职务时,他曾感慨将永远告别清华,至今真的再无涉足
李岚清:传播音乐 读书写书
“学音乐的人特别有创意”
“你知道中国的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行路难》是谁谱写的吗?是我国‘地质之父’李四光。你知道中国的‘两弹元勋’和‘航天之父’钱学森早年写过一本科学与音乐艺术的书吗?书名叫《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
“你知道‘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有什么业余爱好吗?你别看他像个农民,他的小提琴拉得非常好,他还公开表演过,世界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小提琴家,‘量子论专家’普朗克同样是钢琴家,他俩还同台演奏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也是音乐科班出身,年轻时在一个爵士乐队吹过萨克斯。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艺术修养对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生是多么的重要啊!”
这些话出自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2005年4月20日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他接着追问台下的年轻人,“我们现在一些大学生,到大四时就开始想方设法找工作,可你知道不知道?在香港汇丰银行,他们不仅招收学金融、经济专业的毕业生,也招学音乐的。因为汇丰银行的负责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学音乐的人特别具有创意思维,只要加以金融知识培训,很容易成为具有创意思维的金融家。格林斯潘的成功,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他的演讲赢得现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古典音乐“发烧友”
李岚清自从2003年初之后,也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从媒体公开报道看,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李岚清教育访谈》,回忆任职时的经历;另一本是《李岚清音乐笔谈》,做音乐知识的普及。他把稿费全部捐给复旦大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他对音乐的普及不遗余力。从2005年开始,他在国内各个高校演讲,告诉中国的年轻学生,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不能不懂得享受音乐。他甚至用了一个极端的说法:一个现代大学生,如果连肖邦都不知道,不能算高素质的大学生。
有人评价说,他是一个音乐“发烧友”。甚至说,他对音乐价值的传播具有“传教士”精神。
他的演讲足迹遍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谈论音乐与人生,有时往往三四个钟头还意犹未尽。
他的讲座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而年轻人却经常忘记他曾经是一位政治家,而他也愿意和别人达成新的关系模式。他和音乐界的很多人是朋友,他说,“他们把我当作朋友、他们中的一员和知音,并不感到我是他们的领导,这一点我很高兴。”
他像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一样,给自己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号:江南老童生,这是一个极具中国古典色彩的称呼,他还喜欢另一种古代文人的爱好——篆刻。
他还将篆刻和音乐结合起来,给心目中的“乐仙”莫扎特刻了一方印。约翰·施特劳斯,被世人称为“圆舞曲之王”,他也给这个奥地利音乐家刻了一个“王印”:“圆舞曲之王印”。他是这些音乐家的崇拜者。
“据专家考证,我是中国惟一给外国音乐家刻图章的人。”李岚清说。在一次演讲中,他还说,他经常一边“听”《新闻联播》一边练篆刻,“因为电视里的许多同志我都认识,不用看我也听得出谁在讲话。另外我一边听一边刻,可以起到一个手脑并用的效果,对健脑是有好处的。”
在高校演讲中,李岚清还会和师生们一起合唱,他经常充任指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座中,李岚清用夹有英语单词的语言和声像,多次将在座师生带入音乐世界,引来阵阵欢笑和掌声。
当谈到经典音乐和通俗音乐比较时,李岚清说,“《猪之歌》,《老鼠爱大米》,这些十分流行的通俗歌曲要表达什么意思?从逻辑上,我理解不了。”他还学着网络上流行的唱法,即兴哼唱了几句。演讲结束后,李岚清还和北外合唱团一起演唱了由自己作词作曲的《蓓蕾之歌》。
李岚清说,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可以用8个字概括:健身、健脑、读书、写书。健身排在首位,他说自己有20年网球球龄,游泳最长纪录是5000米。他说,健身的好处是“自己不受罪,家人不受累。减少医药费,有利全社会”。
《大地》杂志评论说,从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之后,他可以在音乐的海洋里尽情地畅游一番。该杂志还披露了一个细节:早晨,李岚清早早起了床,走进放置着钢琴的琴房里,顺手弹起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蓓蕾之歌》。琴声,充满着无限的激情和十分明快的节奏,从窗棂飞迸向屋外的花园里。循着琴声,李岚清的妻子章素贞走进琴房,给他端来一杯刚刚热过的牛奶。李岚清深情地望了妻子一眼,将一杯牛奶喝得一干二净。
李瑞环:学用哲学 改编京剧
2003年1月23日,李瑞环在最后一次主持全国政协闭幕式时发表卸任感言,“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
哲学素养深厚的他,对得失看得淡然,“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能以长远的眼光、宽阔的胸怀、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进退去留问题。”
学哲学 用哲学
退休后,李瑞环最令公众关注的事情之一是出了一本书,书名为《学哲学 用哲学》。
书中收录了李瑞环1981年以来在天津和中央工作期间的有关文章和讲话,记录了李瑞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会,内容中不乏对当代中国现实的思索和感悟。
从内容上看,这些讲话涵盖面极其广泛。大到治国方略,小到工程设计,几乎包括了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宗教、科教、统战、宣传等等,凡是李瑞环主管过的工作或是他感兴趣的工作,都有所涉及。
该书责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徐莉回忆,“首长(李瑞环)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记录着我工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体会,在工作中掌握的哲学原理和哲学的思想方法。’他非常重视这部书。”
李瑞环在书中总结道:“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
专职京剧改编者
卸任后,李瑞环多在京津间走动,见诸报端的报道也相对多些,一般都与京剧相关。与江泽民和朱镕基爱好弹唱不同,他更醉心于京剧曲目的改编。最为业内称道的是,他改编自梅派名剧《生死恨》的《韩玉娘》,先后十易其稿,从整体布局、人物性格到故事情节,都作了较大改动,被认为是“既继承原剧精华又脱胎换骨的一出新戏,为传统京剧的改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在他的促成下,历时17年之久的《中国京剧音像集萃》特辑于2003年底首发,其中收入了他亲自修订的4部戏:《西厢记》、《金·断·雷》、《刘兰芝》和《楚宫恨》。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评价这一特辑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
李瑞环对天津青年京剧团关爱有加。1986年,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就曾说,“喊一百句振兴京剧口号,不如踏踏实实抓一个团”,他亲自在青年剧团抓百日集训,邀请名角,以全封闭、大运动量方式训练年轻演员,排演名优剧目。退休后,他更亲自操刀改编多部剧目,并促成了多次赴京演出。
该剧团办公室主任告诉本报记者,就在一个月前,李瑞环还亲自去了京剧团的新址考察,这是去年天津市政府为百姓做的20件大实事之一。
“没有李瑞环同志的支持,京剧团怎么会有今天?”团里一位工作人员感慨。
一份清醒的遗嘱
今年4月,李瑞环10年助学的故事始为人知。《天津日报》报道说,李瑞环10年间拿出个人资产53.3万元,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资助了148名贫困大学生。今年又捐出一笔稿费,委托天津市教委今后3年内每年再资助100名贫困大学生。
所有相关事宜,全经天津市委前秘书长方放代为办理。4月25日,方放向本报记者再次确认了相关事实。
1996年,回天津探亲的李瑞环委托老部下方放,将首笔稿费5万元交给天津市委教卫工委,再分别发放给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12名贫困学生。李瑞环特意交代:“一定要替我严守秘密。若实在推不过去,就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但在受助同学的强烈要求下,2004年10月21日,李瑞环与部分受助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座谈。
会上,李瑞环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也解释了资助学生的原因:“我是天津宝坻人,农村的,家境很穷,弟兄姐妹7人,上不起学,小学毕业后经常去做农活儿。17岁去北京前,种地、赶车等我都做过,12岁开始织布,非常苦。但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是想方设法借来看。”
他提及了一件辛酸的往事。有一年春节,幼年的李瑞环用卖茬子(注:高粱秆儿根部)的钱买了一本名为叫作“巧合奇缘”的书,而忘了买油条回家过年。母亲非常生气,拿起笤帚就打,他光着脚在腊月三十的晚上往外跑,冻了一宿,“后来母亲把我领回家,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妈知道你喜欢书,读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里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至于资助费用的来源,当日的李瑞环给出了解释:一部分来自稿费,他写过两本《为人民办实事随谈》、两本《城市建设随谈》,还有一本《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册子,以及给京剧团改过若干剧本得到的奖金;一部分是工资,“我每年从工资里拿出固定部分来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就当我没当过这个官,没赚过这些钱”。再有就是自己孩子逢年过节孝敬的礼金。
1998年,他甚至郑重地把一封遗嘱信转交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信中说,他身后的事要委托天津办理,他逝世后遗留下来的东西,统统变现资助天津贫困学生。
当时的方放不禁问他:“你才60多岁,身体又非常好,急着立遗嘱干什么?”
李瑞环说:“不少人的遗嘱都是在弥留之际立的,很难真实体现本人的意愿。我现在头脑清醒,天津熟悉我的人也都在位,正好把我的心愿告诉他们,如实记录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