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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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就失去自由，长期处于幽禁之中，故围绕他的一些事件多蒙有神秘色彩。最近，作家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了《张学良遗稿》一书，公开了他在禁闭期间所写的自述、日记和信函，这里节选了张将军回忆西安事变的一节，读者可从中了解张学良当时真切的心态。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我在鄂时，东北抗日宿将李植初(杜)曾向我吐露，彼乃欲返回北满，再从事抗日活动。我甚为赞许，彼请求三事：(一)返北满必须假道苏联，现在北满已有中国共产党活动，因此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二)路费及活动的费用。(三)由我选派文武二人，随彼前往，帮同办事，并任联络。我皆应允。我遂征询总部秘书应德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之同意，愿去北满工作。
李杜派驻西安之代表名刘鼎者，彼为一共产党。由刘鼎之介绍，在上海自称为中国共产党负责的一个人，愿同我一谈。(此人非潘汉年，恐即饶漱石，如今已回忆不清楚了。)相谈之下，不得要领。此为我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人发生接触也。而后同中共的联络，多由刘鼎任奔走。
财政部曾派一专员持公函来西北总部见我，并出示孔庸之致我的私函，请我帮忙此人到“匪区”去调查经济状况。我十分诧异，再三询问，该员不肯吐实。我说你如不肯明白说出真情，决难获得通过。彼不得已说出真实任务，是要向“共匪”有所接洽。我亦将曾同上海某人未谈出要领的详情告诉给他，彼言，上海之人，恐是不能负责，彼必将此事转达“匪方”。我遂令王以哲将彼送入“匪区”。当彼返来时，告诉我说，彼之接洽有相当的眉目。
“共匪”在此时际，先后将俘我之官兵，陆续释回。并声言不再敌视东北军，因东北军的官兵，多怀抗日热心，与中国共产党的抱负是一致，可称为同路人，目下与共产党对敌者，非所本愿也。
于二十五年夏间，我得王以哲、刘多荃由洛川来电报告，言“共匪”派来代表到彼军中，请求与我相见，可否请我莅洛川？我复电允诺，我亲到洛川，“共匪”的代表为李克农，该时我并不知晓李克农为“共匪”中何项人物。彼所述的大旨为：“共匪”愿拥护中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束土地政策，取消红军名称，听受指挥等等。我认为这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彼是否能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共产党哪？假如毛泽东或周恩来能亲来见，我可以代为向中央转达。李言称，彼所提之条件，乃是中共中央所决议者。如我能以诚相见，彼可以约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前来会见。彼遂返回瓦窑堡。
与周恩来会见于肤施
再得王以哲电告，言周恩来欲亲来会见，请我约以地点和时日。遂电复可在肤施，令周福成师长加以照料。我遂飞往肤施。在天主堂寓所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为人捷给，伶俐机敏。我二人谈至深夜。
我二人而后讨论到具体的条件，大旨如下：(一)共产党的各地武装，集结、点编、受训、以备抗日。(二)取消红军名称，制度、待遇同国军划一。(三)共产党不得再在军中做政治工作。(四)保证不缴械，不欺骗。(五)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的宣传和行动。(六)赦放被捕获的共产党人。(七)划陕北区为其后方，准其非武装的党人居留。(八)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与国军同等复员遣散。(九)准共产党人为合法政党等等。我应允待机向蒋委员长转陈，谅能可成为事实。二人相约，各不得失信，周遂告别而去。
我当时认为“共匪”具有诚意，自己甚为乐观。逐谋设法向委员长陈说。曾去南京，思觅机会，惜屡未得尽言。而因粤变，更致无缘陈请。迨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即阎锡山)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甚为懊丧，曾自饮泣。因而愤恨消极，思谋引退，原僚属所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则屏抛他们。曾对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谈及此事。彼深为同情，劝我不可消极，此为国家大事，应一往直前，不计利害，求其不达目的不止。此处我应当略说一说，杨虎城与我的关系：
杨虎城本出身草泽，具秦人慷慨激昂之素性，其粗鲁过我。他同情我的主张，认为停止“剿匪”，从速准备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为部下的，是应当向长官直陈几谏，这也见我们的天职。蒋委员长虽然有抗日的意向，但为亲日者流所左右。待蒋委员长再来西安时，我们要强颜直谏，用一切办法，不达目的不止。一切行动，他皆愿以我之马首是瞻。
迨至十二月初旬，蒋委员长由洛莅节西安。我曾两度悍然陈词，因彼时心气浮动，话无伦次，深受责斥。羞忿忧惧，冲动无已。决心武力要请，遂生十二日之变。当事发之初，我曾同杨虎城等会商，变乱目的，促请蒋委员长停止剿匪，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在事变的翌日，我在“剿匪”总部及西京公园，两度公开的演讲，曾声述蒋委员长乃是我等最高的领袖，请大家勿生误会，勿起怀疑。
事发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无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会商。……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共产党事前未参预也。于二、三日后周恩来携同博古等三人，到达西安，彼等亦讥诮我等行动过于孟浪，遂共商如何结束之策。彼时我已读过蒋委员长的亲笔日记。惭愧万分，自念侧身旌麾，滥竽党籍，未能窥其高深，鉴其苦衷。但事已至此，使我彷徨无据，进退维谷者！蒋委员长刚正严厉，无论何等言词，皆不准我陈述；全国人心惶惶，舆论沸腾；中央的部队，日益逼近，内战即起燃眉；西安少壮辈的叫嚣，不达到八项要求不止，杨虎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心情。我睹此情形，五衷疚焚，本欲救国，反致误国，遂决心牺牲自身，悬崖勒马，速为约束，以遏万劫之祸，……不为仇者所快，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但回旋无地，无法收场。幸蒋夫人、宋子文、端纳诸人先后莅陕，从中斡旋，……不但我应该感谢她和他们，后之读史者，对此诸人，亦应表崇敬，要知在当时的西安，人皆目之为虎穴鬼窟，避之犹恐不遑，安有冒生死之危，冰天雪地飞航之险，千里来临乎？须眉如斯，蒋夫人真堪称颂为巾帼豪杰也。
蒋委员长谨允将我等所提之八项要求，可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但又声明，在会议席上彼将表示反对。我几经周折，对西安人士，方能加以说服。终于二十五日圣诞节，腼颜恭护蒋委员长及蒋夫人诸位飞往洛阳。临行之时，蒋委员长召我和杨虎城，深切地训诫。并再三阻止我的同行。我思为了国家的纪纲，领袖的尊严，我既肇此祸乱，不能再计及荣辱生死，甘愿牺牲自身，以维国法，以炯后人。遂违命陪同莅洛，转去南京。
坦白的自我批判
我素日喜欢有这样的两句诗：“大梦谁先觉，平生余自知。”要人家来检测，不如我自己来分析。我认为究原祸始，是由于我的个性。我今愿坦白的自述，以免后之人，发生疑难，枉费推敲。不但后之人，就是今之人——甚至于我的朋友们，有些对于我的批评，我认为是不大正确。不但在国内，在外国报纸杂志上，我常看到：称我这个人为MYSETIOUS (具神秘性)。
一个人讨厌的是，常把自己挂在口头上。可是现在我必须得把我的性格说一说，使人明了，俾容易去研究与我们有关的那些历史上的问题。我这个人，用好的话来说：是从善如流，知过必改。用另一个字眼来讲，是轻信易惑，见异思迁。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是接受的不大多。自幼就具有不柔顺的性格：违犯我的父母，违犯我的老师，违犯我的长官。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对方，甚至钦佩我的敌手。我想，实际情况许是由于我爱好运动而来的，所谓公正处理、竞技精神。
举例来说吧：我少年时最喜欢打网球，常同人家竞赛，凡是我打输了，我没有赖过账，或者是羞恼。我自己已经打输了，我承认我的技术不如他，我觉着这并不是我的对手怎么样的高强，实在是我自己低弱。
我这个人就有点这个怪脾气。假如我承认某人的某件事是对的。或者我是错了的，我可以向任何人认错低头。我过去曾给我的部下，我的仆从，赔过罪，我曾用金钱或礼物，赔偿我对他人的错失。假如我自己是没有想通，我不承认那件事是对的，或是觉着我是有理的，对于任何方面我也不肯屈服。这就是我桀马不驯，玩世不恭的天性。而我过去最大的弱点，是我不能沉思静虑，又素匮修养，凡自以为是者，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如今思来，深为悔忏。
军法会审
我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当审判时，李由怀中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几个纸条子，一一向我发问：有的事，你是受了何人的指使？有什么，你是怀了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深为气忿，我想他们拿我张学良当做什么人？立即答以强悍不逊的言词。李见我紧张激愤，令人给我纸笔，嘱我笔述。我提笔急书，李从旁徐徐言曰：“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与你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望你好好地写。”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先生永怀不忘。
受审后，被判为十年徒刑，蒙蒋委员长向政府的请求而赦免。在此期间被禁于孝陵卫孔宅，军宪守护，日夜不离。故友多人，探询慰问，有远来自北方者，情深潭水，令人感激。
而后贺贵岩奉派持蒋委员长手书来接，叫我迁移至汉口居住。到达后，蒙蒋委员长召见同餐，并指示我精读总理《民主主义》，阅看《完人模范》和《明儒学案》，修养身心，善自检束。
世事沧桑，兴亡鼎沸，举目不胜浩叹！回念祖国，抗日军兴，举国同胞，浴血抗拒，前仆后继，具有家仇国难的我，反则朝饔夕餮，坐糜廪粟，未能血溅日寇，为我终身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