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洋人最早的底片里：百年前的中国（组图）

茶之路(1904年，云南-川藏)：

背夫们的身体几乎被茶叶完全遮住，仿佛这些茶叶长出了双腿。的确，茶叶才是这些古道的中心，这是“茶之路”。为了便于运输，云南茶叶多制得成坨成块。如当时贡入帝廷的普洱茶，是在昆明将茶复蒸，趁茶叶回软时制成大方砖茶、小方砖茶及大七子圆、小五子圆茶，整齐美观且容易包装搬运。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藏、川的丛林草莽中，绵延盘旋着一条滇、川经西藏通往南亚西亚的神秘古道。古道上溜索连接着湍急的河流，马蹄印嵌在高山陡岩的石板上,这是商人、探险家和马帮踏出的路。其路线基本有两条：一是云南的普洱→大理→丽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这是亚洲大陆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长在千里以上，其中以云南中甸、四川康定、西藏昌都构成的三角地带是茶马古道网络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是各路马帮交会最为频繁的地方,来自云南的滇茶和四川的雅茶与西藏的麝香、皮毛，以及来自印度的珠宝首饰香料等等在这一带互市，早在唐代便形成茶马互市，宋代于雅安设置“茶马互市司”，清代在云南永宁亦设茶马司。

神秘的茶马古道 1899-1904年

当京滇公路未修筑时，这条古道就是交通大路，路上无日不有官商游客往来，人背马驮的货物也时时可见，因而每一个宿站都有充足客源，有时甚至几百人同宿一客站，堪称繁盛官道。话虽如此，就道路本身而言却是鸟道羊肠，崎岖难行，有人甚至认为不亚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1899年方苏雅游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拍摄了沿途的山川河流和各式桥梁，并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

　　1904年他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的彝族和藏族，并传真地记录了这一古道的重要特征：人背马驮-茶叶·马帮！

滑杆与洋伞(1899年，昆明附近)：

　　处于画面中心的一把洋伞所代表的身份与权势，

通过竹杆压在两个轿夫的肩上。其实方苏雅更关注“这些外表无生气，极度贫困的人怎么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据他记载，苦力们一天内要走大约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100斤。

“人上人”(1899年，云南)：

　　通过一种特殊装置，

戴瓜皮帽的人骑在苦力身上，站在路旁是为了让对面出现的方苏雅的行李队先行通过。这种情况在两支马帮相遇时更为惊险，必须在听到前方的马铃响后提前做好准备。只能单行的狭窄古道常常一边悬空，一匹受惊的马就足以酿成整个马帮的惨祸。

法国国庆日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龙州)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行到水穷处(1899年，广西)

　　桅杆上的船工正在解帆。在如此狭窄的水道上，

方苏雅一行人只能压缩行李，改乘小舢板。他的行李中包括7支步枪，7部照像机，4支手枪，3部中国阴历通书，3个秒表，1个晴雨表，4个温度计，5个指南针，1个照准仪和最大1.6米长的几个双筒望远镜。当时法国外交部派他以驻云南府(今昆明)总领事的身份从广州去云南考查，途经广西和贵州。请注意光秃秃的山坡，在一百年以前，作为一个殖民者的方苏雅就在到云南途中对中国境内无节制的乱砍滥伐感到痛惜。

接船的庞大马帮(1900年，曼耗)

　　这是方苏雅第二次进入云南时弃船登陆的情景。这次他从越南老街出发，溯红河而上，在曼耗登陆。第一次从广西进入云南时他仅个人行李就有56个箱子，动用挑夫、轿夫两百余人；而这次他的行囊中还包括40多驮步枪、弹药和20万法郎的银钱，因害怕被抢劫而把钱藏在床垫里。

行进在“秀丽木桥”上(1900年，蒙自附近)：

　　照片摄于到昆明途中。据方苏雅记载这座通往沙滩的“秀丽木桥”长达350至400米，是红水河的一条支流。从照片上看，方苏雅的队伍几乎将整座桥占满，人数总在200人左右。其中方的卫队人数不多，大部分是苦力。

狐假虎威(1900年，昆明法国领事府)：

　　方苏雅时代的中国，

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这张方苏雅与其卫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现了这种关系。实际上，方苏雅曾从官府手中救下其前卫队长的性命，而这支官府派出的卫队也数度帮助方苏雅从民众包围中脱险。

顶草帽的背夫(1903年，云南-川藏)：

从背景中石垒的房基来看这里已进入藏区。顶在茶包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

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在照片构图中起重要作用的三根木柱及其构成的十字架和“门”形框更赋予整个画图以宗教般的庄严。无论方苏雅本意想表达何种内涵，当我们百年后重新凝视这一情景时所能感受到的，除了凝固的历史外，也有一种行吟式的抒情。图右方苏雅拴在木柱上的坐骑暗示了整个拍摄过程。

眉清目秀的青年乞丐(1901年，昆明)：

　　他的右手紧握着一根“打狗棍”，

左臂被一小张令人费解的草席所完全遮盖，手拿得之不易(是照像的奖赏)的食物——一个苤蓝，神色茫然地 站在镜头前。年纪轻轻且看上去还算健康的他缘何沦落在这种命运里?也许答案就在那张小小的草席下面，只是对我们而言它就像历史一样沉重，使简单的真相消逝在无法穿透的迷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