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授嫖娼事件”真相（图）

 

对于陈独秀，这个当年曾在北大引领风骚的人物，在人们熟知的范围里，他是“新青年”的领军人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堪称旗手。　然而，一桩以陈独秀为中心，事后张扬的“教授嫖娼案”，却成为了陈独秀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事隔八十多年后，此事仍然扑朔迷离。教授嫖娼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历史上对“陈独秀嫖娼”事件的叙述，大致是这样的：

1919年3月26日夜，在北京的汤尔和家中，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另两位北大教员沈尹默和马叙伦正在这里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这个临时会议的召开是因为北京有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

汤、蔡、沈、马四人的商讨直到深夜。不久之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由于“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本来定于暑假后实行，所以这种突然提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事变动。陈独秀被解除文科学长职务，继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

需要交代的还有参与临时会议相关人物汤尔和的身份，他不是北大员工，但当时却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1922年还担任过教育总长的显要职务。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对“嫖娼事件”后的陈独秀描述为：两人在路上相遇，汤尔和看到陈独秀“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关于此事的评说，如今能够找到的还有一些。其中，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提到，那时“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

多年以后，汤尔和在致胡适信中这样忆及1919年的“3、26会议”：

“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按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1935年12月28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可以看出，汤某等人当时是主张陈独秀根本就不能“作大学师表”的，亦即主张把陈独秀彻底清除出北大的。

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说：

“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按指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

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胡适来往书信选》）

数日后的1936年1月2日，胡适致汤尔和信中，又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一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胡适来往书信选》）

另一个关键人物蔡元培在回复林纾的公开信中说：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在事件性质的认定里，几个人物对公行为和私行为反复提及。这其实就是在说文人映具备怎样的公德与私德的问题。公德就是公共领域中公民的道德活动。它关系到其他公民的公共生活，关系到公共领域的正常秩序。梁启超把公德定义为“人人相善其群”；私德行为只是影响自己和家人、亲友，私德往往发生在私域。关于公德、私德的关系呢。公德关系到社会对个体要求的责任、义务，与法律、风俗、习惯相连，必须遵循，不能例外；私德更侧重于个人理想、信仰，可以期待，但不能强求。后者有某种绝对性、不变性，前者却有相对性、可变性。前者重他律，后者重自律。所以，像“嫖娼”这样“重自律”的事情，大抵应该划在私德的领域里。

 历史对“陈独秀嫖娼”事件并无定论。不过，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陈独秀和胡适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这种反攻在1919年2、3月间达到高潮。“陈独秀嫖娼”事件的爆发时间也恰恰正在此时，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是偶然还是必然？

虽然当年的青年如今早已离去，但还是把“私德”留给了后人，至于如何评说——是选择费思量抑或是释开怀——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