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他在苏联的五位同学的不同人生归宿(组图)

　　1927年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联学习，其中有刘伯承、贺龙、叶剑英、吴玉章等30余人，临行前贺龙找到军委书记周恩来希望留下得到批准，其余人于1927年11月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货船经海参崴，后火车到莫斯科，叶剑英、吴玉章等到中山大学学习，朱瑞、郭化若等入炮兵学校，刘伯承等10人则入苏联红军高级步兵学校，在这期中国学员中刘的年龄最大，已经36岁了，但他学习非常刻苦，除了实弹射击，各科成绩在同批里都是最优秀的，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较熟练掌握了俄语，能直接听教官讲课，能直接阅读俄文资料，他的这种为革命勤奋学习的毅力，在当时的中苏同学中传为美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叶剑英闻知也经常过来与他交流俄语心得，附带打点牙祭，当时军事院校的伙食标准是有别于其它大学的。

　　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以各科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级步兵学校的全部学业，作为步校唯一中国选送生转入苏联最高等级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刘伯承首到这座学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条大标语：“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句话后来对他一生的军事思想都有深刻挠跋?



　　当时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只有6人，刘云、刘伯承、左权、屈武、陈其科、黄第洪，6人都是中共党员，刘云为支部书记。

　　左权是作为黄埔一期优秀生，1925年 12月被保送到苏联中山大学习，1927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到伏龙芝时，左权已经在这里学习一年多了，左权为人忠厚、诚恳、热情，刘伯承十分喜欢和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年轻人探讨问题，交流经验，刘后来回忆到：“我们在做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赞于同学中，他在自修与教学时，非常勤勉虚心，笔记教材都整理有次。”左权对刘伯承也很钦佩和尊敬，那时刘已是我军知名的高级将领，自己还是一个无名气的军校学员，刘虽身穿将军服，但从不摆资历与架子，和蔼如同兄长。两人志同道合，相互帮助，顺利完成了伏龙芝规定的学业。

　　1930年左权与刘伯承等一道回国，后任红15军军长兼政委，1932年6月由于中山大学时所谓“托派”嫌疑被免职，调红军学校任教官，那时刘在中央苏区正好任红军学校校长，两位老战友又一次相逢了。当时左权非常郁闷，刘伯承常开导他要相信组织，不要着急，问题总会搞清楚的，同时还希望他发挥特长，为红军培养出高素质的指挥员来。抗日战争开始后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左权在辽县“反扫荡”中英勇牺牲，刘伯承闻讯后手握与左权共同校译的《合同战术》，悲痛异常，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泪水模糊了双眼。

　　屈武是六个人中最戏剧的一位，他曾是 “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作为北京学生代表提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慷慨陈辞，据理力争，以头撞壁，血溅总统府，是为惊世之举。屈武的举动颇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赞许、器重，把女儿嫁给了他。于右任还曾介绍他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面聆教诲。1924年，他又代表李大钊前往天津迎接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委派屈武赴陕西宣传国民党一大的精神。



　　1925年，屈武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由王若飞、刘天章两同志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经李大钊同志同意，屈武赴苏学习，即转为苏共党员。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蒋经国等人同学；后转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与刘伯承是同学，两人关系极好，无话不谈，刘伯承曾对屈武说：“愿意早日回国，到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去，协助指挥战斗。”1930年，中央调他和刘伯承等在苏联的同学回国工作。

　屈武与刘伯承一道都上了火车。但屈武突然眷恋起了留在苏联的新婚的妻子。他想到，自己要国了，应该与妻子道个别，作个交代。他想着想着，竟然做出了一个几乎改变他一生的大胆的决定，和谁也没说，他一个人就跳车了，不料他一回家就被克格勃抓了起来。随即被开除联共党籍，判刑十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屈武恢复了自由，并申请回国参加抗战。1939年，通过于右任、邵力子的关系，他回到了国内。一到重庆，他就找到周恩来，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周恩来说，你现在的身份，更便于工作。他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干事，军委会少将参议兼苏联军事顾问处副处长、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秘书长等，还在孙科的立法院工作过。抗战胜利后，屈武遂被任命为迪化市长。　　

　　张治中来北京参加和谈时，屈武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和谈破裂后，张治中留了下来，屈武则回到新疆，策划起义。屈武在新疆和平解放进程中，起了相当的作用。



　　建国后，屈武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有一次与刘伯承在会议上相遇，谈论起往事，都不胜唏嘘，曾为伏龙芝军校同窗，刘是统兵一方的大将，而屈武早已是远离沙场，命运只在一念之差。1950年，屈武向李克农提出恢复1925年党籍的请求。中央组织部安子文报请中央审批。刘少奇批示，党籍不予恢复，可准其重新入党，免除候补期。1950年12月12 日，李克农、徐冰介绍屈武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后来屈武又向中央多次申请恢复自己党籍的事情，他那时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事情又比较复杂，最后还是没能了却了他的这个心愿。

　　刘云，黄埔军校一期生中最亮的星，蒋介石也对他赞赏有加，刘原名刘可炳，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旋即入广州西江陆军讲武堂学习。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6月，刘云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担任学生队队长，“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创办会刊《青年军人》等进步书刊。毕业后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军事飞机学校教务主任兼党代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依靠仅有的两架老式教练机，为学校培训出首批10名飞行员。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他多次驾机飞往陈炯明老巢惠州，侦察敌情，散发传单，投掷炸弹，成为中国航空史上最早驾机作战的共产党员人。

　　1925年9月，刘云受广州国民政府委派，赴苏联第二飞行学校学习深造。1926年冬，转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即陆军大学）学习，担任中国班班长。1930年6月，奉命与刘伯承、左权等一起回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委员兼长江局红军总参谋长。在白色恐怖中，先后化名刘志明、李志浩、宋推、以商人、教员等身份，出入武汉三镇，积极组织和领导鄂东南等地的工农武装斗争。

　同年8月，刘云根据中央命令：迅速将鄂东南武装部队组成红25军，准备进攻武汉。为此，他冒风险，亲自到龟山、蛇山等处勘察地形，制定暴动计划，以便接应红军的到来。9月2日，因叛徒出卖，在与有关同志接头时，被捕入狱。蒋介石闻讯抓获了刘云后，深知其之才能，连夜乘机飞赶往武汉亲自劝降。刘云大义凛然，痛斥蒋介石是国民革命的无耻叛徒。蒋介石勃然大怒，并以杀头相威胁。刘云傲然回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9月6日，被蒋介石密令处于死刑。刘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英勇就义。时年26岁。

　　陈其科，经历不详，同学六人中最可惜的一位，堪称出师未捷，史料称１９３０年陈其科与刘伯承等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在上海中央等待分配，后经上海赴湘西苏区途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与向警予等烈士一起葬在长沙革命烈士陵园。

　　黄第洪，黄埔一期毕业生，与陈赓等是同学，在校时思想革命，积极要求进步，深得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器重，是周恩来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后与左权一起被保送到苏联学习深造，１９３０年与刘伯承等人从苏联回到上海后，目睹了国统区革命的低潮与党内斗争的残酷，思想上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消极堕落，悲观失望，最后秘密向国民党自首，并有给蒋介石的亲笔书信，黄第洪在信中向“校长”表示，“学生”因在共产党内不得意，愿意改过自新，重新追随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黄第洪称，最近周恩来准备会见他，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抓住周恩来。信中还附有联系地址，希望让国民党方面尽快找他接头。蒋介石看了信不禁喜出望外。过去悬赏重金都没有能够抓住周恩来，而现在机会却送上门来了。他立即召见陈立夫，要他务必切实办理。后书信被上海中央特科内线获悉，周恩来在确认黄已叛变的情况仍希望其回心转意，黄仍不悔改，不得已周下令陈赓率红队将其击毙。

　　苏军中将罗哈里斯基曾经也是刘伯承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后来他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50年代初，罗哈里斯基到我国，任我军事院校总顾问，罗与刘在战略战术上有过许多讨论，特别是针对在一个大的战役中，应该先集中打强敌还是打分散弱敌，两人各有看法，罗哈里斯基认为根据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集中打强敌，强敌失势，弱敌变会望而生畏，不战而退，而刘伯承认为先打强敌符合苏军情况，但不一定适合我军现有装备条件下，我国国力还不雄厚，主要还是要采取先打弱敌的办法，才能克敌致胜，也要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来决定。当时有的同志主张不妨先按顾问说的试一试，刘伯承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军训练方向，关系到未来战争的性质，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我军建设方向向何处发展的原则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跟着人家屁股跑。专家的工作由我来做。”

　　后来刘伯承列举了古今中外大量战役、战例，反复与罗哈里斯基切磋、研讨。从中国的孙子、德国的克劳塞维茨，谈到俄国的苏沃洛夫等世界许多著名军事家的事迹。刘伯承也用夹带四川乡音的俄语不时地回答罗哈里斯基的问话。他不仅深谙《孙子兵法》，熟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熟知苏沃洛夫的军事法则和苏沃洛夫的著作《致胜的科学》的全部内容。这更使罗哈里斯基大为叹服，结合我军红军时期照搬外国经验，打“堂堂之阵”，同强敌拼消耗，给中国革命带来的重大损失，罗哈里斯基终于承认自己观点脱离当时中国实际。探讨结束后，罗哈里斯基不无感慨地对刘伯承说：“刘，你我虽然都毕业于一所军校，但我只学了原理，而你却把学到的原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东西，这次争论我失败了。”其实罗哈里斯基并不了解，刘伯承对军事的探索更多来源于中国革命几十年的斗争实践。

　　以后，罗哈里斯基奉命回国，一直怀念刘伯承，怀念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与刘伯承结下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