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第一次磕碰

在红军初创时期，主要有两件事，一直令毛泽东日后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的。

一件是在中共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灰溜溜地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时间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间。这对于视枪杆子为命根子的毛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击。这种下级党组织内部的斗争，远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卷入，按说对此不应该负什么责任。不过，事情的起因却与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来信”多少有些干系。

还在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认为如果集中，不仅目标大，容易被敌人消灭，而且难于保障部队的给养，“会吃光农村里的最后一只母鸡”。回国后，周恩来便根据这一意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间起草了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们将主力红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外，还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说：“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作为相应措施，随后周还指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临时军委书记。

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显然是典型的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的照搬主义。问题还不仅仅于此，更糟糕的是此举致使红四军领导内部早已存在的分歧表面化，形成了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围绕着党和军队的关系等建军原则问题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人们对身为党代表的毛泽东大权独揽、搞“书记专政”的家长制作风表示不满。当时还是红军初创时期，毛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因而人们对他还不大服气；另一方面却对他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颇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所以更受人拥戴。

在这种情况下，自恃有中央作靠山、并怀有个人企图的刘安恭又浑水摸鱼，以中央“二月来信”为尚方宝剑，四处活动，挑动舆论，指责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分兵游击的决定，散布红四军领导中分为两派：一为拥护中央派，一为反中央派，指毛所主持的红四军前委“管得太多”，“权力过大”，逼其交出军权。这就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红四军七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毛泽东落选后，一气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养病”。后来红四军曾几次三番请他回去主持工作，但遭到毛的拒绝，理由是在没有分清是非前，不能轻易回去。毛还覆信挖苦了接替他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一顿，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这样，在缺少了毛这个主心骨后，红四军军心涣散，连吃败仗，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事情后来没有闹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靠周恩来居中调解，化解了这场风波。不然的话，由毛泽东唱主角的中国现代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因为成为“光杆司令”的毛本人纵使再有雄才大略，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无法演出日后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活剧来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是毛泽东在四月间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覆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当时下级党组织像这样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这显示了毛蔑视权威，敢于抗上的个性。而作为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脑的周恩来在六月间收到毛的这封辗转来信后，表现出相当的民主作风，并不认为这是在违忤抗命，相反还觉得毛的申述意见不无道理，便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二月来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并且不再坚持让朱、毛离开部队，而改为希望红四军前委指派一得力人员前来中央讨论问题。

在解决红四军领导内部的分歧时，周恩来充分显示了善于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各打五十大板。尽管他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更熟一些。因为在周看来，这种在大敌当前，“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作法，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为了维护已经形成的毛泽东作为红四军政治领导中心的地位，周恩来首先批评了红四军七大对毛的处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也批评了毛落选后撂挑子不干的作法，指出这是“不应有的消极观念”。最后代表中央宣布仍然由毛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

主要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在九月间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领导内部的这场风波作了结论，并要求前委做到：

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领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中央“九月来信”虽然对毛泽东也作了某些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在政治上为毛撑了腰，给了他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这与其说是周恩来对毛本人有多大的好感，不如说是着眼于大局的考虑。而毛本人也识时务地趁机转圜，重返军中。藉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之机，毛泽东在红四军中重新站稳了脚跟，由此确立了更加牢固的领导地位。这对毛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因为红四军是当时中共军队中最精锐的一部分，也是毛日后赖以打下红色江山的最大本钱。

红四军七大的这场风波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磕碰，还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对两人的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周在政治上还有恩于毛，帮助毛度过了难关。总之，双方不打不相识，以和衷共济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