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家事（组图）

夫妻情缘仅两年 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

张锡瑗——河北房山中共早期党员。1927年参加领导了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后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29年冬在上海逝世。

★和邓小平相识于国外， 结合于白色恐怖的上海，死于难产。

★她英年早逝，夫妻情缘仅两年。

张锡瑗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是铁路职员，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

1925年张锡瑗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当时的北京，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国民革命，直系吴佩孚的势力已被肃清,冯玉祥又邀请孙中山北上，所以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共产党在北京可以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北方的革命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为配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来到北京的张锡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张锡瑗和邓小平相识。

那时，邓小平22岁，张锡瑗20岁，她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和张锡瑗在中山大学只是同学、同志、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恋人的程度。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学习不到一年，就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

1927年7月初，邓小平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任秘书工作，负责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的记录等。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他改名邓小平。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

“八七”会议不久，邓小平在武汉意外地遇见了张锡瑗。

张锡瑗于1927年秋经蒙古回国。回国后她参加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张锡瑗当时只有8岁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罢工后，张锡瑗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老同学相遇，既惊且喜，

他们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

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和缘分，他们相爱了。

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2岁。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

据当时曾去吃喜酒的郑超麟老人回忆：“因为上海比较松(1928年10月以前)，所以可以办酒席，还有几个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办喜酒结的婚。”郑超麟已经91岁了，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邓小平结了婚，后来我住在一个叫王少兴的人家里，邓小平在西北军里认识王，他和张锡瑗常到王少兴那里，因此我常见到他们。”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妻和周恩来夫妻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楼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这三对夫妻编在一个党小组，同过组织生活，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那时6个人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瑗这对年轻夫妇，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了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后门看见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杀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告别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

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准备分娩，邓小平离沪前，她已怀孕，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急忙赶到医院。夫妻久别重逢，虽感欣喜，但孩子却很难产。后来，孩子虽生下来了，但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邓小平焦急地陪伴着妻子，但非常不幸，几天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4岁。刚生下不久的孩子也随之夭亡。他顾不得埋葬妻子，便奉命匆匆赶回广西，经过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邓小平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

1930年春，李强回到上海，奉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

李强回忆说：“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上写的是张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进城邓小平就去寻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公墓已面目全非。在李强的帮助下，才找到墓地。邓小平把她的遗骨重新放置在一个小棺木中，并于1969年，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她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镶嵌着她惟一一张保存下来的照片。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牺牲在莫斯科

★她和邓小平相爱于红色区域。

★她和邓小平短促的夫妻情断于“左”的棍棒。

★她去了令人神往的十月革命故乡， 但却不知魂归何处!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又使用过金志成的名字，她和邓小平同年，均生于1904年，她生于浙江舟山群岛岱石高亭镇，父亲金荣贵粗识文字，是一家客店的小职员,一家4口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活，生活很艰难。

1912年，定海县成立了女子小学，校长沈毅是致力于教育救国的进步人士。其时金维映的父亲也转到定海公民招待所当了职员。

女子小学和公民招待所，在舟山地区革命运动中是颇有影响的去处，金维映的革命生涯便始于此。

1913年，金维映走进定海女子小学读书。

金维映从女子小学毕业后到宁波师范学习，3年后又回到女子小学，当上了幼稚班教师。

金家世代受苦，父亲金荣贵念书不多，没想到“金门出龙女”，女儿有出息，成了教“秀才”的先生。他内心备感欣慰。

此时的金维映已出落成俊俏苗条的南国女子，脸蛋圆圆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眸子宛如舟山港湾里的一汪清波，举手投足没有娇羞，却在秀媚中透着爽人豪气。

当金荣贵为女儿学成荣归高兴时，他并未真正认识女儿。此间，金维映正在由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职业革命家。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南半个中国正酝酿着革命风潮。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集中了一批党的杰出领导人物和进步人士。这期间她结识了瞿秋白、杨之华(秋白夫人)、郭沫若、项英等著名人士。金维映被他们的言谈深深打动。

1926年11月，金维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成为中共定海独立支部成员。从此，金维映开始了她共产主义战士的壮丽人生。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南半个中国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定海女子小学和公民招待所成为党的据点，金荣贵同情共产党，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他利用工作之便，掩护革命同志在公民招待所进行工作。

金维映白天教书，晚上从事革命活动。

她发动工人成立定海县总工会，领导会员开展经济斗争，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增加薪水。

舟山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盐业，盐民是劳动者的主体，中共宁波地委指示定海独立支部，以开展盐民运动为工作重点。在金维映的发动下，盐民们怒吼了。

1927年3月12日，盐民们在岱山东狱宫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告岱山盐民协会成立。

各界代表到会发言，会场上的革命气氛高涨。会后整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长达10里。

金维映身背大刀，英姿飒爽，前后奔走，不时带领盐民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声震海天。

同时，金维映又把店员、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建立工人团体，一个盐民协会，一个总工会，两支大军会合在一起，革命火炬照遍舟山群岛，金维映被誉为“定海女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舟山一片白色恐怖，金维映被捕，幸父亲金荣贵有一些上层关系，才把她保释出来。

一天，她轻声告诉父亲，要到上海教书，金荣贵闻言心中一惊，他知道，教书是借口，找革命是真。他知道上海滩上国民党杀共产党杀得红了眼，他更知道女儿行动决不是她个人安排的。他默默地打量着女儿憔悴的面容，说不出一句话来，只点了点头，父女俩含泪依依惜别……

迈出家门，金维映踏上去上海的路，她深情地多次回望故乡和亲人……

这一去她再也没能返回故乡!

金维映来到上海，找到党的地下组织，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阿金”。1929年，阿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这时她年仅26岁，但已是经验丰富的女革命家。

在上海，阿金认识了邓小平。

邓小平领导的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6月，党中央出现了“立三路线”———“左”倾盲动主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顾革命低潮的形势，夸大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和革命的主观力量，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盲动纲领，强令还处于初创阶段的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提出“占领长沙，拿下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极端盲动口号。李立三命令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但仅两个月，不但没有打下柳州、桂林，7000健儿剩下的还不到一半。1931年10月，红七军转战至湘粤边界。

梅花村一战，红七军损失惨重，只剩下2000人。2月，邓小平等率部沿湘粤边界向江西进发。在赣南崇义，邓小平得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领导已由王明集团把持。邓小平在崇义主持红七军前委会议，决定红七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靠拢，他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1931年4月底，红七军到达江西永新，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接到朱德、毛泽东的命令，成立红军河西(赣江以西)总指挥部，李明瑞任总指挥，统一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赣西南地方红军编成)和湘赣苏区红军独立第一师三支部队。

1931年6月，红七军主力东渡赣江，在兴国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可惜，当时中央苏区大肃所谓“AB团”和“改组派”，原红七军的许多干部被杀，李明瑞则被扣上“改组派首领”的帽子，于1931年10月惨遭杀害时，年仅35岁。

1931年2月，邓小平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达上海。但是近半年时间，中央既不听取他的汇报，也不分配他的工作，他只是按月从中央领取生活费而已。他要求回红七军工作，回答是联络不上。他要求去中央苏区工作，被批准了。

这时，中共中央派遣金维映到中央苏区工作，二人正好同行。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和金维映从上海乘船，经广东汕头进入中央苏区，行前两个月，邓小平和金维映相爱，不久就结婚了。

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又调任会昌县委书记。1932年7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统一领导，成立会昌中心县委(实际是地委)，由邓小平任书记。

金维映到中央苏区之初，先后担任于都、胜利两县县委书记。两地工作，邓小平和金维映难得见上一面。

金维映到于都县后，在肖家祠召开代表大会。她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的工作报告，反“围剿”，打土豪，分田地，她讲得生动明白，使工农干部很快领会了工作意义和步骤，大家情绪很高。

一天，有贫苦农民向区委报告：领背庙里有带枪的反革命分子。区里当时人员不多，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有点紧张。金维映马上说：“不要怕，我们能捉到他们!”

第二天清晨，金维映带着十几个人悄悄包围了领背庙。金维映布置好位置后，带人猛然冲进庙里，4个反革命分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活捉了，还缴获了4枝枪。

邓小平和金维映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1933年5月，邓小平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的打击，这就是“邓、毛、谢、古事件”。邓小平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批判后，金维映离他而去。

此时，她已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李维汉是组织部部长。后来，她和李维汉———两位曾在上海共同战斗的战友结成了革命伴侣。同时，有些身体有病的同志也到莫斯科接受治疗，谁知，这一去竟永无复返了!

阿金在苏联最后的日子，鲜为人知。1988年6月24日，邓颖超在回忆金维映时，饱含深情地写道：“1939年7月，周恩来同志右臂骨折。8月我陪伴恩来同志去苏联莫斯科治疗。听说阿金已经在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当时许多中国同志在那里休养。我曾去过两次。第一次，见到金维映同志时，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时，听说她病了，当时不知是什么病。据说后来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了。”

1940年2月，周恩来、邓颖超离开莫斯科回国前，又去看望了金维映。邓颖超写道：“回国后，我在国统区工作，没有再听过她的消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的时候，她住的医院和儿童福利院(我国烈士子女在此学习)都迁离了莫斯科。

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

“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回来，听说她住在医院里，在敌人的炮火下，牺牲了!”

当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战争的局势非常紧张、混乱，有很多事情将永远不为人知。

传到延安的消息只说，她牺牲在莫斯科。

她牺牲时只有37岁。

邓小平与卓琳的婚事 一张结婚照竟有四个人

邓小平（右一）与卓琳（右二）的结婚照

南方网讯 这是一张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婚照片。奇怪的是，在这张具有珍贵纪念意义的黑白照片上，却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年轻的八路军干部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而位于画面右侧的夫妇才是邓小平和卓琳。为什么他们的新婚合影竟然是四个人合照的呢？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一个开明的实业家家庭。父亲浦在廷，是云南著名的实业家，他创制了宣威火腿罐头，远销东南亚。浦在廷赞成国民革命，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战争，担任过效忠孙中山的滇军军需总局及烟酒公卖局局长。

浦在廷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浦在廷1950年病逝，终年80岁。

浦琼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到了该读书的年龄，她和姐姐们一道，请私塾先生授业，学背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和女儿经。先生只教背书，不教认字。所以，她们读的竟是“白字书”!

等她稍大一点儿，她的父亲因为生意的关系，搬到省会昆明长住，她们全家也就到了昆明。在昆明，浦家三个女儿：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一起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后，她们又一起考入昆明女中，在那儿接受中学教育。在中学里，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宣讲耕者有其田的基本道理。浦家三姐妹，受她的感染尤为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的道路上，铐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一路慷慨悲歌，一路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她那大义凛然、英勇赴义的场面，震撼着每一个学生的心。从此以后，共产党人的形象，便铭刻在浦家姐妹的心底。

1931年，北平要举办一个全国运动会，各省挑选选手参加。浦琼英被选为少年组60米短跑的选手参加了云南省代表队。

代表队出云南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迅速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国难当头，运动会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折返。

参加运动会，固然很令人兴奋，但是浦琼英心中的目的，则是想通过参加运动会，走出家门，走出云南，到北平去念书。没想到刚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她实在不甘心。

这时，浦琼英是一个15岁的少女，已经很有主意。她下定决心，不回云南。她写信给她的哥哥，要求去北平读书，并表示了不回云南的决心。她的决心，终于获得了家里的同意。

1932年，浦琼英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风好，空气活跃，成就斐然。浦琼英在这个新环境中生活得十分愉快。

她生来聪明颖慧，活泼开朗，学习起来轻松有余，学习之外，又结交了一些同乡好友。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胡乔木的夫人谷雨等，都曾是她的同窗。她还和张瑞芳在学校同台演过戏呢!张瑞芳演丫头，浦琼英演小姐。学习之外，她和几个云南的老乡一起，经常出去郊游，去泡茶馆，去戏园子听戏，生活得自由自在，在家乡的那种沉闷之气一扫而光。

在北平，她爱上了京戏，一个年长的同乡还请了人来教唱。可惜浦琼英五音不全，不能学唱，但她年龄小，记性好，跟在别人后面，把那些名段子，全都背下来了，以后几十年都没有忘记!

上中学期间，浦琼英得了肺病。她到南京去住医院，还去了一趟上海。

家里每个月给浦琼英50块大洋的生活费，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这钱可不少!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一袋面粉。浦琼英年龄不大，又好玩，钱是不少，可每个月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都花光了。她从小养成的这种不善理财的性格，影响了她的一生。

对于浦琼英来说，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的阴影，在北平高高兴兴地上学，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了。但是，那个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时局动荡。

民族危亡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心，这对浦琼英来说，也不例外。

东北沦陷后，许许多多的东北流亡学生聚集在北平，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

一

曲低沉激愤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飘荡在这古城的大街小巷，飘荡在大学中学的校园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每一位同胞，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喊出了四亿五千万同胞的共同愿望。

1936年，浦琼英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一个女孩子，在那个年代，为什么要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

这是因为，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活跃地，也是各种著名学者和新人物风云际会之地。

这是因为，学习理工科，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是进步青年的理想所在。

浦琼英聪明好学，也比较用功，考取全国著名的大学，对她来说，意义不浅。她，乃是全云南省第一个考上北平名牌大学的人。

说来也有意思，这个北大物理系，也实在是和她有缘。十年后，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步她的后尘，考上了北大物理系!

当时的北京大学，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理学院在东城区的沙滩附近。

当浦琼英进入北大学习时，她发现，这里又是一种新的，与中学大不相同的，却更为吸引人的生活空间。在这里，除了学习生活之外，政治气氛也极为浓厚。在校园里活跃着一个叫做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浦琼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民先的外围活动。但她当时的想法，还是要好好读书，准备将来学成之后以兴科技和办实业来报效国家。

在这一年，浦琼英的两个姐姐浦代英、浦石英也争得家庭同意，一齐来到北平读书。

二

姐妹欢聚一堂，有说不出的喜悦。

但是，时局急转直下，打破了她们的美好愿望。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发动事变。

7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古城北平。

北平陷入日本侵略军刺刀的统治之下!

三姐妹中的大姐浦代英，从小就意志坚强，勇于反抗，在祖国危亡之时，她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即坚定地选择了走向革命的道路，奔赴中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1937年11月， 浦琼英和二姐浦石英也来到了延安。

在这里，浦家两姐妹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更令她们高兴的是，她们的大姐浦代英已经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结了婚。她的丈夫，就是中国著名的工人运动家、老红军战士乐少华。

三姐妹见面，高兴极了，面对即将开始的一种全新的生活，三姐妹心中充满激情。

浦石英和浦琼英双双进入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是为了培养干部，在延安建立的一所学校，1937年9月刚刚成立，专门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在这里，学员们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群众运动等课程的教育。妇女运动这门课，是由著名妇女领袖蔡畅亲自讲授的。

几个月后，浦家姐妹毕业了。浦琼英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的图书馆工作。浦石英因身体不好，暂时分在小卖部工作。

1938年年初，浦家姐妹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

浦琼英在陕北公学担任了一期十二队队长之后，被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

大概是因为浦琼英天性活泼，聪明好学，上级领导认为她有进行敌后秘密工作所需要的各种长处，因此把她调到特训班加以培训，准备以后派到日本占领区，从事抗日工作。

这时，因工作需要，浦琼英改名为卓琳。

1939年年末，经人介绍，浦琼英认识了邓小平。从此，开始了他们近60年的辉煌、灿烂又艰难曲折的不平凡岁月。

三

现在要回头说说邓小平。

1933年“邓、毛、谢、古”事件后，邓小平被降职到乐安县当了一名巡视员。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政治上的磨难。

不久，贺昌把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贺昌在上海曾和邓小平一道工作，又一起去筹划百色起义，两人互相了解，相知很深。当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伤，总政治部实际由副主任贺昌主持。调邓小平来，显然是贺昌起的作用。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

在总政治部，邓小平负责编辑机关刊物《红星》，这个工作他一直做到遵义会议前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邓小平随总政治部机关出发。

遵义会议前夕，由于毛泽东和许多对王明集团强烈不满的同志的作用，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以这个身份参加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邓小平改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红军东征回师后，邓小平接替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月，接替朱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邓小平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共再次合作实现后，改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任弼时)。

1937年9月，邓小平随朱德率八路军总指挥部抵达抗日前线———山西五台山。

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族兄)，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师长是刘伯承。从此，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在一块密切合作了13年，刘邓大军的威名逐渐传播四方。

1939年夏，邓小平应召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延安，经邓小平的老战友邓发介绍，卓琳和邓小平相识相爱，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他们连结在一起。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聚餐。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都来了。

这一天，有两对新婚夫妇结婚。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孔原，是1924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在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副主任。解放后，他历任海关总署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是一位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他的新婚妻子许明，是一位有才华有能力的妇女干部，解放后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秘书长。这两个人，性格人缘都很好，都是延安的活跃分子。在这个特有的聚餐婚宴上，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奢华的场面。在黄土窑洞外面，木板搭成的桌子，上面同样是平时吃的延安特有的金黄色的小米饭。就餐者，虽然都是延安的显赫人物，但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脚踏布履，膝上补丁。

两对新郎和新娘一起照了一张相，由于照相技术不高，相片有点模糊。在相片上，他们四个人并肩而站，没有婚纱，没有礼服。一件土布的八路军军服，衬托出简朴的生活；明朗的笑容，表示出了革命者那幸福而崇高的心境。

这，也的确是延安才特有的聚餐和婚宴，来客都是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伟人，都是久经战场的勇士，都是亲如手足的战友。借着这两对新人的结婚喜庆，大家简简朴朴地，却是欢欢喜喜地，亲亲热热地聚会一堂。

欢乐的气氛中，席间也不乏好事之人，那些革命老战士，居然也童心大发，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地乐于捉弄新郎官儿。孔原被灌醉了，害得新婚之夜就挨了许明的数落。邓小平幸运，他有敬就饮，竟然未醉。

事后，刘英问张闻天：“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笑着说：“里面有假!”原来，李富春和邓发念着友情的份儿上，弄了一瓶白水权充作酒，才使得他们的老友邓小平免于一醉!微风阵阵吹来，夜深月凉如水。

延安城内已渐人寂，军号之声在远山上悠远回荡。酒已酣然，人也畅然。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土窑洞前，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这些老战士们，以淳情朴素的方式，为他们的老战友操办了婚事，为将要奔赴前线的战友举杯送行。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来。周恩来在骑马时正碰上江青不顾他人地挥鞭疾驶，周恩来的马惊了，因此落马摔伤。此时，他已赴苏联医治摔伤的手臂。若非如此，他一定会来的，也一定会为他的亲密战友而开怀畅饮几杯的。

几天以后，秋日的晨光刚刚照在延安的黄土山上，天上地下一片金黄。卓琳，和她新婚的丈夫一起启程，奔赴前方，奔向太行。

此时，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

来到太行山区，卓琳留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队长，邓小平则赶赴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

1941年9月，卓琳的第一个孩子邓琳出生于赤岸。生下仅7天，卓琳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乡家寄养，随部队转移。

部队和机关人员开展生产自救，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和卓琳带领女同志和男同志一起上山开荒。她还带领女同志纺线、织毛衣毛裤，供给部队。

1942年6月，在一次反“扫荡”中，一二九师师部突然被敌人包围，危急中，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李达(一二九师参谋长)夫人张乃一，黄镇夫人朱琳和卓琳一起，利用夜幕掩护，依赖熟悉的地形，安全突围而去。

1943年8月，中央通知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批高级干部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彭德怀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一职，由邓小平代理。乘此机会，卓琳委托将赴延安的蔡树藩和夫人陈书莲把女儿邓琳带到延安保育院。因为前方太艰苦，太不安定，带孩子实在困难。在延安，很长时间邓琳由陈书莲抚养，因此，邓琳便成了蔡氏夫妇的干女儿。

邓小平受命在前方指挥战事，没有参加中共七大，但是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仍有邓小平的名字。当选为中央委员，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重要的新起点。

1945年6月，邓小平接到通知，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1939年9月，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婚，成为革命伴侣。图为回到太行山的合影

这期间， 卓琳的第二个女儿邓楠降生。前一年，即1944年，邓朴方出生于山西辽县麻田村，这两个孩子出生后，卓琳没有奶，只好分别送到老乡家抚养。

1946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由武安迁入邯郸，这是卓琳自1938年到延安以来第一次进入较大的城市。三个孩子都被接回来和父母团聚，在双亲面前团团转着玩耍，卓琳见了，有说不出的高兴。

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卓琳和邓小平又分开了。

自1945年秋，刘邓大军从太行山区来到平原，邓小平和卓琳极少生活在一起，直到百万雄师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他们才得以团聚。

这期间，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又改称第二野战军)转战于中原，发起鲁西南战役，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直到淮海大战，邓小平始终在前方指挥战斗。

从邯郸到邢台，从邢台又到郑州，到洛阳，到南京，最后到了上海，才和邓小平团聚。这期间，卓琳一直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

那时，野战军首长的家里，每一位母亲都带着几个孩子，刘伯承家3个，李达家两个，蔡树藩家两个，张际春家3个，邓小平家3个。5个家属大队，生活在一起，5位夫人轮班炒菜做饭，但卓琳不善烹饪，她做的饭菜大家都不爱吃。

由邢台迁往郑州途中，铁路不通，公路也被破坏得不成样子。5位妈妈带着十几个孩子，乘大卡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达目的地。每天天不亮，就要把孩子们叫起来，迷迷糊糊地给他们穿上衣服，随即扒几口饭，顶着满天星光上车出发，中午稍稍停下打尖，马上又出发，

车上还要备便器，给孩子们用。1949年9月，邓小平、卓琳带着孩子们来到北平，参加了新中国诞生的庆典。

江南解放以后，刘邓受命进军大西南。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三书记。

1949年10月，刘邓率二野总部从南京出发，直指西南数省。11月30日，重庆解放。

邓小平回到四川，回到他29年前离开家乡的江边码头。重庆离宣威不远，浦在廷病危，卓琳带着二女儿赶回，和临终的父亲见了最后一面。在重庆，卓琳又生下一女一男，即现在的邓榕(毛毛)和邓质方(飞飞)，一个生于1950年，一个生于1951年。生飞飞时，卓琳正担任着重庆人民小学的校长，工作很忙，常常顾不上孩子。邓小平和卓琳有3女2男共5个孩子。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也从乡下赶来，从此一直和邓小平夫妇住在一起，这个家庭就有了8口人。在重庆，邓小平忙，卓琳也忙。

二野和西南局的干部子女很多，急需要办一所小学校，于是成立重庆人民小学，卓琳任校长。这一群在部队长大的孩子，个个娇野，不好调教，卓琳就拿自己的孩子开刀，邓琳、邓朴方都是人民小学的学生，学生不听话，不守纪律，首先整他们，以儆效尤。邓楠才5岁，

卓琳把她放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老老实实地听课。

有的孩子不好好上课，不听话，还又哭又闹，卓琳便把他们带到校长室，任你哭闹，她一概不予理睬，办自己的事，等孩子闹够了，闹累了，自己就乖乖地不闹了。教师一时不好找，卓琳就主动担当起讲课的工作，语文、数学，连音乐都教。

这些当年的孩子如今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现在还记起他们的校长当年教他们的情形。

1952年，卓琳带孩子们随邓小平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实行薪金制后，她被定为行政15级。其政治地位和命运，也随着邓小平地位的变化而改变。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7年，她一帆风顺。但自邓小平成为“第二号走资派”，

她的厄运也接踵而至，被罢官、揪斗、幽禁，又于1969年10月和邓小平一起发配江西，被软禁在南昌附近新建县原步兵学校校长的一所小院里。她和邓小平在那里幽居了3年零4个月。每天上午劳动，在拖拉机修配厂拆洗线圈，下午和晚上关在那个小院里，每日上下班都有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

开始，小院里生活的只有三位孤零零的老人。她和邓小平，还有邓小平的继母———80多岁的夏伯根老人。三个人的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子女们被“文革”风暴吹得四散飘零。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下肢完全瘫痪，躺在北京郊区清河社会救济院的病床上，孤苦无援。大女儿邓琳去了河北宣化，在部队“劳动锻炼”，二女儿邓楠发落到陕西汉中，小女儿邓榕去延安插队，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则发配到山西农村落户。

“文革”初期，邓小平曾对自己的前途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冷静地对他们说：“如果对我们的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但是孩子们了解自己的父母，决不是什么“走资派”，他们盼望着历史会有公正的那一天。

1971年，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身残的邓朴方接到自己身边，便于照料，毛泽东同意了。卓琳身体不好，常卧病在床，照料长子衣食住行的重担，全部落在邓小平身上。

在江西谪居之初，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全部被扣发，只发生活费，三位老人便在小院中开出一片菜地，夏伯根还养了几只鸡，邓小平在院中散步时，小鸡常结队跟在后面，咕咕作声，给孤寂的小院平添了不少生机。

每天黄昏日落之前，邓小平总要围着那个小院散步，他沉默不语，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土红色的沙石地，踏出一条清晰的“邓小平小道”。对国家出路的思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每日的漫步中逐渐孕育成熟，为复出后义无反顾的果敢行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转机发生在“九一三”事件以后。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和卓琳落难以来第一次享受了一次“政治待遇”，和车间职工一起听传达中央文件，那是听关于林彪叛逃的文件，中午回到小院，因有监管人员在场，卓琳把女儿邓榕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女儿手心写了“林彪死了”4个字。直到监管人员离去，父母才激动地给子女们简述了文件的内容，邓小平愤愤地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从此，邓家的处境开始好转。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1972年1月，毛泽东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利用这个极其宝贵的机会，经过周恩来不懈的努力，邓小平在被打倒6年之后，终于获得第二次复出的机会。

1973年2月，邓小平、卓琳偕继母夏伯根和女儿邓琳、邓楠，女婿张勤(邓楠的丈夫)，一个小外孙，秘书王瑞林，离开谪居了整整3年零4个月的小院。这次回北京，邓小平和卓琳夫妇住在宽街。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4月12日晚7时30分，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消失6年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参加周恩来主持的盛大国宴，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爆炸性的新闻。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的职务比他在第二次被打倒前更高更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而且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义无反顾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整顿。整顿的趋势既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否定了毛泽东自己概括的一生中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将导致对毛泽东晚年的否定。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他、夫人卓琳、他的孩子、亲属，又一次陷入困境，邓小平和卓琳又一次被软禁在北京宽街的家中。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正义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四人帮”进行暴力镇压的那天下午3时，邓小平被“四人帮”派来的人带走。

卓琳的子女亲属作了最坏的打算。因为“四人帮”已经放出谣言：“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是中国的纳吉。”

邓小平被突然带走之际，大女儿邓琳哭了。卓琳安慰她：“别哭!哭有什么用!”他们决心与邓小平同生死，共存亡。

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和家人一起生活。获得批准，邓小平回到宽街家中。

唐山大地震，邓小平和卓琳的居室因巨大的冲击而变形，打不开门。孩子们急了，拼命撞开门，接出两位老人，邓家房屋塌了两个角。

1977年7月，经历了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的巨变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73岁高龄的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三人端坐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主席台上。第二次被打倒所撤销的一切职务，全部恢复。

他一生中三次被打倒，三次又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