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文革中的表现（组图）

1967-1月21日下午，省委机关的群众组织在省委党校礼堂，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赵紫阳参加了大会。据他事后追述：“开会之前我已约好当晚中山大学红旗公社，会议结束时，离开会场即见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寇庆延四同志在宣传车里。同学要我上车，一同去中大，说传达中央指示。因寇庆延同志接外宾送他回家后，其余四人都到中山大学红旗公社。”

（赵紫阳说）到了中大吃晚饭后，没有谈。同学说要等其他革命组织代表齐了一起谈。后因为几个坐久了，就找我们随便谈谈，问省委对今后运动有什么打算等。随后又问我元旦社论和最近的社论看过没有，我说看了。又问我有什么感觉。当时我说，夺权问题要由革命造反派决定。一种是派代表监督，一种是夺权。后来红旗公社吴××同学又要我检查了文化革命以来有什么错误，至12时，他们告诉我，今晚情况有变化，叫我们去休息，明天再谈。当晚就留住在中大。

当晚情况有什么变化？没有说明。很可能是一些原定要来的造反组织没有出现。1月22日清晨6时许，中大红旗的两名代表，把赵紫阳单独叫进另一个房间，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 省委的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决定，均须省革联通过后方能有效。然后宣读了《夺权通令》：“我们庄严宣告：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

学生念完《夺权通令》后，问赵紫阳有什么意见，并要他把省委、省委办公厅和省委文革办公室的印章交出来。学生说：“以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

赵紫阳表示，夺权是毛主席的号召。夺权要由革命造反派决定，你们夺权我支持。他当即给林李明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

用黄XX的话来说，赵紫阳听说要交权，几乎是松了口气，表现得“非常乐意，非常配合。”在省委领导中，“唯有林李明不太配合。林李明说要请示中央。”

林李明当时在省委值班。他看到赵紫阳的条子，是在早上8时左右。据他讲述当时的情况：

22日早晨8点多钟，有人敲门，可能是小姚（警卫员）带来的，我一开门有两个红卫兵，下面也有两个。

问：是哪里来的？

答：是中山大学的。拿了赵紫阳写给我的条子。内容是：“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 （大意）当时我想，他们不在家是多数，我在家只有一个，少数。我叫胡××来，说：赵说把大印交给他们，（当时印不在我这里，在综合处统一保管。）胡说： “印在我这里，最好省委做个决定。”后来韩宗祜来（办公厅主任）。红卫兵说：中央办公厅来通知交，你们不交，将来责任由你们负责。我说：交印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省委决定的。革命行动我支持，最好书记处谈一下，但我一个人不能作主。赵紫阳写条子回来，最后我说打个电话给中央办公厅。

在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之前，林李明和红卫兵还发生了一段争执。他在给省军管会的材料中，记下了争执的内容：

当他（赵紫阳）写条子叫我把省委所有的印章交给造反派的时候，我以为是他们几个人被揪去后，被迫写条子交印的，我对来取印的人说：“你们造反有理，但这是大事，我不能作主。印也不在我手里。”造反派说：“叫管印的人来。”胡××、韩宗祜同志都先后来了。他们都说要中央命令或者省委决定才能交印，造反派说：赵紫阳来信，你们为什么不交？于是彼此各讲各的道理，大吵一顿，不肯交印。我要打电话报告中央，小将们不答应，他说他已向毛主席报喜了。我说造反派何必怕中央？你报你的，我应报的。我坚决去打电话，他们就跟我去。

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接通了。林李明向对方请示：“外地和本地革命造反派要求夺省委的权，赵紫阳写给条子，这件事情请示中央一下，中央同意交印，我就交。”中央办公厅接电话的只是一位值班的人，不敢定夺，答复请示一下以后，等一会再回电。

（林李明在给省军管会的材料中写道）我向中央办公厅值班同志说：赵来条子说，造反派要向省委夺权，他叫我把省委的印交给造反派，我认为这是件大事，应请示中央，如中央认为不能交，应将印交给中央，我即派人送去，如中央认为应交给造反派，我们即照办。讲到这里，小将们就不让我再讲下去了，即把我和韩宗祜揪到中大去。

中大那边的情况。在林李明被拉到中大之前，张云也来了。到10时左右，林李明、韩宗祜也到了。大家坐在一起商量。林、韩的意见，仍然认为应等中央答复以后再决定是否交印。这时林李明和造反派又争执起来。

和赵、区、尹、张云等会面，我将我们不能交印的理由告诉他们，并坚持我们的意见。赵紫阳别有用心地说：“造反派夺权不要报告中央，也不要中央批准。”他以假支持造反派来压我，但我和韩宗祜还是反复说，这是件大事，我们没有经验，应请示中央。于是小将们又和我大吵起来，但旧省委其他的人毫无异议同意交印，这时和我见过面的武汉三司、北航红旗、哈军工的造反派的同志都来了，要我们交印。有些小将又批又骂我，当时我怕造反派说我前既执行反动路线，现又抗拒交权，是顽抗到底。怕字当头，私字作怪，有“私”就不能“敢”，最后我表示，“支持你们革命造反派，同意交印，但同时应报告请示中央。”就这样签了名，不能坚持等中央指示。

林李明在2月3日，和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兵团讲述夺权经过时，并没有提及他和红卫兵的争吵，只是说他向赵紫阳提议：最好告诉中央一下。然后，红卫兵一个个问他们同不同意交印，大家都同意交印，他也说了同意，但要报告中央一下，这是应该的。

（赵紫阳说）后经研究，考虑到请示中央也不能马上答复，就决定一边请示中央，一边交印。在场的书记都签了名。

林李明在10月写给军管会的材料，则详细地讲述了当时他如何与省革联发生争执。因为那个时候，省革联已经倒台解体，他说话没有那么多顾忌了。当大家同意交印以后，由赵紫阳亲笔起草，在座的省委书记、常委们共同签署了一份交印协议：

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里。

赵紫阳　　林李明

区梦觉　　张　云

　　　　　　　　　　　　　　　　　　　　　　　　　一月二十二日

这时，武汉二、三司、哈军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华中大学的红卫兵才到场。赵紫阳强调：“不是交印给他们带走，在他们监督下使用。”

韩宗祜说：“要报告中央。”

赵紫阳则再次强调：“不是交印给他们带走，是派人监督使用。”

（黄 XX告诉笔者）广东省革联的夺权与全国都不同。（广东省革联）是“我听毛主席的话，你听我的话”。它只派监督小组进驻省委，省委书记处是不解散的，还要继续工作，整个省委没有瘫痪……老周（恩来）看到（省革联的夺权宣言）后如获至宝，因为上海的夺权方法，老周是不能接受的。22日上午，那天我在八.三一，老周办公室打电话来（说）：你们的形式好。

“这就是说，老周是点了头的。”黄XX肯定地说，周恩来并不希望把所有老干部都打倒。但当时由于造反派内部有不同意见，所以这个电话指示没有向大家传达。

笔者：有一种说法，当时广东的这种夺权形式，是赵紫阳想出来的？

黄XX：绝对没有。夺权形式是怎么样（定下来）的呢？是30多个人讨论，想来想去都不会，怎么管？生产一定要管，你管？我管？我们都不会。不会怎么办？找回省委的人来管，不要我们管，抓他们回来（管）。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1 月22日下午，省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有四五名红卫兵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如何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同时决定当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部委、各战线负责人都出席，省革联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主要是表明省委对这次夺权的态度，并要求各部委、厅局支持这次夺权。

赵紫阳在会上作了三点指示：一、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对此错误长期以来觉悟得慢，认识得差，改正不够。二、各级党委在造反派提出夺权时，只能接受，不得抗拒抵触。三、我们不仅要像过去一样工作，而且要更加努力工作，各部门干部都要坚守岗位，机关工作、接待工作照常进行，不能瘫痪。省革联表示，省委的态度是好的，但言行要一致。赵紫阳强调，夺权以后，要继续积极工作，否则就是对抗夺权。

省委的印到底是什么时候交给省革联的呢？林李明说是在那天下午的会上。“当天下午（22日下午）回到东一楼召开会，省委书记都参加了，学生代表有四五个人参加了会。都同意交印。把印交给了学生代表。省委表明态度，并发表了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

（学生代表）问：什么时候交印？

（林李明）答：就在（22日）当天下午与同学一起开会时交给那四五个人。对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是夺权，在监督下使用，对省公安局和市公安局是接管。省委同意签名盖章。

省革联兴高采烈，草草签了一张收条：“兹收到省委办公厅、文革、省委章子三个。”

那天晚上，省委各部委的印章也统统交了。赵紫阳说，在晚上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之后，“省委办公厅革命造反联络部的同志，写了几条通令，要我们书记处签名，因为不少问题执行不通，我们只同意省委各部委、办公厅各处科的印章要在当天晚上暂时交给‘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然后由他们交给派出各单位的监督组。各书记都签了名。”

　　
省委书记处同意省委各部委（不包括办公厅及文革）和办公厅属下的各单位的印章，今晚一律暂时由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收存。 然后再由该委员会交给派往各单位的监督小组监督使用。

　　　　　　　　　　　赵紫阳、林李明、李坚真、张云、李子元、

　　　　　　　　　　　刘田夫、区梦觉、尹林平

　　　　　　　　　　　　　　　　　　元月二十二日夜十一时

1月23日，省委发表由省委副秘书长杨应彬起草，赵紫阳审阅，监督小组通过，并批准印发的“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全文如下：（略）

省委被夺权的消息传到省人委，以办公厅为主的一群干部，匆匆召开会议。对省人委被夺权，大家都认为，只是迟早的事情。有人提议，与其让外单位的人来夺权，不如自己先夺了权。这个主意，得到许多人支持。当他们酝酿夺权时，中大红旗的十几名学生也闻讯赶来了。据省人委办公厅的吴群继向笔者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几个处室的人正在开会，有个别人又把中大的学生引来了。他们来了也不吭声，就坐在那儿听。后来我们说要自己夺权，他们就跑到下面去串连，串了我们的印刷厂、保卫部门等几个下属单位的干部，晚上我们几个处室开会，说通知省长来。林李明、赵卓云、李嘉人、罗天等几个省长，还有秘书长欧初都来了。我们就开会准备夺权了。忽然有群众发言，说现在有保守派，不能让他们夺权。接着就点了几个处室的名。

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部分已经和中大红旗串连起来的科室和印刷厂工人，在会上宣布由他们夺权。中大红旗十几名学生排着队走进会场，表示支持。最后办公厅干部退出会场，那几个夺权的处室，立即把林李明等人拉到楼上，勒令他签字交出大印。在场的省长、副省长都签字了，但监印的干部却乘乱溜走，赶到办公厅，干部们还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吴群继向我追述当时的情景：

监印的同志是个老同志，他也比较慎重，马上告诉几个我们管政工的处室，说现在他们要拿印，省长也答应给他们，好不好给？给了以后弄丢了怎么办？我可不能负责。我们几个人一商量，都说不行，他们找工人，我们也找工人。我们就找了幼儿园、招待所的工人，把房间围住了，不让他们走。他们（拿到了）签字，已经准备走了。那天晚上搞得很晚了，大概十一二点了。

笔者问：当时你们串了多少人？

答：有一二百人吧。我们在礼堂说：印给人家拿走了，给外单位的人拿走了！大家起来保卫印啊！我们围住他们，坚决不让他们拿走印，说什么也不给。

最后达成协议，由省人委办公厅、机关印刷厂、中大红旗三方各出一人，负责监印。用印时至少要两方签字，加上林李明的签字，方才有效。印放在办公厅保管，派两人日夜住在那里，谁也不能单独使用。

“以前别的地方夺权，都是将党委全部打倒，唯有广东的夺权，党委还保留着。”黄XX说，这也是广东夺权特别引起周恩来注意的原因。

1 月24日，（黄XX说）老周亲自给电话我：你们省革联夺了权，要搞好大联合，要和军区取得联系。电话刚讲完，陈德（广东省军区政委——笔者注）也马上到八.三一了——当时八.三一驻省革联的代表是蔡登望。陈家吉是组长，蔡登望是副组长——陈德找蔡登望，传达老周的两条指示，和（周）给我们的一样：第一是你们要搞好大联合，第二是要和军区取得联系，将这个夺权搞好。（陈德说）黄（永胜）司令员命令我立即来这里和你谈话，商量怎样搞好这个（夺权）。

与此同时，省军区还派了四名的军阶颇高的代表，进驻省革联在新河浦的总部办公室。这里原来是区梦觉的家，现在被省革联占用了。

1月24日，一部分群众组织也仿照省革联形式，成立“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市革联），并发出《夺权通告》，宣布“从1967年1月25日零时起，中共广州市委的一切权力归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由于有了省委夺权的样板，市委夺权就变得非常简单和顺利了。当时担任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的焦林义曾向笔者回忆说：

我记得是1月25号，造反派把市委的一些人都召集起来，要交权。当时就是我负责了，没有别人了。怎么办呢？我也没办法，就打电话找赵紫阳，我说，现在他们强迫要交权，怎么办？赵紫阳说：现在都是一样了，我们都交了权了，你们也交吧。

我问：群众组织那么多，交给谁呀？

他说：你看看究竟哪一个是革命的，就交给那一个。

我说这就很难说了，我也不知道哪个是革命的，反正都是起来造反的。就在那个时候，中央又发来电报，把曾生抓走了，我们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广州市的造反派也搞了一个大联合，把市委的人都召集起来，要求交权。造反派主持开了一个会，以后就交权，也很简单，我们宣布交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