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署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询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十年前就已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却没有任何效果。后者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他即将的对手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起一代人的变革或革命热情。康有为、梁启超试图将光绪塑造成另一个明治，而孙中山则相信推翻满清政权是惟一出路。传统观念认定，在谭嗣同就义时，变法即宣告失败，而自1895的耻辱以来，日本的侵略行径就激起国人仇恨，并在1937年达到高峰。但在美国学者任达（Ｄｏｕｇｌａｓ Ｒ．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眼中，1898－1910年却是中国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的革命性十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本质意义上，新政府仍沿袭了清末的宪政革命，百日维新所推行的种种措施也并未因六君子的遭遇而夭折。而日本在这一连串千年未见的社会革命中，充当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仅仅的对手。正如任达所说，在“黄金十年”间，日本的角色是“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一段常常被遗忘的记忆，充分说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从 1895年至1898年，中国对日本态度转变的戏剧性程度，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于西方的态度颇类似，失败激起的学习欲望压倒了简单的民族情绪。日本人从英、美、德、荷获取不同的帮助，而中国人则发现，比起西方，日本是一个更亲切、易模仿的国家，日本的传奇崛起历程赢得的尊敬超过了他的侵略所致的伤害。而在表面的大规模西化之后，至少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内心深处仍相信，西方才是他们一争高下的对手，而中国则是值得帮助的亚洲伙伴。我们相信，在这“黄金十年”中，日本对于中国的帮助有着实在的利益考虑，它希望在军事与非军事领域都能影响这个庞大却病弱的伙伴。这其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纯粹友谊的色彩。
周氏兄弟持续一生的对日本的亲切感，代表了那一代留日学生的共同情绪。1898－1911年间，至少有2．5万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甚至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除了令人窒息的被轻视感和郁达夫在《沉沦》中描述的以性为代表的苦闷感之外，他们还呼吸到一股与故土截然不同的新鲜空气，“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日本还为这些青年提供了瞭望世界的窗口，鲁迅对于西方小说的理解很大程度源于日本翻译版本。这群知识分子移民在1911年后，成为中国舞台上最活跃的元素之一，他们翻译日本书籍、教学，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国教育机构。而中国最早一批军事领袖也同样受惠于日本的教育，从蔡锷、阎锡山、李烈钧到蒋介石。蒋介石对于日本的军事训练显然受益不浅，多年后他希望通过黄埔军校为中国军官提供类似的培训。
自1901年后，除去文化与军事领域，中国人还参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这种改革同样进入了司法领域，变革派大臣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因为只有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保存王权。在向立宪政府行进的进程中，1909年设立的各省谘议局已开始影响政府，一年后，政府又开始受到新设立的资政院的限制。但自始至终，清政府拒绝给予改革派与地方势力更大的权力空间，支持渐进改革的势力感受到了强烈的不被信任感。
辛亥革命保证了中国不可逆转地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却并非这一切改革的真正推动力。孙中山的软弱无力与袁世凯当政后的继续改革，充分体现了1898－1910年间的既激进又渐进改革的生命力。而生命力的原动力则很大程度来自于日本的榜样作用。
中日关系专家普遍认为，1972－1989年是中日复交后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一个背负负罪感的日本通过实际行动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在1989年之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上扬，使日本人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同时双方都无法寻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战争的创伤。从某种意义而言，日本在20世纪的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这两个国家都在进行着振振有词的相互指责，在更深层的脉络上，它们仍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断的联系。仇恨从来不仅仅是仇恨，它蕴涵着更丰富的元素。也因此，尽量减少偏见，更全面地审视中日两国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我们在不断提醒自己1931－ 1945年那段令人愤怒的历史外，也同样应反思1898－1910年那个“黄金时代”。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国家，仇恨都不能解决问题。乔治·华盛顿在200 年前的表达仍正确无比：“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
（作者不详）
以下是该信原文，搜出来的：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贵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臣一二人之罪，盖其墨守常规之制度所致。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比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