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位文坛巨子（组图）

坠入情感漩涡的徐志摩

徐志摩和妻子陸小曼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浪漫诗人徐志摩用他36岁的生命完成了一个对爱的全过程的注解。

徐志摩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诗书礼教的熏陶，自幼脱口成章，妙语连珠，他曾留学美国、英国，深受欧美浪漫主义和惟美派诗人的影响。他的诗文富有音乐性，意境优美隽永，饱满的激情蕴涵着惟美的感情。而徐志摩在个人情感上则蒙着一层淡淡的忧伤。1915年他奉父命与名门之女张幼仪结婚，但并不融洽的情感心路，使这一婚姻成为短暂的命运交汇。

1921年，徐志摩与林徽音在伦敦相识，那年，他26岁，林16岁。林徽音清婉绝丽的诗情才艺，如同四月里的芬芳气息，漾溢在徐志摩的心头，被深深吸引了的徐志摩，很快做出了与张幼仪离婚的决定，于是徐被当时舆论称为“中国离婚第一人”。然而，林徽音毕竟与梁思成婚约在先，当她从热烈的情感中冷静之后，还是选择了前者，给失望煎熬中的徐志摩留下了一首令人伤感的诗：“忘掉曾有这世界；有你／落花似的落尽，忘了去……”之后，徐志摩珍藏这份一尘不染的感情，告别康桥启程回国。

1924年，徐志摩邂逅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爱人———陆小曼，那时的陆小曼还是徐志摩朋友的妻子，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陆小曼的追求。他在给陆小曼的《爱眉小札》中说服着自己和世人：“我们的爱，并不浅薄。即使有道德罅隙，也是最精纯完美的。”他的《爱眉小札》词句华美，情感秾丽，激情澎湃。1926年，他们由胡适、梁启超主婚，在北海公园结婚。但婚后的陆小曼却在追求无节制的奢侈生活，以致后来情感变化，沉迷大烟，自暴自弃。隐忍求全的徐志摩每日为生活奔波劳碌，1931年11月由于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执着地用诗歌诠释爱情的徐志摩，在他疲惫到扛不起为爱树立的标牌的时候，他“轻轻地走了”。但他浪漫的艺术生命却久久伫立在历史的长风中。
 

儒雅淡泊的钱钟书 
 一代才子钱钟书出生在摇曳着水声桨影的江南名城无锡。钱钟书周岁“抓周”时，第一下就抓住一本书不放，伯父为他起名“钟书”。这个名字倒真地验证了钱钟书一生都嗜书如命的脾性。

钱钟书与杨绛

钱钟书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被人叹称为“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他看过的即使是晦涩生僻的古籍，都能准确无误地复述，有时甚至一字不差。更让人称奇的是，他的记忆力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也不曾衰退，1979年访问美国时，他常常对提及的学术内容倒背如流，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过目不忘的天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使他成为个性独特的小说家。他的《围城》充满了机智、幽默，蕴涵着深邃的讽刺，让人在浅笑中感悟深刻的哲思，回味无尽。他在《围城》里说，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智慧的譬喻，不仅对婚姻，也是对事业、理想、金钱等人世种种的凝练概括。“文革”时期，钱钟书凭着超人的记忆力、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孜孜以求的刻苦精神完成了学术著作《管锥编》。“管锥”喻意“以管窥天，以锥指地”。这部鸿篇巨制，可称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其广博的思想和浩瀚的内容使人震撼。达观直率、淡泊名利的品质凝聚成钱钟书荣辱不惊的人格魅力。“文革”中，这位二十几岁便名扬四方的“文化昆仑”；竟被指派在一名女清洁工的监督下打扫厕所，但他却能一直幽默乐观地生活，即使在惨无人道的批判面前，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电视剧《围城》热播后，钱钟书的新作旧著，被争先恐后地推向市场。面对这种火爆，钱钟书始终保持静默。对所谓的“钱学”热，他认为“吹捧多于研究”、“由于吹捧，人物可成厌物”。有人用钱策动他接受采访，他却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难道还迷信钱吗?”一著名洋记者慕名想见他，他回话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又何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认为作家的使命就是要抵制任何诱惑，要有一枝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笔，要有铁肩膀，概括起来说就是：头脑、笔和骨气。

名贯中西的学者林语堂

林语堂在为自己作的一副对联中写道：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位被世人公认的语言学家，通过文学作品来构架东西方文化艺术长廊。

出生在牧师家庭的林语堂，曾先后在美国、德国留学，回国后主编过《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有影响的刊物，他曾在大学执过教，在国民政府做过官，但最终弃官从文取得了丰硕成就。他的三部曲之一《京华烟云》，曾四次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并被译为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他在语言学方面造诣颇深，对中国的音韵学做过认真研究，撰写了《闽粤方言之来源》等文章，1925年发明了 “汉字号码索引法”和“国音新韵检字法”，1928年在林语堂的提议下，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他编著了《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1975年任世界笔会副会长，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35年胡风在上海《文学》上公开发表《林语堂论》，批评他是在提倡资产阶级文学，走的是没有前途的文学道路。林语堂不甘示弱，在《人间世》发表《今文八弊》予以反驳，由此同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产生分歧，并同鲁迅成为两个对立的文坛巨人。鲁迅病逝后，林语堂在《悼鲁迅》中写道：我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如，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阿附。

林语堂生性幽默，他的文学风格具有幽默的特点。在创办《论语》杂志时，林语堂常在上面写一些时事短评，嬉笑怒骂，讽喻机智，由此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林语堂的演讲也十分精彩，常常赢得满堂喝彩。他认为演讲“必须像女孩子穿的迷你裙一样，愈短愈好，千万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林语堂有许多精辟的语言，例如他在《关于读书之意见》的演讲中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病逝。《中国时报》对林语堂的评价是：可谓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文学家与学者。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方”的俘虏，其重返中国文化知识的勇气及其接物处世的雍容谦和，皆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

悲怆赤子郁达夫
 

郁达夫与第二任夫人王映霞

郁达夫幼时父亲病逝，家里仅靠乡下的一点薄地维持生计。他亲眼目睹母亲为了生活经受的种种苦难并铭记不忘，以至成为他勤奋励志、发奋追求的动力。

郁达夫的小说风格独特深隽，笔调洒脱自然，有数篇堪称惊世之作；他的散文充满才气，文笔清丽浪漫，情感率真酣畅。不仅如此，他还以气势豪迈视死如归的赤子之心，投身到民族救亡中。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沉沦》，鲜明大胆地刺穿了假道学、封建士大夫的虚伪面具，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 1930年郁达夫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同鲁迅一起以笔作刀枪，鞭挞反动文人的卖国嘴脸，成为文坛上的抗日急先锋。一次他在与画家刘海粟愤谈时事时说：“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激情之下，在当晚刘海粟和其他画家朋友合伙创作的著名画作《松竹梅石图》上，郁达夫奋笔提诗：

松竹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

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

1938年底，郁达夫赴新加坡办报宣传抗日救亡。1942年，新加坡沦陷，被迫逃亡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化名赵廉，利用职务之便保护、救助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郁达夫的情感世界充满波澜，他与王映霞的恋情开始得轰轰烈烈，结束得也惊天动地。郁达夫结识王映霞时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但他对王映霞炽烈的爱，让他“和初恋期一样的心神恍惚”。为了阻止已经订婚的王映霞，郁达夫充分发挥自己的写作专长，热烈的情书几乎一天一封，许多情诗今天读起来都让人感动不已：“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王映霞终于被他的一腔深情感动，1928年2月由柳亚子证婚，他们在杭州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婚礼，被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在最初的一段生活里，他们确实甜蜜、丰裕，令人妒羡，但生活的繁琐、彼此的差距使情感出现了裂隙，关系逐渐僵冷。 1938年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王映霞勉强同意随行。但到了新加坡后，郁达夫忙于事务，王映霞谋职不成更添烦恼，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在烦闷愁苦中，郁达夫竟然选择了登报发表诗文披露他们的隐私，在题为《毁家诗记》的诗词中，尽述了他们感情破裂的过程，甚至包括一些难以启齿的家事，一时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令王映霞极其不堪，两人终于签订了离婚协议，王映霞独自回国，而留给郁达夫的却是绵绵无尽的隐痛。

终成大器的沈从文

沈从文13岁被送入伍，几乎没有正经念过书。他用最简短的语言概述早年生活：做过许多年补充兵，做过短期正兵，做过三年司书，但他在艰难生活的历练中终于成为一代文斗。

1923 年夏天，沈从文来到北平，经年累月漂流的生活，使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投考大学是找到理想的惟一出路。他住到北大附近银闸胡同的一个公寓里，一面以旁听生的身份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一面在那间“窄而霉”的公寓里，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然而生活是十分困窘的，内心也异常痛苦和孤独。这段时间最让他难忘的是郁达夫的解囊相助。当时郁达夫在北大任教，已经成为文坛领袖之一。他十分体谅沈从文的境遇，到“窄而霉小斋”看他，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送给他，请他吃饭，还将找回的3块多钱留给他。道别之际，郁达夫还殷殷叮嘱他：好好写下去……这坚定了他从事文学写作的决心。后来经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林宰平先生推荐，沈从文的稿件开始在刊物上发表，又陆续结识了闻一多、吴宓、胡适、叶公超、朱光潜等人，进入了一个以北大、清华为中心的文人圈。

沈从文命运多蹇。1948年开始，政治的风暴就接连降临到他头上。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文艺”。不久，北大的部分学生对他发起了猛烈批判，教学楼前的大标语触目惊心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对政治过于淡漠并吃了大亏的沈从文，孤独茫然地感到“赶不上时代”，这使他的精神几近崩溃，1949年春的一天，他试图割脉自杀，被人发现幸免一死。

为了放松精神，寻找一片神游八荒的自由空间，沈从文开始转向文物研究。在这个领地里，他默默地探究着耕耘着，《唐宋铜镜》《战国漆》《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巨著都是在这些寂寞的日子里完成的。 1963年，他开始着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但三年后“文革”开始，沈从文再次落入政治陷阱，他费尽心力整理的几百幅插图和上万字的研究资料被付之一炬。但不甘罢休的沈从文根据记忆，历经16年又将这部煌煌巨著终于完成，1979年付印出版。这是一部有史以来资料最完整、插图最丰富、考据最确实的中国服装历史，而且是最有价值的一部。沈从文说：可惜很多材料没有了，否则还要更好。

沈从文有一句话：不相信命运，却相信时间，时间可以克服一切。在这句话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洞悉到了沈从文对世间生命的独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