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之魂——周恩来（组图）

　　200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的日子。带着对他的深切怀念，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老外交官，他们都曾给周总理做过翻译。就让我们跟随着他们的动情叙述，去感动、去怀念……

　　我见总理最后一面

　　●“伊朗的阿什拉公主对周总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总理。 那次是最后一次见总理，当时他脚肿，穿了一双很大很大的特制布鞋……”——华黎明

　　●“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程瑞声

资料图片：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怀着对真理的渴望，搭乘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启程，赴欧洲勤工俭学。这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周恩来。

　　最后一次签约

　　总理的手一直在抖

　　施燕华(前驻卢森堡大使)：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他去世以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中。1975年7月1日，中国同泰国建交，同泰国的建交公报是由周总理和泰国总理两个人亲自签的。那时候总理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双方就在北海对面的305医院里会见的。

　　我们进去后看到，总理因为脚肿，已经不能穿皮鞋了，他穿的是布鞋。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总觉得总理好象身体平常挺好，没想到总理病成了这样。但是，在接见外宾的时候，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就像健康人一样，讲话的思路非常清楚。谈完之后，他就跟泰国的总理一起签了建交公报，然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拍完照之后，他们又握手告别，泰国的外宾以及我们中方的几个领导都一一跟他握手。

　　当时，我们翻译站在后面，我觉得自己是小同志，不敢上去跟他握手。而且我觉得总理很累了，想让他能快点休息，所以我就往外走。这时候，总理突然把我叫住了，他可能记不得我的名字了，他就说：“哎，你怎么走了？”我就转身回来，走到总理身边，总理握着我的手说：“你回来了。”我非常吃惊！因为1971年的时候我作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被派到联合国。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居然还记得我被派出去这件事。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在文革期间，我曾负责中国和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泰国的外交事务。1975年7月1日中国和泰国建交，当时泰国总理是克立·巴莫。而周总理这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根本没法出院。本来当时的代总理邓小平是可以签约的，但是克立·巴莫提出来要和周总理签约，那就只能到医院去。后来是到305医院签的字。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周总理。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这也是他签的最后一份公报。

资料图片：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最后一次演讲

　　总理的脸庞异常削瘦

　　江康(外交部前礼宾司司长)：

　　最不平常、最使我激动的是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出席这种大型招待会，当时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招待会的礼宾工作。之前，我们知道总理已经生病了，都盼望着总理能够康复，来主持这个招待会。

　　当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同志们克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当时总理的脸庞已异常削瘦了。如果按一般的惯例，周总理要发表一个国庆致辞，由于总理的身体比较虚弱，大家就请求他不要讲了，但是周总理还是坚持要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理的讲话多次被听众的掌声打断，他讲完后，大厅里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大家都期盼着他能早日康复，但是很遗憾，这次讲话成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了。

　　还有一个最令人悲伤的场面，就是1976年1月9日，向总理的遗体告别。那是个星期天，我正在家里的时候，突然礼宾司的一个同事通知我，马上到北京医院去，向总理的遗体告别。当时正式的遗体告别仪式还没开始，就是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医护人员、警卫人员等向总理遗体告别。我看到总理的遗体仰卧在鲜花丛中，脑子里想起总理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过去跟随总理工作的一些情景，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蔡方柏(前驻法国大使)：

　　总理忍着病痛冒雨陪同蓬皮杜

　　1973年，周总理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接待了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这是中法关系史上法国总统第一次访华，也是当时西方国家大国元首第一次访华。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尽管身患癌症，还是坚持亲自主持接待工作，以非常顽强的毅力支撑病体去机场接，接回来之后是宴会和会谈，之后又全程陪同蓬皮杜到大同、杭州和上海参观。

　　当时，总理病得很厉害，碰巧蓬皮杜也患了癌症。那天宴会结束后，晚上坐火车到大同去参观云冈石窟。总理说：“我还是第一次来参观云冈石窟，平常我都没有时间来，这还得感谢蓬皮杜总统选了这个地方参观，所以我才有机会来。”随后，周总理和蓬皮杜又从大同乘飞机到杭州，去看西湖。参观过程中，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是总理关心群众，非常愿意接触群众。当时蓬皮杜在看风景，而总理被好多群众围住了。大家围着他提了好多问题，总理都一一回答，总理还问大家“生活情况怎么样”、“你们单位的生产怎么样”等，感到很亲切。

　　最后是到上海参观。当蓬皮杜要离开上海、乘专机回国的时候，到机场的路上就下起大雨来。在机场告别时，蓬皮杜西装革履，冒着大雨不打伞。警卫想给周总理打伞，总理不让。后面不少领导因此也纷纷把伞收起来了，当时是9月份，已经是秋天了。总理在病痛中依然非常注意外交礼节。这一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会谈和宴会过程中，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个有病的人，但他实际上是忍受很大痛苦来做这些事情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华黎明(前驻伊朗大使)：

　　总理说：“我去不了伊朗了……”

　　印象最深的、也可以说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就是1975年那次，当时我们知道总理生病住院了，但具体什么病不知道。

　　当时伊朗巴列维国王孪生妹妹阿什拉公主到中国来访问，提出要见周总理。这个要求通过外交部报上去了，但给她的答复是，总理病重住院，不能见，很抱歉。但她强烈要求，说非见不可。她说：“恰恰是因为周总理住院，我一定要去看他，我跟总理是老朋友了。”原来，总理和伊朗的阿什拉公主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就认识了，阿什拉公主对周总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总理。最后外交部同意了。

　　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总理，当时因为脚肿，他穿了一双很大很大的特制布鞋，脸色很黄，非常消瘦，跟我们过去见到的总理已经大不一样。尽管如此，总理在医院里还是穿得非常端庄，保持了一个外交家的风度。

　　当时阿什拉公主最大的愿望就是周总理能到伊朗去访问。因为中伊建交前，总理有几次坐专机路过德黑兰，但是因为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去访问。当时总理说：“我是不行了，我是去不了了，将来要去的话，只能是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要去就是他们去。”我们在座的人听了也很辛酸。我翻译给阿什拉公主听之后，她也非常辛酸，也非常感动。这时我们才知道，周总理的病原来已那么重了。在此之前，总理已经做过好几次手术了。

　　张庭延(前驻韩国大使)：

　　总理在医院里会见朝鲜客人

　　我最后一次见周总理是1974年7月11号，这一天周总理在医院接见了当时朝鲜驻华大使，我去做的翻译。他求见周总理，是为了转达金日成主席的口信，实际上就是看望和慰问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已经住院好几个月了，在医院见的客人不多，他的请求周总理同意了。于是我就陪着大使到医院去看望了总理，总理消瘦了许多，人显得很虚弱，但是精神还好。他穿的是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的是布鞋。大使转达了金日成主席对周总理的问候，祝他早日康复；周总理介绍了自己的病情，他虽然虚弱，但是言谈举止还是非常有风度。

他是中国外交之魂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作，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说：“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作为周总理生前的翻译，接受本报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坚如磐石

　　严厉批评基辛格 中法建交破常规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当然，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周恩来同志在大寨人家里做客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柔如春风

　　三次披上缅甸服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

　　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从总理三穿缅甸服装上可看出他非常尊重他人。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日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日，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杨桂荣(外交部前西欧司司长)：

　　总理在平等待人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不仅对法国这样的大国，对一些小国也是非常尊重。我记得1973年7月刚果(布)总统恩古瓦比来中国访问时，我担任部分翻译工作。总理非常重视这次访问，同恩古瓦比进行了5次会谈，亲自陪他到外地访问，在飞机上、汽车里、饭桌上反复讲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强调中国重视非洲，珍视中非友谊与合作。

　　稳如泰山

　　巧对美记者提问 为礼宾定新规矩

　　梅光(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

　　谈到周总理的外交技巧，我记得有好几个小故事。解放初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面对这个挑衅性的提问，周总理沉稳地说：“有，在台湾。”仅仅四个字的回答，既客观又现实，令当时中外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支美国产的派克笔，于是便用讽刺的口吻说：“请问总理阁下，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总理风趣地说：“谈起这支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我觉得这礼物也的确很有意义，就收下了。”这位美国记者讨了个没趣，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还曾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周总理：“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把脚下走的路叫马路？”周总理机智地回答说：“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马路。”这个美国记者接着问道：“我们美国人走的路都是仰着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都是低着头？”周总理微微一笑回答说：“有什么奇怪的呢？走下坡路的人总是爱仰起头来，走上坡路的人自然是低下头啦。”

　　江康(外交部前礼宾司司长)：

　　我就讲讲总理在外交上的礼仪吧。有一次，我们到机场送外宾登机，总理站在飞机下面跟外宾挥手告别。正在这时，风雨大作，总理坚持不走，迎着风雨站着，直到飞机滑向跑道才离开。

　　总理一贯重视礼宾工作，他认为交际礼仪的基本要求就是彬彬有礼，不卑不亢。比如说，周总理每一次和外宾握手都是目光炯炯，注视着对方。我曾听说周总理和一个外宾握过手后，过了几年再次见面握手，总理还知道他是谁。

　　最值得一提的是总理倡导进行“礼宾革命”。当时，我们的礼宾规格一些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还有一些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来的。总理认为，这些东西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我们得创造出自己的礼宾。在他的提议下，一些繁文缛节被取消了。比如过去欢迎国宾都是在长安街悬挂标语、彩旗，在大北窑、木樨地竖起来访领导人的画像，有时还要在机场举行几千人的欢迎仪式，这些现在都没有了。

　　同时，总理亲自规定了一些宴会的标准，并改革了国庆贺电的处理办法等，这就把中国的礼宾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具有自己的特色了。

他一天工作18小时

　●“如果没有接触过总理的话，对于那么多补丁之类的故事，也许都不信。但是接触过总理的人就会知道，总理确实非常朴素、非常节俭。”——江培柱　　

　　●“总理一天到晚就是工作。日内瓦的风景优美，同志们怕他累着，劝他休息休息，去看看风景，可他没有时间。总理几次跟我交代事情的时候，都是满脸泡沫，正在刮胡子。”——董宁川

细致认真

　　看一箱书了解缅甸 阿领导人称他铁人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1956年12月，当时的缅甸执政党主席吴努来中国访问。他到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谈中缅边界问题。那是我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当时周总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缅边界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人都不太了解。我当时因为在缅甸工作过，所以了解一些情况。然而在谈判时，周总理对中缅边界问题了解地如此详细、如此准确，使我感到非常惊讶。要知道，他日理万机，决不只是中缅边界问题，国家内政外交他都要管。后来，毛主席对吴努说，我们周总理为了这个事情，还看了好几本书。说是看了好几本，但后来我了解到，其实是看了一箱书。

　　我在亚洲司工作，后来中缅边界问题解决以后，送来一箱书和很多资料让我归档。这一箱东西我亲手打开过，是周总理阅读过的。总理读书有个习惯——要用毛笔圈点，而这一箱书里面都有他的圈点！看这么一箱书，不知要花多少时间。

　　范承祚(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周总理两次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我都发现周总理累得流鼻血。第一次看见他流鼻血的时候，我惊恐不已。后来我就按照总理保健医生所教，随身带一小盒药用棉球和一小瓶止血药水，以应急用。果然，在一次行车途中，总理的鼻子又流血了，我立即把棉球蘸上药水，迅速递过去。总理却平静地说：“小范，别紧张，不要紧的。”等鼻血止住后，他拿湿毛巾擦了把脸，便又精神照旧，风度依然。

　　1963年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周总理一行于除夕从非洲飞抵阿尔巴尼亚，当日下午在接受了地拉那市民万人空巷的夹道欢迎后，紧接着就参加阿方安排的民间和官方“3+3”活动：工人联欢、作家艺术家聚会、军人新年团拜、欢迎国宴、除夕音乐会、跨年通宵舞会。这六大活动结束之后，已是1964年元旦凌晨4点钟，下榻在地拉那国宾馆内的总理随行人员已基本入睡。

　　我们的办公室在三楼，周总理住在二楼。我到办公室整理了一下材料和简报，就下楼回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就在周总理大套间的隔壁，我心里就想，访问了那么多的国家，今天又参加那么多的活动，总理累了该休息了。因此我很自觉地轻手轻脚往我的卧室走去。突然传来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小范，还没睡觉啊？该休息了，天亮以后还有很多事呢。”我抬头一看是周总理，他穿着一件旧睡袍，上面打着几块补丁。他在踱着步，我想他一定在考虑着天亮以后的安排，包括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会谈。

　　1966年6月，周总理再次应邀访阿，时值中国石油代表团也在。周恩来同阿方领导人霍查一道接见了该团。霍查对代表团成员王进喜说：“我们知道你是大庆的铁人，而周恩来总理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铁人啊！”

　　不知疲倦

　　白天工作晚上开会 一天只睡两三小时

　　张庭延(前驻韩国大使)：

　　周总理工作不知疲倦，这一点从我跟他不多的接触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周总理一般是白天工作，夜里开会。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有时就接到通知，说周总理晚上要召集开会，不要离开。周总理一般彻夜不睡，第二天上午睡觉，下午开始工作，一直到夜里。

　　1971年春天，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要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当时日本的首相佐藤对中国不大友好，因此中日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而我们乒乓球队在文革期间一直没有参加世乒赛。另外，韩国在亚洲也是乒乓球的强国，我们一度说不和韩国交手，以表明我们不承认这个国家。所以当时中国队参加还是不参加，一直没有定下来。

　　这个事情引起了周总理的关心。在我的记忆中，周总理不止一次地深夜开会，讨论中国乒乓球队要不要去。有一次是开到夜里两三点钟，看得出来总理很疲劳，因为已经他工作了一天。

　　我们走了之后，周总理又就中国乒乓球队要不要去日本参加比赛的问题，亲自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毛主席第二天批示说：“我队应该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才定下来。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在总理身边工作，有时是十分劳累和紧张，总理那种日以继夜、不知疲劳的忘我精神，使我们感觉有点惭愧。他年纪那么大，一天工作18个小时，从来不间断，而我们跟他工作一个星期后，就搞得筋疲力尽，感到吃不消了。

　　有次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冒了，总理一天只睡两三小时，却从不感冒。我记得1963年底我随总理出访亚非14国时，总理每天工作到下半夜，甚至到天亮，有的时候彻夜不眠。现在我讲起来很多同志都觉得不可想像。除了睡觉吃饭以外，总理一年365天从不休息，连吃饭时都在谈话或者思考问题。有一次，我跟周总理工作一个星期后，回来休息两个星期都缓不过来。

　　另外，总理吃饭很简单，面条、酸辣汤什么的，他经常一边吃一边听旁边的人讲工作。

　　生活俭朴

　　旧皮箱装破衬衣 吃碗面条熬一夜

　　江康(外交部前礼宾司司长)：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14国。摩洛哥是第二站，当时我在摩洛哥使馆工作，接到的任务是押运总理的行李，从机场到住地。

　　当时摩洛哥方面为总理的行李准备了一辆军用卡车，并安排一个班的士兵护送。周总理的行李当时只有一只皮箱，箱子很轻，也不大，是黄牛皮做的，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棕色的皮箱边缘镶嵌着的皮带已经磨成了黄白色，说明这只皮箱跟着周总理走南闯北已经很多年头了。

　　箱子被放在偌大的卡车中间，卡车显得空空荡荡，士兵们分坐在卡车的两侧长条的凳子上，我开着使馆的旅行车，紧跟在卡车后面。从机场到住地不过20分钟的车程，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车子，到了宾馆后我就把总理的箱子拿上楼，交给了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他跟我讲，这里面有一包总理要洗的衣服，因为领口和袖口都破了，重新缝补过，不便让对方洗，请你们带回去，让使馆的女同志洗一下。

　　现在过去40多年了，总理的皮箱和衬衣还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从中我感觉到了周总理伟大的人格魅力。我们都知道，总理的外交风度和魅力是举世闻名的。但没想到我们总理的行装竟是这样子的。这充分反映了总理是无私奉献、清正廉洁、严于律己的楷模，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钦佩。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有一次给总理做翻译，我亲眼看到总理生活的艰苦。那是1958年8月炮轰金门，这不光是军事斗争，还是一场外交斗争。当时美国强行干预，我们实际上是“以打促谈”——迫使美国坐到谈判桌上。为此，总理亲自接见了有关国家的使节。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些俄文的、法文的、英文的翻译，一天到晚就在那个地方待着，轮番上阵；讲法文的来了我就上去，讲英文的来了英文翻译上……一直搞到晚上一两点钟还没完。这时，总理的警卫端来了一碗面条，总理就对我们说：“我先吃夜餐了，很抱歉不能招待你们了。”他就匆匆忙忙把这碗面条吃了。很快另外一个使节又来了。

　　总理熬夜我们都知道，可熬夜就靠这么一碗面条顶一个晚上我们是没想到的。

　　有一个外国使节对金门和马祖的地理概念不是很清楚，总理就让我把他办公桌上的地图拿来给这位使节看，于是我就有这么一个机会看到了当时总理的办公室：一个普通的办公桌，不是很大，一张大地图摊在办公桌上；桌子上有文房四宝、几支毛笔、一个笔筒和一个绿色的台灯；桌子上垫着一张玻璃板，椅子是一把普通的布套椅子，连一个沙发都没有。后来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总理办公室的一张小沙发，那是他生病以后才有的，当时没有。他一天到晚日理万机就坐在那把布套椅子上。现在的经理办公室比总理当年的办公室不知道豪华多少倍啊。

他是我们的父亲

　●“周总理是伟大的革命家、领导人，但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父亲一样。他这一生没有小孩，但是，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时常这么想。”——程瑞声

●“尽管四十余年过去了，但是总理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做梦梦到他。”——范承祚

1963年邓小平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平易近人

　　早起给外国员工拜年 关心下属恋爱婚姻

　　范承祚(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1963年岁末，周总理访问了阿尔巴尼亚。我作为翻译随行。当时正值新年临近，总理来到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资机构人员、留学生联欢。跳舞跳累了，总理就坐在沙发上，亲切地问我：“你从哪里来？”

　　当总理知道我是他的老乡后，问我：“家乡有什么事？”我就跟他讲，听说淮安要建周恩来旧居，修周恩来纪念馆。总理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事情不允许。你再跟淮安县委提一提，绝对不准搞周恩来旧居、周恩来纪念馆。在我们国家，只能在韶山，或其他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建毛主席的旧居，不能搞周恩来的，不能搞。”

　　当时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1964年元旦那天，天刚刚亮，大概快7点左右，我听见有同事让我赶快起床。我立即套上衣服跑出来，只见总理衣着整齐、神采奕奕地正迈步走向我们下榻宾馆的大楼梯。这时，下面的大厅一下子灯火齐明，从后台好几个门里走出来一群阿尔巴尼亚籍的宾馆员工，他们有的戴着厨师的帽子，有的穿着清洁员的衣服，站在那里。

　　总理跟他们一个一个握手，向他们祝贺新年，并祝他们家庭幸福、工作顺利。炊事员、招待员、清洁员、洗衣员、理发员、司机、电话接线员还有仓库保管员都出来了，他们想一睹周恩来的风采。让他们感动的是，为了给他们拜年，周总理居然起这么早。实际上，总理头天夜里根本没睡觉。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直到现在，这件事还在许多阿尔巴尼亚人中流传。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我在和周总理交往的过程中，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在1970年12月5日的一次外交部会议上，把我称呼为“我的这位老朋友”。

　　我在1956年到1966年期间，曾给总理当过很多次缅甸语翻译，但是文革期间中缅关系一度中断，我就很少见到总理。

　　在我来看，周总理比我的年龄要大37岁，他应该是作为我父亲这辈的；而且从地位上来说，他是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的一名年轻干部。在我的心目中，他每天日理万机，对我应该早淡忘了。但没想到他见到我的时候，却那么亲切，称我为“我的这位老朋友”。

　　除了平易近人，总理还特别细心地为我们翻译人员着想。比如，我们在替毛主席翻译的时候，由于他的湖南口音非常重，周总理知道我们这些年轻翻译不大容易听懂，就预先把毛主席的有些话先翻译成普通话讲给我们听，这对于我们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1964年，周总理到缅甸访问，他向对方介绍他之前访问非洲的情况，在谈到一些非洲国家时，有些名字对我来说很陌生，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写。于是，他就把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写在本子上给我，直到现在我都保留着，这是总理的笔迹，非常珍贵。

　　还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1965年4月28日，那时我已经从外交部调到中国驻缅大使馆联络处做翻译工作，当时总理在访问缅甸后，准备回国。在机场跟缅甸领导人话别后，他正准备登机，忽然想起我这次是要驻在缅甸，不跟他回去了。他便走回来对我说：“你这次不跟我回国了，我要谢谢你的工作！”还跟我使劲地握了下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总理是个非常细致的人，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令我很感动。

　　总理还十分关心我的恋爱和婚姻情况，今年是我和我的夫人李路恋爱50周年，我的恋爱、婚姻是跟中缅友好分不开的。1956年，周总理为了搞好中缅谈判的气氛，特意带了一个歌舞团去缅甸访问演出。这个歌舞团是空军政治部歌舞团，只跟周总理去过缅甸，没有去过别的国家。我的爱人就是其中的一名舞蹈演员。

　　这次偶然机会让我们互相认识，回国后，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周总理知道后非常高兴，跟我开玩笑说：“想不到你啊，谈恋爱还挺有办法，一次机会就抓住了。”在我们有了孩子后，周总理有一次还特意询问我孩子的情况。

　　体贴入微

　　问候患病的同志 怕翻译累换座位

　　江培柱(前驻日本使馆官员)：

　　我到驻日使馆工作以后，有一次生病住院，外交部日本处的丁民副组长带领中国的代表团访日，特意到医院去看我。

　　回国以后，代表团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提到了我住的那个医院的环境、设备以及我的情况，总理立刻关切地问：“江培柱住院了，不就是那个小胖子吗，生的什么病？我好久没见到他了。”总理还让人给我带话：“转告他好好疗养、休息。”我非常感动，觉得一个国家总理能够如此关心下边的工作同志，让人永生难忘。

　　总理的影响力不光是对我们这些翻译等普通工作人员，对于外国友人，总理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董宁川(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刚果(布)一个政府代表团来中国，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后来他们也想见毛主席，总理把工作安排好后，就让我陪他去长沙见毛主席。我们一行在经过韶山时，特意去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

　　当时从韶山到长沙是土路，一路上颠颠簸簸，总理就在车上继续同刚果(布)特使交谈。刚开始总理同代表团的特使坐在后排，我坐在前排给他们翻译。谈了一段时间之后，总理觉得我一直坐前面把头掉过来翻译太累，就要求跟我换位，让我坐在后面，而他坐前面。我说不行，哪能让总理受累，可总理一直坚持，最后还是换了。

　　总理扭回头来讲话，而我在后面翻译，就这样差不多持续了半个小时。后来，我一再要求跟总理把位子换回来，他不答应，这让我很感动。刚果(布)的特使也对总理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体贴下属的国家领导人。

　　宽严并济

　　指出翻译的失误 让翻译同桌吃饭

　　华黎明(前驻伊朗大使)：

　　我在当翻译的时候，感觉总理的工作作风十分细致，所以，人家说给周总理当翻译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懂英语、法语。虽然他并不懂波斯语，但他总是很仔细地听着。

　　有一次，他讲了个什么事情(具体事情我记不清了)，其中提到了10个国家的名字，我翻译的时候少翻了一个，总理立刻就说：“你少翻了一个，是某某某国。”

　　总理对工作一丝不苟，对我们这些翻译的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伊朗王后回请总理，吃饭的时候，对方提出要在饭上浇点汁儿。因为我是南方人，发音不是很标准，我就将汁儿理解成了汤，跟服务员说，客人还要点汤。总理说：“你说的不对，这是汁儿，不应该说汤。”

　　总理还非常强调，翻译也应该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凡是在总理举行的宴会上，就有个规矩：翻译都是要上桌的，而且都必须坐在领导人边上。

　　要知道，我们当翻译的在宴会上是不能坐正座的，领导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拿把椅子坐在他们后面。我还赶上有两次，连座位都没有，就站在后面翻译。给总理做翻译就不一样了，他总是很仔细，主动给我盘子里夹菜，令我非常感动。

　　此外，总理还主张翻译的名字要见报，如“参加会议的有谁谁谁，还有工作人员谁谁谁”，所以，如果你们去翻翻上世纪70年代的报纸，还能找到我们这些翻译的名字。

去世时夫妻积蓄5100元

　　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就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降半旗的故事，虽然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实的版本，然而围绕周恩来总理去世所发生的一切却成就了他另一个不朽的传奇——

　　1976年初的时候，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一消息；更值得世人瞩目的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哀悼领导人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甚至突破了《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一个星期时间联合国总部上空没有升起任何一个会员国的国旗……

　今天的人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总理去世后的传奇是如何成就的；围绕这位中国总理的去世，联合国究竟讨论了什么；瓦尔德海姆那段动情讲话究竟是怎样的……但联合国大会至少在两点上达成共识：一是这个领导人为本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二是他身后没有留下遗产。这两点，周恩来当之无愧。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对于这个世界，周恩来留下的典故也非常多，关于杜勒斯的拒绝握手的故事，在万隆会议的睿智，至今在非洲偏远的部落依然有人能发出“周恩来”三字的汉语发音……至少，他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被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可能选择之一，也成为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最大的贡献。

　　至于他的遗产，今天这也已经不是秘密。

　　据1976年总理去世后，负责整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的人回忆，周恩来的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结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别无进账。而支出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以及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等。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 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其中的主导思想，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 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 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

　　显然，对周恩来的认可超越了政见、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早已不仅仅是“外交家”三个字所能够承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