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当汉奸的海军中将郑滋樨

郑滋樨在抗战中的故事，是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他是中国抗战史上惟一因拒当汉奸而被活活饿死的中国海军中将。

郑滋樨1869年出生于福州军门前，是中国著名海军枪械专家、中国海军造械总监，海军中将。现津泰路省防疫站，即为原来郑滋樨故居。在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记者为记录抗战中鲜为人知的英雄，专程采访了郑滋樨在榕的儿子、孙子、孙女们。

亚洲三杰·中国海军枪械王

郑滋樨幼时父亲即逝，12岁时进福州南街玉章书纸店做学徒，刻苦自学，习得一手好字、好画、好文章，以此抚养老母。母逝后，赴天津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1899年夏毕业后，进入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因业务精得统领叶祖珪器重，特上疏推荐郑滋樨承办自测大沽口航道，获准。郑滋樨得令后，夜以继日测量、绘图，定出大沽口四季通航安全航道，并重绘海图，中国人独立测绘的首幅海图即为郑滋樨所测定与绘制的，被称作“清国版郑式海图”，后被世界航海界正式采用。郑滋樨后升任“海天”舰大管轮。1901年，赴英留学，进入英国著名的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一年后，又被保送进入阿姆士曲郎皇家海军研究院专攻舰炮制造，学习期间，因专业技术突出，被邀参与兵工厂岸炮设计，参加了英国远射程岸炮设计、制造全过程，被英国科技界誉为“亚洲三杰”之一。后历任中国驻英使馆英文总文案、参赞，积功升为正四品特旨道衔。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专门致函郑滋樨，邀他回国参加新中华建设。但到他回国时，孙中山已辞职，于是郑滋樨就被商务印书馆聘去，主持东方印刷所机械修理厂。不久，回海军部。同年5月，负责办理炼钢事务。7月，襄办江阴长山建筑弹药库工程。9月，赴大沽造船所主持制造机关炮事务。1920年，被授予轮机少将衔，5年后晋升为轮机中将。历任海军部技正、海军鱼雷枪炮学校正教官、造械大监、造械总监。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聘其为军事委员会兵工署长，郑滋樨以年老相辞不就职。1934年，日寇占我东三省，郑滋樨愤然，以65岁高龄，兼任海军军械处处长，其建议在马尾建设试枪场、试炮场。1937年，试枪场建成。此时郑滋樨已68岁，退休回到上海家中。

“给我一座金山，也不当汉奸！”

从马尾回到上海不久，郑滋樨就病倒，这使得他在上海沦陷时无法撤出。郑滋樨第一位夫人，是福州鼓楼织布坊的一位织布女工。她为郑滋樨生下两个儿子后就病逝了。第二位夫人是位山东姑娘，又为郑滋樨生下了四个儿子。上海沦陷时，郑滋樨的大儿子郑练简在福州海军学习读书，二儿子郑朴简在外读大学，三儿子刚进上海大同大学，四儿子在读中学，五儿子还在读小学，六儿子刚满三岁。郑滋樨在海外多年，原有积蓄颇多，但在孙中山数度赴伦敦宣传革命时，他的积蓄已全捐了。所以，当听从孙中山召唤决定回国时，想起要给妻子买点首饰，但已买不起新的首饰了，只好到伦敦旧货市场，为妻子买了一套旧首饰。在国民党中将中，郑滋樨算是“穷”的。他在上海买不起房子，只能在南菲德路591号租了一幢小楼，一套红木家具是当年广州朋友送的，除了郑滋樨收藏的一些书画作品和古书外，这套家具是当时郑家最值钱的。

郑家在敌占区的日子是极其艰难的。当时中国海军在上海设了一个地下办事处，对每一位不出任伪职的海军退休军官，还发有退休金。郑滋樨每月能领到300元法币，当时上海流通的是伪币，300法币兑换成伪币后只剩150元，150伪币最多只能买一斗米。

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汪精卫成立汉奸政府，设立了海军部。郑滋樨以刚正、廉政和专业造诣高，在海军界享有很高威望。日伪当局盯上了他，觉得如果能把郑滋樨招到麾下，给予高官，一定极有号召力。刚开始时，他们认为郑滋樨学究气浓，且年纪大不再血气方刚，动员他出任汪伪海军部要职可能不太难。哪想到第一次几个汉奸去郑家做说客，就被郑滋樨骂出了门。几个汉奸不死心，他们见郑家老少穿着粗布大衫，也没有什么上好的摆设，料定郑家不富裕。第二次去时几个汉奸携以重金，一见面就捧出。汉奸们原以为这下郑滋樨会点头同意出山，没想到，郑滋樨一巴掌就将钱打飞，他笑着说：“别说给我这些钱，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同意当汉奸。”几个汉奸打着哈哈，说：“别认死理，俊杰当识时务。”郑滋樨哈哈大笑，“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自己俊杰，心和脸都没的人！”

汉奸们还是不死心，三天两头来郑家骚扰。郑滋樨因为有肾病和前列腺炎，常到法租界的一位德国医生处治病，两人结下了友情。那天深夜，他敲开了德国医生诊所大门，德国医生很惊讶，忙问是否又旧病复发？郑滋樨摇摇头：不，我想在你这里住一段。他向德国朋友介绍了汉奸政府逼他出任伪海军部高官的事，气愤地说： “敌人打到了我的家门口，我只恨自己年大病多，无法上前线与敌人拼了！让我为这些侵略我们的敌人做事，这不与杀了我是一样的。我不想再看到这些汉奸！”德国医生敬重这位富有爱国气节的中国将军，将这位中国海军中将藏到自己家里整整半年，直到郑家来人说“汉奸已不来了”，郑滋樨才离开德国医生家。走的那天，郑滋樨掏钱想支付在德国医生家的花费，但这位外国朋友坚决不收，理由很简单：我反对侵略，我钦佩你的气节。“我宁愿病死，也绝不做汉奸！”

回到寓所不久，郑滋樨旧病复发。当时上海物价飞涨，药费直线飙升。郑滋樨既要养活一家老少，又要看病，没过多久，有限的积蓄就花光了。郑家辞掉了最后一位佣人，又将自己租下的小楼一间一间地转租，最后只留下了两间屋自家住。嗅觉灵敏的汉奸再次上门，携来了药钱，还带来了汪精卫的所谓问候，告诉说：“你不出任实职也行，挂个名总行吧！”郑滋樨还是一句话：“我宁愿病死也绝不当汉奸。”

郑家开始变卖财产维生。郑滋樨先是卖掉了自己除一套海军礼服外所有值钱的衣服。后来又卖掉了妻子值点钱的衣服，将妻子惟一一套首饰也分四次卖光。紧接着，又开始卖家具。他对夫人说：“除了那套红木家具，只留下床板和饭桌、凳子，其他全卖了。”当时，上海兵荒马乱，再值钱的东西也卖不出几个钱。一个上好的写字台，还换不来一斤米。一副太师椅，仅够一次药费的零头……郑滋樨无钱进医院看病，有时病重起不了，就让家里人拿一件东西卖了，用这钱换点草药，这使得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他又一次病危，夫人将四个儿子惟一一套整齐点的衣服当掉，换了点钱为他请来一位医生。医生诊断后，对他说：要死要活，你自己选择，要活就住院，要死就在家里等着。郑滋樨选择了死亡。

刚满16岁的四儿子郑捷简，为救父亲，四处寻工未果，只好托人到码头上找份搬运工的差事。他从小没做过重活。熟人不相信他能扛大包，小小的郑捷简急了，“我也知道这活累，但我没活做，爸爸就会病死的，你就算救我爸爸吧！”熟人知道郑滋樨宁死不当汉奸的事，看到这位中将的公子为谋一份扛大包的差事这样急切，敬重之余有些心酸，终于为郑捷简谋到了码头搬运工的活……做搬运工收入极微，但总算能为郑滋樨买些药了。 “为不当汉奸饿死也值！”

可偏偏此时，郑滋樨三儿子又病倒了。看着三儿子的病越来越重，郑滋樨只好卖掉红木家具。卖家具那天，郑滋樨早早地起来，拖着病体将红木家具细细地擦了一遍，他对在一旁落泪的夫人说：看到这套家具，我就想起了孙先生，想起了我和朋友跟着先生护法的日子。从未见过丈夫落泪的夫人，第一次发现丈夫眼中有泪闪过。以往变卖家产，郑滋樨伤心，别人来搬东西时，他从来是借故走开，惟独这一次他一直目送这套家具远去，就像与老友生离死别……

这之后，郑滋樨又卖掉第一位夫人留下的那套旧首饰。此时，家里除了郑滋樨收藏的书画外，再无任何值钱的东西，在三儿子又一次病情恶化时，郑滋樨不得不咬着牙与这些书画说：“别了！”第一次要卖第一幅画，被夫人拦住了。夫人知道丈夫这一辈子惟一的爱好就是读书习字作画，惟一的宝贝就是这些收藏的古书古画。她决定带着上小学的五儿子郑善简和刚4岁的六儿子郑朝简，卖瓜子花生烟卷。

从此，每天夜里，这位中将夫人开始炒五香瓜子、五香花生；天不亮，就叫醒两个儿子将瓜子包成一小包一小包的；白天，中将夫人自己在弄堂口摆了一个小摊，卖花生瓜子，兼卖烟卷，两个儿子沿街叫卖；晚上，两个儿子到舞厅、剧院门口叫卖至深夜……邻里很钦佩这个有气节的家庭，虽然在日寇铁蹄下人人生活艰难，但大家还是挤出钱来买包瓜子、花生，让郑家能活下去，邻里还给这花生瓜子起名叫“气节牌”。

汉奸们以为郑滋樨如今日子一天难过一天，是动员其当汉奸的大好时节，就又上门来游说郑滋樨，郑滋樨正言道：“你们趁早死了心，我饿死也不会当汉奸！”

1943年末，那些宝贵的书和书画不得不一件件与郑滋樨“永别”，郑家到了山穷水尽时，有时一天全家也开不了一餐饭，常年佐餐的菜只是一碟盐……人们没有忘记这位宁愿饿死也不当汉奸的海军将军。有时，郑家人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却没人，但地上放着一小袋米……

1944年12月，郑滋樨终因贫饿交加在上海逝世。临死前，他对家人说：“谁也别哭，应当为我笑，我这样死比当汉奸享荣华富贵强一百倍，为不当汉奸，饿死也值！我死而无憾。”他对儿子们惟一留下的遗嘱是：好好做人，勤慎工作，不做汉奸，不当亡国奴。

郑家儿子全部走上革命道路

父亲的爱国气节是对儿子最好的教材。除三儿子在父亲“走”后也病逝外，其他五个儿子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大儿子郑练简解放后长期担任省交通厅总工程师，是市政协委员。二儿子郑朴简，解放后一直在省公路局工作。四儿子郑捷简，解放前就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组织，解放后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五儿子郑善简很早就参加了地下党，1948年参加解放军，1951年考入交通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后来调入安徽机电学院任电机系主任。六儿子郑朝简，毕业于福州一中，后考入清华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电机研究所，后来调入中科院西安微电机研究所任总工程师和研究室主任。

郑家，每年有一个节是一定要过的，那就是8月15日———抗战胜利日。儿女们无论在天南海北，都会倒上一杯酒，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