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回忆录：没勇气再见周总理（组图）

1955年吴祖光(右二)编导《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时，与萧长华(左一)、梅兰芳(左二)、姜妙香(右一)在一起。 “笨儿”吴钢学艺记 对于照相我曾有一番“难言史”。1947年由于命运的播弄，我曾经并非自愿地做过十年电影导演。开始的两年是在香港，因此未能免俗地背上了一架当时最新式的莱卡相机，然而用了不久竟然被人偷走。现在儿子成了摄影家，我这做老子的还要常常代儿受过，不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儿子吴钢给我照的相，这么多日子还不给我？” 1978年，吴钢正式调到现名《中国戏剧》月刊做摄影记者，开始了对戏剧、戏剧演员的拍照。大约在四年以前，我写的反映评剧艺人生活的影片《闯江湖》在天津开拍，有一场由于导演的坚持，邀请我的妻子新凤霞串演一场戏中戏《凤还巢》的镜头，在河北省河间县的一个古旧的小舞台上真景拍摄。儿子作为记者，又是半身瘫痪妈妈的保护人的身份随同摄制组一同来到河间县。正在拍摄当中，忽然发生了一个大灯泡爆炸的事故，生病的妈妈倒没有被吓倒，而背着相机正在拍剧照的儿子却从台口一跤栽倒在乐池里。 　　另一次是在音乐学院学习声乐的小妹妹头一次在容纳两万多人的首都体育馆里表演独唱，大哥哥背了一身照相器材忙着给妹妹和其他演员拍照，谁知正匆匆走过运动场中心地带时，怎么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朝天。在两万观众两万双眼睛注视之下引起一个大震动，把大家的肚子都快笑疼了。然而奇迹在于：两次大摔跤里，儿子背的一身器材全部安然无损，尽管一次是把裤子撕破，一次是把屁股摔青了。两次惊险历程都证明吴钢是一个合格的摄影家，具有一种为事业献身，宁舍命不舍器材的精神。 吴祖光与妻子新凤霞 　　写《捉鬼传》反被鬼迷 　　六年以前，我住在四川沿江的一个小城里时，读了烟霞散人的《斩鬼传》，心中忽然一动，心想借这个形式可以写一个剧本。 　　随后我偶尔构思，在心里粗粗拟定一个轮廓，大致说：钟馗投考中了状元，因皇帝嫌他貌丑被黜，愤而自尽；死后为捉鬼大神，遍捉人间诸鬼。大功告成之后，喜极痛饮，大醉之下，成为化石。千年后钟馗醒来，见鬼蜮之辈复行盈满天下，而且一个个道法高强，远胜自己千万倍，于是钟馗大败逃亡。 　　朋友们对我的这个想法感到兴趣的很多，都催我赶快写；甚至马彦祥兄屡次对外宣布为下一个剧目，并且要请前辈洪深先生饰演钟馗一角；但是这个戏想想容易，把想象的变成具体便难于上青天了。我多次执笔，而多次颓然搁笔。 　　这次由于石挥、张伐、陈忠豪诸兄的敦促，在一次偶然的谈话里，我提到《捉鬼传》的故事，便被他们定为一个月后的演出节目。我答应去写，我知道时间是太过匆促的，详细的情节甚至想都没去想。但我毫未考虑地答应了，为的是我要对自己获得一个答案，看我还能不能写出这个戏。写不出这戏也许会就此改行，写得出，算是意外的收获。 　　这是一次痛苦而荒唐的工作，我几乎全是写了上一场才去想下一场的故事；写出一个人物时，毫无时间想到他的前途发展。当中更不幸生了一场病，很重的气管炎，有三天倒在床上坐都坐不起来；我是自诩十年来没生过一场病的，可是这一回捉鬼被鬼迷，病了十天。因此剧本后一半的写作，有如拼命。写钢板油印的周望久先生坐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熬夜，我写一页他抄一页，似乎我在和他比赛，人变成了机器。 　　最苦的是在上演前第四天，我赶写第三幕。11月13日夜晚我写到清早四点钟，而结果十六页稿纸写完，钻入牛角尖，无法继续，全部撕掉；重新再写，又撕掉；天快亮时我几乎是昏倒了睡去的。14日一天不能起来，到下午索性出去玩，晚上十点钟开始写第三稿，到15日天亮六点钟完成，距离上演只有三天。 　　这样的苦赶，能写出什么好东西，真是只有天晓得的事情，然而到底我是写完了，起码暂时我不改行了。 　　周总理让我改《风雪夜归人》 　　《风雪夜归人》于1943年初由中华剧艺社首演于重庆，戏演到预定的场次不到一半的第十四场时，便被明令禁演了。 　　在被禁演的两年之后，《风雪夜归人》得以解禁重行上演。这先后两次的演出，在我的印象当中，曾经多次见到恩来同志悄悄地坐在观众当中看戏。全国解放后的1957年，有一次金山和孙维世同志邀我到他们家中做客，维世问我：“你知道总理在重庆看过几次《风雪夜归人》吗？”我说：“我不知道，大概总有两三次吧……”维世说：“总理告诉我说，他一共看了七次。” 　　1949年全国解放，我回到北京不久便应邀来到总理家里。总理谈起对这个剧本的修改意见，就是对女主人公玉春的结局的处理。我的原作是在玉春和莲生的恋爱由于王新贵的告密而遭毁灭之后，玉春被当做礼物送给了另一个做官的徐辅成。到了徐家之后，她锋芒尽敛，成为一个温顺听命的平常女人，成了徐辅成家里的管家婆……总理十分严肃郑重地批评说：“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应当修改。改起来是很容易的，对于玉春的结局只在于剧中‘尾声’部分的二十年后徐辅成重访苏宏基时的口头叙述，用几句话便可以交待清楚的。”但是当时我仍觉得，像玉春这样一个柔弱的年轻女人，在受到打击，希望破灭之后，便只有和生活妥协的惟一道路了。从这一点看来，我和总理的区别是显然的：总理是真正的革命家，是表里如一的生活的强者，而我却只是一个向恶势力妥协的世俗的庸人。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通知我，要出版我的话剧选本《风雪集》，共计选入三个剧本。这引起了我心理上的紧张，我想到总理是这样认真地对我提意见的，我不能不尊重总理的意见。只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把“尾声”整个重写了一遍，篇幅也几乎增加了将近一半。事实说明我做了一件蠢事，我完全说不清那时为什么似乎傻神附体，费力不讨好地写出了这么一场傻戏。到了1956年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决定上演这个戏，而中国戏剧出版社也准备出版《风雪夜归人》的单行本时，我又作了一次修改，实际是改回原本的尾声。 　　1957年，我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正在这时，《风雪夜归人》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近乎嘲弄和巧合的是，有一天白天首都剧场召开对“右派分子”吴祖光的批判大会，而就在当晚，同一个剧场演出我的《风雪夜归人》。也就在同时，我在剧场听说总理又一次要来看戏，但我再也没有勇气见总理了。 　　直到前天，听北京人艺夏淳同志——当年本剧导演说起，才知道总理在1957年的《风雪夜归人》演出后，对夏淳同志谈过更具体的意见，认为玉春最后的结局应当落在农村…… 　　“曹禺，你太听话了!” 　　大约整个40年代，是我和曹禺接触最为频繁的时期，他虽然做了剧校的教务主任，课务繁忙，但对剧本写作的执着经常使我感动。他经常不修边幅，直着眼睛出神；有时和人说话，也答非所问，一只手经常捻着右耳朵下面的一颗痦子发呆。学生们都知道：曹先生正在琢磨写剧本呢，那颗痦子有神奇的功用，摸着摸着灵感就来了……《正在想》、《北京人》就是那个时候的作品，是在教学极为繁忙的时候写出来的。 　　使曹禺不能继续他的宏伟事业的是久久缠身不去的病痛。他住进医院已经长达六年之久，肾功能衰竭是主要的病，难以根治。伴随的则是其他的老年疾病，曾经有几次病体稍愈回家，但不久便又回到医院；幸而有他晚年得到的伴侣京剧名演员李玉茹女士随时厮守是他最大的安慰。但是我昨天去医院看他时才知道玉茹因心脏病开刀在上海住院，至少要三个月才能痊愈，目前就只有二十四岁的青年小白在病院日夜陪伴了。 　　进入这个夏季以来，我们的往日弟兄一一离去。就在这一个月中，陈白尘、黄佐临、骆宾基、翁偶虹、胡考相继辞世。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次能够和曹禺仁兄在这个北京医院坐在一起，拉着手谈话。他忽然满面愁容说起在一生写作上的失落，我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憋了多年从来没说出口的话：“你太听话了!” 　　曹禺的反应出我意料?选几乎是在喊着：“你说得太对了?选你说到我心里去了?选我太听话了?选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办，有时候还得揣摸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他的激动过去了，声音渐渐低下去了。曹禺最后对我说了一句话，是：“中国戏曲是最伟大的戏剧。” 　　我只嘱咐他不要再想什么，安心接受医生的治疗，延年益寿。至于写作，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但愿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再受什么“领导”的干扰了。(唐雪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