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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信暗藏蒋介石身世之谜

(2008-03-28 11:59:19) 下一个

信中暗藏身世之谜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国民政府档案中,存有两封河南许昌人郑发写给蒋介石的信。第一封写于1946年12月中旬,信文如下:

  主席钧鉴:敬禀者,窃郑发,年六十二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清光绪廿五年,曾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求学,时与主席系属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到民国十八年秋,并蒙主席召见,因发离家未遇,殊觉怅然。发分别来京,晋谒无门。同学敬请崇安!

    民人郑发拜启


  第二封信写于1948年5月13日,信文如下:

  大总统钧鉴:敬禀者,窃发,年六十四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曾于开封郑老师馆内求学时,与总座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未克一晤。至三十五年,发奔至南京,蒙总座派吴秘书长鼎昌召见,心感莫忘。发今再来京,因许昌共匪扰乱,寻获郑发等语,迫不得已,发不顾生死,星夜奔至南京,以避危险。专呈一函,恳求总座恩准召见,以解数十年渴望。幸得一见,感戴之至。肃此敬请崇安!

    步兵少校郑发鞠躬

    五月十三日


  表面看来,这两封信是光绪二十五年蒋介石在开封求学时的同学郑发欲见蒋介石一面而写的,但事实,这两封信中却隐匿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郑发确有其人

  读过小说《金陵春梦》的人都知道,唐人笔下的蒋介石原名“蒋三发子”,原籍河南许昌,他有个胞兄叫郑发。由于《金陵春梦》是小说,因此有些人看后将信将疑。但实际上,郑发确有其人。

  据郑发本人所言,因光绪年间许昌遭灾,父亲饿死,家中没法生活,母亲王氏带着他和弟弟三发逃荒开封,嫁给一位姓蒋的浙江奉化盐商。三发后来随继父回到了奉化。改名蒋介石。1941年郑发去重庆市找蒋介石认亲,蒋没有与他见面,由戴笠把他“优待”在重庆白公馆。1944年许昌沦陷前,戴笠又将郑发妻女接去,不久转至息烽监狱,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夏才让他们一家三口“衣锦还乡”。回到许昌后,郑发被安排为县候补参议员,由离家前的一个农民变成了风光人物。

  在重庆未见到蒋介石,郑发并不甘心。1946年冬,他第二次去找蒋介石认亲。他在南京闲居达半年之久,但蒋介石本人却未予召见。1948年5月,郑发再一次来到南京,依旧无功而返。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普遍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许昌河街,有人还别出心裁地针对郑发搞起了“挖蒋根”运动。在许昌的镇反运动中,许多在国民党部门干过事的军政人员,被逮捕法办关进监狱,有些罪大恶极的,还被枪毙了。郑发看到这一切,早就吓得胆战心惊。从此,郑发对过去的一切便守口如瓶了,即便讲,也仅是对极少数信得过的人悄悄说一点罢了。1973年2月20日,郑发在家中去世,终年89岁。


两信的由来

  1946年冬,郑发来到南京后,住在升州路糯米巷的河南同乡会中,虽说是认亲,但一个老百姓想见国家元首谈何容易,同时为了避开“拖油瓶”之嫌,同乡会的姚廷芳、郜子举、李肖庭等人反复思考,请了一位文笔高手帮郑发写了一封既简明扼要,又含情脉脉,使蒋介石看了也不会大伤脑筋的信函(即第一封信)。

  12月14日信转到总务局,当即由陈希曾等盖手章签启“交际科核发”。这时蒋介石正忙于召开“国民大会”,但还是派国民政府文官长兼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吴鼎昌会见了郑发。在吴鼎昌的关照下,郑发被安排在国民政府门前的一家水果店闲住。到了1947年5月间,吴鼎昌再一次找到郑发,一是把郑发写的那封信拍成照片后给他一张,并说:“你的信主席看过了,也等于见了你本人,你就拿回去作个纪念吧。如果回家后有什么困难,只要持此照到官府一展示,官府一定能帮你解决的。”二是吴鼎昌写给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一封信,让郑发回许昌路过开封时面交刘茂恩。就这样,在吴鼎昌的劝说下,郑发返回了许昌。

  1947年秋冬时节,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开始在许昌地区展开拉锯战,双方军队几进几出。为了安全,郑发来到开封。在刘茂恩的保护下,在开封保安队当上了个不管事的副官,授步兵少校军衔,按月发饷。

  由于认亲之念未灭,1948年5月8日,郑发从开封起程,再次来到南京。他同样先去河南同乡会,请人于5月23日给蒋介石呈上了第二封信。6月3日信转到第六局(总务局),由吴璧存等签发交际科处理。

  郑发深知蒋介石常骂共产党为“共匪”,这次为表白自己求见“总座”之心切,故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把自己的处境写得格外严重,他想以此博得蒋介石的同情与怜悯,能够求得一见。可见,此时的蒋介石已是自身难保,于是,他仍是只派吴鼎昌匆匆见了郑发一面。

  郑发为寻蒋认亲,虽脑汁绞尽,机关用遍,到头来还是扫兴而归。当他从南京回来时,河南省已经全部解放。


身世之谜仍难解

  在这两封信中,郑发都是先说自己“原籍是河南许昌灵沟镇人”,而后又挖空心思地说:“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求学,时与主席系同学。”俗话说:“师生如父子。”这样一来,郑发便巧妙地点出了他们同为郑福安的儿子,都是河南许昌灵沟镇人,而在外人眼中,却又看不出什么破绽。真是一语双关,恰到好处。郑发并没有在开封私塾馆上过学,也没有较深的文化,信内所写,显然是代笔人为他绞尽脑汁,才想出如此高招来。

  蒋介石的身世,始终是史学界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以往许多有关蒋介石的专著都写他是浙江奉化人,但确实有一些事情,又是用“奉化说”所不能解释的。

  例如郑发三次去见蒋介石,尽管蒋介石不予接见,却每次都派要员去处理。如果郑发是假冒的,他何必如此重视呢?第一次到重庆,郑发受到了宋美龄和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接见。尽管戴笠后来把他软禁于白公馆和息烽监狱,而这也是用心良苦的。河南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侵华日军能炸死蒋经国的母亲,郑发乃一介平民,在许昌的生命安全能有保障吗?而重庆和贵州则是大后方,在这里郑发一家就安全得多了。在息烽监狱,郑发一家多次给革命人士提供帮忙,特务却奈何不了他,这样的特殊并非常人能有。后来两次到南京,每次都由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兼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吴鼎昌接见,每封信都得到了国民政府各级主管谨慎处理,认真归档。若郑发真是骗子,他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能使上至国民政府的文臣武将,下至省长、专员、县长都信以为真,有的还为他封官加爵、赏金赐银,就连蒋介石本人都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更不可思议了。

  此外,旧社会家谱,女儿是不入谱的,而在《曹竹王氏宗谱》中却特别将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写出,是否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含意?蒋介石在台湾偏偏选中“福安里”这个小村庄作为归宿地,是不是有死后“陪伴(郑)福安”之意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然而现今蒋介石、宋美龄、吴鼎昌、戴季陶、戴笠等知情人一一作古,答案只能通过后人利用各种史料来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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