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1999年，台湾著名学者、民间历史研究者秦风（原名徐宗懋）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社《老照片》刊出秦风的《战争后的战争》一文，立刻引起轰动，随后，朱谌之在南京的女儿朱晓枫辗转多方，终于与秦风取得联系。3年后，秦风接受了这项“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寻找朱谌之的遗骸。
又两年多的辛酸苦辣后，秦风没有找到烈士朱谌之的遗骸，但他相信，这段逐渐清晰的历史已经平抚了朱晓枫的心。数年走访、探询、求证得来的，是一段血腥的历史，一个英勇的烈士，以及凝结其上的对民族大义和人性的深深思索。
-文/秦风 图/台湾文史工作室
1950年6月10日，被押至马场町的朱谌之
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
2001年，我在《老照片》的一篇文稿《战争后的战争》为自己带来一场友谊，无意间也带来更多的历史探索。这篇文章写的是1950年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破坏的惨烈过程，尤其是著名的“吴石按-2”中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副官聂曦、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共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等四人，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随后被送往马场町枪决。这些相关照片首度刊载在大陆的刊物《老照片》，立刻引起了注意，《作家文摘》予以大幅地转载，由于我以几分哀伤的笔调描述这些事情，该刊编者误以为我是“烈属”，后来，《老照片》收到朱谌之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的来信，并原函刊出：“一年前，我看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16辑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枫（朱谌之）1950年在台湾临刑前受审的真实场景。这是我在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况（以往没有这样的资料），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朱晓枫谈到的是半世纪前的仇恨，她的哀痛与怒气使得这件往事有了鲜活的现实意义，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机会向她说明这些照片最初如何重见天日。1999年，为了编辑《20世纪台湾》画册，我在许多单位的档按-2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晚，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袋子上标明“奸伪”两字。打开以后，赫然看见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不过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公布过。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一开始只展示给几位历史研究同好看，并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直到2000年中，我向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资料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举行特展。今天回头看，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尽管过去10年台湾掀起一股平反风，尤其1992年“六张犁公墓”发现被枪决的左翼人士的坟地之后，过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陆续公开站出来。但是，他们是作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共产党员的身份现身的，这多少还是现行社会条件下的某种权宜、某种隐藏；简单地说，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把不同政治颜色献身者真正放在同一水平看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某种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其结果必然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幸运的是，台北市政府同意了这项展览计划，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准备，尤其是影像制作工艺力求严谨，历史背景撰写务求准确中性，避免主观意识的渲染。8月25日，“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终于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次展览打破过去的禁忌，将19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客观地陈述出来，影像内容极其强烈震撼，文字采用中性的叙述，包括1950年初的台海情势、几件重大政治按-2件的前前后后，包括“中共台湾省工委会”被破坏的过程，展览还附上了当时的新闻报导、特写以及当事人自白的摘要。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这项展览立刻受到媒体广泛的报导，社会反应极其强烈，展览场每天都挤满了观众，如果说这是该纪念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不为过。
至于本文主角朱谌之所涉的“吴石按-2”究竟为何，为了让读者了解整个状况，简述如下：
据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资料记载，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中央由延安派台籍高级干部蔡孝干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先赴上海组织相关干部，1946年4月起，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干则迟至 7月始进入台湾，并陆续成立“台湾省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等组织，“省工委会” 有四名委员，蔡孝干、张志忠、洪幼樵和陈泽民等，分别掌管武装、宣传和组织等事务。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华东局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沈崇事件”，在台北发起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不过一个月后的全岛性民变“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省工委会”却未能积极因应，只由个别的党员和左翼领袖如张志忠、谢雪红等人投身领导群众抗争。尽管“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组织迅速发展，党员激增至九百多人，但这并不意味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由于台湾的地理形势使得中共中央增援困难，加上在内战中节节败退的国民党采取具体措施限制大陆人民前往台湾，剧意隔离两岸，以为他日之谋。1949年10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时，国民党保密局由一连串的按-2子中首先逮捕陈泽民，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逮捕了蔡孝干。意外的是，作为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蔡孝干在一周内即投降，供出所有同志的名单，造成其它领导干部在内的四百多名党员被抓，情况极其惨烈，独守孤岛惶恐不安的国民党政权使出流血肃清手段，书记以上未投降供出同志者悉遭枪决。保密局挡按-2在“蔡孝干按-2”中的“对本按-2综合检讨”说：“……共匪各级组织与忠实程度均不够，一经破坏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匪中央缺乏直接连系，与匪华东局联系时，亦时断时续，迄“台湾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又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保密局的评析未必客观，不过可以看得出来是“行话”；尽管如此，保密局在提到涉及吴石按-2的朱谌之时，读来却像是颁给敌人的“褒扬状”：“……（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朱谌之的身份和行踪也是被蔡孝干和盘托出的，她由大陆来台湾与吴石秘密接触，取走了吴石所转交的重要军事资料，并向蔡孝干报告工作状况。事成后，在吴石的安排下，朱谌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并正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况，立刻拘留吴石进行调查，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如此便扯出一个大按-2子。据吴石称，1949年初，共产党已占有整个东北与华北，蒋介石下野，和议又起，军中思想混乱，因此他也“糊里胡涂”与共产党发生关系。这年春天，他与多名中共地下党人接触，6月间吴石前往台湾，并刻意将一对儿女留在大陆，途经香港时接受地下党人托付的任务。
循户政查找，无功而返
继《老照片》的文章一年后，2002年笔者又将更详细的史实写在《凤凰周刊》上，作为中国人反省历史的课题，读者反应非常强烈。不久后，朱晓枫透过《凤凰周刊》传了一封信给我，感谢我提供关于她母亲朱谌之在台湾的详细报导和珍贵的照片，并且问我能否协寻母亲的遗骸下落，朱家经过家庭会议，希望将先人的骨骸或骨灰迁回大陆。朱晓枫透过《老照片》与《凤凰周刊》两个管道联系上我，我们还在电话中简短交谈，我感觉这件尘封已久的旧按-2可能会变成我的某种新任务，一个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2003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到大陆旅游，在上海停留时，朱晓枫和她的先生以及作家冯亦同特别由南京赶来看我，虽是初次见面，但或许我沉浸史料已久，我们像熟朋友一样带着孩子们到科学博物馆参观，边走边谈。朱晓枫74岁了，已是我的长辈，虽然我认识不少历史人物的家属，但从来没有参与某种后续状况，因此心头压力不小。据朱晓枫提供的资料，朱谌之寄居女婿王昌诚、女儿陈志毅的家中，因此如果收尸，应是王昌诚去收，她曾透过台湾友人帮忙找到了王昌诚25年前警务处宿舍的电话地址，不过实际托人造访时，才发现该处早改建为公寓大厦，此外他们也查过台北六张犁几百座政治犯墓碑中并无朱谌之的名字，因此追查姊夫王昌诚一家的下落成为惟一线索。朱晓枫说：“自己现在已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亲的遗骸。”此外，她还提供了一篇朱谌之的友人陈修良在大陆写的文章，刚好可以让整件事情更为完整。该文说，朱谌之，本名朱枫，出身浙江镇海名门，就读宁波女师时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毕业后远嫁东北一富裕陈姓人家为续弦，原配已有子女数人，朱谌之则生下女儿陈悼如（后改名朱晓枫），后来丈夫过世，朱谌之带着女儿回到镇海，并与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朱晓光结婚。抗战爆发以后，朱谌之投入救亡运动，随着战局恶化迁往武汉、再转住湖南，在那里休养半年，最后又举家回到浙江金华。此时正值国共合作高峰，尤其共产党的政工人员在敌后协助成立各种民间组织。台湾籍爱国志士李友邦将军正召集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在金华成立了“台湾少年团”与“台湾义勇队”。中共派出了张华、华沙白等人参与成立工作，朱谌之亦慷慨解囊，捐出8百元，以使 “台湾医院”顺利开幕。同时为了奔赴抗战前线，朱谌之又将8岁的女儿晓枫寄托在台湾少年团，所以事实上，朱晓枫是跟着台湾儿童一起长大的。
至于朱谌之自己则是跟着丈夫朱晓光，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因行事干练，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公差，从事左翼文化宣传活动。1944年，朱谌之在上海遭汪伪特务逮捕，不久获释，离开监牢的第二年，朱谌之正式加入共产党，1948年她被派去香港，此时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军队即将席卷全中国。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了台湾的吴石重新建立联系，必须找一位适当的人选过去，他们挑上了朱谌之，因为朱的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丈夫王昌诚人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50年代初，朱晓枫被告知母亲已在台湾牺牲，自己也获颁烈属证明。接着两岸分离，各自走了几十年的路，随着时光流逝，“吴石按-2”慢慢变成许多年前报端上的一则报导罢了！
受了朱晓枫的托付，我开始寻找王昌诚的下落，一开始只能从户政登记着手，我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代寻姐夫王昌诚（王朴），约1945年前后赴台，1950年任台湾警务处电讯所主任。姐姐陈志毅又名陈婉如、陈远馨、陈莲芬，1920 年10月5日生，……。”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寻人，市府由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受理这个按-2子，大约二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的名字后，发现其中一位老人的年龄与省籍背景相当符合我的陈述。对方将其人的住址传真给我，我大喜过望，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消息，兴奋地想打电话 告诉在南京的朱晓枫，但理智按住了我，还是先看了确定再说。那天夜晚，我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循着地址找到一间公寓，那是一间专门安置贫穷老人的公寓，我觉得有点不太对，但期盼之心压过了怀疑。按了门铃之后，一位穿着汗衫的老头子应门，那是一间狭小的居室，从门外可以看见房里有些脏乱。“您是王朴先生吗？” “没错，什么事？” 老头子一口纯正的北京腔。“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处工作？”“没有！”我的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被浇熄了。老头子从我脸上表情的变化看出我找错了人，也确认了我不是不怀好意的陌生人，立刻露出了笑脸，要请我进来坐坐。不用多问，我已知道眼前的老人代表着台湾社会中典型的故事，部队退下来打零工，没有钱没有家，也没想回大陆，就一个人孤零零住在酸臭的小居室里，看得出他很想找人聊天，但我实在没心情，只好匆匆告别。
2003年8月，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大陆版发表长文，详述此事，同时在TVBS电视台播出朱晓枫的访问，海外与大陆一些主流媒体做了大幅转载。我没把自己做法的详细情况告诉朱晓枫，但她却从周围感受到一股“朱谌之热”，知道的人变多了，一些单位领导也表示关心，带着对朱谌之的诸多赞誉。朱晓枫后来还告诉我，八宝山革命公墓已准备好，就等着朱谌之的骨灰移灵。不过，尽管做了那么大的报导，我还是没有接到一通电话，王昌诚或他的后人都没有打电话来，像是一颗大石丢进台湾社会的大海，却没有激起一丝的波浪。真的，我没有接到任何讯息的回馈，不仅茫然，也有几分沮丧，难道他们已经移民海外？这是很有可能的，许多政治犯的家属一旦条件许可就举家迁居国外，彻底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来切断伤心的过去。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王昌诚家人读到了报导，却不愿意出面，如果是这样，原因是什么？
这段期间，我经过南京时，常会和朱晓枫、冯亦同小聚，我说寻人事情毫无进展，实在抱歉，不过朱晓枫好像反而看开了，提到母亲时不像最初常露出的哀伤神情，反而有一股宽慰与笃定。她甚至说这件事算了，看我这样费神，她觉得过意不去。我没有说好或不好，因为内心确实没底，不过却开始琢磨朱晓枫心情变化的背后。我把自己的观察和冯亦同交换意见，骨骸是有形的，即使安葬，过了三代也鲜有人记得，真正活在人心中的是精神以及精神的认同。中国人讲究死后哀荣，不过真正的哀荣不是奢华的葬礼，而是为世人所景仰的好名。我在台湾认识一些政治受难者的家属，他们的先人也是下落不明，不过在获得真相以及为先人恢复名誉后，他们的内心也就大体上平抚了。为了追寻朱谌之的下落，我发出了许多报导，意外地使得朱晓枫获得了更多的关切，朱谌之也被赋予诸多的荣誉，这意味着朱晓枫的内心已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满足。母亲将流芳史册，永远活在世人心中，所以骨骸在哪里似乎已不是那么重要了。
找到陈莲芳
话虽如此，真相呢？我还是不甘心，但一时确实不知道如何，加上还要忙着本业，于是倏忽之间又是一年。直到今年2月间，我突然想到再托一个朋友帮忙，那是台北市府前民政局长林正修。春节过后，我接到正修的电话，告诉我王昌诚已经过世，不过陈莲芳（陈志毅的别名）还活着，他找到了。正修的话像闪电般地劈进了我的心里，朱谌之是王昌诚收尸的，陈莲芳当然知道朱谌之葬在哪里，找到陈莲芳即意味着解开谜底，经过三年的寻求，终于就要获得答按-2了。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或许太高兴了，马上又变得患得患失，陈莲芳会不会拒绝我？她是怎么个想法？会不会又是空欢喜一场？据正修查出，陈莲芳白天都待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晚上才回家。于是，一大早我们就约在这家疗养院下面碰头，然后他向我出示一份户籍资料影印，上面写着：“王陈莲芳，出生地：浙江省镇海县，父：陈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诚（殁）。”资料正确无误，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人。于是我们上了四楼，告诉医护小姐我们要找陈莲芳，小姐客气地引我们到一间复健房，老太太就坐在一个健身椅上，根据资料已有85岁了，可看来面色红润。擅于处理群众关系的正修马上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我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我没有妹妹！”我解释：“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
老太太好像一时还转不过来，觉得我提的名字很陌生，同时脸色变得凝重，变成面对来路不明人士的警惕，于是我再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她马上响应：“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我发现需要出示一些证明来拉近彼此的距离，于是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一堆自己的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候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这段往事开始在我们之间架了一道桥梁，我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来的惟一目的：“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我失望的情绪可想而知，又落空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找到朱晓枫的亲人了，我再问： “如果您妹妹来台湾，可以来看您吗？”老太太犹豫了，随后说她的女儿在公家机关做事，怕会影响到她。我清楚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墙，一道钢铁般的墙。我何德何能，能够溶化或穿越那道墙，更何况我自己的心头也已笼罩着乌云，话实在说不下去了，我只好告别，跟正修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研究后续状况。照陈莲芳的说法，现在问题又回到了政府部门，也就是当时的行刑单位、验尸的法医等等，这些单位必然有留下某些记录。正修说：“林郁芳是我的亲戚，我帮你介绍，他的助理可以从‘国防部’查阅资料。”林郁芳是亲民党籍“立委”，是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委员，接下来的查询工作涉及到军方行政单位，就在现有法规制度上进行即可。现有关于档按-2公开的规定以及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补偿相关法律，都足以大大方方地查询过去政治按-2的原始文件。
尽管如此，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还是感到百般的不对劲，好像少做了什么。过去我一直把重点摆在朱谌之和王昌诚，没有考虑到陈莲芳，可是现在我突然想起来了，朱晓枫曾经提到陈莲芳的大姐陈兰芳还活着，身体不好，一直躺在床上，她渴望见到妹妹，写了一封信给她，但无处投递，朱晓枫影印了这封信给我，还让我翻拍一些小时候在东北的照片，里面就有陈家的全家福，那个年代姊妹们玩在一块，露着阳光般的灿烂笑容。此刻，这些东西都变得极有意义，只是因为我的粗心，那些照片存在计算机文件里，可是影印的信却弄丢了。此外，工作有了明确的进展，我马上打电话 告诉在南京的朱晓枫与冯亦同，他们非常高兴。远在大陆的电话那头，朱晓枫说：“我跟她不太熟，可是北京的陈兰芳是她的亲姐姐，她88岁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冯亦同的话更富意涵：“找到还活的人比死去的人还有意义。”我的头脑似乎也转过来了，陈家分离了半世纪多，盼着团圆的一刻，现在知道彼此都还活着，岂不喜极而泣。于是我又带着资料赶回疗养院，下午3时多陈莲芳和其他老人正在教唱室里唱歌，我耐心地等着，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阵子后，老太太出来了，除却早上的陌生，这回她显得亲切许多，我先寒暄几句，接着就拿出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她说：“你怎么有这个……”接着语塞，凝视着照片，久久不能言语，后来慢慢地，她开口说起东北的事情，谈起了她的父亲。我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可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死前能见她一面。她显得讶异，旋又露出高兴的笑容，不过对于双方重新联系这件事，她却迟迟无法决定，她说：“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当我是全然的外人，用惆怅的口吻谈到家里的事，谈到过去的事，她说：“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听到此话，我仿佛脑袋充血，眼前一片空白。后来几天我一直骂自己笨，怎么忽略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相。就如正修告诉我，透过户政档按-2是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的，因为他们根本是躲着不让人找到，两岸相互探亲通商已经快20年了，两边有亲戚的，别说是通信见面，就是买房子盖工厂的也已不计其数。王昌诚夫妇不仅没回去过大陆，甚至刻意躲避亲人的寻访，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道理似乎很简单，发生在那个杀伐时代的事，正是一个共产党特工寄居在国民党特工的家中以执行重大任务，而两人是母女关系。接下来几个月我来往两岸，每当飞机穿越海峡，脑中忆及三年来追寻的种种，常有不知身处何方的恍惚。事情已彻底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原本我向陈莲芳承诺，如果她不愿意，我不会把她的电话和地址交给北京的姐姐，但后来我违背了这个承诺，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阻绝亲情的权利，她们姐妹任何事情都应由她们面对面来决定。到这一刻据我所知，陈兰芳后来打了电话到陈莲芳的家，得到的是“没这个人”的回答。由于我的无能，原本家庭团圆的喜剧最终没有促成，也由于自己食言了，我再也没有脸回去问陈莲芳任何事。
朱晓枫：“母亲从没告诉我她从事什么工作”
遗骸没人去领
五月间，两岸情势出现重大变化，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热情接待，双方签署文书，表达追求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共同目标。电视上不断播出欢迎仪式的热烈画面，鲜花、呼喊、感人的致词以及无尽的笑颜……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对于我们透过林郁芳委员所提出的档按-2查阅申请按-2，做出正面响应，他们还派人拿着原始文件亲自前来说明，其中确有新发现。与朱谌之骨骸下落有关的文书有两份，一是1950年9月底，陈莲芳写给军法局长的一封信，此时离朱谌之被枪决已有三个多月，信的全文如下：“窃民继母朱谌之误入歧途，致受国法制裁，此固有应得，百死莫赎，惟民每一念及先严养育之恩，则又不免戚戚于怀。据闻先继母全部遗物现由钧局保管，拟恳准予赐发，由民收存以资留念，并备他日迁运先继母遗骸归祖茔之用，临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不久，军法局回发陈莲芳一份公函，同意所请，文曰：“……据请领朱谌之遗物一节，准予具领，仰即持批，携带该民身份证前来结领。”“国防部”根据这两份文书回函林郁芳“国会”办公室，指出：“……朱谌之因吴石等叛乱按-2，于39年 （1950年）5月30日经本部判处死刑，同年6月10日下午4时在台北市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伏法，前军法局当日即函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员领埋其遗体；另朱谌之遗物系由前夫女儿陈莲芳结领（由陈莲芳39年9月27日所具请领遗物报告转述“并备他日迁运先继母遗骸归葬祖茔之用”以观，朱女士遗骸似已由其领回），检附其请领遗物报告及前军法局批答影本各一纸，请参考……”
显然国防部人员根据陈莲芳的陈情书的文字觉得她已领回了朱谌之的遗骸，不过他们也承认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的遗骸和遗物的领据，而吴石按-2中枪决的所有其他人士的遗体和遗物，都由其家属签下领据领回。“国防部”人员甚至出示其他被枪决人士家属的领据，包括吴石的家属也有，唯独没有朱谌之的。
我跟陈莲芳本人谈过话，加上眼前的文件，已经可以拼凑出大致的真相。我认为陈莲芳确实没有领回遗骸和遗物。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枪决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三个月后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她却改变了主意，没有来领，为什么？是什么事或什么人阻止了她？让我颇为讶异的是她信中所流露的对朱谌之的自然感情，与她初次与我们碰面时冲口而出的“朱谌之是共匪！”截然不同，到底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自己也被严重牵连了吗？还是她的政治信仰最终战胜了亲情？我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因为历史毕竟不能重来。我可以确定的是，朱谌之已永远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了。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这个单位早已没了，相关文件也不知去向了。越到后来，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谌之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海峡的风、海峡的雨让它更显沉重，但这个问题绝不只是关于这道海峡，而是所有愿意付出自己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本来这件事情，我的工作已划上句点，但是冯亦同建议我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即把整个过程平实无误地记下来，作为对中国人社会的交待。10多年前流行音乐制作人童安格有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作为落笔后的心情，我倒觉得应该是“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我母亲没有系统学过马列，去世时党龄只有5年，在7颗子弹穿透胸膛前，还能高呼出“新中国万岁”！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母亲送我到台湾义勇军少年团
母亲本名朱枫，为了工作需要，改成了朱谌之。我本来也不叫朱晓枫，为了纪念母亲，改了这个名字。
这辈子，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非常少，八九岁之前，我跟着她，16岁以后，我们在上海共同生活了3个月。这两段时光，构成了我对母亲的全部印象。
母亲出生在浙江镇海的一个大家族，我则恰好在“九·一八”那天出生在东北沈阳，我的陈姓生父是沈阳兵工厂的工程师，在我一岁多时就亡故了。乱世里，母亲带着我回到了浙江老家。那个时候，她开始参与抗日活动，唱歌、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做救护工作。我小时候总看见她忙忙碌碌，但是她的性格，却又是非常沉静的。
我们还过了一段逃难生涯，湖南湖北地跑。后来，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习和成长，母亲把我送到了台湾义勇军少年团。我在那里学习知识，参加抗日活动，在老师的影响下还悄悄地入了党。我没有受到母亲多少直接的教育和影响，但在那样的时代里，我们母女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路。
再见到母亲的时候，我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而那时的母亲，已经从一个热心抗日的知识女性，成长为一个经验老到的地下工作者了。
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但是闭口不谈政治，彼此心知肚明。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从来没跟她说我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从表面上看，她是上海一家公司的会计，我是不谙世事的少女。
我还记得我们那些话里有话的对白：
一天， 我带一个朋友回家玩，母亲等来客走后，问我，“这人是谁？”
我说：“我们认识很久了。”
母亲淡淡地说，“以后，不要随便带外面的人到家里面来。”
我马上明白，母亲在暗示我，家里是重要的地下联络点，不能让任何来历不明的人知晓。我很知趣地不再追问。
母亲对我的情况也是一点就透。我对她说，“我的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被捕了，我需要解决身份问题。”她一句都不多问，马上想办法把我送到解放区去。就这样，我再度离开了她，这一走，竟成为永诀。
她不是个婆婆妈妈的母亲，并不整天想着把儿女护在身边，但是她为我的成长，选择了非常正确的道路。也许她是考虑我留在她身边实在太过危险，在牺牲之前，她就曾两次被捕，因为遭受严刑，拇指落下了残疾。由于长久的分离，她其实一直都很思念我。我记得她因为工作被派到香港去之后，专门买了块手表托人带给我，那块手表，两头尖尖的，非常时髦，我当时在部队里，不喜欢这样的款式，她便又想办法拿去换，前后换了好几次，才换成我所满意的朴实无华的样式。
解放前夕，她本来可以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但临时接到任务，要她去台湾。那段时间，她亲情流露，先后给我写了3封信，慨叹“人非草木”，希望能与我见面，但始终未能如愿。母亲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海轮，不知道那时她心中，是否已有预感：此去台湾，凶多吉少。
在舟山被捕
母亲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她在台湾的任务，是作为吴石（时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联络人，将一批重要的军事情报，辗转送回大陆。在她圆满完成任务之后，“中共台湾省工委会”的多名负责人突然被捕，总负责人蔡孝干在被捕一周后叛变，供出了400多名同志，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的严重破坏。
母亲得到消息的时候，从台湾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锁。她在吴石的帮助下，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那里离家乡镇海很近。谁知吴石也很快被捕，台湾的特务马上前往舟山追捕我母亲。
母亲处事精明，她到了舟山，觉得情势不对，便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一家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台湾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
这些经历，都是我后来阅读书报材料，才知道的。
50年代的时候，我只知道母亲牺牲了，具体情况一无所知。虽然悲痛，但并不意外，因为我从少女时代便已经懂得，她做的就是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
直到2002年，才看到《老照片》和《凤凰周刊》上的文章和照片。照片里，行刑前的母亲穿着家常的碎花布旗袍，外披一件深色外套，表情从容镇定，跟我印象中的母亲并无二致，那一年，她才45岁。
也因为这些文章和照片，我结识了秦风先生。我托他代为寻找母亲的遗骸，他非常热心，前前后后来我家几次，带了记者来录影、拍照，自掏腰包帮我在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登寻人广告，我没有给过他一文钱。
前后找了3年，我的心也慢慢淡了，我知道这很难，而且，中国人有句老话，“青山处处埋忠骨”。
我只是常常想起母亲。那位入狱后叛变的党委书记，受过多年的培养教育，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但在刑逼面前的表现，竟然不如我母亲这样一位女子。我母亲没有系统学过马列，去世时党龄只有5年，在7颗子弹穿透胸膛前，还能高呼出“共产党万岁”！
母亲是富家女，却没有富家女的习气，她自己生活简朴，却舍得把钱花在工作上。我记得，地下工作联络点的桌椅沙发，都是母亲自己出钱买下的；抗战工作没有经费了，她一次就捐出500大洋；新知书店没有纸张印刷进步刊物，她变卖了自己存在上海银行的一枚3克拉的钻戒。
一名同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捕后释放，组织上派母亲护送他上船去香港，他坐的是四等舱，无铺无座，海风一吹，冻得发抖。母亲马上跑到
卫生间，脱下自己里面的毛衣，送给他穿上。
母亲牺牲40周年之时，我见到了当年的这位同志，四十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这件已经磨破了的毛衣，他把它赠送给我，留作纪念，成了我手头为数不多的母亲的遗物之一。
姐姐是国民党特工
作为女性，母亲的一生，重情而且不幸。
她各方面的才华都很不错，相貌出众，多才多艺，书法师从名家沙孟海，一手字写得尤其好。听说母亲年轻的时候上门提亲的人很多，但是她偏偏选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有孩子的男人当续弦，远嫁东北。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嫁给我父亲。她老觉得自己身体不好，疑心自己不能生孩子。她有胃病，人很消瘦。
后来，她跟我的朱姓继父成婚，两人虽然志同道合，但是各自为革命工作奔忙，长年不能见面。我继父还在皖南事变中坐了很长时间的监牢。母亲的一生，聚少离多，痛苦的时候远比幸福的时候多。
组织上选派她去台湾执行任务，除了她本人机敏沉稳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的女儿----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任职。她去台湾后便寄居在女儿、女婿家中。也是这个姐姐，因为怕受牵连，没有去领母亲的遗骸遗物。当然，我并不怨她，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选择。
就像我母亲与我姐姐，名分为母女，却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这个叫陈莲芳的姐姐，我自小与她不熟，她很早便被送出去读书，学无线电，她大概也因此做了情报工作，成为台湾保密局的人。
想想看，在台湾的一个屋檐底下，母女两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特工，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工，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奇情。只是现在，一个永远地离去，一个选择了沉默，我们也许只能靠揣摩去填补那段时光了。
秦风在自己的台湾文史工作室里
照片不会说假话，一个人是什么形象，照片呈现出来，不是我能修改的，所以照片的证据性特别强，它可以引发我们从新的角度来观察历史
-本刊记者 黄广明
最近几年的中国大陆书坛上，一系列反映民国或台湾历史的老照片集相继出版，读者反响强烈，如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上海文汇出版社的《民国南京》、《历史照片的历史问题》、《蒋家私房照》、《梦回沪江》、《民国名人再回首》，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抗战一瞬间》、《岁月台湾》、《宝岛风情》……那一张张黑白照片年代久远，既有历史上大人物在关键时刻的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庆典仪式上的拘谨严肃，也有他们私生活场合的轻松率真；既有普通民众在战争、政权更迭等特殊历史时期的颠沛流离、张皇惊恐，又有他们在安定时期的柴米油盐、工作休闲的细腻与琐碎；既有解放区，也有国统区；既有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伪满地区，又有大后方……战争的炮火纷飞，民众的日常生活，学校教育，娱乐明星，时尚流变……这些几乎从未在大陆亮相的照片，为内地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直观的参照系，既而引发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给予新的打量和观察……可以说，这一系列的图片集制造了内地图书市场近年来持久不衰的民国热和台湾热。
这些图书的署名，都写着“秦风编著”。秦风是谁？他是怎样得到这些大陆读者从未见过的历史照片的？出版这些画册的意义何在？
秦风先生本名徐宗懋，1958年出生在台湾高雄，父母是福建福州人。1980年秦风从辅仁大学毕业，先后任中国广播公司和中国时报记者，2001年成立台湾文史研究工作室。近日，时常穿梭于两岸的秦风先生来到广州，与记者晤谈。
日本是一个战败国，资料保存比我们做得好
人物周刊：您最早从事文字记者工作，后来是怎样走上历史图片的收集与出版这条道路的？
秦风：1995年前后，我30多岁，担任中国时报总编辑助理。时值抗战胜利50周年，那时大陆的纪念不像这次60周年这么热。台湾也在纪念，那时台湾还是国民党当政，李登辉掌权，虽然当时台独势力已经露脸，但不像现在这样猖獗，毕竟台湾搞了几十年的大中华的教育，不像现在抗战胜利60周年只有国民党提，当政的民进党完全不提。
为了收集资料，我去了日本，发现日本虽是战败国，却也在大规模地做战后50年纪念，只是角度跟我们不一样。一个是讲战争时期，包括战前的动员，战争的惨烈，接着就是讲战后50年日本的演变与发展、成就，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图片。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图片制作相当有水平，精美，翔实。当时我就有一个深深的遗憾，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而我们的图片就那么几张？大陆的情形就更糟了，那时大陆的媒体连用照片付费的意识都没有，更谈不上为了找好照片花钱了。
回来后，我建议报社做一本台湾战后50年的画册。你知道，一个单位要做一件事情，总要有一个狂热分子。为了说服领导批经费，我说做这个不单是为了纪念抗战，也是为了纪念报社创立45周年，这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说服方式（笑）。后来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一个同事负责收集照片，我负责文字部分，挂了一个副主编的头衔，前面挂了10个人的名字，其实他们与这本书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本书后来成为台湾的一部经典画册，卖得很贵，1500台币，相当于300多元人民币，卖了上万本，当时一般的画册能卖2000本就不错了。这本书跟过去的画册不同，过去的画册并不感动人，因为它的照片是罗列的，照片之间没有一种内在的情感逻辑，也没有一种内在的视觉逻辑----照片的排列本身就是一种创作。
就内容来说，我们借鉴了日本的技术和理念。
就这样一步步做出来了。接下来在中国时报期间，我又编著了几本画册：《中国人的悲欢离合》，《大迁徙》----讲1949年国民党来台前后情形，《中国人的山河岁月》----中国百年近代史。
“照片不会说假话”
人物周刊：我们从小习惯于从文字了解历史，而您编著的书籍主要是以图片讲述历史，其价值何在？
秦风：对我来讲，通过剪裁，用图片来讲故事，把社会情境、生活情境、历史情境呈现出来，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图片有它的直观性，比较容易做。要写文字赚3000块钱的稿费，你得写死。照片就容易得多。照片可以构成一种产业的形态，可以反复使用，文字这家用了另一家就不用了。
照片不会说假话，一个人是什么形象，照片呈现出来，不是我能修改的，所以照片的证据性特别强，它可以引发我们从新的角度来观察历史，比如我曾刊过一张照片----段祺瑞打台球，这张照片就带来新的信息，通过这张照片，我们对段祺瑞会有多元的认识，减少对历史人物的刻板印象。
再如何应钦，他当时是国民党的陆军总司令，有一张他的照片，他拿着一个铁盘子，跟普通军官一样在食堂排队点菜，看了让人暗生感叹。
人物周刊：我从小以为，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都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看了你的《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我发现其中固然有特定时期民众的愁苦，但也有不少安定祥和的场景，如民国时期的运动会，城市中小学教育的规范，民众欣赏音乐等等，还有，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不少看起来都很儒雅。
秦风：对，照片不会说假话，照片提供了历史的细节，当一个人看到历史的真实场景，与他过去所受的宣传教育形成的印象不一样，这时他就会感受到心灵的震荡，之后他会启动自我教育机制，正是从这种震撼与自我教育中，读者变得更加理性、成熟、不盲从。
人物周刊：您后来是怎样离开中国时报的？离开报纸是为了专门来做这个？
秦风：我离开中国时报与做现在的事情没有直接关系。2000年台湾领导人大选，我对媒体的环境有些失望。那场选举对我影响很大，我离开了工作了17年的岗位。当时我感到台湾的中华民族的教育越来越弱，就想到民间去做研究，探寻一下台湾在中国历史中的角色与任务，就是想在文史方面找材料证据，跟台独对着干。于是我筹办了台湾文史研究会，开始研究台湾在中国的角色与定位。
当然，我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不是消极的，不是说我为了反台独，中国成为什么样子我都会默认。反台独我们必须吸引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让他们感受到做中国人是光荣的----你工作认真，他认同；你追求一种政治道德使命，他也感到自豪。
人物周刊：所以您现在收集的图片也想展现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一面？
秦风：不完全。我觉得一个社会必须在一个开放的信息环境里面才能成长，才不会被偏激的想法所左右。对历史、对社会的看法，其信息来源、参照系应该是多元的丰富的，这会帮助人们成长、思考。所以，我所做的这些事情的宗旨，是想提供给大陆社会一个更多元的认识历史的参照系。单一的系统只有单一的信息来源，只能产生单一的看法。看法不同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多元，以一种理性、建设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和思考社会。
民国和台湾是大陆的参照系
人物周刊：具体说对大陆读者意味着什么？
秦风：对大陆来讲，纵向的方面，最大的参照系统就是民国史，从横向来比较，就是台湾社会。提供一个多元的参照体系，有助于整个民族的成熟。未来国家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有成熟的国民，这个是很难的。盖一座高科技大楼，两年就可以了，要民众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可能要花三五十年时间。成熟的国民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做资料图片工作的另一个追求是技术方面的，是想通过照片的制作提升中国人在影像制作方面的工艺水平，向先进国家看齐。
人物周刊：这些图片的来源和渠道有哪些？
秦风：买。包括台湾的档按-2馆、文物市场----老照片本身就是一种文物，还有到日本收集等等，都是来自大陆以外的地区。
人物周刊 ：现在收集了多少照片？买照片花钱多不多？
秦风：总共10万张左右，精华在1万张上下。买照片花了很多钱，算了笔账，前后大约有300万元人民币。男人啊，大约30岁的时候买第一幢房子，接近50岁的时候准备换一套小
别墅，这在台湾是男人的一个人生任务，这些我都放弃了，我的钱全部拿来买照片了，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更有意义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