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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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一层微妙的关系，加之他们的性格、爱好、经历的不同，两位新四军领导人在后来的相处中总是磕磕碰碰，直至叶挺两次出走，四次辞呈，项英也向党中央三请罢官。
叶挺与项英的不同之处不少，明显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同。叶挺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项英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相容性较差。但两人关键的不同之处是：
周恩来和叶挺、项英留影
参加南昌起义的将领—左起：朱德、叶挺、朱克靖、周恩来、刘伯承、贺龙
首先他们的战略思想不同。叶挺认为，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无比正确。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迅速壮大自己，是富有胆识的战略决策，应该尽快执行。项英却坚持株守皖南，怕新四军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同时他怕“东进北上”后新四军打破了国民党的限制，发展抗日力量，得罪了国民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迫害新四军的种种阴谋毫无察觉，一再迁就退让。他把许多同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自筹武器、经费，迅速发展部队的正确做法，说成是破坏统一战线，是“人、枪、款主义”。一个习惯打游击战，打不了就走；一个主张既要坚持游击战，又要注重运动战。一个出身于产业工人，一个出身于正式的军官学校。
其次是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叶挺不是党员，更不是党委领导成员，党的重要文件他不能看，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有关党的军事重要会议他不能参加；项英是书记，根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新四军的一切军政大事，基本上由项英说了算。军政大权掌握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手里。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一军之长，但是反而成了项英的副手，处在“客卿”或统战对象的地位。特别严重的是，项英极少向干部战士宣传叶挺，宣传党中央、毛泽东对叶挺的信任和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在组织上又不放在党内的良苦用心。
再次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叶挺出过国留过洋，在国民党革命军中威名远扬。现在是新四军军长，当然要像个将军的样子，着装仪表，十分注重军容风纪。他即使不穿军装也是西装革履，穿着整洁，打扮仪表堂堂，手拿文明棍，头戴礼帽，出门以马代步，表现得气度不凡；项英在大山中打了几年游击，穿着朴素随便，以艰苦奋斗者的形象自居。他经常和别人说，现在比油山的时候强多了。叶挺兴趣广泛，爱好摄影，有时还喜欢到田里抓几只田鸡亲自炒几个菜改善改善生活，喜欢与国内外各界人士畅谈天下大事。这一切项英都看不惯。
生活习惯本是小事，但由于思想观点上存在的分歧，项英对叶挺这也看不习惯，那也看不顺眼，最终导致格格不入。叶挺在1928年第二次抵达莫斯科受到错误批斗时，没有耐心等待，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队伍，在党外赋闲10年之久。根据党的法规和革命斗争哲学：脱党、出逃是绝对不容许和不可饶恕的大事。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
叶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他在皖南一开始就对项英的一些主张不能苟同。项英搞“精兵主义”，“以质代量”。叶挺却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要迅速壮大革命队伍。项英认为：日军占领浙赣路之后，皖南就是一片根据地，主张守株待兔，坚守皖南和向南发展。而叶挺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认为东进北上更有利新四军的发展。项英当然不听叶挺的意见。叶挺对他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他知道，他越是和项英争论，招来的只是更大的冷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叶挺的处境后，要求项英与叶挺团结一致，共举抗日大业。并要他注意尊重叶挺，在军事上多让叶挺负责，让他实际上担负政委的职责。毛泽东特别指出，与叶挺搞好合作，对于领导好新四军，推进抗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项英并没有把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对叶挺更有成见。新四军开始成立时，他只当了个副军长，本来心里就憋着气。他总以为形式上叶挺是个军长，但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我这共产党的最高长官，指挥权应在我手里，应该由我说了算。现在中央真的要把军事权交给叶挺，项英有逆反心理。开始，有些鸡毛蒜皮的事还与叶挺商量商量，走走形式，后来干脆连这种形式也不走了。中央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指示，也不及时向他传达，也不和他商量，往往自命不凡，自作主张。对于叶挺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不但没有认真考虑，吸收其精华，反而动辄采取否定态度，令叶挺处境尴尬，心里十分难受，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叶挺以大局为重，宽宏大量，项英却在有些军事问题上压根儿不与叶挺商量。有时，叶挺不知道的事却以他的名义请示报告，中央还以为叶挺知道这些事情。项英甚至背着叶挺向中央告叶挺的状。例如，1938年4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主张可以及早执行。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而项英看不到这一点，前怕狼后怕虎，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又主张不执行。对此，项英背着叶挺向毛泽东发了电报，告叶挺的状：“我意由叶挺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项英在此电中排斥叶挺的用意，十分明显。党中央、毛泽东对项英这一行为有所觉察，及时提出了批评，要他“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不要把叶挺当作“党外人士”、“统战对象”。叶挺向毛泽东当面表示过，“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并为便于工作，暂留在党外。这是个权宜之计，形式问题。而项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和使用。
在平时的生活中，叶挺的行为与项英确实有不同。他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他还有一个从广东带来为他办伙食的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名菜，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和来访的国外客人以及国民党三战区的长官、参谋以及亲朋好友。项英后来就不和叶挺一起用餐，而是拿着饭碗到军部食堂去吃饭了。叶挺随身携带的一架德国进口的照相机，举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宾来客往和军民集会等等，他总爱照些纪念照片，或送报刊发表，或存军史资料，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爱好，先后有几百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间。
叶挺的这些爱好和交往活动，既是他长期养成的个人习惯，又有利于扩大我新四军的影响，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应该说是好事。但在项英的眼中，好像什么都看不惯。请客交往是“拉帮结派”；个人开小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骑马下连队检查工作是摆官架子；摄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穿戴整洁是不讲“艰苦奋斗”的作风。总之，项英把一些小事都说成了问题，问题多了就少了共产党的作风，少了共产党作风就不谅解，不与之“同流合污”。
豁达开朗又饱经风霜之苦的叶挺，受到如此的冷遇，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心中对项英的所作所为开始感到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抗日机遇，他努力克制自己心中的不快，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来克制自己的情绪。在加强新四军建设中，他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项英看到叶挺没有多少反应，以为软豆腐好吃，于是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也以军党委的名义召开，弄得叶挺无法参加。作为一个军长，无法履行军长职责，对于一些军事上的重大的方针决策，自己不能决断拍板，反而一切得由副军长项英说了算。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叶挺实在无法工作。但叶挺还是没有与项英公开交锋，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组织上，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过这样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对于叶挺军长的困难处境，当时正在新四军军部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略有所闻。她在一篇《中国的战歌》文章中客观地记叙了这一情况：“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强大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沉默寡言，深沉不露”的叶挺终于1938年元月上旬，在新四军各支队进军敌后不到3个月的时候，乘前往武汉解决有关部队经费问题的机会，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在新四军内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周恩来等人认真听取了叶挺的意见，知道了他十分困难而尴尬的处境，认为他的意见是合理的，必要的，对搞好工作有利，于是迅速将叶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汇报：“叶挺来汉，军费增加，情绪很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方案：“拟组织即外间知道也不要紧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7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副。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意见，很快进行了研究，3天后即6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长江局：‘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张、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之’。”
组织上的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对项英独断专行的一种制约，可项英置若罔闻，对于中共中央要他与叶挺搞好关系的劝告当作耳边风。党权、军权在握的项英仍然我行我素。叶、项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叶挺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相反，项英依然抱着傲慢的态度对待叶挺。项英接到毛、张的电报后，也没有开会，也没有对外宣传，新四军委员会形同虚设。
这样一来，叶挺更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反复对一些较知己的战友说：“我是磨盘中的一粒砂子。”叶挺于8月间打了个电报给秦邦宪、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等人接到叶挺的电报后，十分不安，经认真研究后，一致认为要予以挽留。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离开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前一天，致电叶挺：“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促，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这封电报还同时报送了毛泽东。
此时，项英也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项英行前与叶挺对部队工作作了安排。项英并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与李一氓、赖传珠等人多支持叶挺的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说服下，叶挺在新四军留了一段时间，叶挺一个人留在军部主持军务，情况比以前好些。但仍然没有打消离开新四军的念头。因此，于9月30日，他去电延安转项英，“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望即从速南归。”催促他速回新四军。并说：“我拟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
项英接到叶挺的电报，觉察出叶挺不安的情绪，预计叶挺要离开军部，于是向党中央请假提前返回军部。项英从延安回到新四军后，虽然找了叶挺，也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有关精神，但依然态度冷淡，没有认真检查自己排挤叶挺的错误，当叶挺提起要回广东抗日时，项英不仅没有诚意挽留叶挺，相反大为赞成叶挺离开皖南。正如当时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所说：“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因此，叶挺要离开新四军的态度更为坚决。对叶挺的出走，项英似有如释重负之感。项英一面电告中共中央军委转周恩来：“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以后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一面将数百支枪运往广东韶关，还答应选派一些广东籍的军事政治干部给叶挺，以便让叶挺安心于广东抗日。
事已至此，叶挺再也没有回头之意。加之叶挺当时闻讯，日本侵略军在家乡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乡亲们在日寇的铁蹄下惨遭蹂躏；他悲愤交织，恨不得立即返回家乡带领广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叶挺离开了军部，南下华南。这是叶挺第二次提出辞职新四军军长职务，第一次出走军部。他此行不是逃避抗日，而是寻找更有利抗日的机会和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