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诚，蒋经国派往大陆的密使

2005年6月，北京海军总医院内，一位84岁、脑细胞日渐萎缩的老人，因为缴不出医疗费，被迫离院返家。没多少人知道这位名叫沈诚的老人，是蒋经国早年派往大陆的密使。

沈诚一直盼着在有生之年见到国共第三次和谈，今年四、五月间，国亲两党主席分别访问大陆，沈诚因情绪过于激动，一病不起。近日，老人在病榻上接受本刊记者独家访问，透露他身为国共密使的秘闻与心境。


受叶剑英邀请 了蒋经国心愿

沈诚出生于1921年，浙江人，毕业于中央陆军官校十七期，陆军大学参谋班特四期，美国维吉尼亚工程学系。曾任国军军官、陆军少将，在蒋经国嫡系青年军中担任师长，后出任蒋经国机要秘书。1980年前后退役到香港，任《新香港时报》社长兼总编辑。

60岁那年，沈诚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81年，北京隆重举办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向海外老革命军人广发邀请函。沈诚8月在港收到邀请函时，心中有些顾忌。“因为我当时还是预备役的陆军军官。于是我在接到请柬后，专程去了一趟台北请示蒋经国。”蒋经国对他此行“既不鼓励，也不禁止”。

“蒋经国说，按政策你去大陆是违法的，但依你目前的身份去看看也未尝不可。他又嘱咐我以党员身份到中央党部陆工会报备一下。”临行前，蒋经国特地交待沈诚一个私人任务：希望他抽空去一趟溪口，看看那边的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照片。

9月30日，叶剑英向国民党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建议（叶九条）。10月3日，叶剑英会见沈诚，委托他向蒋经国转达中共方面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希望国共两党早日接触的诚意。叶剑英在了解蒋经国的心意后，安排沈诚到浙江奉化的蒋氏故居参观、拍摄。

隔年10月，沈诚第二次到北京，他见到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廖承志以兄长名义在《人民日报》对蒋经国发表一封公开信，信中一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成为上一代两岸人语中的珍言。当时两岸关系正处于断裂阶段，台北实行雷厉风行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蒋经国不便作任何反应，后来才有蒋宋美龄在《中央日报》对廖作了训诲式的覆函。廖后来在1983年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期间猝逝。

蒋夫人另致公开信给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否定国共三度合作的可能性。沈诚说：“我和邓颖超见面，问候多过谈问题，虽然谈不出两岸问题具体结论，却伏下日后为两岸奔走的引线。”

接下来的五年，沈诚多次往返两岸，一为帮助儿子在大陆经商，一为充当两岸密使。1986年夏天，沈诚撰写一份数千字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分送给邓小平、蒋经国。备忘录主张和平统一、国共第三次合作等建议，在中南海引起回响，日后在台湾，却成为沈诚“叛乱”的证据。


携密函返台 1988年国共和谈险成

1986年6月，中共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首度在中南海接见沈诚。杨颇关心蒋经国的身体健康状况，并试探台北风向，抛出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第三次合作的想法。杨尚昆说：“蒋经国先生是我在俄国留学时同学，而且同一寝室……经国先生秉持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两党能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的前途。”

当时台北正在进行“民主革新”，厉行宪政以求变，台湾的地方势力和中产阶级兴起，政治结构正在蜕变中；而北京也在进行一场“现代化改革”运动，政局动荡尚欠稳定。时机不成熟是影响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10月中旬，沈诚在北京二度晤见杨尚昆。杨一开始便强调：“恩恩怨怨几十年，也应该了结了。根据过去历史，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但蒋经国对北京的政治动态有所疑虑。一次，他问沈诚：“北平领导中心，谁说了算？”当时，北京领导中心是三驾马车，胡耀邦领党、赵紫阳掌政、邓和杨主军。背后自然是邓小平说了算。原来蒋经国是怕找错了对象，免得一反一复。

1987年是国共关系实现突破的一年。3月14日，沈诚在中共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陪同下又去了中南海。这是他自从和杨尚昆接触以来，第七次北京行。

“行前，经国先生密见我，谈了很多关于两党、两岸问题，我力主突破三不原则。经国先生没有反对。他表示在当时只能采取官民有别的政策，对纯民间的接触、交流，台湾当时的新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

到北京后，杨尚昆表示，中共中央领导决定了一些具体步骤，所以请沈先生来谈一谈。沈诚见机不可失，便也直截了当地说出蒋经国的想法，并要求由中共方面提出腹案，以便他向蒋经国请示机宜。随后，杨尚昆提出了两岸进行谈判的几条原则。两天后，台北传出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级”的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有个具体表述。

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29日，中共以专机将沈诚送到香港，一路监视密函是否安全送抵台湾。经国先生从沈诚手中接过密函时，握住他的手说：“则明（沈诚的号）弟，你辛苦了。”一句话让沈诚热泪盈眶，整整7年时间，沈诚的密使生涯终于有了结果。

12月，蒋经国生前最后一次约见沈诚，那时，国民党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派代表团访问大陆。蒋经国对沈诚说：“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作决定，那时你就可以作安排了。”
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号咯血而逝，他的死，使极有希望实现（实际上已着手进行）的两岸和谈戛然而止。经国先生去世一周后，台湾高等法院以“意图非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等罪名将沈诚拘捕。直至9月，沈诚被无罪释放。


杨斯德证实为两岸密使

记者见到沈诚时，眼前是一位稀发老翁。医院诊断他患了路易体痴呆病，采访过程中，沈诚气若游丝，但意识清楚。一旁照顾他的大陆友人宋女士说：“他几次犯病都跟台湾有关。2000年和去年总统大选，他就气病了。这一次连宋到大陆来，他整天盯着电视看，一个军人平常不流泪的，那阵子天天哭。直说经国先生如果多活几年，国共历史性的握手，应该是蒋经国和邓小平两人。”

4月22日，国亲登陆前夕，沈诚发烧、一天拉肚子20多次，原先计划到上海参加连战与台商座谈，以及与亲民党访问团几位部队同僚叙旧，最后因病与他们失之交臂。

今年5月底，杨斯德公开承认沈诚是两岸密使，沈诚情绪崩溃。住进海军总医院短短20多天，病情每况愈下。宋女士说：“最近这几天，他什么都不知道。一上午，他突然收拾东西要过罗湖关。清醒时，打了几个电话，希望朋友来医院看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过来。”

一位汤姓友人透露，沈老早年在香港办报，已经将积蓄花得差不多。两年前，前陆军总司令黄幸强率黄埔团到北京访问，沈老请了三桌三十多个人吃饭。“事实上，他以志愿者身份替经国先生工作，没有支领薪水；沈老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出手阔达，亲人最后都不谅解。”沈诚妻子已过世，三名子女都在台湾，近年因景气低迷，全都在待业中。女儿每月勉强寄去北京几百美元，只够沈老日常生活开销。

没钱治病，使沈诚的生命陷于险境。由于他没有台湾及大陆居民身份，无法适用两岸医疗福利体制。北京海军总医院已经停药多日，沈诚被迫出院后，留在友人家中休养。宋女士表示，沈诚住院医疗费每月约台币六万至八万元，每月药费也要约五千台币。“沈老每天要吃六种药，每隔四小时吃一次药。因为他的脑极速萎缩，固脑的药像维思通、安理申和美多八都不能停，我跑到批发市场买药，比医院便宜。”

“我这一辈子就在奇遇中打转”，沈诚说，包括他充当两岸密使，也是因为身为一个中国人的使命感。“经国先生最初是不知情的，而是由北京高层主动提出的。中共中央对我的身份已作了初步了解，于是派人与我接触。我不同于一般中介穿针引线或搭桥；也不同于受命游说或为某一方统战，我个人初衷完全是为国家民族尽一分力。”

记者问沈诚想不想回台湾？他说，那不现实。

沈诚的记忆不甚准确，某年某月的时间点会出现错位，但他的思绪总停留在两蒋时期。与台湾多数老兵的看法一样，他强调八年抗日战争，是国民党主打成功的；他说没有蒋经国，就没有台湾的今天。经国先生晚年宣布解严，开放报禁、党禁，并在沈诚两边传话下，开放老兵返乡探亲。

沈诚骄傲地透露一段秘闻，当年他见到邓小平时，一开口就表明立场说：“邓先生，我是反共的。”邓小平回答，“反共不要紧，只要不反华就行。”

沈诚，一位永远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人，三民主义是他毕生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