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后遭遇：深刻反省罪行却生活困顿

　　2005年6月，当大河原孝一、高桥哲郎等4位日本侵华老兵再次踏上去中国的谢罪之旅时，更多熟悉的名字，藤田茂、富永正三……没有出现，因为他们的接连去世，忏悔者的身影日益孤单。而一直站在日本谢罪老兵背后，为还原侵华历史鼓呼不断的“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由获释回国的日本老兵组成，简称“中归联”)，解散也已3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归联”和它的老兵们，在日本究竟以怎样的姿态生活并战斗？


　　艰辛

　　从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鹤港需要4天，这是一条特殊的航线。

　　1956年6月21日，因中国政府本着最大的宽容和善意宣布对在押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并准许他们获释回国，高桥哲郎、大河原孝一得以登上返乡的“兴安丸号”。

　　生活的艰辛成为这些老兵们归国后首要跨越的障碍，甚至在7月3日“兴安丸号”登陆后，他们踏上故国的第一刻起便显得异常真切。

　　到达舞鹤港后，当日本警方为迟归的军人奉上“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服和军靴时，队长国友俊太郎大吃一惊，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拒绝接受。

　　3天后，日本政府计划发放的撤侨津贴也因为老兵们的激烈抗议而临时升为2万日元／人，但这远不足以补偿11年被战争荒废的青春。

　　他们需要更公正的战争赔偿，需要日本政府更为妥善的安置。登陆的第二天，老兵们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向日本政府申请战争赔偿和战后生活救济、津贴，占去了大幅内容。是为“舞鹤方针”。

　　“中归联”的成立动议于4天的航程之内，它被寄予“团结就是力量”的期待。在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中，他们选择了文艺汇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东京千代田区公会堂被《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所淹没。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善意，回应寥寥。

　　其后的生存景况可想而知。据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当年全国平均的家庭收入为3.2万日元，而中归联会员在1960年的平均收入才为2.4万日元，显然，他们的生活处于社会的中下水平。

　　鸭田好司，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军士，返回日本神奈川县后，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勉强度日，过着退休老人的生活”。

　　贝沼一郎，关东军宪兵队教练队成员，回国后，在农村，他找不到事做；去了东京，依然找不到工作。最后好歹找到钉纽扣和绣袜子的活，却每天都要干到深夜。因为穷，每天只吃两顿。

　　为此，中归联开展了一系列旨在相互帮助的活动，如：中归联销售部集中各地归国战犯生产的物资来销售；中归联互助会组织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会员出资成立中归联金库，将筹集的资金贷给希望创业的会员，以及经济状况困难的会员。

　　因为在苏联和中国11年的改造经历，他们被视为异类，在试图营建自己生活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扰。警察时常会来进行所谓的思想状况调查，还会要求他们提供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信息。一些归国战犯在公司里、在社会上也会被莫名其妙地贴上“赤色分子”、“过激分子”的标签。

　　老兵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曾在中国东北鹤岗煤矿工作的松本千代男，现居千叶县，战败回国后，经熟人介绍，接受了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的就业考试。在获得了内部录用正要上班的时候，公司不告知他任何理由就取消了他的录用资格。

　　由于担心从中国归来这段经历会被人问及，他当了一阵子不需要出示履历书的临时工。之后他进了亲戚经营的药品批发公司。但是，每次调转工作的时候，素未谋面的当地警察都会问他：“听说你曾在中国逗留过？”

　忏悔

　　山东省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赵冬苓，2001-2002年间多次赴日本拍摄采访，“中归联”和老兵是她无法回避的采访对象。

　　许多故事她没有拍进纪录片，而选择了以采访手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他们一次次地来华谢罪，但谢罪背后的艰辛和内心的折磨，被生生隔绝在了日本，无人知晓。”她对本报记者感喟。

　　老兵汤浅谦战后多次重返中国山西，当年作为随军医生，曾在这里从事活体解剖工作，50年后他始终没勇气在山西说出这段罪恶。他无助地询问赵冬苓，万一受害者的亲属认出我呢？他正襟危坐，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说出请求原谅这种话，只能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

　　赵冬苓依然铭记一次近乎恐惧的经历。那是中归联安排的一次采访，对象是参与当年731细菌战的一位士官。“他机械地坐在对面，机械地重复着谢罪的字眼，两眼空洞，身体枯朽，像一具没有血肉和情感的尸体。”

　　“有时是憎恶，有时是尊敬，但更多的时候，是怜悯：为一颗颗被战争毒害并负罪终生的灵魂，为在巨大的战争机器中挣扎的弱小的人，为用了60年的光阴，仍然摆脱不掉那场战争的阴影。”她在采访手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从1956年成立，到2002年解散，“中归联”这个组织一直是日本老兵们赖以打捞灵魂的依靠。

　　2002年的东京银座，福原大厦。三楼一间办公室被隔成两半，其中的一半就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房间里只有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四把椅子、两套卷柜，还有两位老人：会长富永正三、事务局长高桥哲郎。

　　近半个世纪里，正是在这样一种近乎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中归联和它身边的1000余名前战犯，以罕有的勇气和坦诚，直面战争罪恶，致力中日友好。

　　从1950年代起，“中归联”发起了查找中国烈士(指被劫虏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组织查询、募捐、签名、护送遗骨回国，争取了1500人签名，奔走筹募60万日元捐款(占17个友好团体募捐总数的1／3)。原侵华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获特赦回国后，担任了中归联的会长，曾6次护送遗骨及率团访问中国。1982年 88岁的藤田茂溘然长逝，弥留之际，特意嘱咐把一套中山装穿在了身上。衣服是1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总理亲自邀请他率团访华，接见他时赠与的。

　　1965年9月，藤田茂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向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献了铜碑，碑文写着：“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誓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奋斗！”

　　藤田茂请求把铜碑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于种种原因，立碑未能遂愿。

　　1968年7月7日至8月15日，中归联倡导了“中日不再战运动”。广大会员纷纷响应，发表了反战报告，并召开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国民大集会，为中日建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70年代开始，老兵们不断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来反省过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以中归联名义编辑出版的书有《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三光》、《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不忘侵略屠杀的天皇军队——日本战争手记第2集》等；以中归联会员个人著作出版的书，不下几十部。在中国抚顺关押改造期间的战犯忏悔录精选《三光》出版后，仅10天内就印刷了6次，发行了5万册，半个月内便抢购一空，占战后图书出版的第二位。

　　藤田茂第五次来华时，曾对抚顺管理所的中国管教们说：“我已经80多岁了，希望先生们能满足我的这一愿望，否则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来面请了。”

　　1984年10月下旬，应中归联之邀，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率原抚顺、太原管理所代表团来到了日本。中归联打出了鲜明的横幅：“热烈欢迎老师！”

　　在中归联的推动和组织下，一个世界监狱改造史上的奇迹出现了：从中国回国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中只有1个人背信弃义，走上了背叛和平之路。

　　未央

　　2005年4月，84岁的盐谷保芳第20次来华谢罪。盐谷名片上写有“中日友好亲善访中第20次”，其名片上的数字是随访华次数而变的。

　　为什么年年来？盐谷解释说“不来就闹心”。他相信灵魂存世， “是那些灵魂催逼我年年往返。”

　　但他不知道，生命的极限是否允许第21次、第22次的到来。

　　1956年，中归联会员回国平均年龄是37岁，49年后的今天，很多会员相继去世或下落不明。截至1996年，归国战犯健在的还有484人，而2002年时，活着的仅剩100多人，其中最年轻的也已年逾80，很多人目前已卧床不起，能够回忆并讲述过去的只剩下30多人。

　　2002年初，中归联最后一任会长富永正三也去世了，中归联不得不面临解散的命运。但实体可以消弭，而精神必须永续。

　　2001年，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病重之时，大河原孝一前往探望时曾坦言，中归联难以为继，解散已是迫在眉睫。病榻之上的金源殷殷嘱托，中归联的精神要继承下去。

　　2001年秋天，赵东苓去日本采访，在东京中归联总部办公室，在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屋内列席了他们最后的会议。老兵相见不胜唏嘘，熟悉的面孔又少一半。

　　这些老兵弥留之际的最大努力是让子女和孙辈接他们的班，永远和中国人民友好。这愿望已经并正在开花结果。曾搞过细菌战的原秀夫，让儿子上大学专修中文。越正男给女儿起名真理子，给儿子起名友好，教育子女和中国人民永世友好下去。大河原孝一的男孩名“卫”，保卫和平的卫，女孩的名“好”，日中友好的好。他曾带着儿子、女儿和女婿古泽武治参观战犯管理所。

　　古泽武治告诉大家：他和大河原孝一的女儿是在为日中友好共同战斗中相识相爱的，他和她将把父亲的教导传给下一代！

　　2002年4月20日，在中归联解散大会的当天，以熊谷伸一郎为首的一群有着同样志向的年轻人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继续记录侵略战争证词，编写季刊《中归联》，继承了反战老兵们认罪的夙愿。

　　继承会成立后，28岁的熊谷伸一郎担任主席。他联合了一批青年，迅速在日本全国发展了11个支部，会员达到400 多人，所有的会员都是以志愿者的形式工作，活动经费完全靠会员和老兵们的捐助。
　　他们正试图证明：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特殊人群的故去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