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疑案仍然未解 台少校惨死美军枪下之谜

刘自然无端遇害，雷诺供词漏洞百出

　　1957年3月20日晚11时，从台北阳明山中正路1段6巷B1公寓内，传出了两声沉闷的枪响，一桩震撼台湾乃至世界的凶杀案发生了。案件的两个主角：杀人者，美军顾问团上士罗伯特·雷诺；被杀者，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

　　案发当晚，台湾警方认为雷诺是现行犯，理当扣押，但遭美方宪兵阻止，理由是依据1951年美台之间在接受美国援助时达成的协议：驻台美军及其家属被视为美国驻台“大使馆”组成人员的一部分，享有“外交豁免权”，台湾方面对雷诺无权羁押。当时，台湾当局为了拉美国协防台湾抗衡大陆，对美军胡作非为往往姑息迁就，台湾民众的反美情绪逐渐积累，刘自然的死使民情激愤。

　　在美国的“军事法庭”上，雷诺编撰了一个漏洞百出、不符常识的“案情真相”：案发当晚，雷诺听到太太惊叫，以为有人正在偷窥他太太沐浴，随即回到卧室拿起手枪，从后门出去。黑暗中，他误将刘自然手持的木棍当作钢管，为了“自卫”，雷诺遂向刘自然连开两枪，将其击毙。雷诺的供词一经媒体报道，便在台湾上下引起一片哗然。台湾报刊评论：雷诺的供词简直“如同天方夜谭般荒诞离谱，充斥了好莱坞剧作家式的灵感”。台湾刑侦专家在勘察现场后，再核对雷诺的证词，所获疑点颇多。如：案发室外明明有60瓦的电灯光，雷诺却说“看不清楚”。雷诺讲他是在距离刘自然十四五英尺(4米多)的位置开枪的，为何在伤口处却留有火药(在伤口留下火药是明显的近伤证据)？死者伏尸地点与中枪地点相距100多米，有谁在中弹负伤后会逃出如此之远，而在这一路上竟无一滴血迹？案发两个月后，美军“军事法庭”宣布，雷诺枪杀刘自然一案“罪嫌不足”，显系“误杀”，遂判雷诺无罪释放；并称，此为定案，不允许上诉。判决宣布之时，在法庭旁听的美军人员及眷属立即喜笑颜开报以热烈掌声，坐在第三排长椅上的刘自然的遗孀奥特华则“泣不成声，几乎晕厥”。随即，案犯雷诺及其家属被送返美国。

　　雷诺被判无罪的消息传出后，台岛上下舆论哗然，整个台湾民众义愤填膺。台湾各报纷纷指责判决不公，各界人士纷纷写信抗议，连台北地方法院也认为雷诺枪杀刘自然并不具备“正当防卫”的理由。一位记者写道：美国佬应该懂得，你把每一个台湾人当成没有脑子的木头时，这个岛上已布满了干柴。

天理何在？台北民众围攻美国“使馆”

　　5月24日，刘自然的遗孀奥特华在报上发表《我向社会哭诉》一文。同日上午，奥特华身着黑衣、手举着一块用中、英文写就的“杀人者无罪吗？我控诉，我抗议”标语牌到美国驻台“大使馆”门前示威。很快，现场就有三四百名台北市民上前围观、声援。国民党警察曾威胁奥特华，要其赶快离开美国“大使馆”，但遭到了她的拒绝。奥特华声泪俱下地向围观群众哭诉，发誓要为丈夫讨回公道。

　　中午12时，到美国驻台“大使馆”前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奥特华放声大哭，语不成句地说：“我今天在这儿，不光是为我无辜的丈夫作无言的抗议，我是为中国人抗议。”话到此处，在场民众无不群情激愤，遂高呼“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还我公道”等口号，将美国“大使馆”团团围住。

　　下午2时30分左右，在美国“大使馆”前的声援民众已近万人。人群中不断有人高喊“杀人偿命”﹑“美国人滚出台湾”等口号，并向“使馆”投掷石块﹑木棍等。忽听有人大喊：雷诺这小子已经坐飞机走了！这句话像炸药桶里丢入了一根火柴，台湾民众多年来积累的愤怒轰然喷发。

　　有人翻墙进入“大使馆”，打开铁门，外面愤怒的民众一拥而入。民众捣毁了汽车﹑门窗﹑家具，放火焚烧了“使馆”的汽车、文件，把美国星条旗扯下来踩在脚下。东西砸光后，又在地下室发现了八名躲在那里的美国“使馆”官员，遂毫不客气地揪出来一顿痛打。

　　除“大使馆”外，美国新闻处等其他驻台机构也被台北市民围攻捣毁。事件一开始，台湾当局还只是旁观，后来发现事态失控，才调集大批警察和宪兵前来镇压。

　　晚6时，3万多群众包围台北市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抓的参加抗议活动的市民。在场警员无法控制场面，打算用消防车驱散示威群众。无奈消防车刚一开到，消防员队员就遭到了市民的痛打，原打算驱散示威群众的消防车也被砸烂，连停在警署外的警车也未能幸免。

　　为驱散示威民众，台湾警察使用了高压水龙和催泪弹，并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人，打伤38人，另有111人被捕。当晚，反美骚乱在军警的联合镇压之下逐渐平息。

蒋介石息事宁人，“五二四”事件疑点重重

　　“五二四”事件发生的次日，美国驻台“大使”蓝金向台湾“外交部”提出了最强硬的抗议。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随即向蓝金致歉，并同意赔偿一切损失。

　　随后，蒋介石会见了蓝金，并亲自向蓝金赔礼道歉。蒋介石解除了“防范不力”的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警备处长乐干的职务，随后又宣布俞鸿钧“内阁”辞职，以此息事宁人，以图安抚惊魂未定的美国人。

　　时至今日，“五二四”事件虽然已过去近50年，但这次事件的许多地方仍旧疑点重重。

　　历史学家们往往擅长从历史的细枝末节处推测历史的真相，当重新审视那段尘封的历史时，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还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有一些住在台北的美国人从中国朋友那里得到了“呆在家里”的警告？为什么一向不吝超前使用暴力的台湾军警静观事态发展四五个小时？为什么在事件前后，不少有台湾官方背景的新闻媒体在报道“刘自然案”和“五二四”事件时大用煽动性标题？为什么许多闹事者在冲击美国“大使馆”之时随身就带有事先准备好的“中华民国”的国旗和标语？为什么国民党的子弟学校“成功中学”的学生在骚乱中由军训教官率队前往声援，而该校校长在事后却得以安然高升？

　　此外，为什么在军法审判从严从重的台湾，在审判这一事件时格外“施恩”？在“五二四”事件中先后被逮捕的111人中，有71人被宣布无罪获释；而在被起诉的40人中，只有7人被判刑，而刑期最长的只是1年，最短的才6个月。事后也没有令人谈虎色变的大搜捕……这些疑问至今都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