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许家屯(续):与江泽民话不投机半句多

“五一联欢会”救了我

到香港是“两个飞跃之一”，那么另一个飞跃是什么？是脱离中共体制，来到美国。

许家屯对多维记者详细地解释了他当时为什么决定到美国“旅游休息”，讲述了那短短几天里惊心动魄的过程。他看到了海南省长梁湘如何被李鹏以“研究开发海南洋浦港”为藉口骗到北京，一下飞机立即被软禁的前车之鉴；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职务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专案组，显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总书记之令……这些迫使他决断“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而在许家屯1990年4月30日晚上离开深圳后两小时，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就来到他在深圳的住地，转达中央电令，通知他去北京。见他不在，秦文俊一直坐等到深夜。“说起来也算我运气好：他接到中央电令时，必须要去出席‘五一联欢会’，只好出席完了再赶到我的住处。这个‘时间差’救了我！”

如果当时不出来会怎么样？“不出来，被江泽民、李鹏拘押审查，那么现在也就像赵紫阳一样在软禁中度过余生了──不，肯定还不如赵紫阳！”

许家屯对江泽民完全没有信任感，不仅认为江泽民的主义就是“没有主义”，左右摇摆，对他的人品也不以为然。“《他改变了中国》这本书写他与‘六四’毫无关系，还说他对受命如何犹豫……把他写得多么清白！哪是这么回事！那年‘五一九’邓下了决心要撤下赵，通知各省负责人分批到北京去打招呼，25日我到了北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到机场接我，转来转去地绕到了中南海住下。我问还有什么人来，他说江泽民已经到了。我问是不是也是来听打招呼的，他说不是，是调来中央工作。我问做什么呢？他说，还没定，但是已经明确了要他接替启立的工作──启立当时管书记处常务、管意识形态。江泽民当时已经接受了。”

“有人问我：到美国来是否后悔？哈哈，不存在这个问题嘛！”

幸亏到美国来，许家屯坦承，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

正如何频等一些朋友对许家屯半开玩笑地说的：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变“左”了！许家屯并不讳言，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当今世界比较而言还是好的，但不是民主模式的终结。他对美国社会的弊病看得日益清楚，对美国政治的走向日益担心。

“美国的民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时黑人与妇女没有选举权，后来才有。”许家屯认为，“现在民主向大众化的扩展停止了。因为反恐防恐，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施加了很多限制，公民权利方面反而还倒退了。”

他放大嗓门说：“美国权钱交易合法化，要不得啊！从政党化发展到两党化，发展到一党独大化！三权又独立又不独立！”

许家屯虽然年近九旬，但思路依然敏捷，与年轻学者一起纵论天下，谈笑风生。

为什么说美国的三权有“不独立”的一面？“三权越来越不能互相制约了：按法律规定是由总统提名最高法院法官，有出缺的，就要由当政的总统再提名，现在的九个大法官，五个是在观点上倾向于保守──小布什2000年上台，不就是他们裁决导致的么？三权的另一权，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呢，现在也是共和党把持。”

如果说，到香港使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的活力，那么到美国来，使他又看到了资本主义也绝非天堂。他对人类未来道路的展望，有了进一步的思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共融──是共“容”也是共“融”。列宁断言“资本主义垂死”是犯了错误，西方在“苏东波”之后认为“社会主义灭亡了”也犯了错误。两种制度可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融而有异。“这个共存共融会有很长时间，几百年？也许还不止！”而中国，也应该找到第三条道路。

“和平演进”第三条道路

在来美国，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许家屯反覆琢磨社会主义的失败，“有马克思的错误，有列宁的错误，有苏共自身的错误。”

他对多维记者说，私有与公有的矛盾，是从“人之初”开始的，“食色性也”，人第一要生存，二要繁衍，这就要取得资源，就要在一定的空间生存活动。人类的矛盾是由对资源和空间的占有和分配产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代表了解决私有与公有这一基本矛盾的两大思路。

过去讲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自由经济。自由经济的好处是自由，是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毛病是放任──市场是按照供求情况变化，供不应求就涨价，商品多了就过剩，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就由这种“无政府主义”而来。但是罗斯福新政把计划经济、国家调控加进来，现在格林斯潘用利率来调节，就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现在中国也在尝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许家屯说，不仅一国内调控，还有全球范围的调控：七国首脑会议，世贸，世界银行，等等；现在更主要是以经济区的形式来实施的地区宏观调控。过去将“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我要消灭你，你要消灭我。还是邓小平说得好，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现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活你也活，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许家屯一方面认为民主应该不断扩大、深化，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全球并没有理想的民主典范，二战后许多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有的发生倒退，有的陷入动乱。

许家屯再三强调要“和平演进”，放弃暴力，实行民主也好，社会转型也好，都要搞渐进式的改良，不搞激进式的革命。“李泽厚他们这么提出来了，但没有具体设计怎么做。而我在《二十世纪的经验》当中，有了具体的设计。”

尽管许家屯不肯说具体怎么设计，但是多维记者听出点端倪，他设计的道路，似乎是从党内民主开始，通过党政分开，分割权力，直到最后改变一党专政结构。

他说，现在中共党内还是有有限度的民主的，不过没有全社会监督，也没有制度性的程序来保证将非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精英吸纳进入顶层。“这种民主是咨询性质的民主，对任何意见，我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不采纳，你也没有办法。”他认为，应该从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着手，首先要让党内精英进入顶层，全党能够监督顶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不能停步，要扩大到党外。这是从整个中国变化发展的进程来考虑的。中国应该避免陷入混乱无序，找到比较稳定的改良道路。

许家屯说，十三亿人的国家，不稳定，是世界的灾难！

看重曾庆红

“中国山”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的山；这“世外桃源”虽好，毕竟也不在故土。许家屯出国十五年，思乡之情时时冲击着他的心灵。

“去年我的老伴顾逸萍过世，我的子女要求我回去，也要求组织上同意我回去。”顾逸萍在1998年就曾中风住院。

2002年4月，多维记者听他说过：“中国是我的祖国呀，我当然想回国看看，但不乞求。要论安享晚年，还是住在美国安静，我只是想能两边走走。就是要写回忆录，光凭记忆也不行，得回江苏去查查当年报刊资料。”

1916年出生的许家屯告诉多维记者：“前年有一天晚上在别人家玩的时候，我突然昏倒了……一下子就人事不省了，倒是没有一点痛苦，吐了一身，自己也不知道。同伴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我大概昏迷了半小时吧？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车上躺着，正赶往医院去。”

不过，这一次意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居然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许家屯隐居于此，来客不多。附近有些故交隔三岔五地通通电话、见见面。偶尔有客人从香港来，从中国大陆来，从美国各地来拜访。多维记者探访他期间，正碰上老报人陆铿和崔蓉芝来访，从下午谈到晚上。凡是这样的日子，许家屯就特别高兴。

有消息人士曾向多维记者透露：“许家屯离开中国后，江泽民派人去问董建华，是否他资助许走的。董建华回答：许家屯没有来找我，他如果来找我的话，我不能拒绝。江泽民又下令手下去询问了香港很多头面人物：董建华与许家屯到底是什么关系？实在查不出董建华与许到美国有何联系，只好作罢。但还是有人为此受到了牵累。现在董建华不能来找许家屯，因为江泽民已经这么问了他，董要避嫌。”多维记者就此向许家屯求证，他不置可否，只是说：“对任何老朋友，包括江苏等地的老朋友，我的态度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你来找我，我不拒绝。”

他说，《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过，对他的书，许家屯提出了不同看法；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来过，“麦克法夸尔掌握了很多关于 ‘文革’的史料，把他的专着送给我，我苦于不能看！”李锐、胡绩伟也见过，还有一些老上级、老战友，本人不方便来，要子女前来探望。

对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新班子，许家屯说：我是基本上肯定的。他们的一些做法，例如解决三农问题，开发西部以解决地区差别，等等，我是赞成的。包括这次对赵紫阳后事的处理方式，我也基本上肯定。许家屯还说，外界对曾庆红估计过低。我推测，将来首先摆脱江泽民的影响的，可能是他。

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方针？许家屯希望是后者。如果是后者，就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的调整嘛。

“不过，要给他们时间。”许家屯告诫。

他也希望，老天给自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