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天以晓生死,学儒以知人生

平常上文学城网站我的中国,看看时事,发发言。说多了,心说起个博客吧,全当收集后自己的发言吧,以后要查也有个好去处。欢迎留言。
个人资料
归档
正文

关于孝道的讨论

(2008-11-28 07:44:06) 下一个
先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孝。

《孝经 - 谏诤章》 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有非而从,成父不义,理所不可,故再言之。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降杀以两,尊卑之差。争谓谏也。言虽无道,为有争臣,则终不至失天下、亡家国也。士有争友,则身不离於令名。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父失则谏,故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不争则非忠孝。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曾子问:子女顺从父亲的命令是不是就是孝子?孔子是这样回答的:“这是什么话啊。这是什么话啊。过去天子有七个谏诤之臣,哪怕这个天子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诸侯有五个谏诤之臣,哪怕这个诸侯无道,也不会失去国家;一个大夫有三个谏诤之臣,哪怕这个大夫无道,也不会失去他的家业;一个人有一个谏诤之友,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一个父亲有一个谏诤之子,这个父亲不会陷自己于不义。做儿子不能不同父亲据理力争,做臣子不能不同君主据理力争。所以只要是不义的事情,一定要争。顺从父亲的命令,怎么称得上是孝顺呢?”

所以,孔子以为,只强调尊卑,一味的顺从不是孝,标准在哪里,在理和义,父辈无理且无义的话,做儿子必须据理据义力争。所以孝道的精髓,不是你所说的对长辈的依顺,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都是后人胡叨唠出来的。真正的孝道源于人性,源于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感动之弦;孝道是孝敬父母、知恩图报,一个有良知者本应恪守的传统,并非不平等认知的根源。

后人为啥要胡叨唠什么“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呢?正如您所说,“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前面还有一句:“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历代统治者为一己之私,利用国家力量,曲解孝道,强调强化这种等级观念,几千年下来,您看到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了。所以,揪根溯源,俺的看法恰恰与你相反,俺就把根源简单地归于统治者,封建君王,或者制度了。

凡在位的,不懂真正的孝道,就没有感恩之心。没有感恩之心,也不知道他的权力实际上源于老百姓,在其位必不谋其政。这样的官,必成贪官。整个社会由贪官把持,社会等级森严,马屁横行,风气败坏,有理没理,官大就是理。整个社会风气如此,又怎么能让普通的老百姓理解家庭的每个成员,作为一个人,在理和义面前是平等的,一味的顺从也不是孝呢?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正本清源,扭转社会风气,首先官员要懂什么是真正的孝道。也要修改制度,要体现权力的真正来源。这些说起来话就长了。


原文: “孝”的“孙子”效应---试论中国人奴性产生的根源
来源: 云易 于 08-11-28 06:14:03

中国人骂人时,有用“儿子”或“孙子”作比喻的习惯。如骂了某某后感到“就像骂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似乎是说,如果被骂的对象是自己的儿子,那这就是正招了:骂儿子就是这样骂的。当然,骂到了极点时,“儿子”还不过瘾,一定要冠之以“孙子”之名。被骂的人或被羞辱的人,也往往是做同样比喻,如:“老子”今天不小心又做了一回“孙子”等等。

由此看来,在中国人眼中,“儿子”,“孙子”是与“卑贱”,“低等”等词同义的,而“孙子”比“儿子”还不如,是低等中的最低等了。

然而众所周知,“奴才”,才是那种又卑又贱的人。我们骂人损人时很多时候也不会忘记“奴才”一词。然而从何时起,我们中国人却更多地起用了“孙子”一词代替“奴才”?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首先要分析一下“奴才”的概念。奴才”这个词和“奴隶”有关。自从有了奴隶制度后,奴隶是在人的等级中最低等的。由于奴隶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从属于他人,于是他们不能有自己的个性,唯一具备的是一个共性:驯服。于是人的个性,或者说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丧失,以及对他人意志的驯服,就成了人格低等的标志。“奴才”是基本上和“奴隶”同义的,但除了一点,即奴隶可能是被迫的成为奴隶的,而奴才却可能是自愿的或不自觉地成为奴隶。换句话说,奴才就是那些自愿地为别人出卖自己的灵肉的,或本可以不出卖灵肉却由于不自知而成出卖灵肉状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奴才之所以为奴才,是由于他甘愿做奴隶的特性使之然。这“甘愿做奴隶的特性”就是我们说的“奴性”。

奴隶,虽然外在的地位低,但是由于他们可能是被一些客观的现实条件造成的,精神上却不一定都一定具备奴性。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令人敬佩的精神伟大的奴隶,如斯巴达克思。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奴隶统统冠之为“低贱”。而奴才,却没有太多的可原谅的借口,因为他们是主动地放弃了尊严。所以,奴才,是人类中最低贱的种类;奴性,是人的品行中最低贱的品行。

那么,当我们中国人在骂某某认为“孙子”时,这个“孙子”,真的是具备和奴才一样的奴性吗?

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孙子是自然是年龄最小的。然而年龄的大小与地位和人格的高下有联系么?理性地来看它们两者是没有的任何联系的。然而不幸的是,在我们非理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中年龄似乎的确在人格的高低标准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首先要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孝”说起。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孝”是首当其冲的。所谓“百行之先”,“为人之本”等等。儒家先辈们把“孝”的观念发展的淋漓尽致,连子女在父母身前该怎么做,到死后该怎么做,都有所指示:“父母在,不远游”;“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更不必说“二十四孝”里那些的和人性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榜样”(难怪鲁迅大呼“吃人”,“救救孩子”!)。虽然在“二十四孝中”的那些血淋淋得榜样早已不再有人去照本宣科,但几千年来,“孝” 却一直成了中国人衡量人的第一标准。一个人一旦有了“不孝”的行为,他的名誉也就一落千丈了。

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极端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可能应该属于人类学家研究的范畴,在此我试图分析的仅仅是,这个孝道的实质是什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有人说中国有哲学,但只有部分的哲学,即伦理学,因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实际上只是一套以维护国家稳定为目的的道德体系。我倾向于认同后者的观点。不过在此,我甚至不认为“孝道”具有深刻的伦理学上的意义,因为“孝道”把作为伦理学的基础概念“善”与“恶”完全人为化了:对父母孝,既是善,对父母不孝,即是恶,从而完全忽略了对善与恶的本质研究。仔细分析孝的概念,无非就是“顺”。所谓“孝顺”,就是对长辈的依顺。这种依顺尤其体现在个人意志上面。“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父母在,不远游”;“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由于传统的观念认定儿女从一生下来就欠下了父母一辈子的养育之恩,从而儿女的首要人生目的就是满足父母的意志,以报答这养育之恩。所以,孝道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准则:它以牺牲儿女意志和维护长辈利益为基础,从而达到固守现成传统,稳定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目的(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全部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孝道”是不择手段地树立长辈的地位,赋予长辈在行为上和精神上控制儿女的权力。

在以“孝”为纲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中,凝聚两代人的关系的决不是自然的情感,而是一种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的关系的确导致了家庭甚至社会的稳定,但它同时也导致了晚辈的主观意志和人格尊严的丧失。这个服从,也正好培养了中国人的驯服的个性,即奴隶的特性。

不用说从古到今有多少家长们在孝道的保护下,在“为了孩子好”的名义下打骂自己的亲生骨肉,左右儿女的思想意识,包办儿女的人生选择,就是在日常的对孩子的 “语言教育”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人格摧残。这种摧残,习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家长们是不自知的。如在学习上不断地给儿女施加压力;在能力上把自己的儿女和别人做比较;不时强调自己培养儿女的艰辛,让儿女觉得欠了父母一辈子。这些“苦口婆心”的做法的让儿女感到的是:我不如别人;我在给我的父母丢脸,我对不起父母。这种方法给儿女造成的心理状态,一是对自己的存在羞耻感,即自卑感(不如人);二是生命的从属感(自己是属于父母的)。自卑感导致人格尊严的丧失;从属感导致的是主观意志丧失。于是儿女们从从小就处在和奴隶所处的一样的环境中挣扎。有少数个性天生强硬的人也许能够在这种挣扎中保存了自己的人格和个性(大凡也是在心理上伤痕累累),成为类似奴隶中的精神伟大者,然而更多的人却因为生命的幼小而离不开父母的保护,便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待遇。再加上父母谆谆教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久而久之,儿女们便认可和接受的这样的待遇;久而久之,儿女对父母的这种精神奴役便不再有不适的反应了。于是主观意志,便利他们远去;奴性,也便乘机而入,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孝”就是这样培养出“孙子”的。它正是中国人奴性的根源之所在。在中国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之后,也处处摆不脱“驯服”的痕迹。由于中国人在家就练就了一身忍术,在社会上也随时可以把自己的人格降低到“奴才”的程度。所谓“韩信忍胯下之辱”。只要是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中国人什么样的“辱”都能忍下。然而人的心理是需要平衡的,就像一个被压的气球,压力太大,就会爆炸。被压的人,也要寻找发泄之处。于是好多中国人在一有机会的时候有拼命地要争做“老子”,一定要把他人踩在自己下面。所以,在中国人多的环境里,我们往往看不到,或者很难看到人和人的平等互重的关系,而是“老子”们和“孙子”们的人格争斗。

当然,当“孙子”们成了真正的“老子”—---父母时,新生的儿女,便不幸地变成了父母们找回自信的最佳工具。于是一代一代地,中国人的家庭就在“孝”的庇护下不断地制造着“孙子”。

“孝” 之所以能带来社会的长期稳定,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孙子”效应。中国人的传统家庭关系,实际上就是国家体制的精小版。在家庭里面,父亲就是“君王”,“皇帝”;而“国君”,“官僚”又是一个大家庭的“父母官”。在家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国家的范围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由于有了 “孝”,中国人都成了温顺的“良民”,即奴隶,自然很容易被少数“强者”利用。这样的孝道,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不平等制度的最好的条件,是给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基石。难怪几千年来几本不过讲了一些如何顺从长辈,如何遵循传统的道理的著作,被为统治者服务的士大夫们没完没了的解了又解,注了又注。正是在这样专制的等级关系下,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才呈现了几千年一成不变的,毫无创造力生命力的“稳定次序”。

但“孝”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稳定是表面的,因为它是以一代又一代的人牺牲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人格为代价。这种稳定还是虚假的,因为它造就的是极少数强大的暴君和广大的弱民。这样的“强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这样的弱民走出国门后,便在西方人的自信面前暴露出自己的欲盖弥彰的自卑感。

在海外的中国人大凡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无论走在那里,我们总是能够本能地辨出中国人来。当然,除了东方人形象的外在特征,中国人在精神面貌上总少了一种什么东西。我以为就是少了一种自我的尊严感。当然,没有了这种尊严后,露出的就是奴性---及中国人所谓的“孙子”相。

由于“驯服”的人格是从中国人在刚开始知事达理时就被灌注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所以我们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更不必提取追究其根源。就像我们日常出口就是某某人是“孙子”,某某人是某某人的“GUI儿子”一样,根植在家庭关系中的不平等关系已经被中国人世世代代地接受了:尽管在外作了一次“孙子”觉得是受辱,在家里作一万次“孙子”也是自然的事。曾经也有不少人意识到中国人的奴性,但对于它的产生的原因却常常简单地归于统治者,封建君王,或者制度等等,而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就是他的直接塑造者。诚然,我们的父母也是受害者,我的意思也并非是要把我们的父母都统统推上法庭 (当然,在社会有了健全的法律之后能把父母推上法庭更好),而是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真正的原因后,就应该致力于改变我们的家庭关系。

我们的先辈知道为了建立一个“稳定”而“强大”的社会首先要“齐家”,“修身”,即通过整顿社会的最小的集体---家庭,从而把把社会的最小的单位---个人都修理得驯服了,天下自然“太平”,君王们自然可以无忧无虑地稳坐江山。而今天,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稳定”和“强大”是假象时,要改变这个沉淀了几千年的现象,我们也不得不从“齐家”,“修身”做起:彻底打破孝道,改变中国家庭中的等级观念,吸取西方人培养儿童的心理学方法,培养心态健康的,有个性的和有尊严的中国人。

补充:
在此我想补充两点:第一,我所阐述的现象是普遍现象,它并不是指所有的中国家庭,更不是指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国当然也有很多健康的家庭,健康的人,只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中比例太小而已。

第二,当今的很多中国家庭,由于独生子太多,已不是传统的“以孝为纲”的严教法了,而是恰恰发了过来:老子给儿子当“孙子”。中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逆反,我认为还是因为“孝”的原因。因为“孝”使中国人在家庭关系中只知道有“老子”和“孙子”的关系,而看不到还有一种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的互敬互爱的关系,于是一旦不做孩子的“老子”,便即刻转过来给孩子当“孙子”。这样的180度的逆反,培养了一大批自以为是的不学无术的娇儿宠女。也将是今后中国社会的大害。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