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吮露鶴 - 关于知识与命运

来源: richard_hz 于 08-04-10 09:09:12

要理解中国知识，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得穷根究底。

所谓的根，可以理解为老子所说的大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唯物主义者依此说老子唯物，俺最初也作此解，现在明白却是误解。但你要说他是有神论，唯心呢，却又不像。这里的自然，应理解为自然而然，而非大自然，有点佛家里说的“法尔如是”的意思。总之，老子所讲的道，超脱了任何真假，善恶，美丑，有神论无神论等等相对之概念，包含或超越了一切。老子说不好叫它什么，因为一叫就错，用“道”这个名，却是不得以而为之。

原始儒家，从人性入手，修身做学问讲究治国平天下，又以百姓为立脚点，所平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儒家讲究"仁"，民本主义。儒家的道与天，与老子所谈之道之天却有所不同。《礼记·中庸》开宗明义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的性，是人性，亦是天性，所谓人性通天。阁下所讲至诚之「至」处，才得先见先知，应从此来。儒学里论述的天，概念上虽包含所有，但儒家的学问，离不开人与社会，儒家所真正关心的天，是掌管人类命运的天，儒家所感悟的天命，是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天命。所以儒家所谈天道，似乎是老子所谈天道反映在人性及人类社会上的一个侧面，但二者是一体的。

其他各家，各有所重，但万变不离其宗。至于阁下所讲的天命之变，却也合乎中国社会的演化，非某个人力所能抗。

汉代以后，皇权独大，皇帝对学问的取舍有决定权,依旧是治国平天下,儒家学问的立脚点，却开始转向皇帝。所平的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所以天命观念的变化，原是无法避免。但最初的时候，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从汉至唐，儒家思想虽是主流，但在民间，知识的多样性犹存,敬天畏命传统依旧。整个社会依然在演进。到了唐朝，商业已经开始发展。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就是在唐帝国时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随着商业的发达，国家的开放，本来中国很有可能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并进入资本主义。再铺以中国人的聪明，对社会新现象与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再出几个类似孔孟及老子式的天才。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可唐宋以后，科举盛行，天下学子，无不以读圣贤书为己任。诸子百家，显学仅余儒学一脉，其余各家，均化为无形。从商者更是受到歧视。中国知识，诚如阁下所言，只有道德学问了。

回复：关于中华文明中道德与宗教的兴替转折 来源: 吮露鶴 于 08-04-09 22:00:44

在最近有关天命的阐述中,笔者曾有几段這样的话:

若看文明後來衰落，不好以為其從未體會命之力量，更不該說都是命的觀念累事。人心的覺悟，可以突發，也可以退墮；此一刻無，下一刻不定無，此一刻有，不保下一刻必有。「命运」之感，可上拔至天命，也會下墜至宿命，或胡里胡塗地改运造命。孔子有巍巍乎唯天為大之嘆，及畏天命知天命之教，雖遇天下之無道久矣，他仍不忘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的使命承擔，畢生的禮教踐履，不能沒有這天命作內核！可是自兩漢起，孔子被奉上了神壇，這天命反給偷換概念。從實踐的觀點所見，天命本應是人自修其德，然後昊天因之，但漸漸暗給改造，跑出天上五帝輪班當令，宣命何德當修又何色當法而為說。這顯然是與儒家合流後陰陽家所滲入的思想，以人間之主，奉天受命，悉依五行相次，五帝代興，五德終始，人德若相應以動天，必見符應，天降祥瑞災異，指示人間。孔子修德，無必邀天祐之想，「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甚至道之行否，也有命存。君子唯盡其在我，畏天知命，是遙契于天而貞定成德之命。成書晚周的《中庸》，把這超越之天再拉近一些，于人心之诚處內契于命。其贊文王，有「大德必有其名、其位、其壽，大德必受命」一說，像是有德也將有福；而講「至诚」，又謂可以前知，國家興亡，必有禎祥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至诚如神」，也好像是老天命令，人便知之聽之。其實天命由遙契到內契，是從福、德現在應當相稱，終極必定一致，而要在至诚之「至」處，才得先見先知。此類講法當有虔敬的信仰才好理解，況且原話裡也沒照不照著天命符應去做，才會受禍受福的說教。然由周迄漢，天人關係，由性靈依存的感通，變了現實強求相應的交易。更不止此，在上以生為德的上帝意志天，一分作五帝威權天。在下人人同此一诚的俟命君子，反只剩一時一位福德俱備天降之聖人。這一上與一下，盡都偷天換人了！

當然漢儒非皆如是，如董仲舒，在上唯言一天，為萬物之元，尚德，重教，緩刑，人格意志的情味重，似墨家天志之天。又董子言受命在下，無不遍顧萬民，唯人王會直接受命，其他人人，待承王者之法度教化，間接受命，節成而後善。天人關係在此理解下，乃天與人的「天人之際」，同類相動，以事相感。人本天原命，可由四時氣运以知天，法天之行，安精養神，寂寞無為，立其元神，這實又像道家自然之天與人。董子攝墨家之天，含道家之天人，兼儒家之君民而言人，雖陰陽味少，仍難免穿鎜附會。又如漢儒作三命說，多少也有減輕機械式的天命人受。「三命」者：行善得福，獲正命壽命，謂之受命；行惡得禍，謂之隨命；行善反得禍或行惡卻得福，善惡行為與後果不相應者，謂之遭命。只是受命、隨命、遭命三說，落得沒有個憑準。原確定的天命變作三命，若是受命不靈，隨命不驗，遭命不明，一想我善我惡有甚麼區別？幹嘛我非要做好事？如此天命分化下來，必是道德的消解，雖強調道德再三，也不過是說說教，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即使肯循規蹈矩一下，不缺做人禮數，終還不免會像孔子嘆口氣，若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所以見漢代，文教、政教都有了，禮教也撐在那兒像個堂而皇之的大架子，然背後的天異調，命走味，唯見遭際逢遇為运，仁再無孔孟所見之真切了。順此而下，外在五倫雖在，內在靈明也講一些，大皇帝卻拼命膨脹無制約，虔诚性格或謂宗教精神難彰，才真成了民族二千年的命运了。

(节引自拙文: 宗教，可有「天命」與「命运」的區別？)

回答: 由 richard_hz 于 2008-04-09 17:02:58

人类思想的发展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解释整个自然包括人类自身，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宗教的思想逐步取代巫术，而宗教又逐渐被科学取代.这是总的趋势。但宗教会不会被科学最终取代，这是存有疑问的，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在精神领域，宗教还是必不可少的。很多根本问题科学还没法给出最终答案。

过去中国社会以儒学为主流，儒学本身主要就是有关人性“善”的学问，所以抛开导致这种现象的缘由不谈，俺不否认中国知识道德型，讲良知，重自觉。但即便是儒学，本身并没有抛弃自古传承的宗教性，只是蕴含其中，不如犹太教，基督教那么明显罢了。但俺以为这只是不同,没什么优劣之分.况且国学范围甚广,其他家的学问的作用并不能一概抹杀，例如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国人性格塑造也很明显，所以以儒学来概括全部的国学亦不恰当。

中国人如欧洲人一样,有一段迷失的历史,但现在正在走出来,以在文化,宗教,思想上重树民族信心.中国的文艺复兴确应是全方位的展开,但主流的东西，道德也好,正信宗教也好,中国的传统里并不缺少,不需外求。即便如犹太教，即使高明,看看学学可以,拿来替换不行，终究是人家的东西.

关于民主，发展历程与外在表现形式，因土壤不一样，与西方必然会有所不同，但核心内涵把握住，应该不会有啥问题。科学的引进则不必说了，中国社会早就开始做了。

回复：主要是指知识型态问题 来源: 吮露鶴 于 08-04-08 23:03:18

笔者此简短回帖,意在说知识,不是说宗教,中国的知识性质,应是道德型态的,讲良知,重自觉.

关于中国的宗教,是另一话题,在下有宗教系列,近几篇谈中国宗教问題頗多,不赘.

中国知识，因是道德型态,非宗教型态,与宗教关係，孔子及其前,当然有,其后变淡薄,即使莊子之天,宗教义已不明顯了.漢代的天,基本全非超越天,只剩义理天,自然天,最多掺入讖緯迷信附会,去不到真正宗教义之天.

中国文化的负面現象,绝大多数由封建专制统治造成,非常同意,不能怪孔孟老莊,无端數典忘祖.后来宗教的庸俗,道德的僵化,政治无法走上理性客观化常轨,才是基本原因.

欧洲文艺复兴，講的人文主义,其实有两條路線,一是世俗的人文主义,一是宗教的人文主义,其后科學,民主,法制度等等的发展,有理性的一面,也有信仰的一面,要有两面,文艺复兴才看得真確.新教的宗教改革,与公教在新挑戰下的自我更新,使欧洲各方各面全然改观,后来启蒙运动強调理性,讲得过了头,好像現代化全是理性的结果,忘了信仰的作用,而理性也不只工具理性,实践理性一面,如拿走宗教,便空洞化了.

中国要进行文艺复兴，亦应是全方位的展开,不能只是传统道德的重整,失去的正信宗教精神一定不能少,要找回来,当然还要接上我们所缺的民主科學.

犹太一小民族,顛沛流離两千年,一旦接触現代化,新舊交融无碍,少走冤路,迅速成为当世举足轻重的民族,他们的榜样,尤其值得我们深思並學习.

是吗？ 来源: richard_hz 于 08-04-08 05:27:46

东西方宗教有所不同，儒佛道都讲究一个“悟”字，所谓自觉，意指自己觉悟，其觉悟本身就是东方宗教的一个关键内容。所以如果说中国知识，完全与宗教无关，俺以为是不恰当的。要比较也只能比较东西方宗教之不同。

自觉人所未觉，那就是所谓的“悟”了，当然“悟”后还得修，才能变圣人。后人之所以以为圣人无所不知，与专制统治者篡改孔孟教义，独尊儒术，厉行科举有关系。事实上但凡圣人自己都以为知识无限，个人所知有限，所以孔子敬畏天地，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者也。”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的理想不过是做“治国平天下”的“王者师”而非“王者”，则更是误会。中国人从来不以为王者是不可替换的。项羽当年站在人堆里看着秦始皇就说：“彼可取而代之”。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很多是落第的秀才，例如王巢，洪秀全，甚至毛泽东最初也只是一教书匠。问题在于每次取而代之后，建立的新王朝制度上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就说：“历代皆行秦制也。”孟子的民本思想，墨子关于天子应当是民选出来的论述根本就没有重视过。

至于所谓中国文化则是求同的，是复制性的，没有活力和创造力等等，归根到底，不能归咎于中国文化本身，其实都是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造的虐。

欧洲文艺复兴以前，也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文艺复兴以后，民主制度建立，就开始有了所谓的求异性，创造性等等。这与宗教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要进行文艺复兴，是复兴没有被专制制度篡改的原创文化，并从中发掘出普世价值，在此基础有所创新，从而在思想，文化，宗教领域奠定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

犹太与中国知识的性质也不同,才由本质上影响命运 来源: 吮露鶴 于 08-04-07 22:36:11
中国知识,是道德型态的,讲良知,重自觉.
犹太知识,是宗教型态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1:7),重天啟.

因知识本质別,故对知识传授者及其传道觧惑的职能,认知也不同.

知识在中国,诉诸觉悟高之圣人,不然自觉人所未觉,自己变圣人;
犹太求知识于圣言之申言者,既尊重其地位,又怀疑其见识不能沒有人的局限.神圣知识最高,但对神圣之知,无论你是誰,都有未达,绝不完全.

关于开封犹太人被同化,作者以为,是与经師传统因明清锁国失去支援有关,甚是.同时順便補充一奌,常说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同化死硬顽固的犹太人,其实可能只是往自己臉上贴金的成分居多.一种传统能否生存,还有很多外因要考慮,失去交流的机缘是原因之一,這是因主流文化的封闭,不一定是因其优秀.再者歸化其寄居地的犹太人,也不一定只开封一例.象著名犹太報纸Foward,1924年曾刊載也门的犹裔,曾经同化,照片中所见,已完全阿人打扮了

知识的不同命运 犹太人与中国人ZT,来源: jiahe 于 08-04-07 21:13:26
2007 年9月2日，来访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以色列驻华使馆发表讲话，谈到以色列与中国文化的异同。以色列与中国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和传统，都遭受过深重的劫难和痛苦，这是同。以色列人个性独立，尊重个体，崇尚独立自由的思想，喜欢喋喋不休的争论，敢于挑战一切权威，包括质疑他们的上帝，而中国人则否，这是异。言语之间，奥兹流露出无比的自豪。讲话结束，听众中有人提问：假如以色列的圣人摩西与中国的圣人孔子相遇，他们会对彼此说些什么？奥兹回答说：可能摩西会说，宇宙的中心是个人，而孔子会说是国家。这是奥兹对中以文化差异的理解和概括。作为以色列人，他当然更了解以色列（犹太）文化。他在讲话中对以色列文化风趣幽默的描述和比喻对我们颇有启发。例如，他说，在以色列，每个人都是总理，都在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但谁也不听谁的；总理会主动听取并赞赏作家的意见，但从不采纳；读者读作家的书往往不同意作家的观点，而常与作家争论，甚至教作家应该如何写—— 他们读书往往不是因为喜爱，而是出于愤怒。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笔者自认为更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在次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奥兹作品研讨会上即兴略说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时间所限，未能充分展开，故诉诸笔墨，在此再多口罗嗦几句。
　　据奥兹说，犹太人从小学习“圣经”，注重独立思考，学生有任何质疑和不同的理解，都会得到老师的鼓励，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给世界贡献了那么多杰出的科学家、作家、商人和其他方面的人才的原因之一。可以说，犹太文化是求异的，是创造性的。对比之下，中国文化则是求同的，是复制性的。我们的教育是以应试为主的，除标准答案之外一切的可能都算错。连小学生组词、造句都有标准答案，明明可以有多种可能，甚至更好的措词，如果与标准答案不符，就必然被老师判为答错。多年来，类似的事例我耳闻目睹了不少。创造性的思维和文化是有能力自新的，充满活力和独立精神的，而复制性的思维和文化却难免没落，一代不如一代，更要命的是，它培养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现在时见有人提出主张，如要取消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啦，把诸葛亮《前出师表》（抑或《后出师表》？）和鲁迅《纪念刘和珍君》（抑或《为了忘却的纪念》？）踢出中学课本啦。这些怪论乍看之下惊世骇俗，实则哗众取宠，毫无创见，其动机不过在于要（过分）积极与时尚保持一致而已。

　　由此，又可印证我在《刚强的犹太人》一文和即兴发言中提到的话题：即犹太人是善于记忆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是善于忘却的民族。我们古人教导说：“记人之善，忘人之恶”，今人则是有选择地忘却与时风不合的一切，有时甚至连自己固有的善都忘却了。对于传统，有用有利于时的就临时记起，暂时无用无利的则主动忘掉、删除。传统文化的细枝末节，甚至糟粕，随着时风，像股票一样忽而沉渣泛起，万众追捧，忽而变成垃圾，无人问津。而绝少有人对探究和复归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根本价值和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性格中的优秀品质（如一诺千金的诚信、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和而不同的独立精神、舍生取义的大勇等等）感兴趣。犹太人能够在亡国失地一千多年之后复国，这在人类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犹太人在孜孜不倦的吸收新的外来知识的同时，依靠记忆传承着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知识（经典和律法），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样的民族是永远有希望的。据说，宋代来我国开封定居的一支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的最后一位拉比（经师）在明代或清代末年死后，宗教知识的传承中断才被完全同化的。1992年中以建交后，有些开封犹太人后裔想移民以色列，就遇到了身份认定的麻烦，因为以方认定流散犹太族群身份的依据不是家谱或族谱，而是必须犹太经典和经师俱全。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是放弃、鄙弃、丢弃，是避之犹恐不及。前一阵不是有人叫嚣要连中医都废除了嘛！传统文化对于有些人就好像乡下父母之对于有些进了城的学生娃一样，是令他们难堪的老废物。我们今天的国人有许多在拼命地要改变文化身份，自觉地自我后殖民化着。一方面是汉语文盲不断增多，一方面是全民学英语，从娃娃抓起。集体记忆中还有多少民族文化精华的遗存？我们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受着西式或不伦不类的西式教育，我们的语言甚至思维方式都已相当西化或不伦不类地西化了。我曾笑言：我们除了黄皮肤黑头发的身体特征之外，恐怕只剩下了饮食习惯是中国的了。不，有人反驳说，现在的小孩子都不爱吃米饭了，他们的最爱是麦当劳、肯德基！看来，饮食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难以想象，假如中国人遭遇犹太人那样的不幸，被流散到世界各地，多年以后，我们凭什么相认？

　　另外，还有一点更重要，即两种文化对待知识的态度迥然不同。犹太人对知识无比尊崇，视知识为上帝赐予的礼物，视知识的承载者为上帝的代言者。他们总是奉知识的权威为政治领袖，例如作《摩西五书》、领导以色列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摩西、历代士师和国王（包括智慧绝伦的所罗门王），尤其是流亡世界各地期间，各犹太族群更是坚定地团结在以拉比为首的知识分子领袖周围，这才保证了民族文化知识的薪火不断，希望不灭。相反，我们中国人总是把知识当做一种可利用的工具（如“敲门砖”），知识的承载者也就不免沦为变成被利用的工具的命运。每当国破家亡、改朝换代的大变革，首当其冲遭遇放弃、淘汰、删除的总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分子”一词即可见其贬义）。他们最高的理想不过是做“治国平天下”的“王者师”而非“王者”，但自孔子以来他们就从来“无位”，自秦始皇以来他们孜孜以求的结果多半只是做了“王者奴”而已。不得已，他们又转而推崇以“不仕”为尚的高士、“凤歌笑孔丘”的狂人了（这是题外话了）。据此，我设想，假如孔子与摩西相遇，孔子会羡慕摩西之“有位”，而劝他向尧、舜学习，施行仁政；而摩西会像春秋列国的君主一样，不听他那一套。

　　我对奥兹说：我们不光有孔子，还有诸子百家，不同的声音。但今人对他们的精神知道多少、记得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