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直击中国军事史上最悲壮空降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 悦 发自四川汶川
空降兵罗美华：“他们都双手合十，跪在那个地方。
”空军司令许其亮：“快！快！快！”“
秋收起义团”突击队员：“我们师红军时期就从那里经过。
”汶川前线总指挥李亚洲：“52岁的人了，89公里，真是可怕啊。”
天 神
5月14日，汶川大地震的第三天，中午11点，汶川县城东北面山脊海拔2300米的最高处，牛脑寨的村民正在用羌人的仪式为地震中的逝者释怀安魂。
像那些高半山区的其他寨子一样，牛脑寨一片废墟，死了8个村民。倏地，葬礼中静默的人群跃动起来，手舞足蹈。
羌人尚舞。屈原在《九歌》中对此有过记述：“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心詹兮忘归。”《汶川县志》说，羌民“丧葬有丧葬曲，相互舞蹈，以示悲欢，盖古风尚存也”。
然而这次他们不是为死者而舞。“我们正在埋5个死去的村民时，飞机下来了。”52岁的村民马康年说这是大家在劫难后第一次看到希望，直升机犹如天神一般，生机从天而降。
直升机缓缓降落，在螺旋桨舞起的漫天飏尘中，所有村民齐刷刷地跪下迎接“天神”。
19岁的佘健也是其中的一员，地震中，他在房屋倒下之前从二楼跳下，死里逃生。如果不是当时大多数村民都在田里，寨子里死亡的恐怕远远不止8人。
罗美华从直升机上跳到跪倒的人群中。看到“他们都双手合十，跪在那个地方。”他是成都军区应急救灾小分队的一员，他们的任务是“必须要在军队开进汶川之前，建立起应急通讯枢纽”。此前，大地震已经让震中汶川通信全断，成为“孤岛”。
为了直升机能够在此前没有任何机降场的汶川降落，成都军区的陆航团已经试探飞行了8架次，终于这次在空中盘旋了20分钟后，冒险在这块汶川最高的地点降落。
明白来意后，佘健和其他二十多名壮年村民搬起通信器材就往山下赶。平时一个小时的下山路走了两个多小时。“解放军要给我们钱，我们一个都不要，我们都是义务的。”佘健说，在此之前，飞机第一次给汶川空投救援物资也是掉在牛脑寨，受灾的村民们没有占为己有，而是汗流浃背地背到山下的县城交给政府。
他们小心翼翼搬下去的才是真正的“天神”——在汶川四周地面道路短时间内不能完全打通的情况下，空中的通讯信号才是拯救汶川的关键。
在通信完全中断之后，交通也彻底断绝，向外求救和逃出汶川都没有了可能，汶川成为一座濒死之城，天兵天将天神的传说在这块大禹故里代代相传，在姜维城半山腰的安置点中，在余震中无助的受困者携手相跪，将希望寄托在了这些传说中的人物上。
另外被灾区百姓称为“天神”的是成都军区某陆航团的飞行员。
陆航团团长余志荣的家乡正是汶川县龙溪羌族乡。12日中午汶川地震过后不到两小时，有着五千多小时飞行经验的羌族特级飞行员，就和战友们紧急飞往灾区救援。
温总理等几乎所有赴汶川震区视察的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专机都是他亲自驾驶。然而不为人知的是，他的家人至今都未联系上。
将南方周末记者机降在汶川的黑鹰直升机LH92213的机长李霍建说他们是灾后最先见到灾区概貌的人，陆航团每天二十多架飞机四十余飞行员都是超负荷飞行，每人平均飞行时间达8小时。
与大家想象的不同，直升机在灾区异常恶劣的地质和天气条件下，比如岷江峡口常有的紊乱的风流，每次飞行都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5月15日下午天气恶劣，使得直升机都飞不到汶川县城和理县、茂县几个重灾区，下午3点的时候有三架已经飞出去没回来也没消息，军区指挥部很担心，虽然最后均安然返回，但这样的风险每天都在发生。
李霍建说，余震时风流干扰特别大，飞行不平稳，磁场亦可能发生变化，导致电子设备失灵，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及时调整高度。
5月19日，坐直升机飞抵汶川县城视察的空军司令员许其亮说，这是空军史上同时出动飞机最多、飞行强度最大、反应速度最快的非作战空运行动。
许其亮走的时候，破例将2名伤员和4名受困美国公民带上专机。
天 兵
天神终乃虚幻，天兵却真的下来了。中国军事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空降在岷江峡谷的高空发生。
与32年前发生在唐山的那场等级相同的大地震相比，汶川的救援显得极其艰难。地处山区、平均海拔1300多米的汶川，道路一旦损毁，空中通道就成为惟一的生命线。在汶川、茂县、理县这3个地震后与外界的通信、交通完全中断的重灾区，“孤岛”里的情况如何，谁也说不清楚，惟一的选择就是依靠空降兵伞降勘查灾情，建立联系。
12日晚上，空降兵某部接到上级命令后，迅速组建空降特种侦查小分队。连夜叠伞，13日早上即飞到茂县上空。
空军司令许其亮的指示只是短短的三个字：“快！快！快！”
盲投和盲降在空中救援历史上极为罕见，风险极大，救援部队接连实施盲投和盲降，救援形势之急与救援部队之险可见一斑。
“之前没给家里人打电话，你一说家里还能让你去吗？”5月15日，已经带队到达汶川县城的李振波大校回忆起14日生死一瞬间的伞降，每个战士都写好了遗书，“飞机测风测雨雷达上显示的回波也越来越强烈。机组权衡下选择了放弃。当时下雨，飞机结冰，门打不开，空降不成，所以先降到成都，在成都待命了一天。由于降雨，积雨云层低厚，不具备空降条件，我们真要跳下去不是活活送死吗？”
死不可怕。可怕的是寸功未立，无谓送死。小分队成员、32岁的雷志胜在请战书中悲壮地写道：“我郑重向党组织提出请求，加入抗震救灾的队伍。我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去挽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实现我们军人的价值！”
此次震区所在的川西高原，地形复杂，天气变化更是无常，“蜀犬吠日”指的就是很少见到太阳。
次日，气象预报说天气稍有好转，空降特种侦察小分队抓住短暂时机，从云层缝隙中成功实施了复杂气象条件下首次高空无地面引导的空降行动。尽管15人侦察小分队都是空降技术骨干，有100次以上跳伞经验，但由于茂县为高山峡谷地形，峡谷山峰多在海拔4000米左右，对于世界上任何一支空降部队来说都是绝望的渊薮。
在四川震中地区山区悬崖临河地带跳伞的风险最大，加上当地下雨天气不稳定，空降兵在空中被风吹撞上悬崖必死无疑。执行这样的特种空降侦察任务，在世界空降史上绝无仅有。
飞机5月14日11：30起飞，这次空降是高空跳伞，最高高度是从4999米的高空跳伞，已经超出了人在正常条件下的极限，而他们平时训练中只需在数百米高度跳伞。最为惊心动魄的是，由于高空气压过低，两架主伞不能打开，两位空降兵最后是使用副伞降落。
12：25，最后一名空降兵成功着陆。
空降兵分两个拨次跳伞。一个拨次7人，另一个拨次8人。李振波大校说，空降场地地形异常复杂，峭壁林立，两边高山，一座海拔3000多米，另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降落的地点最高1688米，最低876米，但每一个拨次人员都分散水平500米范围内，下面都是森林，谁都看不见谁。下山集结之后就马上搜集当地的灾情。
“着陆用了10多分钟，有1分多钟非常煎熬，直到海拔4600以内有氧层会稍微好点。”空降兵王君伟少校说。
12：30，他们第一次汇报空中指挥，“茂县受灾面积百分之百，房屋倒塌80%左右，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物资匮乏，缺帐篷、医药、饮用水和食物，最大的困难是与外界隔绝了一切联系，成了死城。”
李振波说，茂县县长高加军已经被巨大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见到这些“天兵”激动异常：“哎呀，救星来了！”
空降兵们在茂县开辟了一个机降场，停留一天之后，第二天早上9点离开茂县，徒步前往目的地汶川，翻越3座3000米以上的大山，走的时候余震不断，他们刚走过水磨村时，正翻过最大的一座山，山体抖得厉害，他们刚过，就发生了滑坡，“我们差点就在那里被包了饺子。”
在汶川和茂县的交界处，他们又开辟了一个机降场，为当时还没有任何救援队伍到达的灾民，开辟了希望之所。
“开辟机降场之后，我们向空指报告了准确经纬度，铺上红十字和白石灰作为地标，明天就把重伤员和孕妇拉出去，灾民见到我们就掉泪啊。”李振波说。
他们依靠携带的两部海事卫星电话和其它先进装备，每半小时与指挥部联系一次。一路上被困的游客还借用他们的海事卫星电话给家里人报平安。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15个空降兵就睡在草坪上，李振波说，头发硬得不行，都是土，但他们来不及休整，“我们准备再从这里走到都江堰，从这头走到那头，把整个情况都了解清楚。”
铁 军
5月16日，午夜1点多，车外下雪，车窗里面有雾气，“我们把车窗打开，居然这么冻。”余传高说。
余传高是济南军区铁军突击队员，往震中汶川县机动的先遣部队100人中的一员。这支“红军师”先遣指挥所带所属“秋收起义团”红一营三百三十余名官兵组成的抗震救灾先遣支队，以摩托化行军方式星夜驰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与此同时，该师其他部队采取铁路输送方式，分头向受灾地区集结，万人千车投入救灾。
用时髦的话来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复古之旅”，从都江堰出发，经芦山、宝兴、夹金山到理县后奔袭十八公里到汶县。全程八百多公里，途中翻过海拔5231米的正在下雪的夹金山，“我们师红军时期就从那里经过”。
作战参谋王超宏说，战士翻过夹金山顶的时候，嘴唇全部发乌，可谓一天穿越四季。出发时底下二十多度，而在山顶，战士冻得没有办法，只有裹着雨衣避寒。“毫不夸张地说是鹅毛大雪，我的两个耳朵都听不见了，好像给人塞住了一样，胸闷。”
铁军抢险突击队由“红军师”挑选出来的100名党员组成，从洛阳空运到成都双流机场，先到彭州待了一个晚上，然后到都江堰，从13日凌晨开始机动，3天3夜休息了不到5小时。15日下午6点赶到汶川。
“12日上午我们都在野外训练，午休，床在晃，下午领导电话通知进入战事应备状态。12点通知连夜返回，5点到驻地，准备物资。根本没时间休息。”余传高说。
突击队队员陶明勇，都江堰市紫坪铺镇勇敢村人，弟弟从聚源中学爬出来，而家人还没有消息，当时没有确定他来，但是他找团长要求必须来，陶明勇说，“我是铁军的一员，我也是灾区那个地方的人，地形气候都比较了解，可以引路。”团长问，“你想不想回家？”他说，“我肯定想，但我是铁军的一员，肯定会有其他部队的战友去救我的父母，如果我的父母真的去世了，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也在灾区的土地上救灾，他们肯定不会埋怨我。”
这支铁军突击队到达汶川县城以后，很多士兵都往家里挂平安电话，一人限时3分钟，然而陶明勇却只有一个几天来从未能够拨通的电话号码。
长 路
5月16日，阿坝州迎宾馆院子里临时搭起的指挥部里，李亚洲正在往脚上抹双氧水。在13日挺进汶川的89公里徒步中，李亚洲的双脚和腰部都被飞石砸伤，撩起裤管，他的两条小腿都伤痕累累。
5月13日，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亚洲率领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开进汶川县城，并担任了汶川震区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地震发生时，李亚洲正在阿坝军分区检查工作。短短半个小时后，他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阿坝军分区官兵85人、医疗小分队10余人，集结民兵200余人，从马尔康向着震中汶川挺进。
晚9时，当乘车行进至距理县县城32公里的古尔沟镇时，道路严重阻塞损毁。
得知道路短时间内难以打通后，身材有些发胖的这位平时笑眯眯的曾经的后勤部长李亚洲做出了一个他从军36年来最为果敢也是最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步行。“州里的领导非常佩服，他们不愿意我走，我说必须走，不能停留，要把人民群众生命放在首位，这是职责所在，在古尔沟守驻之后开了个会，他们说打通不了，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打通，我说这怎么行，必须徒步走过去。”
“飞石乱滚，我们遇到了三四百次的余震。”李亚洲说，从古尔沟到汶川是89公里的死亡之路。“我只带了十几个人，大多数战士在我们先头部队走两小时候之后开拔，我们开始用手电照明，手电用完了，就用手机照明，这么连夜摸过来的，13日凌晨3点30分到达理县的。”
两个半小时后继续出发，剩下的路程还有58公里。他到达汶川的时间是近9个小时后，13日14时50分。
“终于不辱使命。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知道我赶到了汶川，高兴得很。”李亚洲是第一个赶到县城的军级干部。
“我们一路摸着尸体爬过来，惨不忍睹，砸坏的车辆驾驶员就死在里面，城区和周边的几个乡镇580多人是有名有姓的，还有更多的无名尸体。死亡之路不堪回首，52岁的人了，89公里，真是可怕啊。”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 悦 发自四川汶川
空降兵罗美华：“他们都双手合十，跪在那个地方。
”空军司令许其亮：“快！快！快！”“
秋收起义团”突击队员：“我们师红军时期就从那里经过。
”汶川前线总指挥李亚洲：“52岁的人了，89公里，真是可怕啊。”
天 神
5月14日，汶川大地震的第三天，中午11点，汶川县城东北面山脊海拔2300米的最高处，牛脑寨的村民正在用羌人的仪式为地震中的逝者释怀安魂。
像那些高半山区的其他寨子一样，牛脑寨一片废墟，死了8个村民。倏地，葬礼中静默的人群跃动起来，手舞足蹈。
羌人尚舞。屈原在《九歌》中对此有过记述：“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心詹兮忘归。”《汶川县志》说，羌民“丧葬有丧葬曲，相互舞蹈，以示悲欢，盖古风尚存也”。
然而这次他们不是为死者而舞。“我们正在埋5个死去的村民时，飞机下来了。”52岁的村民马康年说这是大家在劫难后第一次看到希望，直升机犹如天神一般，生机从天而降。
直升机缓缓降落，在螺旋桨舞起的漫天飏尘中，所有村民齐刷刷地跪下迎接“天神”。
19岁的佘健也是其中的一员，地震中，他在房屋倒下之前从二楼跳下，死里逃生。如果不是当时大多数村民都在田里，寨子里死亡的恐怕远远不止8人。
罗美华从直升机上跳到跪倒的人群中。看到“他们都双手合十，跪在那个地方。”他是成都军区应急救灾小分队的一员，他们的任务是“必须要在军队开进汶川之前，建立起应急通讯枢纽”。此前，大地震已经让震中汶川通信全断，成为“孤岛”。
为了直升机能够在此前没有任何机降场的汶川降落，成都军区的陆航团已经试探飞行了8架次，终于这次在空中盘旋了20分钟后，冒险在这块汶川最高的地点降落。
明白来意后，佘健和其他二十多名壮年村民搬起通信器材就往山下赶。平时一个小时的下山路走了两个多小时。“解放军要给我们钱，我们一个都不要，我们都是义务的。”佘健说，在此之前，飞机第一次给汶川空投救援物资也是掉在牛脑寨，受灾的村民们没有占为己有，而是汗流浃背地背到山下的县城交给政府。
他们小心翼翼搬下去的才是真正的“天神”——在汶川四周地面道路短时间内不能完全打通的情况下，空中的通讯信号才是拯救汶川的关键。
在通信完全中断之后，交通也彻底断绝，向外求救和逃出汶川都没有了可能，汶川成为一座濒死之城，天兵天将天神的传说在这块大禹故里代代相传，在姜维城半山腰的安置点中，在余震中无助的受困者携手相跪，将希望寄托在了这些传说中的人物上。
另外被灾区百姓称为“天神”的是成都军区某陆航团的飞行员。
陆航团团长余志荣的家乡正是汶川县龙溪羌族乡。12日中午汶川地震过后不到两小时，有着五千多小时飞行经验的羌族特级飞行员，就和战友们紧急飞往灾区救援。
温总理等几乎所有赴汶川震区视察的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专机都是他亲自驾驶。然而不为人知的是，他的家人至今都未联系上。
将南方周末记者机降在汶川的黑鹰直升机LH92213的机长李霍建说他们是灾后最先见到灾区概貌的人，陆航团每天二十多架飞机四十余飞行员都是超负荷飞行，每人平均飞行时间达8小时。
与大家想象的不同，直升机在灾区异常恶劣的地质和天气条件下，比如岷江峡口常有的紊乱的风流，每次飞行都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5月15日下午天气恶劣，使得直升机都飞不到汶川县城和理县、茂县几个重灾区，下午3点的时候有三架已经飞出去没回来也没消息，军区指挥部很担心，虽然最后均安然返回，但这样的风险每天都在发生。
李霍建说，余震时风流干扰特别大，飞行不平稳，磁场亦可能发生变化，导致电子设备失灵，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及时调整高度。
5月19日，坐直升机飞抵汶川县城视察的空军司令员许其亮说，这是空军史上同时出动飞机最多、飞行强度最大、反应速度最快的非作战空运行动。
许其亮走的时候，破例将2名伤员和4名受困美国公民带上专机。
天 兵
天神终乃虚幻，天兵却真的下来了。中国军事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空降在岷江峡谷的高空发生。
与32年前发生在唐山的那场等级相同的大地震相比，汶川的救援显得极其艰难。地处山区、平均海拔1300多米的汶川，道路一旦损毁，空中通道就成为惟一的生命线。在汶川、茂县、理县这3个地震后与外界的通信、交通完全中断的重灾区，“孤岛”里的情况如何，谁也说不清楚，惟一的选择就是依靠空降兵伞降勘查灾情，建立联系。
12日晚上，空降兵某部接到上级命令后，迅速组建空降特种侦查小分队。连夜叠伞，13日早上即飞到茂县上空。
空军司令许其亮的指示只是短短的三个字：“快！快！快！”
盲投和盲降在空中救援历史上极为罕见，风险极大，救援部队接连实施盲投和盲降，救援形势之急与救援部队之险可见一斑。
“之前没给家里人打电话，你一说家里还能让你去吗？”5月15日，已经带队到达汶川县城的李振波大校回忆起14日生死一瞬间的伞降，每个战士都写好了遗书，“飞机测风测雨雷达上显示的回波也越来越强烈。机组权衡下选择了放弃。当时下雨，飞机结冰，门打不开，空降不成，所以先降到成都，在成都待命了一天。由于降雨，积雨云层低厚，不具备空降条件，我们真要跳下去不是活活送死吗？”
死不可怕。可怕的是寸功未立，无谓送死。小分队成员、32岁的雷志胜在请战书中悲壮地写道：“我郑重向党组织提出请求，加入抗震救灾的队伍。我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去挽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实现我们军人的价值！”
此次震区所在的川西高原，地形复杂，天气变化更是无常，“蜀犬吠日”指的就是很少见到太阳。
次日，气象预报说天气稍有好转，空降特种侦察小分队抓住短暂时机，从云层缝隙中成功实施了复杂气象条件下首次高空无地面引导的空降行动。尽管15人侦察小分队都是空降技术骨干，有100次以上跳伞经验，但由于茂县为高山峡谷地形，峡谷山峰多在海拔4000米左右，对于世界上任何一支空降部队来说都是绝望的渊薮。
在四川震中地区山区悬崖临河地带跳伞的风险最大，加上当地下雨天气不稳定，空降兵在空中被风吹撞上悬崖必死无疑。执行这样的特种空降侦察任务，在世界空降史上绝无仅有。
飞机5月14日11：30起飞，这次空降是高空跳伞，最高高度是从4999米的高空跳伞，已经超出了人在正常条件下的极限，而他们平时训练中只需在数百米高度跳伞。最为惊心动魄的是，由于高空气压过低，两架主伞不能打开，两位空降兵最后是使用副伞降落。
12：25，最后一名空降兵成功着陆。
空降兵分两个拨次跳伞。一个拨次7人，另一个拨次8人。李振波大校说，空降场地地形异常复杂，峭壁林立，两边高山，一座海拔3000多米，另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降落的地点最高1688米，最低876米，但每一个拨次人员都分散水平500米范围内，下面都是森林，谁都看不见谁。下山集结之后就马上搜集当地的灾情。
“着陆用了10多分钟，有1分多钟非常煎熬，直到海拔4600以内有氧层会稍微好点。”空降兵王君伟少校说。
12：30，他们第一次汇报空中指挥，“茂县受灾面积百分之百，房屋倒塌80%左右，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物资匮乏，缺帐篷、医药、饮用水和食物，最大的困难是与外界隔绝了一切联系，成了死城。”
李振波说，茂县县长高加军已经被巨大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见到这些“天兵”激动异常：“哎呀，救星来了！”
空降兵们在茂县开辟了一个机降场，停留一天之后，第二天早上9点离开茂县，徒步前往目的地汶川，翻越3座3000米以上的大山，走的时候余震不断，他们刚走过水磨村时，正翻过最大的一座山，山体抖得厉害，他们刚过，就发生了滑坡，“我们差点就在那里被包了饺子。”
在汶川和茂县的交界处，他们又开辟了一个机降场，为当时还没有任何救援队伍到达的灾民，开辟了希望之所。
“开辟机降场之后，我们向空指报告了准确经纬度，铺上红十字和白石灰作为地标，明天就把重伤员和孕妇拉出去，灾民见到我们就掉泪啊。”李振波说。
他们依靠携带的两部海事卫星电话和其它先进装备，每半小时与指挥部联系一次。一路上被困的游客还借用他们的海事卫星电话给家里人报平安。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15个空降兵就睡在草坪上，李振波说，头发硬得不行，都是土，但他们来不及休整，“我们准备再从这里走到都江堰，从这头走到那头，把整个情况都了解清楚。”
铁 军
5月16日，午夜1点多，车外下雪，车窗里面有雾气，“我们把车窗打开，居然这么冻。”余传高说。
余传高是济南军区铁军突击队员，往震中汶川县机动的先遣部队100人中的一员。这支“红军师”先遣指挥所带所属“秋收起义团”红一营三百三十余名官兵组成的抗震救灾先遣支队，以摩托化行军方式星夜驰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与此同时，该师其他部队采取铁路输送方式，分头向受灾地区集结，万人千车投入救灾。
用时髦的话来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复古之旅”，从都江堰出发，经芦山、宝兴、夹金山到理县后奔袭十八公里到汶县。全程八百多公里，途中翻过海拔5231米的正在下雪的夹金山，“我们师红军时期就从那里经过”。
作战参谋王超宏说，战士翻过夹金山顶的时候，嘴唇全部发乌，可谓一天穿越四季。出发时底下二十多度，而在山顶，战士冻得没有办法，只有裹着雨衣避寒。“毫不夸张地说是鹅毛大雪，我的两个耳朵都听不见了，好像给人塞住了一样，胸闷。”
铁军抢险突击队由“红军师”挑选出来的100名党员组成，从洛阳空运到成都双流机场，先到彭州待了一个晚上，然后到都江堰，从13日凌晨开始机动，3天3夜休息了不到5小时。15日下午6点赶到汶川。
“12日上午我们都在野外训练，午休，床在晃，下午领导电话通知进入战事应备状态。12点通知连夜返回，5点到驻地，准备物资。根本没时间休息。”余传高说。
突击队队员陶明勇，都江堰市紫坪铺镇勇敢村人，弟弟从聚源中学爬出来，而家人还没有消息，当时没有确定他来，但是他找团长要求必须来，陶明勇说，“我是铁军的一员，我也是灾区那个地方的人，地形气候都比较了解，可以引路。”团长问，“你想不想回家？”他说，“我肯定想，但我是铁军的一员，肯定会有其他部队的战友去救我的父母，如果我的父母真的去世了，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也在灾区的土地上救灾，他们肯定不会埋怨我。”
这支铁军突击队到达汶川县城以后，很多士兵都往家里挂平安电话，一人限时3分钟，然而陶明勇却只有一个几天来从未能够拨通的电话号码。
长 路
5月16日，阿坝州迎宾馆院子里临时搭起的指挥部里，李亚洲正在往脚上抹双氧水。在13日挺进汶川的89公里徒步中，李亚洲的双脚和腰部都被飞石砸伤，撩起裤管，他的两条小腿都伤痕累累。
5月13日，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亚洲率领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开进汶川县城，并担任了汶川震区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地震发生时，李亚洲正在阿坝军分区检查工作。短短半个小时后，他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阿坝军分区官兵85人、医疗小分队10余人，集结民兵200余人，从马尔康向着震中汶川挺进。
晚9时，当乘车行进至距理县县城32公里的古尔沟镇时，道路严重阻塞损毁。
得知道路短时间内难以打通后，身材有些发胖的这位平时笑眯眯的曾经的后勤部长李亚洲做出了一个他从军36年来最为果敢也是最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步行。“州里的领导非常佩服，他们不愿意我走，我说必须走，不能停留，要把人民群众生命放在首位，这是职责所在，在古尔沟守驻之后开了个会，他们说打通不了，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打通，我说这怎么行，必须徒步走过去。”
“飞石乱滚，我们遇到了三四百次的余震。”李亚洲说，从古尔沟到汶川是89公里的死亡之路。“我只带了十几个人，大多数战士在我们先头部队走两小时候之后开拔，我们开始用手电照明，手电用完了，就用手机照明，这么连夜摸过来的，13日凌晨3点30分到达理县的。”
两个半小时后继续出发，剩下的路程还有58公里。他到达汶川的时间是近9个小时后，13日14时50分。
“终于不辱使命。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知道我赶到了汶川，高兴得很。”李亚洲是第一个赶到县城的军级干部。
“我们一路摸着尸体爬过来，惨不忍睹，砸坏的车辆驾驶员就死在里面，城区和周边的几个乡镇580多人是有名有姓的，还有更多的无名尸体。死亡之路不堪回首，52岁的人了，89公里，真是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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