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山河在》一书后记

 

《国破山河在》一书后记

萨苏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少年时，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首诗，并不是诗人写的，写诗的是一个杀伐一生，最后死在自己人枪下的中国将军，他的名字叫作吉鸿昌。而这首诗，也第一次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那一代中国人，于危亡之际，怎样痛切地看着他满目疮痍的祖国。

　　我的老家是河北，在那片土地上，八路军中的精锐 – 冀中十七团，十八团曾威震幽燕，日军的铁蹄，也曾蹂躏过那里每一个县城。

　　今年已经九十七岁高龄的原河北高法孙光瑞院长，是这样描述当年的岁月 --

　　"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张冠军两位区长在一个村子中开会，突然村子中来了许多鬼子和伪军，将我们堵在一个院落之中，该院子只有一个北房，无处可藏，于是我们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我对李玉光和张冠军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就静等鬼子上门。"

　　我祖母曾说过一段远比传奇沉重的事情，她告诉过我，"孙光瑞的部队打鬼子，八路军招兵，招五百人，同时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一仗下来村里各家不是军属就是烈属。可再招兵，还是招多少有多少！"

　　枪不如人，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用他们的生命捍卫着今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第一次对外敌入侵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也是中国军民付出代价最为惨重的一战。

　　一场决定民族生死的战争。

　　一场尊严与信念的战争。

　　因为工作关系，萨在1999年来到日本，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复旧日"大日本帝国"的凶悍。樱花，清酒，生鱼片寿司，静静的小街上走过弯腰驼背的老人。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呈现出一种后工业时代略带萧条的平静。然而，走在大街小巷，依然可以看到当年那场战争留下的种种痕迹 – 都市中随时可见的慰灵碑，墓园中大片四棱尖顶的墓碑，都在无言地述说着对那场战争渐渐消逝的记忆。

　　日本的一个左翼政治家这样说过 – "这些墓碑，比任何言辞更为深刻地警诫着日本不再走向下一场战争。"

　　促使我研究在日抗战史料的机缘，是一次到某个佛寺访问，偶然看到一个日军步兵少佐的墓碑。碑文说明，这个叫福井义的日本军官，1933年战死在齐齐哈尔附近。

　　这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因为我的印象中，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的，而东北军是一枪没放就丢掉了东三省。那么，这个日军少佐1933年怎么会"战死"在齐齐哈尔呢？

　　疑惑使对历史有些偏爱的我忍不住寻找这件事的真相 – 结果发现，日本陆军少佐福井义，是1933年年初在"讨伐马占山之役"中被击毙的。那时，正是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艰苦支撑的最后时刻。不久，这位弹尽力竭的爱国将领就被迫率部撤往苏联。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找到的文献中，有日军和马占山将军所部交锋的大量史料和照片，如中国军队在电波状战壕中的坚守，双方的炮战，日军的伤员，葬礼等等，显示在日军侵占黑龙江的过程中，中国军队显然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这些，都是在国内的时候不曾见到的。

　　而这次寻访中，又发现另一个令我惊讶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现存的文献中，保留了大量侵华战争的有关资料，包括照片，记录，甚至实物等。有很多材料，今天读来还栩栩如生。

　　比如，在日本老兵稻垣三郎回忆徐州会战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个"绑在机枪上的少年兵"。当时，稻垣所部依靠强大火力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淮北某地的顽强抵抗，占领了阵地。阵地上，他们看到中国军队的重机枪旁边，倒着一具少年士兵的遗体，竟是用铁索绑在机枪的支架上。见到这样的情景，日军马上叫来战地记者拍照写文，意图对此加以炒作，说明中国士兵作战是怎样被迫的，来打击中国军队士气，并彰显"皇军"的正义。也许是为了增强说明效果，日军方面特别找到了几名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中国伤员，询问他们是否了解"把士兵绑在机枪上作战"这样的事情。

　　几个中国被俘伤兵说出的话，却出乎了所有日军的预料。

　　原来，这支和日军交战的中国军队（冷欣所部），是地地道道的两淮子弟，所以此战对他们来说，不但是卫国，而且是保家。这个"少年士兵"是一名机枪班长，他的家就在阵地后面的村子里。战斗开始前，他招集阵地上的弟兄们，对大家讲 – 要么打退日军，要么战死，丢了阵地自己无颜回家。说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铁索，将自己锁在了机枪的支架上，不顾长官的劝阻，将钥匙远远地抛入了河中。

　　那一战，一个营的淮河子弟，从营长到马夫，只有十几个伤兵被俘。

　　枪不如人，兵不如人，也许这一个营的战士从进入战壕就注定了战败的命运（日军记载此战只伤亡五十余人），而这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享受过什么好日子的农家子弟最终也没有在家园，在他们的父老姐妹面前后退一步。

　　真相大白的时候，所有的日军都为此感到震惊。

　　那一天，我忍不住离席拭泪，以免别人看到我的失态。

　　此后，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 –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这些资料中，从敌方的眼睛里，看一看我们那段历史呢？而且，这些材料中，显然可能埋藏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实。

　　于是，旧书肆，资料馆，日本老兵的家，在业余时间寻找这样的史料，就成了我的一个固定工作。

　　的确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收获，比如，日军双料王牌飞行员，疾风式战斗机的试飞主任，号称"陆航之花"的岩桥让三，毙于袭击西安之役，这一史实就是首次被发掘出来，而八路军怎样用日本航空炸弹改造地雷来炸日本坦克，如果不是有照片为证，也怎么看怎么象一个传说。

　　更多的时候，我是被一种精神激动着。

　　在这些资料中，我看到的分明是一个个当年的中国人，他们或刚烈，或勇猛，或聪颖，或机变，用他们的脊梁扛起那个时代中国的命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似乎，这个话题已经在远去，今天，中国已经不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然而，在我看来，今天疲惫归家的工程师也一样，满身汗水吃着盒饭的民工也一样，七十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今天所作的，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那都是一件事情。

　　那就是 – 重建着中国人的信心。

　　当我陪同日本的来客走进北京机场，并看到他们为这座崭新的建筑之现代化，之规模宏大而目瞪口呆时。我想，七十年前那场战争中牺牲的人们，所期待的，莫过于此。

　　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朋友们，特别是秦超编辑。是他们促成了此书的完成和出版，并把凌乱的原稿整理成一本可看的书。而组稿期间萨的懒散和不专业又给朋友们增加了太多的麻烦。如果这本书能够为读者所喜爱，他们的贡献，远比作为作者的我为多。

　　也感谢葛剑雄老师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葛老师是我钦佩的史学前辈，能够得到先生的指点，是我极大的荣幸。

　　因为作者并非专业史学人员，文章中疏漏错误自所难免，尚请读者朋友不吝指出赐教。

葛剑雄先生序

　　我出生于1945年12月，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了几个月。但在我有记忆开始，上一辈人有关"东洋鬼子"、"矮东洋"、"东洋乌龟"的回忆就不绝于耳，日本兵如何烧镇上的房子，如何强暴"花姑娘"，"逃难"的日子如何艰难，当"良民"如何受屈辱，都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镇上不止一处"火烧白场" （被火焚毁的房屋废墟）有的依然荒废，有的已成为我们游戏的场所，有的已被新建的房屋覆盖，但老人们都能一一指认，哪一处是"长毛"（太平天国部队）烧的，哪一处是日本兵烧的。

　　有关抗日战争的课文、歌曲、小说、戏剧、电影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奇袭阳明堡、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松花江上》、《保卫黄河》、《游击队员之歌》、《太行山上》、《延安颂》、《抗大校歌》，《鸡毛信》、《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红灯记》、《沙家浜》，持续不断地加深着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和日本侵略者、汉奸、伪军、卖国贼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

　　记得1957年我刚随父母迁居上海，"日本商品展览会"在上海举办，这是战后第一次在上海升起日本国旗。据说，要不是政府防范在前，肯定会有爱国青年将它扯下。但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增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日本人民反对战争，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愿意与中国友好，现在正在与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反动派作斗争，所以我们应该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每年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的活动，中国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特别是对"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支持更有集会、游行等多种方式。1960年夏我在上海参加高中入学考试，作文的试题就是《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

　　文化大革命期间，"反修"的口号越叫越响，"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成为头号敌人，对日本人民的支持又增加了"收回北方四岛"。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国家干部范围内放映日本"反动影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中学教师算是干部，也属观看范围。其中一次我正带学生在农村劳动，接到通知专程赶回上海看半夜一场。尽管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对第一次看到正面显示的日本军容还是十分震惊。

　　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得到更全面的发表用更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也从中学教师成为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又成为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人员，因而有更多机会了解历史真相，进行专题研究，参加史迹考察。滇西抗战五十周年时，我去云南保山参加学术讨论会，会后又考察了松山、龙陵、腾冲等战场遗址。当最后来到国殇墓园，面对数千为国献身的英魂时，我不能不感到惭愧和遗憾——为什么烈士们身后寂寞了那么长的时间？近年来，我读到的史料更多，对抗战的了解也更全面。但我深知，我所知还只是某些片断，就是中国方面的记载也了解不多，何况还有日本方面及其他国家的史料？像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证据，就是德国、美国、英国等外国经历者的记录。

　　1997年我在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当客座研究员，发现图书馆中有不少战时的电影资料录像。其中一部分是由"满映"（伪满洲国"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拍摄的新闻短片，我全部看了一遍，这才知道我从小就开始看的"新闻简报"原来是从"满映"学来的。这些新闻片自然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张目的，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制造的。但多少也显示了一些事实，如日军进攻上海时曾在爱国女中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占领该校后，分别为"皇军"和"国军"阵亡者设了灵位，影片中出现了日本军人同时向两个灵位献花致敬的画面。东北的民众在日本和伪满的驱使下，加紧采煤，连妇女也在工厂参与装配飞机。汉奸政权组织市民，在上海外白渡桥手持小旗夹道欢迎日本军队。溥仪访日时表面受到隆重欢迎，而汪精卫的尸体用专机运回南京时一派冷清。

　　在日本的图书馆中还有大量相关史料，可惜因为我专业研究以外的时间太少，读日文的速度又太慢，无法涉猎。要是我以抗战史或近代中日关系为研究方向的话，日本方面的史料肯定与中国方面的史料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我发现，除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外，依据的证据不同，也是造成双方分歧的主要原因。但对方提出的相反证据，我往往闻所未闻，在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从未提及。2004年我在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讲学期间去雾社参观，因为早就知道"雾社事件"或"雾社暴动"。回校后，与在该校任教的滨岛敦俊教授谈起，他却列举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提出了相反的理由。如果只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理解或不同观念，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讨论，或者求同存异。但在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前，原则性的是非标准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当我读到萨苏先生的书稿时，立即决定要向读者推荐，因为此书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写这本书，萨苏先生可谓得天独厚——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或听到抗战留下的人物或事件，不少是不见于正史记载的。他供职于一家美国公司，却长期派驻日本，有机会深入了解日本，并收集他感兴趣的资料。从已经收录入书稿的内容看就相当广泛，包括当时的公开报道、内部报告、通讯、回忆、谈话、照片、地图、书影，据说其中不少是首次在中国发表，至少我是第一次见到。但我们能读到这些文字，还得感谢他对资料的严格选择和客观分析。尽管他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但在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方面并不亚于历史学者。

　　或许有人会担心，多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会使读者误解抗战历史，或者会在客观上减轻日本的侵略罪行。其实恰恰相反，事实越充分，结论越明确。双方的史料放在一起，即使相互矛盾，也比各说各的要强，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双方都有说服力。例如，对战争中双方的伤亡人数，作者既介绍了日方公开报道中的吹嘘，也公布了日本内部报道中承认的数字。又如，从日本方面的史料看，八路军的确曾击落一架日本侦察机，但迄今为止中国方面未见任何记载，显然当初就被忽略了。要不是作者的发掘，中国抗战史就缺少了这光辉的一页。

　　萨苏先生的文章也很有吸引力，语言亦庄亦谐，举重若轻。某些段落在专业人士看来或许稍显夸张，但作为普及性读物也无伤大雅。

　　我与萨苏先生素不相识，读到编辑发来的书稿才首次得知其人其文。因希望与更多读者分享，我乐意写下这些话作一介绍。未知萨苏先生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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