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萃英中学

我小学毕业那年(1949)，正好是解放军横渡长江。江阴离我村正北30—40公里，大概四月上中旬吧，只听得炮火响了整整一夜，国民党江防司令汤恩伯的，“长江天险，江防工事固若金铴，苍蝇也飞不进来的”牛皮吹破。解放大军，吹古拉朽，势如破竹，第二天南京解放，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城市解放，苏南解放，部队进军上海去了。  小学毕业，考取了靠近我姥姥家的一所有名的完全中学---匡村中学(后改为无锡县中)，住在我姥姥家，走4--5里路，读初中一年级 。由于爱玩，一堆孩子玩单杠时，我从单杠上摔下，昏死过去了，全靠同学们马上拉我起来，在400米的跑道上走了一圈多，才透过气来，下午立即回家，告诉爸妈，我爸爸请了一个会气功的师傅，给我全身按摩，吃了他的几服伤药，好了，没落任何后遗症，侥幸啊。后因寄住姥姥家不便，初二就转学到靠近沪宁线火车站的洛社初级中学，从此就离开了家和父母，在学校过着半独立的寄宿生活。  在转学考试那天，我考得一塌糊涂，题目都没做完，老师曾提出不要我！我哭了，但他们看了我在匡中的成绩单后，几个老师商量：这孩子的底子很好啊，临场发挥不好，录取；让我进暑期补习班补习两个月。  洛社初级中学，离我家大概7里地，据说多少年前，也是由一所庙宇改成的，那庙宇是纪念书圣王羲之或纪念他后人所建？当时学校中央，有大概一亩地(一个篮球场)大小的，一塘“洗砚池”为证，书圣王氏的砚台，就是在这个池子里洗的，因此得名“洗砚池”。从学校操场，往北200米，就是沪宁线上的洛社火车站。  学校设施简陋，教室建筑陈旧，采光很差，物理，化学实验室是用住房改的，有个不大的操场和篮球场，和一个不像样的礼堂。但这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很好，学风很正，在那方乡土里，初中学校中，堪称“鹤立鸡群”，特别是物理，化学和几何代数，小区会考的平均分数最高。因为教物理，化学的老师，是大学毕业生，数学老师是师范学院科班出身。  老师最喜欢成绩好的学生，我与物理化学老师的师生关系很好；直到现在，我还与这位启蒙老师保持着联系呢，今年他已93岁高龄了，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记得当年学生每月伙食费才8元，因为农村东西便宜，吃得还不错。印象最深刻的是饭厅里没有一张凳子，只有十几张四方桌子，一桌8人，学生们吃饭全都站着。  在初中阶段，由于我品学兼优，我被学校评为优秀生了，每学期奖励一担(100斤)大米。在学校的学生会选举中，我又胜选，担任学生会秘书长，直到毕业。  初中毕业(1952)，苏南地区的中招改为统考，每人填报志愿，录取后，苏南地区统一分配。我填报的是普通高中，却被错分到南京市，华东药学院附属药剂专科学校----- 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百思不解，为了圆我的大学梦，决定退学回家，来年再考普高。  次年(1953)，苏南中招又被改回到各校单独招生了。因为同班同学的推荐，我报考了苏州市萃英中学(原是一所由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后改称苏州市第五中学)。那年考生很多，7个考生录取一个，录取后用红纸将名单帖在校门口(不函告本人)，我和同村的一个“发小”王焕茂，比我大三个月，一起报考了，他未被录取，我如愿以尝了，榜上有名。进校后，才知道，我的入学考试成绩，非常非常优秀，竟在考生中名列前茅。  我高中的母校萃英中学，地处苏州市西郊，苏州市阊门外，义慈巷；因为上了滑稽剧“得月楼”电影，一时名噪全国的“得月楼”就在学校附近；从阊门外的石路往学校走，曲里拐弯的义慈巷，很窄很长，大概15分钟左右才到学校，真是“曲径通优”；学校大门是能拉能收的铁条门。学校西侧是个陆军兵营，其他周围都是居民生活区。  学校离西园，虎丘，寒山寺，枫桥，就是苏东坡诗中写的“枫桥夜泊”的那个枫桥和寒山寺。“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留园等名胜古迹很近。校内绿化得非常好，树木种类繁多，更可贵的是，全都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有很多种果树和国内少见的“洋树”。  一进校门不远，就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洋核桃树，光光的挺拔主杆笔直，就有洗脸盆那么粗大，树高足有7--8米，还年年硕果累累，满满一树核桃。尽管学生们在它下面，天天多次来回与它擦肩而过，馋筵欲滴，但高得可望而不可及啊。一到深秋，哪天晚上金风送霜，其果实便会落了满地。我们寄宿生，当然是近水楼台啦，每天起早，可拣回一布袋哪。它没有国内核桃那么大，个儿像甘蓝，壳儿像花生皮，好剥，不用砸。校内还有一个土山，上面长有一棵几人才能连抱的大树。  母校的校舍特别出众，教室宽敞明亮，建筑风格时尚；设施齐全；有一个室内篮球场，有两个室外大操场，有一个可与当初电影院媲美的，相当豪华的大礼堂，非常正规的实验室和办公楼；办公楼侧有一个建筑古怪的钟楼，学校还有学生淋浴澡塘等等。  特别是学生和教工宿舍，都是当年外国传教士的用房，一式二层小洋楼，款式是30--40年代的那种建筑，都内设取暖用壁炉，采光明亮，睡床也是单层单人的，用院墙隔成几个小院，这在一般学校里，是很难想象有这种条件的，每个院墙里，宿舍周围种有玉兰树，柿子树，白兰花树，香椿树，腊梅，桂花树遍地都是等等，连厕所，也被桂花树包围得只见树木，不见其他；在花木丛中看书，满鼻花香，别有情趣。苏州本来就是国内著名的花木之乡，以花木为生的花农很多，绿化得自然更好。  师资力量之强大(恕我狂妄，用这个形容词！) -因为没有调查，所以我不敢说成我们学校“堪称当年国内之最” -但我敢肯定，有这种条件的中学，国内绝对不普遍，绝对不多见。教我们高中部英语，数学，化学，物理的老师，全是留美，留英的海归；地理老师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加上初中部的，全校共有9--10个“老海归”呐。  有个60多岁教英语的女老师，留美的，据说她没有结过婚，当你叫她老师时，她就会很生气，甚至不理你，她希望大家叫她“好婆”(苏州方言，意思是奶奶) ，虽然她已不是满口好牙，说话漏风，只要你叫得她高兴了，她会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你的提问，一一给你翻译，剖析，真是一个好奶奶 。  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是留英的，据说他也没有结过婚。我想，正因为有了这些看来个人生活怪异，却安于现状，辛勤耕耘的园丁“大才”们，藏龙伏虎“小用”于我的母校，我们这些孩子，才有幸在他们的教导哺育下，建立了正确牢固的基本概念，为今后更上一层楼，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几年后听说，母校的大部份“老海归”们，已被国家调离，走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堂了。所以，我高中的母校---市五中，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不愁生源，如此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堪称强大的师资力量，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高中阶段，我连年被评为学校优秀生(那时不称三好生)，被学校用一尺大的半身相片，和我每学期的各科成绩一起，张贴在学校礼堂门口(各年级的优秀生都这样) ，以示表彰。  那时班级领导，不称班长，而称班主席。班里的建制有团支部和团支部书记，班主席，还有各科学习委员。支部书记由支部选举，其余“民官”，都不是班主任御点圈定，而是全班无具名投票，“民选”的。  少年时我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可笑的，多次团支部研究想发展我，我却要学“郭末若”-----永远做个“民主人士”，让我参加团的活动，我都托词不去。然而，高中介段，我被连选连任了6个学期班长，可见我这个“民主人士”的为人，学习成绩，群众关系和师生关系的非同一般了吧。  有一段时期，因为印尼政府反华排华，回来了一大批印尼归侨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送到全国各地学校读书，我们学校也分来了男女生几十个，学校组织大家夹道欢迎，欢迎这些来自异国他乡，一路风尘，劳腾，穿戴不同，爱好也不同于我们的新同学；几乎所有的新同学，每人都背着羽毛球拍，在印尼羽毛球运动很普及，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乐器(后来才知道是“吉他”) 。  归侨生中绝大部分进了初中部。只有两个进了高中部，一男一女；我们高中年级有两个班，两个归侨生全都分入我们高二(2)班。因教育方法和基础不同，语言也困难，导致他们学习上有点吃力，特别那个女生。不久，班主任找我谈话，要我在学习上帮助她。接受这一任务后，自然我要对班主任的嘱托负责，做了很多工作。  这位归侨女生比我大一点，我称她为“侨姐”，父母在印尼有几个小工厂，属于中产阶层，在印尼反华浪潮中，受了点冲击和财产损失。高二上学期的期中，她结婚了，高三上学期，她有了一个女儿。高中毕业后，因为我发生了思想上的大地震，我就不知她的去向了，我们也没有相互联系过。  高三下学期期中，发生了一场几乎使我一撅不振的政治思想“大地震”。学校要选拔两个留苏预备生，校长，教导处，班主任分别找我谈话，问我，你有个姑夫是国民党时期某学校校长，县参议员？我说：是的，寒暄不久，就让我离开了办公室；我清楚的知道，我已经是学校铁定的二分之一人选了。可另一方面，谈话后铁定人选就没有我了，高兴之余，我没有想到这些。  在那个年代，学生把留苏看得很重，至高无上，是一件耀祖光宗的大事。结果通知下来变成了一个，不是我。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不理解，也不服气。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我很痛苦，偷偷哭了几次，知道找谁也无用，对谁也无法倾诉内情，於是我谁也不找，深深的憋在心里了。  反复思考后，没被批准的原因也找到了。根本不可能是因为学习成绩！因为我姑夫是县参议员！不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校长，教导主任专门问我此事？我们可不是直系亲属啊，怎么影响我了呢？？越想越觉得匪夷所思，恼怒心伤，窝气上撞。  高考临近了，怎么强迫自己复习，就是静不下来，精力无法集中。耽误复习，其后果意味着什么？虽然自己很清楚，但还是念念不忘那件事，欲罢不能，整天魂不守舍，严重影响了复习。后来学校又准备保送我到大连海运学院，南京，北京航空学院，以及另外几个院校的保密(军工) 专业 ，都一一被我拒绝了，我还把妈妈请到苏州，对学校说，我儿子不当兵！。我想：留苏不成，何谈其余！凭本事考吧，考不取大学，我只能认命了。  抱着呕气的心态,填报了志愿,第一志愿三个学校 1，清华。2，北大。3，浙江大学。第二，第三志愿与第一志愿一样。也就是把三个志愿变成了一个志愿，现在看来多么危险，可笑！抱着同样憋气的心情，参加了高考(1956)。考毕，由於心情不好，与谁也不再联系，立即收拾行李，回到农村老家，等待高考录取发榜---“宣判”。  考试的某些遗憾和眼前的现实情景，加上长辈的过问，迫使我膨胀了的头脑，开始慢慢冷静下来。开始想了很多很多：在没有得到留苏预备机会后，自己的思想误入了歧途，不能自拔，十分危险。其原因是由於期望值太高，包袱太重，个人道路太平坦顺利，没有承受过坎坷的经历和考验所致。对于个人，凡事都应该有：“成事于有意无意之中”的大将风度 ，只要自己努力了，付出了，扪心无愧了，结果如何？不必太在意。只有这样，你就一定能做到轻装上阵。  拒不接受学校的报送，不填第二第三志愿，把父母的期望，哥哥的资助培养，以至师长们的教诲，统统抛至脑后，目空一切，狂自尊大，用自己的前途盲目狂赌啊。万一马失前蹄，名落孙山，如何面对亲人，师长？你！不会抱恨终身吗？这是年轻气盛，不成熟，处事无度的典型表现。我妈妈说得好：“儿子，你做过头了！” 。多朴实的语言！一语道破，凡事都应该有个“度”啊！  悔恨，失落和无法挽回的复杂心理，使我寝食不安，半夜落泪，我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明显消瘦。事到如今，只有承受可能带来的一切严重后果，付出应有的代价，接受教训了。如果因为这些，我高考“死定了”，那么，只有来年再考。在人生关键时刻，若要有高人指点多好！不过，话得说回来，有人指点也听不进！  那时大学录取，并不先通知本人，而是把全国所有高校录取的新生名单，安姓氏笔划为序，全部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后再由各校通知本人报到。发榜那天，我早早赶到7里外的洛社镇里买了报纸。结果“金榜提名”，我录取在被国内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从此，这次“大比之年”的“思想地震风波”终结，一切烟消云散；这个近乎血的教训，却让我铭心刻骨，痛定思痛，潜移默化到了后来的学习，生活，工作中，记取了一辈子的教训啊。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见苏杭之美！我在“天堂里”读书八载，苏州三年，大学在“天堂”的另一景---杭州，渡过了五年，使我长了知识，学了本领，插上了自我生存和为社会服务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