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同（ 记者邱琼平/整理 ）】
我一辈子都在教书，从30几岁就开始教书，20年前，我已是个老师，天天和学生在一起，读书、进修、做学问；从年轻时代，我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和学生，除了在大学课堂上跟随我上课的学生，还有更多在贫困环境里被忽略的穷孩子，更是我最关心的一群。
我回来 因当年受刑人一句话
即使任教30多年，年近70岁的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但我退休之後，还是要和学生在一起，拉穷孩子一把，做学问、多进修，人生还有太多没搞懂的东西，我要继续搞懂。
我出生於上海，初中念的是成功中学、高中念师大附中，毕业後考取台湾大学电机系。我从大学开始当义工，当时台大的同学家境都很好，但我发现社会上有很多穷小孩，他们的父母较为弱势，所以也无法补习，回家也得不到父母的协助。我大学就开始帮他们补习，没有参加任何社团，而是自己去找一些家境不好的小孩「抓」来教，希望帮助这些孩子脱离贫穷。
大学时代，我也到监狱探访受刑人，跟他们一起聊天、打球。记得那时候台北监狱在爱国东路，我和一位黝黑的受刑人很谈得来，因为他爱看书，我就设法送很多书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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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受刑人经常谈到他妈妈，还说他妈妈来看他都会吃闭门羹，但我始终不太相信。有一天我打听到他家的住址後便去拜访，一进了客厅，就发现气氛不寻常，才知道家人没有跟他来往，也明白他妈妈从没有到监狱看过他。
从他家离开之後，我骑著脚踏车，转弯时听到脚步声，他上了年纪的妈妈追出来叫住我，脸上写满迫切和思念，急著问我「: 我要怎麽找到我儿子?」後来这名受刑人写信告诉我，他们母子终於见面了。
那时我正在办理手续，准备要到美国念书。离开之前我到监狱见他最後一面，当他听到我要远赴美国念书的消息时，整张脸暗了下来，笑容也消失，他低声说 :「我们之间的距离会愈来愈大，不可能继续做朋友了┅」然後，他想了好一会儿，又问我∶「有没有考虑留下来？」
当时，我什麽承诺也没给他，但30多年前，当我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後，马上回到清华大学数学系服务。我知道，多多少少是因为他当年问我的那句话─「有没有考虑留下来」。虽然後来我与这名受刑人没有再见过面。到清华任教之後，我知道清大附近有一个德兰中心，专门帮助弱势的孩子。我和太太经常去捐钱，後来有了老爷车之後，就常去做义工，教小朋友学英语和数学。德兰中心的孩子多半来自破碎而穷困的家庭，而有更多是来自原住民部落。
我很早就注意这些弱势的孩子，也决心要助他们一臂之力。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的力量微薄，其实身边随时都有助人的机会，一己之力可以发挥很大效益。就像後来我到静宜大学任教，一名在台中启明学校就读的学生写信给我，他知道我向来乐意帮助盲生，因此要求我去教他英文，我也答应了。助人真的不难，不是吗？
其实，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师雷格教授就是盲人，当时我们都称指导教授为「老板」，我感激他也佩服他的毅力，更因此结交到多位盲人朋友，而我也到台中惠明学校当义工。
现在的种子 下一代的花
我总认为，义工不是一两天做好玩的，而是长期性的，我大半辈子都在做义工。这些年，台湾的弱势家庭越来越多，我不忍心看著这些家庭的孩子长大後一样在社会底层翻不了身。2002年时，博幼基金会成立了，我们以921重创的灾区为主，免费帮埔里和信义乡弱势家庭的孩子补习功课，至今已经有五个年头，且有很多大学生加入这个行列，一起做义工，我们深信「穷困孩子的唯一希望来自教育」，希望提升穷小孩未来的竞争力。
从我读大学起，几十年的义工经验，一直和穷小孩在一起。孩子是未来的希望，我总想，穷小孩尤其值得关心和注意，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出现了差距。有些学生的程度非常好，有些孩子却非常差，每当大家为金字塔顶端的孩子鼓掌时，却没有人关心程度很差的孩子在底层挣扎。
博幼基金会的做法就是「因材施教」，根据每名孩子的程度而给予不同的课後辅导。如果有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不会加法，那就会先从加法教起，不会跳到减法或乘法。 我认为，「现在的种子是下一代的花，而这一代的花就是下一代的果实」。举例来说，如果把一个小孩的英文教好，让他可以跟上其他同学的脚步，那麽，这个孩子长大後如果为人父母，当子女有英文方面的问题时，他可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比起什麽都无法回答好得多。
20年来台湾教育政策的转变，让我也有很深感触。以前的大学入学门槛高，且大学生人数少，但现在教育政策松绑，政府广设高中和大学，但因背景和条件不同，现在的大学生和过去的大学生不能互相比较。部分大学生程度不理想，更是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大学这麽多，未来势必面临招生不足的问题。政府应建立大学退场机制，但要如何订出退场的条件，更是政府极需面对的问题。如无法要求大学关门，那麽就要承认部分大学生的程度不够好，我建议教师要改变教学方式。举例来说，大学生的英文程度如果很差，就不能教莎士比亚， 应从国中程度教起。
另外，政府推动一纲多本和多元入学政策，对穷小孩也极为不利，当班上其他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有各种不同参考书可以练习时，经济条件弱势的小孩买不起不同的参考书，更遑论补习。活泼教学对他们而言更是负担，多元入学对他们也不利，他们没有能力参加甄试。
所以我认为要缩小教育的差距，但让人担忧的是，尽管现在政府已经投入一些资源，对弱势学 生进行课辅，但政府的注意力还是不够，给钱之後不管学生的学习成效，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我建议至少要有评估。
不编织梦想 人要活在当下
我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也当了一辈子的义工，数十年来如一日。我其实一辈子不做任何的计画，也不刻意编织什麽梦想，我认为人必须要活在当下，能够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已经不容易了，何况是梦想。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一辈子投身教育，我要建议，别和小孩或是学生讲大道理，我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28岁，但我从来不管她，应该说是管不了。因为不是讲了大道理之後，他们就会懂，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则」，作为让他们可以学习的榜样。
【2008/01/23 联合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