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政治漩涡中的无耻表演 转贴

新华网：郭沫若在政治漩涡中的无耻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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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7日 新华网 刘庭桂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下了一串奇异的话：“那是最好的时候，那也是最坏的时候；那是智慧的年代，那也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世纪，那也是怀疑的世纪；那是光明的季节，那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有望的春天，那也是无助的冬日；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也什么都没有；我们都是走向天堂，我们都是走向相反的路。”这段话，形式逻辑地看，它是疯人的呓语；辩证逻辑地看，它又是天才的洞察与判断。
　　
　　世纪回眸，近百年的中国，风云频变，大事迭起，人们在心理上所经历的一切，似乎就是二百多年前这位异国作家所言中了的。
　　
　　从1911年的第一次大震荡到1949年的第二次大震荡，再到1966年开始的第三次大震荡，时代矛盾着的两极，一直是处在并存、交织、异变、转化……之中，五光十色甚或光怪陆离。中国社会历史的主题词，就可以借用狄氏的那段名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的强大光影不可能不影响在它笼罩下的那些重量级人物的人格面貌：或闪现亮光、或涂上阴影、或时亮时阴、或亦亮亦阴、或似阴实亮、或似亮时阴……鲁迅、胡适、郭沫若、马寅初、梁漱溟、陈寅恪、冯友兰、周扬、胡风这样的文化名人的名单，可以开列出长长的一串，而他们作为历史舞台上的过客，扮演的角色则各不相同。有的是悲剧人物；有的是喜剧人物——喜剧中头戴滑稽帽，鼻上涂白粉的那一角；有的还是悲剧与喜剧串了味的那一种。
　　
　　这里就来谈谈郭沫若。
　　
　　郭氏无疑有过他历史上的辉煌，那种巨人式的辉煌。
　　
　　《女神》象彗星一样在二十年代黑暗的夜空中耀眼地扫过，惊诧了整个中国文坛，其影响甚至超越了在它之前、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
　　
　　以他为盟主的“创造社”，与以茅盾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如同双子星座，照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进程。
　　
　　厚实的历史学、古文字学功底，磨出了沉甸甸的一系列传世巨著：《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甲骨文字研究》……
　　
　　还有北伐进军途中的戎马生涯。
　　
　　还有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化界的泰斗形象。
　　
　　回望这一切，或者说，如果仅就这一切，断言郭氏是中国现代文学战线上，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不能说是溢美。
　　
　　但是，郭沫若毕竟是郭沫若，是富有奇特个性的“这一个”。他的人格构成，较之鲁迅、马寅初、梁漱溟、胡风诸公，要复杂得多。他虽然深谙中国古典哲学，孔孟老庄，无一不通，但中国古代哲人执着于道，必要时以身殉道的崇高品质他并没有承德；他爱戴屈原，写过极有震撼力的话剧《屈原》，但屈原那种“虽体解吾犹未变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并未在剧作者身上得到体现，反而在日后彻底背离了它。
　　
　　1949年10月，中国历史又完成了一次阶段性的巨变。对于郭氏来说，这也是一次阶段性的巨变，不过，它带有二重性质。郭的社会地位达到了一位学者知识分子当时可能达到的顶峰：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然而，他的人格形象却急遽地下滑，正负两极的增长同时出现。
　　
　　我们就从这一点来开始一个文化界几乎众所周知而又忌讳谈论的话题。
　　
　　一、鲁迅的慧眼
　　
　　二、三十年代之交，“创造社”与“文化研究会”曾经有过一段笔墨官司。事后看来，只不过是门户之争，因为大方向是一致的。当时兵刃相见，之后也就冰释和好了。在双方交锋之时，鲁迅写过几篇针对“创造社”的著名文章，如《“醉眼”中的朦胧》、《流氓的变迁》、《上海文艺之一瞥》等。其中，鲁迅对“创造社”特别是它的元戎郭沫若有一个公式式的定性：“才子+流氓”。由于它的直观、风趣、简练，一直刻在读者心中，这个牌号也与郭氏似乎形影不离。
　　
　　我们不能轻率地认为鲁迅当时仅是囿于门户之见，一泄私忿。
　　
　　鲁迅关于“才子+流氓”的立论，前者毋须解释了；后者，有着这样一些论证：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也颓废得快。（这三个分句其实是说了一个事实：“善变”）
　　
　　……前年的主张十分激烈，以为凡非革命文学，统得扫荡的人，去年却记得了列宁爱看冈却罗夫（J.A.Gontow）的作品的故事，觉得非革命文学，意义倒也十分深长。
　　
　　……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出版，——这就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
　　
　　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
　　
　　（以上引文见《上海文艺之一瞥》）
　　
　　“……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
　　
　　
　　（引文见《流氓的变迁》，以上两段话，简直是郭氏的灵魂写照，用来概括他在革命胜利前夕尤其是之后的表现，真是传神之至！）
　　
　　对于鲁迅这样一位烂熟中国世情人性的思想家，他的眼光，他的判断，不容轻慢地对待；而且，现在，透过六十年的历史雨幕，我们不是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这个与其说是“善变”，毋宁说是“未变”的灵魂吗？由此，，我们也就更加惊服先生的敏锐与严准，还有他那犀利的历史穿透力。
　　
　　二、梁漱溟的腹非
　　
　　《梁漱溟问答录》中记录了梁先生的一段回忆：
　　
　　“这一年（按：指1950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郭老（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向毛主席赠旗，旗上写着一行字：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这话可能代表若干人的意思，但不代表我，我觉得对主席的尊敬亦不必说这种过头的话，因此我当时也想到，这话也未必能代表所有的人。我当时没有提出也不好提出不同意见，但如事先让大家讨论锦旗上写什么合适，我一定会发表意见的。”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郭氏在新政权面前表示的一种异常的姿态，也是郭氏又一次灵魂的亮相。在内心持不同意见的高级知识分子，怕不止梁先生一人，只是梁漱溟公开说出了而已。
　　
　　果然，此后，郭氏当真“永远跟着”，“在其间横行过去”。
　　
　　1953年11月，郭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号召文化学术界各部门、每个人都要“毫无例外地参加到”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斗争中去。
　　
　　1954年的“批胡适”，郭氏是排头兵。
　　
　　1955年的“反胡风”，郭氏以全国文联主席的身份，充当了这场斗争的急先锋。他于4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就是所有批胡材料中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对于胡风文艺理论的误读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的尊严不容冒犯，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郭沫若，一个饱学中西、堪称星级、完全懂得什么是文艺的文艺作家，居然对具备严整理论体系的文艺理论煞有介事地大加斧伐，加害同类，就难以理解了。
　　
　　在历次涉及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中，郭氏都是以正面形象和主流力量的姿态出现。
　　
　　1966年，全国性的劫难降临，郭氏第一个站出来忏悔：声称要焚毁自己的所有著作，到工农中去，沾一身油腻，滚一身泥巴。他虽然受到了“保护”，但日子并不好过。在批孔的那一段时期，郭氏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精神濒临崩溃。如果，所谓的“四人帮”进逼再紧些，郭氏怕就活不到重见天日了。
　　
　　以一位曾经巍巍而立，众士仰慕的文化巨人，一朝嬗变而为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的精神侏儒，无论这是郭氏的真相，还是假面，都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它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蒙上了一层抹不掉的羞耻。
　　
　　三、巨人倾倒，侏儒现形
　　
　　或者有人会说，在那样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度日，言不由衷，行不由己是可以谅解的。
　　
　　这样为郭氏开脱，起码有两点不通：
　　
　　第一，郭氏不是浑浑噩噩的众生中的一员，他是博古通今，谙熟哲学、史学、文学的大师，他又是绝顶聪慧的明白人；他与“文革”中误入歧途的“红卫兵”也不一样，不能等量齐观；他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的“祭酒”，他应对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为了自全其身，不但推卸这项责任，而且为杀伐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摇旗助威，这是道德上的堕落，不可原谅。
　　
　　第二，与郭氏同时代的另外一批文化名人，成了郭氏的鲜明对比与正确评判郭氏的最好参照。
　　
　　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是世人共知的，他已早逝，不必说了。
　　
　　傅雷一生耿介，戴上所谓“右派”帽子，直到摘除，从不讳言自己的无罪。罪恶的“文革”中，以身殉节，表示了对暴力的无言的抗争。
　　
　　胡风，更是一位铮铮铁骨的智者。他大无畏地走向献身真理的祭坛，从未有过悔意。
　　
　　梁漱溟，以一介书生之身，为了真理，敢于干犯尊颜，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作者，尽管遭到了“围剿”，尽管被罢了官，仍然公开声明：“我虽年近八十，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是掷地有声的语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气！“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马老言行一致，堪称楷范。
　　
　　就说周扬吧，以来自延安的胜利者，把握了文化艺术界的最大权柄，被人称为文艺沙皇或文坛的“红衣主教”。在历次运动中，大面积地伤害了知识界的精英。等到“文革”的鞭子终于抽到他的身上，饱尝了铁窗滋味之后，他的觉醒是彻底的：对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主动真诚地致歉，在理论上发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声音，也因此，重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尊敬。
　　
　　而郭沫若呢，在“四人帮”覆灭之后，除了庆幸自己的超生之外，他又做了些什么呢？
　　
　　巴金的暮年，无所畏惧地讲出了真话，并谆谆地劝导人们都来讲真话，而郭氏直到瞑目，象巴老那样的真话，他一句也没有讲过。
　　
　　在一个个倒下去的巨人面前，郭沫若却站着，侏儒般地站着。
　　
　　还有必要引上一段：
　　
　　“解放后，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墨迹在报上披载后，立即出现了这样的颂词：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颂词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郭沫若。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报家门地讲出这一番话来，真的要有非凡的“勇气”。
　　
　　再引郭氏的一位小同乡、巴蜀才子魏明伦的感慨：
　　
　　“我沉重地叹息自己曾经那么倾倒的文豪，临终时留下一个假聪明真糊涂的遗嘱——骨灰不埋在生他养他的桑梓乐山，硬要撇到与他自己毫不相干，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寨旗杆之下！……”
　　
　　一位有着国际知名度的风云人物，此刻，在权势面前，竟然萎缩成一个小小的幕僚，一个无聊的门客了。
　　
　　哀哉，郭氏！哀哉，中华文化！
　　
　　四、胡适没有看错，也没有说错
　　
　　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一本名为《胡适与中国名人》的书，作者黄艾仁，此书有一章专门谈到胡适与郭沫若的关系，题目是《相聚相亲亦相怨——也谈“郭沫若亲吻胡适”》。其中提及胡适晚年对郭的评价是“反复善变”，并说“我一向是不佩服的”。作者认为胡的这一评价“是失之偏颇的”、“是不能完全概括胡适早期对郭沫若的客观评价”，并说，“他的晚年之所以对郭沫若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正因为他坠入了政治的魔圈里而失去理智的掌握。往昔清醒的认识已为一时的冲动所颠倒了。”“……这只能反映了胡适一时的情绪，而不足于说明他的言论是符合历史的真实。”还引了胡适当年的日记为证。
　　
　　对此，笔者以为有与黄先生商兑之必要。
　　
　　首先，胡上述的评价与他对郭另一方面即诗作方面的评价是两回事：前者是言人品，后者是言作品，不宜混为一谈。
　　
　　胡在早年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还有一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
　　
　　就这两段记载来看，即使在诗作方面，胡对郭的评价也是有限度的肯定。“颇有才气”的“颇”，并非顶级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一篇谈写信的文章中，向一位给他写信的青年指出，信中使用这个“颇”字缺乏力度。本意是赞扬人家的，到会引起人家的不快。第二段记载也只是因为要评《女神》而把《女神》“读了五日”，至于读过之后的结论，并无只字提及。就这，竟引起郭的“大喜”，出现了“接吻”的有趣场面。这当然很符合青年郭沫若的浪漫习性，不过，从中也可窥见，当日已享盛名的郭，还是这样在乎胡对他的评价：以致受宠若惊，欣喜若狂地近乎失态了。不论如何估计胡对郭的肯定程度，也如前所述，仅在诗才方面。它与人品的评价，完全无涉。所以，我认为，两则日记的文字是不足以证明胡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偏激，是“往昔清醒的认识已为一时的冲动所颠倒了。”
　　
　　第二，如果设定是政治原因导致了胡适对郭氏的攻讦，那么，胡适所要非议的人物当不止郭氏一人。另一位著文批判过胡适，而且同样是文坛巨匠，又是敌对营垒要员的茅盾，为何没有成为胡适非议的目标？
　　
　　其实，胡适对待那场“围剿”性的批判，态度是很淡然的。他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术在？”既然看得这样透彻了，难道还会由于这类事去迁怒一个人如郭沫若吗？
　　
　　第三，据我所知，《胡适与中国名人》一书的作者，是国内研究胡适的专家，他应当对于胡适有足量的认识和了解。
　　
　　胡适其人，撇开他的政治观点不谈，作为一个文化人，他的文化人格并没有丧失过，他的学者风范在两岸都具有磁力效应。中年学者朱学勤对他的评价是中肯的：
　　
　　“鲁迅生前对他（按：指胡适）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杀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
　　
　　还有：
　　
　　“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
　　
　　可见，胡适不是一般轻薄的政客，而是一位性情执着，忠于自己文化信念的学者。无怪乎朱学勤这样赞叹：“（胡适）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胡适对郭的看法，与鲁迅完全一致。他没有看错，当然，也就没有说错。
　　
　　结语
　　
　　如此议论郭沫若，并非要全盘否定其人。笔者没有这个意思，任何人也做不到这一点。写这篇短文的初衷，是想尽可能还原郭氏的本相。郭沫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已保存在中国文化宝库之中，成为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他的文化大师的崇高地位也已奠立，不可能为别的原因而有所改变。他的墨宝也是艺术珍品，一千年后，也是珍品。
　　
　　但是，如果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就隐匿了他在人格上的缺陷与污迹，那么，对于后代，将是一种误导。“道德文章”，这历来是我们评价文化人的标尺。模糊了这个标尺，就污染了文化或者导致文化的堕落。果真如此，对于整个民族来说，那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在真理归复的今天，我们的治学者，不应该再没有秉笔直书的胆识与使命感，否则，他将愧对时代，也愧对自己。这样的“治学”，不仅豪无意义，而且，还会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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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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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不敢出全集的文人，别人也不好意思替他出，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历史他是进去了，身上垃圾也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