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革命党誓约》——林伯渠，廖仲恺打手印 (图)

《中华革命党誓约》——林伯渠，廖仲恺打手印

　　林伯渠(1886—1960)，名祖涵，字邃园，临澧县修梅乡凉水井村人。幼年随父读书。

　　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受该校创始人熊希龄的影响，阅读进步书籍，思想日益开朗；并结识覃振、蒋翊武，立志为富国强兵献身。

　　1903年，林伯渠以第一名成绩考上日本弘文学院。

　　留日期间，又结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廖仲恺等大批革命志士，在东京加人中国同盟会。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极为愤慨，毅然回国。1907年被派到东三省作联络绿林的工作，从事秘密反清活动。

　　后回湘参加护法讨袁运动，失败后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

　　1914年7月8日，林伯渠与林修梅一道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会 上，孙中山要求与会者在《中华革命党誓约》上打手印，遭到许多人反对，黄兴也提出异议，别树一帜。林氏兄弟识大体，不拘小节，毅然打下了手印。

　　孙中山极为感激，称“林氏兄弟，文武双杰，将来必定有作为”。

　　吴玉章赋诗称赞：“重组中华革命党，伯渠襄赞著丰功”。

　　第二次留日，林伯渠除继续他的法学研究外，还努力攻读经济学、财政学、簿记学、统计学和工业政策，渴望在中国“实行新经济学理”。并结识李大钊，成为至交。

　　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李大钊到江沪送行，并口占一绝相赠：“江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回国后，两人书信往来频繁，林伯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他回湘出任湖南省政府财政厅长。

　　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议。林氏兄弟二人在广州创办《革新评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

　　由于林伯渠和孙中山关系密切，在推动孙中山的思想进步、改组国民党和促进国共合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1921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到桂林和孙中山会晤，就是由李大钊写信给林伯渠从中介绍的，他本人还亲自参与了会谈；次年下半年，他又在上海和李大钊一起参加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的会谈。

　　林伯渠参加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委候补委员、委员、常务委员，两任农民部长和武汉政府军委会秘书长。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林伯渠退出国民党中央，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他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兼任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

　　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于次年12月与吴玉章合作写成数万字论文《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分析》。

　　1933年冬，林伯渠由海参葳回国。翌年3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长。

　　在长征途中，他担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

　　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被派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集中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重大贡献。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解放前夕，受党中央委托，前往东北迎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殚精竭虑，辛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林伯渠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主持开国大典。

　　1954年9月，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翌年5-6月，他到湖南视察，先后下到益阳、常德、临澧等地，找基层干部交谈，开座谈会。

　　在中期八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7—1959年，他先后到广东、浙江、江苏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视察工作，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他在日记中写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

　　1959年7月参加庐山会议时，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记有：“我们的不足，是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2_2，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

　　7月13日，林伯渠写了一首《庐山即景》诗，抒发了对即将落在彭德怀头上的厄运的忧郁和愤懑之情，强调要尊重实事求是的规律，坚信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五老峰头气象新，居高临下一身轻。空中蝴蝶迷庄梦，大计熟筹间耦耕。花木怡然属自我，阴阳终古影乾坤。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林伯渠的著作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林伯渠文集》和《林伯渠同志诗选》。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陈毅称“林老的诗情高韵美，可以传世”。他写的《梦返故乡》被刻石嵌人中国常德诗墙。

　　在中共党内，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被称为“五老”。他们是最早入党的一批中共党员，终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功勋卓著。林伯渠，这位中共“五老”之一，他的一生以忠诚和执着为后人书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在三个关键时刻，没有走错路

　　１９４５年３月，在边区政府为林伯渠举行的６０岁生日小型祝寿会上，应大家的要求，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他总结说，在三个关键时刻，他没有走错路：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分裂了，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第二次是经李大钊等朋友的宣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在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入了党；

第三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林伯渠，名祖涵，号邃园，１８８６年３月２０日（阴历２月１５日）出生于湖南临澧。

１９０５年下半年，正在日本留学的林伯渠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踏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林伯渠在湖南做军运工作，为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加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

１９１４年７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造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

在许多老党员对此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林伯渠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同廖仲恺等少数同志毅然打手印，宣誓追随孙中山。随后，他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

　　１９２０年底，正当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益感困惑和绝望的时候，他得到了李大钊的帮助。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他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见了面，并进行了多次谈话。

次年１月，他加入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家。

对此，林伯渠后来在总结自己参加革命的历史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林伯渠按照党的指示，前往广州孙中山的总统府任职，他经常向孙中山宣传、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联系的一座桥梁。

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完成了国民党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林伯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利用同孙中山的密切关系，安排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会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孙中山的会晤，就是由李大钊写信给林伯渠作介绍，林伯渠居中联系的。对此，吴玉章曾作诗赞扬：

　　十月光芒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

　　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

　　作为代表，林伯渠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候补委员。１９２５年廖仲恺被刺后，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执委和中央常委，直接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北伐战争期间，林伯渠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在军内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注意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使六军这支杂牌军很快成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

１９２７年４月和７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

“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林伯渠的一位老友曾劝他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对于这番“好意”，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拒绝了”，并义正词严地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充分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

随后，他在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

　　１９２８年夏秋之交，林伯渠抵达苏联莫斯科，开始了为期４年的异国生活。

　　１９３３年春回到上海，辗转来到中央苏区，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任命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同年８月，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

　　此时的中央苏区，虽然在军事上刚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在经济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特别是粮食问题，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加上中央苏区上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已经发展到十万之众的红军和根据地群众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林伯渠采取积极办法，除从谷米较多的地方采购外，号召大家用竞赛的方法，在最近两月每人要设法节约谷子一斗卖给苏维埃政府，支援革命战争。并开展以“倡办粮食合作社”和“建造谷仓”为主的储粮运动。在他的努力之下，苏区的粮食储量大大增加，对改善人民生活、支援革命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林伯渠随军出发。

　　在长征途中，林伯渠为保证红军部队的给养，仍然担负着筹粮筹款的重任。长时间的长途急行军，林伯渠的面容日益消瘦，脸色蜡黄，颧骨高高隆起，早已花白的头发更加银白，胡须也垂到了胸前。

　　面对最艰苦的环境，他毫不畏惧，用自己的双脚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手举马灯照万人”，他在长征中的光辉形象，随着黄镇画笔下的《长征中的老英雄》而广为传诵。吴玉章赞曰：

　　回国参加苏维埃，财经工作展宏才。

　　长征二万五千里，革命老人何壮哉！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首脑”

　　抗战爆发后，党中央为了团结抗日，于１９３７年９月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

　　从这年开始，直到１９４８年，林伯渠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连任三届。

　　林伯渠非常重视边区的政权建设。１９４０年春，为调动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毛泽东提出了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政治主张。

　　陕甘宁边区在林伯渠的领导下，从１９４１年开始在乡、县、边区三级政权中进行了“三三制”的选举。

　　刚开始，许多人对“三三制”不理解，特别是要把曾经被群众打倒、但现在表示愿意抗日的士绅吸收到政权中来表示不理解，甚至有的人还有抵触情绪。

　　这时候，林伯渠就亲自做干部群众的工作，向他们讲清楚党的抗日政策和实行“三三制”的意义，帮助他们打消了思想顾虑，促进了“三三制”政权的建设。

　　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林伯渠再次当选为主席，陕北开明士绅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

　　１９４１年，面对边区出现的严重困难，林伯渠带领边区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他亲自带头参加边区政府人员的生产活动，开荒种地，拾粪积肥，纺线种菜。

　　有个农民看见林伯渠每天起早拾粪，非常感动，就偏差儿子挑了两担粪倒在他的粪堆上，说：“您年纪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替您捡粪吧。”

　　林伯渠笑着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我虽然年纪大些，在政府里有工作，但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还要坚持拾粪，参加生产运动。我也是普通的老百姓嘛！”

　　在他的领导下，边区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成为新中国的“模型”。

　　林伯渠作为政府的“首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勤勤恳恳，日夜不懈，为边区的革命和建设，贡献了全部的力量。

　　他十几年如一日，以坚强的党性、崇高的品质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深得全边区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

　　林老奇逸人中龙，风流潇洒有大度。

　　胜任愉快政多宽，不事吹求公令布。

　　童颜鹤发非导引，公余且作长征赋。

　　漫天风雪巡洛郛，怀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

　　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

中共中央为他贺寿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８日，是阴历的２月１５日，正好是林伯渠虚龄六十寿辰。为了表彰他在革命斗争中的功绩，学习他高尚的革命品质，中共中央决定为他举行祝寿活动，并致函祝贺。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为林伯渠寿辰献的祝词。祝词称赞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林伯渠祝寿。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都亲临祝贺。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的贺联是：

　　鹤发童颜，老当益壮。

　　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祝词是：

　　景运及三边，喜四野回春，生产声中宏教养；

　　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蒿呼。

　　林伯渠精神矍铄，他在致辞中，以战斗的激情回顾了自己六十年的征程后，说：“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是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他兴奋地说：“今天大家在这里替我祝寿，我在这里给一切革命者祝寿，祝同志们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健康，为千百万人民增添福寿和康宁。”

　　林伯渠作诗《六十自寿》一首：

　　我惭祖逖着先鞭，视息人间六十年。

　　不惯装腔作样子，相从奋斗攒时贤。

　　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

　　战胜层冰与烈日，春风送暖入乌延。

　　开国大典的主持人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中央决定调林伯渠到中央工作。林伯渠随即告别了生活１４年之久的陕甘宁边区，前往西柏坡。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林伯渠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分乘汽车离开西柏坡，于２５日到达北平。

　　６月１５日至１９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林伯渠代理秘书长。

　　此时，林伯渠已经是六十三岁的高龄了，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不辞劳苦，有时连续工作２０多个小时。

　　他端端正正写下了这样两句话：“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林伯渠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３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林伯渠主持开国大典，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

　　接着，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军乐声中，毛泽东亲自开启电钮，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的首都冉冉升起。欢乐声中，５４门礼炮齐鸣２８响。

　　面对广场上迎风招展的彩旗和欢乐的人群，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林伯渠，静静地听他用洪亮的声音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从同盟会起走过漫长而曲折道路的林伯渠，满怀激情，欢呼着新中国的诞生。

　　他高兴地观看了阅兵式和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直到晚８点半才离开天安门。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他，立即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之中，日理万机，鞠躬尽瘁，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操劳着。

　　他在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６０年５月６日，因严重的心肌梗塞，林伯渠住进北京医院。数十年来养成的写日记习惯，因病情严重恶化，在５月２５日写下最后一页日记后，再没有力气写下去了。２９日与世长辞，享年７４岁。

　　来源：《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