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提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山 (图)

华国锋提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山

从遵义会议（1935）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深具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一次会议，围绕着它，前前后后发生了许多事情，虽不是刀光剑影，却也是跌宕起伏。邓小平的这第三次复出，一出来就朝“两个凡是”开了一炮。书中详叙了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同“两个凡是”的斗争，最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从而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国策。□摘编自《邓小平改变中国》 叶永烈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成中国“焦点人物”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位“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会被打倒的邓小平，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

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亦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中看望。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接着，胡耀邦说道，“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什么是人心呢？胡耀邦请叶选宁捎三句话给叶剑英。这三句话是：

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务必把我的话带给你爸爸。”

胡耀邦又问叶选宁道：“你能见到华主席吗？如果你能够见到华主席，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胡耀邦告诉叶选宁，他跟华国锋很熟，曾在湖南一起共事一年半。

叶剑英是邓小平坚定的老战友。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那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时刻，他亲自给邓小平打电话，通报扫落四颗灾星的喜讯。

1976年10月8日，当叶剑英知道华国锋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于翌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国锋仍然强调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样，叶剑英不得不在此后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

李先念马上表示赞同叶剑英的话：“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叶剑英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华国锋不好当着叶剑英的面说反对的话，但是以沉默相对，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此后，华国锋在各种场合下发表讲话，还是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不久，叶剑英派儿子去把邓小平接来，向他亲自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道：

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使“气温”骤降

在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之后，8日，中共中央发出华国锋批准的《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这一《通知》以李冬民等“抬邓”的“反革命案件”为由头，指出：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有少数坏人制造谣言，甚至伪造华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妄图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干扰运动的方向。

《通知》要求，要稳准狠地打击政治谣言的制造者，要不听谣，不传谣，不信谣，要健全和改进传达报告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

这一《通知》实际上就是声言，谁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谁就是“反对华主席”，谁就是“反革命”。《通知》要用政治高压手段，来维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权威，封住人们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的呼声。

叶剑英干脆把邓小平从301医院接到北京西山疗养。叶剑英住西山15号楼，他让邓小平住不远处的25号楼。叶剑英不断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邓小平送文件并汇报情况。叶剑英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1977年2月18日，丁巳年春节，虽说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报上仍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家中却颇为热闹。叶剑英来了，李先念来了，王震来了，胡耀邦和万里也来了。这清楚地表明，大家都热切地盼望邓小平早日第三次复出。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工作会议。

华国锋和汪东兴抢先在一个来月前的1977年2月7日，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其实是想预先给这次会议定好调子。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销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吴明瑜，作为方毅的助手，出席了这次会议。据吴明瑜回忆，3月9日下午，方毅和他前往京西宾馆报到时，那热烈的气氛是多年来罕见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批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头一回在这里大聚会。老战友们劫后重逢，怎不激动万分？

胡耀邦来报到，康克清来报到，许世友来报到，吕正操来报到，都和方毅紧紧握手。

也真巧，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明瑜与另外一位作者合写的文章，为胡耀邦在1975年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批判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对这一提纲的错误批判。

正因为这样，胡耀邦那天显得特别高兴。很多人见到胡耀邦，就说：“《人民日报》今天为你平反啦！

胡耀邦、方毅和康克清三人决定在会上作联合发言，推举胡耀邦为三人的代表，由胡耀邦发言。吴明瑜协助胡耀邦起草联合发言稿。可是，胡耀邦最终没有在会上发言。许多老干部也取消了原本打算在会上的发言。这是因为从3月14日起，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温”骤降。

这天，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华国锋的讲话使老干部们大失所望。华国锋说：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直接提出“两个凡是”，顿时使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众多老干部，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报到时的那股热烈的气氛不见了。既然要“两个凡是”，胡耀邦还能说什么呢？他当然取消了发言！

陈云、王震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未果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这时，陈云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表示应当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陈云在中共党内富有威望。早在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时，陈云便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此时，毛、刘、周、朱相继去世，只剩下陈云和邓小平依然健在。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王震巧妙地跟华国锋唱对台戏——华国锋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为‘四人帮’翻案”，而王震却说“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华国锋则千方百计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曾先送叶剑英看。叶剑英看后，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不久，华国锋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剑英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经向华主席反映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经改得很好。”

但是，出乎意料，华国锋并不接受叶剑英的意见，在会上不按修改了的讲话稿讲话。他坚持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为邓小平平反。

华国锋企图把邓小平跟“四人帮”捆在一起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还强调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

也就是说，华国锋不仅用毛泽东压邓小平，而且企图把邓小平跟“四人帮”捆在一起。

华国锋在会上煞有介事地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不仅把他们说成是“反革命分子”，而且说成是“反华国锋”、“保王洪文上台”，即所谓的“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华国锋企图以李冬民这一假案堵别人的口：谁要是再提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那就是“反华”，那就是“保王洪文”，那就是“反革命”！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依据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那么邓小平就不能平反，天安门事件也不能平反，因为那都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

其实，华国锋拿毛泽东压人，拿“两个凡是”压人，说穿了，因为无论是为邓小平平反还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都意味着对华国锋本人的否定。他正是深深知道一旦守不住“邓小平不能平反”、“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这两道防线，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千万百计加以阻挠。

汪东兴在会上为华国锋帮腔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尽管如此，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还是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发人深省的是，陈云呼吁为邓小平平反，被“两个凡是”派用“两个凡是”压下去了。有人呼吁应该让陈云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也被“两个凡是”派用“两个凡是”压下去了！汪东兴搬出了毛泽东当年说过的话：“陈云同志一贯右倾！”

虽说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

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李先念多次跟华国锋谈话，希望早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些都迫使华国锋不得不退让。最初，华国锋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接着，华国锋又退了一步。他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邓小平：“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华国锋被迫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

197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当前宣传要点》，其中宣称，要宣传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他继承、高举和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要宣传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党的基本路线伟大理论在当前的具体实践。要宣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及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按照当时的惯例，信的开头总是写“华主席、党中央”。这一回，邓小平破例把叶剑英的名字也写上去，一开头写着“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邓小平这么写，另有用意：因为1976年10月10日他写的那封信，只写给华国锋，被华国锋撂在一边；这一回写上叶剑英的名字，那么，华国锋看了之后，不能不转给叶剑英看，也就无法一手遮天：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中，关键性的话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这一新概念，是指出不能把毛泽东的某一句话、某一条批示都算成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必须“准确”而“完整”地加以理解。邓小平的话，也就是含蓄地批评了“两个凡是”。因为“两个凡是”对于毛泽东的话，不论片言只语，都一概要加以遵循。

7月21日，邓小平曾这样谈及信的含义：

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要求，把他的这封信印发全党。在种种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即1977年4月10日的信以及1976年10月10日的信。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是邓小平的很大的胜利。因为自从1976年清明节之后，中共全党已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听见邓小平的声音了。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成了向全党发出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讯号。

邓小平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

1977年5月24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国锋自身的矛盾，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极为重要，第一个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政策的核心。邓小平一出来，就指出了华国锋的要害问题。

但华国锋那时还戴着“英明领袖”的光环，要推倒“两个凡是”，还必须经过一场艰巨的斗争。

也就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口号。邓小平明确地指出：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邓小平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作用。也正因为邓小平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重视教育，所以他在第三次复出之后，主动要求主管科教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了华国锋的理论支柱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华国锋的这一文章，是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发表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实收入了许多反映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文章。华国锋却号召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高潮，实际上是通过这一学习，把毛泽东晚年的许多“左”的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头脑之中。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编辑们很注意删除有碍“两个凡是”的字句。例如，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原本有一句：

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人不犯错误。我也犯过错误，而且从错误中得到好处。

这句话，显然与“两个凡是”格格不入。因为毛泽东“也犯过错误”，那就是说，毛泽东的话未必“句句是真理”，内中也有错话。于是，毛泽东的这句话，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再也找不到了！

华国锋强调指出：

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华国锋这样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的党，武装了广大群众。由于有了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党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下，及时地粉碎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没有能在我国重演。我们党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

这样，华国锋就把“两个凡是”加以阐发，把“照过去方针办”加以阐发：“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华国锋最要“维护”的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照毛泽东的“过去方针办”，内中最主要是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办。所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了华国锋的理论支柱。

叶剑英：“你（邓小平）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中共党内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华国锋不能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至于这“适当的时机”是什么时候，不得而知。

华国锋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声称：“现已查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话，倒也是有来历的。那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人民日报》就派记者专门调查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记者查明了，是当时的“四人帮”御用写作组“梁效”，写了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首先放出“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的谣言。于是，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写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诬指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人民日报》的记者经过调查，查明当时把邓小平打成“天安门事件总后台”，是“四人帮”玩弄的政治阴谋。记者写出了调查报告《“天安门事件”中的阴谋活动》，揭露了“四人帮”的阴谋，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这一调查报告。华国锋和汪东兴看到了这一报告，当时压了下来。眼下，华国锋却用得着这一报告了，这样可以把邓小平跟“天安门事件”区分开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不意味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还表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华国锋派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前去看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在出来工作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很坚决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华国锋无奈，只得收回那前提。这样，就在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的信之后的第三天——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当然，还没有恢复他的一系列要职。

不久，叶剑英80寿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那天，叶剑英家中高朋满座。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来了，聂荣臻、徐向前来了。接着，邓小平赶到。

邓小平一进门，笑着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叶剑英马上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叶剑英这句话，反映了邓小平在老干部们心目中的地位——“领班”，也就是“领头人”。

那天，叶剑英80寿辰，点了8根寿烛。邓小平见了，建议再加上一根，变成9根，取“长久”之意。叶剑英家人立即又点上一根。叶剑英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华国锋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这就是说，华国锋已经承认群众前往天安门是合乎情理的了。

所谓“革命”理论，原是“四人帮”伪造

就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发表不久，《人民日报》社却在该社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刊登《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调查，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伪造的！这也就意味着华国锋的理论支柱要倒塌！

据查，在毛泽东所有的讲话、所有的文章以及批示中，从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提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67年11月6日中央两报一刊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所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结合当时苏联的情况，指责赫鲁晓夫背叛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接着称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自从这篇社论问世以来，就把这一理论说成是毛泽东提出的。

这一社论是根据康生的点子，由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是起草者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6个要点，也是起草者用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下讲的话编成的。最令人惊讶的是，下面的这段话并非毛泽东的原话，在社论中却用黑体字排印：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按“文革”惯例，只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用黑体字排印。此后，这段话被作为“毛主席语录”广泛引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全面专政论”，正是符合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所以在社论写好后，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同意发表。这样，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革”中后来被写入中共党章，甚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批判“四人帮”之际，《人民日报》理论部知道内情的人，便把那篇社论起草的内幕捅了出去。人们开始对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议论纷纷——尽管当时许多人认识还只是从“两个凡是”出发，停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毛泽东提出来、要不要执行这一点上，尚未去思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的是非……

复出大兴科教，批判“两个估计” 恢复一切职务，成为 中共“第三号人物”

邓小平表示要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但是他还没有正式恢复职务，也没有在公众场合亮相。两个月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

后来，在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曾这样回忆说：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作出了四项重要决定：

第一项，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

第二项，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三项，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第四项，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这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四项决定中，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是早已所料之中的，唯有第二项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引起的震动最大。

由于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2人，即叶剑英、邓小平。这样，邓小平一下子成了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的中共“第三号人物”——实际上，由于叶剑英年事已高，邓小平很快就成了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平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在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地位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是汪东兴。邓小平从第三次被打倒，到奇迹般地第三次复出，一时间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不过，这时邓小平只是刚刚恢复职务，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仍占统治地位。

结束一年多的“沉默”， 首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

在华国锋的主持下，会议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但是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甚至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还认为“ 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十一大作准备。在会上，印发了华国锋将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其基调，便是“两个凡是”。有一个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看了报告稿，吹捧道：“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字字句句闪金光！”这话上了会议的简报。

有人辛辣地讽刺道：“那还讨论什么？我们改一个字，不就等于少闪了一道金光吗？”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这是邓小平结束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了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两个凡是”。

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7年7月30日晚，在万众瞩目下，邓小平出席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这是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头一回在群众场合露面。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看足球赛，显得很自在。

不推翻“两个估计”，就没办法抓教育革命

就在这时，充满“左”味、宣传与“旧教育”决裂的影片《决裂》仍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本是江青“藤”上的“瓜”，拍摄于“文革”年月，这时还在散布“左”毒，否定知识，否定知识分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汇编》又放了一炮：

那是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会议，《人民日报》派了记者去，却被轰了出去！因为在这个会上，许多人谈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错误的，不能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界说成是被一条“教育黑线专了政”，不能把“文革”前17年培养的学生说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记者敏锐地抓住这一情况，了6位当年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开座谈会，了解当年的《纪要》是怎样写成的。经过了解，这份《纪要》，是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会议的产物，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经毛泽东审阅，于1971年8月13日由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份《纪要》。

《纪要》是一份全面系统地阐述教育方面的“左”倾观点并一系列“左”倾措施的错误文件。《纪要》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两个估计”：

一、从1949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这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二、大多数教师和1949年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文艺界“左”的估计的翻版。由于这“两个估计”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按照“两个凡是”，谁都不敢碰。《人民日报》记者调查这件事，触怒了招生会议的主持人。于是，下了“逐客令”。《人民日报》记者把有关情况写成“内参”，发表在《情况汇编》上。邓小平看了《情况汇编》，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因为如果不推翻这“两个估计”，简直没有办法抓教育革命。

邓小平几次跟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邓小平认为，非推翻这“两个估计”不可。

“八八谈话”，向科学家们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邓小平复出不久，便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由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召开的。据当时担任方毅秘书的郭曰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在1977年最热的日子里——8月6日至8月8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方毅请了30位老科学家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座谈会。

郭曰方记得，座谈会的前两天，邓小平只是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听，偶尔插问或者插话。

科学界是“文革”的“重灾区”。科学家们很激动地谈着，谈自己的心里话。他们谈到了科学界的一系列问题，谈到科学界的冤假错案，谈到“四人帮”在科学界的倒行逆施。有的科学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郭曰方记得，当时邓小平手中并无讲稿，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

邓小平谈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十七年的估计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邓小平的话，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尽管经历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仍不避“右倾翻案”之嫌，充分肯定了“文革”前的17年。

邓小平的8月8日的谈话，广为流传，被人们称之为“八八谈话”。

“八八谈话”，很明确地否定了“两个估计”。邓小平并不因为《纪要》是毛泽东圈定而不敢否定。邓小平坚定地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地要批判“两个估计”。在邓小平看来，《纪要》必须否定，是因为“两个估计”不符合中国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

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教育部全面批判“两个估计”！

后来，邓小平又举了他自己以及“天安门事件”为例，批驳“两个凡是”，批驳《纪要》：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

尽管邓小平已经说得如此明确，可是，在当时连“天安门事件”都未公开平反，人们未敢听进邓小平的话。对此，邓小平心中也很明白。他很直率地说：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教育部的“大批判组”，终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着手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主持这篇文章起草工作的是罗劲柏。文章写好后，经胡乔木修改定稿。

这篇文章当时交《红旗》杂志发表。《红旗》杂志起初未敢发表。后来，由于考虑到文章中有这么一段“重要依据”，这才同意发表：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这篇文章把“两个估计”说成是“四人帮”的，而且称“两个估计”与毛泽东的估计“完全相反”。所以，文章只是着眼于批判“四人帮”，不仅只字不提《纪要》是经毛泽东“圈阅”，而且把毛泽东写成根本不同意“两个估计”！

这样，文章借助于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教育战线的那段“最高指示”，这才来批判“两个估计”！

不过，文章只是说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被“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却并未具体说明“四人帮”怎么“严密封锁”以及这些毛泽东指示现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

以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反对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后来，人们才从“内部传达”中得知，这些毛泽东指示是从迟群的一个笔记本上“发现”的！那是在1971年，谢静宜向迟群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迟群在自己的笔记本记下了毛泽东的这些话。

迟群笔记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话，又是怎样被人们发现的呢？

笔者在采写本书时，访问了孙长江教授。他说出鲜为人知的内情：“迟群笔记本上的记录，是我发现的！”

孙长江怎么会知道迟群笔记本上记着毛泽东的话呢？原来，孙长江在“文革”末期，曾在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编辑《教育革命与通讯》杂志（即《人民教育》杂志的前身）。粉碎“四人帮”之后，迟群受到审查，交出了所有的文件和笔记本。国务院科教组成立了迟群专案组。孙长江曾在迟群专案组工作过，看过迟群的笔记本。后来，孙长江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在“教育部大批判组”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时，孙长江也是作者之一。他记起在迟群笔记本上见到的那段“最高指示”。孙长江一说出这一重要线索，人们连忙从档案中翻查迟群的笔记本，果真找到了迟群所记谢静宜传达的毛泽东的话！这个笔记本交到了李琦手中，并复印送到汪东兴那里。

由于找到了这样的重要“依据”，于是，人们开始谴责迟群“封锁毛主席指示”，这才敢于去否定“两个估计”——倘若毛泽东没有说过这些话，倘若没有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毛泽东的这些话，即便邓小平已经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人们还是不敢否定“两个估计”！因为人们知道“两个估计”是毛泽东“圈阅”过的，只有找到毛泽东不同于“两个估计”的话，这才可以批判“两个估计”。

也就是说，在当时，只能以“两个凡是”来反对“两个凡是”——以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反对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这下子，汪东兴也无话可说。

当然，由于那些毛泽东的指示是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的，在“两个凡是”派看来，生怕迟群在记录时打了“折扣”，所以公开发表时标明只是“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而已。

这样，1977年第11期《红旗》杂志终于发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人民日报》于1977年11月18日加以转载。文章发表时，离邓小平关于批判“两个估计”的“八八谈话”，已整整3个月零10天了。连否定“两个估计”都这么费劲，当时“左”的阻力之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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