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道不明的那场大饥荒

绥德德汉《转自王铭三老师的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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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道不明的那场大饥荒（1）2008-08-29 16:49

前言

每当我参加饭局，看到有些人一边用牙签剔着牙，一边潇洒地说“不要主食了”的时候；看到满桌子剩下的饭菜，被服务员倒到盆子里的时候；看到东道主有人要打包，有人不耐烦地催促：“算了吧，就这，至于吗？”的时候；看到大学生食堂的垃圾桶里一堆多半个馒头的时候；看到姑娘们在痛苦地减肥的时候……

我就不由得想起了五六十年代的那场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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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场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大饥荒。不要说没有经过那场大饥荒的年轻人闹不明白，就是经历过那场大饥荒的老年人，也有许多事情没有闹明白。

难怪现在有些年轻人对那场大饥荒不理解，甚至怀疑那场大饥荒的真实存在；也难怪经常有些年轻人各拿各的材料争论不休，甚至到了互相攻击的地步。

因为经过那场大饥荒的老年人，他们不能用现在青年人的思维逻辑说明那场大饥荒，他们不能解释现在青年人对那场大饥荒的疑问，甚至他们自己对那场大饥荒的许多事情也都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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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有两拨人在煞有介事地辩论，那场大饥荒是不是饿死了3000万人，辩论的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辩论。

请大家想一想：

在第一个层面——事实上：假如我们把一个人锁在一个有溪水的山洞里，不给他一点饭吃，若干天后我们再去看他，发现他已经死了，那时我们谁都可以肯定地说：“他是饿死的”。

假如我们把一个人锁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笼子里，供给他足够的水，就是不给饭吃，过几天他发烧了，我们就给他打针吃药，几天以后，他还是死了。那时我们就会有人说他是病死的，因为医生一直在给他打针吃药；有人说他是饿死的，因为饥饿把他的抵抗力破坏到了零。

所以，你可以说他是饿死的，也可以说他是病死的，因为他是起于饿而终于病。

在第二个层面——证据上：在中国，能够出具死亡证明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医院，一家是公安局。

不要说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有胆量敢给人开出“饥饿死亡”的证明，就是医学上，也没有“饥饿死亡”这么一个名词呀，所以，“饿死”就成了查无实据的事了。

连饿死人都说不清楚了，还能说清楚饿死了多少人吗？

在第三个层面——结论：如果我们在“饿死”还是“病死”，饿死三千万还是二十万上纠缠不休，就永远也得不出什么结论，所以我们满可以不谈“死”，而只谈“饿”，这总可以了吧？

一、大饥荒的信号

1965年，北京大学有一个班的学生到四川营山县搞四清，按照当时的程序，先要由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对大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一位老贫农站在台上，刚刚说了一句“提起我在旧社会受的苦，那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哪！”就开始哽咽起来，一会，突然出人意料地蹦出来一句：“五八年哪，把老子饿惨喽”。

这是我的一位同事他们邻村的事，他是在1970年给我们讲的。当然后来这样的传说听得多了就真伪难辨了，但是它说明了饥饿是从1958年冬天开始的。因为有三个旁证：

一是1965年到1966年，我们单位在四川招收了四批工人，在谈话中经常听到这样的问答：“你父母都在吧？”“我父（母）亲五八年没过关”。后来我才弄明白，所谓的“没过关”就是没有过粮食关。

二是庐山会议反右倾是1959年，那时已经有了“青壮炼钢铁，收禾童与姑”的诗。

说不清道不明的那场大饥荒（2）

2008-08-29 16:50

三是我自己的亲历——冻土豆给了一个饥荒的信号。

1958年秋，我们北京39中和低压电器厂实行“厂校合一”，我们初三年级的学生就成了“半工半读”的试验品，穿工作服背书包，到职工食堂吃免费餐，就成了我们既不同于学生也不同于工人的特殊标志。

冬天到了，食堂里来了一批冻土豆，厂里开了大会，号召大家要把吃冻土豆当成一项政治任务。

冻了的土豆，永远不会烂，永远带苦头，不知是谁的发明，切成块炸着吃，当你还沉浸在油炸的芳香中的时候，又苦又硬的冻土豆就已经糊里糊涂地咽到了没有味觉的肚子里了。后来这个经验还得到推广，北京的冻土豆大多是经过油炸以后吃掉的。

回到家以后，就没了冻土豆。因为在单位食堂吃饭时，是革命职工，有帮助国家分忧解难的义务，而回到家中就成了革命群众，所以就受照顾和保护了。

街道也开会告诉居民，因为郊区农民为了大炼钢铁，影响了秋收，把土豆冻在底里了，我们今冬就必须吃冻土豆了。

但是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数量买冻土豆，而老百姓则是自愿买冻土豆，大家都在单位吃过了，谁还再买呀？所以我们晚上回家以后，还是可以吃到新鲜菜的。

那时，学生食堂是不吃冻土豆的，只有我们半工半读的学生因为是在职工食堂吃饭，才吃上了冻土豆。

参加工作以后，听农村的同事说，五八年是丰而不收的一年，年景确实是比一般年好得多，但是劳动力都上山炼钢铁和修水利去了，等这些劳动力回来以后，庄稼已经都烂在地里了。

但是，北京五八年还没有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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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年的暑假，北京街头上出现了一景：一到九、十点钟，小饭馆门口就有中年妇女在排队，等着吃中午饭，三、四点以后又排上了。原来她们都是郊区的农民，出来吃一天再带回去一些，家里一天就能省一斤多粮食。

等到职工下班以后来吃饭了，前面早已排上了长长的大队，好不容易捱到了，已经是有菜无饭了，因为农民很少买菜。

后来经过层层向上反映，从1959年秋，北京的饭馆开始收粮票了，而且是先交钱和粮票，然后才给你上饭，这个办法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

我考上了地处远郊区的一个中专，学校管饭，而且是“大伙”，就是菜定量，一桌一瓢，有脸盆的四分之一，十个人分，主食就随便吃了。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赶上改善生活，吃包子、油饼什么的，一顿吃二斤的都不希奇。

那一年，可以说是最舒服的一年，离家在外没了拘束，又猛吃猛喝，再加上不断的劳动锻炼，身体都得到了有益的发展。

冻土豆和饭馆门口排队吃饭的妇女，根本就没有使北京人产生饥荒将临的预感，不知愁滋味的岂止是少年，我看应该说是城里人吧，他们错过了许多存粮的机会。

说不清道不明的那场大饥荒（3）

2008-08-29 16:51

二、大饥荒突然来了

1960年的11月，一年级新生刚刚吃了两个月的大锅饭，学校就号召大家节约粮食了，热血青年以为这是一场运动、一场考验，大家都按照平时的饭量纷纷报出自愿减定量的斤数，最多的竟减了15斤。最后班主任老师宣布男女生都从原来的36斤减到33斤，个别的大个男生34斤。后来才知道，北京市基本上都是定量压缩3斤。

“节约粮食”、“压缩定量”刚刚完成，天就开始冷了，我们好象从一个世界，突然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商场的货架子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买的东西了，只有颜色非常令人讨厌而又价格不菲的毛凡尔丁的女裤在那里值班；宿舍里的暖气怎么烧也是温都尔汗，据说是煤里矸子太多了；“进口货”都凭票了，水果也只有工艺美术柜台里才有蜡做的苹果、香蕉、大鸭梨。前几天还繁荣得一塌糊涂，今天就突然一片肃杀，清冷的大街上只有冰棍，冬天卖冰棍就是从1960年开始的。

学校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每人每月发一张饭卡，每天9两，早上2两，中午4两，晚上3两，这部分称为“固定粮”。余下的定量就发饭票，称为“机动粮”。这也是为了保证学生能够正常生活的积极措施，无论是你计划不周还是不慎遗失，即使你没有了“机动粮”，每天总还有9两的“固定粮”保证你能吃上饭。

参加工作以后，走的地方多了，接触的人多了，这才知道，在北京，我们这些学生是受照顾的，在全国，北京又是受照顾的。我们的定量，在那个时候，也许是全国最高的了。长沙铁道学院的学生才27斤，我们单位的技术员才24斤，我都饿成那个样，他们就可想而知了。

饿是什么滋味，实在是不好描述，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饥饿能够产生火气。所以刚开始饿的时候，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吵架的特别多。因为我饿得心里烦，看什么都别扭，尤其在我面前吃喝，最容易勾起我肚子的哀鸣，一股子火就窜上来，朝着那个正在吃喝的同学宣泄过去，那个同学也正有气没处撒，于是就由吵到骂再到打。

后来大家都吸收了经验，只要你不打算与大家共同分享，就自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吃去吧，有一个同学说：我现在可知道饥民造反为什么有那么大力气了。就是他的话提醒了大家。

学习的后山上，有许多的黑枣树，我们就到树下拣黑枣，谁知那东西吃多了上面冒酸水，下面大便干燥，不少同学为此坐下了脱肛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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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学校卫生室门前，一到下课的时候，总有一些女生在瑟瑟的寒风中排队，说话嘀嘀咕咕，表情神神秘秘，动作偷偷摸摸，好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男生要到卫生室去，总要受人多势众的女生们的排挤，于是男生们就齐心协力要获取女生的秘密。

后来知道了，是卫生室在向她们发煮猪肝，用天平秤好每人一份，而且要求必须当时吃完，不能带出去。这下子男生不干了，要求学生会主席去找校长讨个说法，问他为什么不能对男女生一视同仁？

校长乐呵呵地告诉面前的这些男同学，因为饥饿的原因，女同学营养不良，已经没有月经了，北京市卫生系统统一向女学生发煮猪肝，又怕她们不舍得吃，所以就规定必须由医生监督她们。等到同学周末回家时，就听朋友说他们学校的女生也在偷偷地吃煮猪肝，于是这个风波就过去了。

就在大家饥饿难耐的时候，发现新上任的食堂管理员长胖了，不由得对食堂的分量提出了新一轮的质疑，就在纷纷攘攘之际，管理员老师住院了，说是得了浮肿病。后来，得浮肿的人多了起来，只要得到医生的确认，就可以从食堂领出一斤黄豆，二斤带鱼来，于是就有了“浮肿豆”、“浮肿鱼”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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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少的情况下，还要吃得饱，于是各家都使出了自己的高招。有的就把晚饭全部改成喝粥，而且里面掺了不少的菜叶；有的在面条煮熟了以后，放在凉水里多泡一会。

报纸上也介绍了不少的方法，我记得最奇妙的是“双蒸法”，好象是把玉米面或大米，先在锅里干蒸一遍，晾凉了以后加水再蒸。

我们家试过几次，蒸出的米饭、窝头确实是显得个大、量多，就是不抗时候，饿得更快。后来报纸又说，它膨胀了体积，可损失了营养，以后就没有人采用了。

没有多久，玉米面就见不到了，窝头变成了深棕色，因为当时塑料工业刚刚发展，塑料凉鞋都是那种深棕色的，所以大家都把这样的窝头叫“塑料”。这种窝头凉的时候很硬又很有弹性，可在热时却很软很粘，于是又改称为“腻子”，一直叫到毕业。后来听说这是燕麦磨的面，因为苏联逼我们还债，拿燕麦换我们的小麦，所以我们吃燕麦，就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具体表现。现在，燕麦是糖尿病人的优秀食品了。

后来又吃“麸子面馒头”，也叫“全麦粉”。那时的标准粉是八五粉，就是100斤麦子出85斤面，“全麦粉”就是把那准备喂鸡的15斤麸子全放进去了，所以蒸出来的馒头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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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郊区悄悄出现了无形的“黑市”，0,11元一斤玉米面卖2.00元，近20倍，而且还要人托人地悄悄买卖，因为被抓到了对三方都没有好处。那时的大学生实习定职以后的工资是55.5元，也就能买28斤玉米面，所以能够经常用“黑市粮”充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一年冬天，北京有两个普遍的现象，一是家家都要买秤，以便按照定量下米面，由于制秤的马口铁不够了，后来的秤盘有用铝饭盒做的，也有用搪瓷盘子做的。二是家家都把大家拆成一个个小家，以便分灶吃饭，即使是不能分灶的也往往是分饭，一人蒸一碗饭，自己吃自己的那一份。

三、1961年，人还有什么不能吃吗？

1961年的春天到了，饥饿了一冬的人们开始还阳了。

柳树发芽了，我们就到街上掐柳树叶，后来就到西郊飞机场去挖野菜，星期天驮一麻袋野菜回来，那是我在家最牛的时候。

北京人不吃海鱼，嫌腥。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开始吃带鱼了。

我的同学是回民，他父亲是贫穷的守财奴，就连老伴花5分钱看场露天电影，他都心疼得骂半天。平时只吃暴腌的蔬菜，连炒菜都不舍得吃，在那个年头他竟开始吃肉了。

内蒙古大草原打来的黄羊，很重的腥膻味，可是也都慢慢地吃下去了。

受饿的驱使，人已经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了。只不过有人乱吃得食物中毒了，后来才收敛了些。

四、1962年，萝卜白菜渡我出苦海

1962年冬天，北京的萝卜大白菜丰收了，丰收得没有地方放了，于是就储菜于民。政府规定，把派购的定量买完以后，再每买100斤，就奖励粮票、油票、肉票，于是家家开始吃起了大菜团子，我们家嫌包得费事，就熬菜，每人没顿两大碗萝卜，再吃一二两饭就够了。这下子大家都吃饱了，饥荒就算是过去了。

女人可能是天生的反映迟钝，这时他们的饿劲才上来，才知道两年前的男生是什么滋味。幸亏萝卜白菜丰收得及时，如果是男女同时挨额，不知会惹出什么大乱子来。

说不清道不明的那场大饥荒（4）

2008-08-29 16:55

五、我对那场大饥荒的理解

1．为什么饿？

人吃的是食物的总和，而不单单是粮食。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肚子里没有油水垫底，完全靠价格最便宜的粮食充饥，遇到改善生活的时候，男生一个人至少都吃8两，最多的可以吃2斤，所以当副食和零食没有而只靠粮食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一天吃2斤是非常正常的，我工作后实习劳动时，干的就是现在民工的活，定量是54斤呢。

从1956年搞统购统销以后，就有了粮食定量，但是那时买糕点和熟食都不用粮票，而且你还可以到居委会再要粮票，朋友也可以支援你些；而到了1960年的时候，买豆腐、红薯都要粮票了，而且定量的蔬菜也比平时的少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饥饿、萧条的氛围，大家都在喊饿，你自然就觉得哦了。

我现在得了糖尿病，每天只能吃6两，一开始也有回到饥荒年的感觉，但是我还可以吃牛肉，吃小米面、荞麦面和燕麦，可以吃大量的蔬菜，习惯了多吃副食少吃主食以后，就没有饥饿感了。

2．饿死人了吗？

说实话，我没有看到饿死的人，而且听说撑死人的事。

1960年冬天，据说是为了货币回笼，商店出现了5元一斤的高级点心、高级糖。听说王府井的百货大楼早上一开门，售货员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中年人，他说是昨天晚上藏起来的，只吃了三斤点心，到了办公室一喝水，就撑死了。

但是，我从来不否认外地，尤其是四川有饿死人的事，因为我们学校在报告会上校长就说，我们要感谢李井泉，他克服困难给北京调来了粮食，帮助我们渡饥荒。

后来工作到了四川，听同事说他们那里饿死了许多人。又听朋友说李井泉在文革的时候，全家都让造反派斗死了，活该！

他为了讨好中央，把那么多的粮食都送北京了，四川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报应！我虽然没有见过饿死人的事，但是我必须承认四川饿死了不少的人，不承认就是丧良心。

3．为什么稳定？

那场大饥荒的社会稳定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有个四原因：

一是饥饿是普遍的现象，闹也闹不出结果来；

二是干部和群众一样饿，大家都在饿，你找谁闹去；

三是那时只有两种人享受了特殊的照顾，一个是老红军，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而且待遇又不是太高，就是一个月多一斤油、二斤鸡蛋而已，大家只有羡慕没有反对的；

四是大家都能按时得到自己的那一份，所以都心安理得地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学校的校长是红军，但是他的定量只有30斤，和老师一样，比我们还少3斤。在工厂，工人的定量比干部多十几斤。

朋友，关于那场大饥荒，我就说这些吧，这是一个北京青年学生的真实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