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钧，1951年4月生于原常德县沧山乡湖坪村。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69年11月入伍，历任北京卫戍区某部战士、文书、班长、代理排长，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保卫部正连职干事、副营职、正营职、副团职、正团职、副师职干事。1995年5月任军事科学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任中共军事科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现任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正师职），大校军衔。入伍以来，20多次受嘉奖，荣立三等功3次。
“公车只是办公的”
1971年9月底，我从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一团到王树声大将身边当警卫员，五、六天后的一个上午，首长的司机罗正祥交给我一张他填写的行车单，要我把它交给军事科学院汽车队领导。我打开这张行车单，上面是罗正祥写的当月首长用车的部分行车记录，记载的是：“某日首长到北京饭店理发，行车10公里”，“某日送湖北省麻城县某客人到北京站，行车20公里”，“上述共计私事用车××公里”。我不解地问老罗，首长的车不是公家配用的吗？怎么还有私事用车？老罗说：“这是首长规定的，公车只是办公的，除了办公事，其他一切与办公无关的用车都算私事用车，都必须报汽车队后由财务从首长工资中扣”。罗正祥还说，他刚来时也没有把首长用车分公事私事，但有一个月首长坐车到北京饭店理了2次发，发工资时首长没有见到当月私车扣款单，便发火：“为什么没有扣款，理发就是私事，凡是私事用车都必须交车费……”后来我目睹，王大将的专车是从来不给家里人用的。他夫人杨炬外出，都是乘公共汽车。
最终没有新建住房
王树声大将1955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他的住房就在总军械部机关西南角。当时，他住的这所平房除会客室和他们夫妇的卧室外，就3小间供子女们住，而这3间房每间都不到10平方米。总军械部撤销后，这个大院成了另一个单位的办公场所。1972年，总后勤部批准为首长另建新房。对给首长建房，总后营房部的同志们是相当重视和尽职尽责的，他们先后选了3处房址供首长挑选。第一次选在北京海淀区玉渊潭附近，在总后营房部和北京市规划局领导的培同下，首长去看这处房址，这地方北靠八一湖，近临引水河，还有一个小池塘，周围绿柳环抱，环境非常优美，实在是一处好地方。
因选址上住有几户玉渊潭乡的农户，首长问规划局的同志怎么办，规划局的同志说，只要首长选中了这块地，就动员那几家住户搬迁。顿时，首长的脸沉了下来，说：“人家在这住得好好的，我的住房又不是国家重点工程，把人家动员走，我来住，这哪是我们共产党员干的事呀，要不得，要不得，再找吧……”一席话，这个地点被否定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同志又陪首长去看地址，看的地方是北京故宫筒子河西边的一处古老宅院。这个宅院是明清时古建筑，虽目前无人居住，但地点好。首长问这么个二进四合院，怎么没有人住呢？陪同的同志告诉他，这是西藏某上层人物原来住的，“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地方，把老房拆改就行了。首长一听，脸又沉下来了：“不行不行，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这一席话，又没选成。
又过了一段时间，再去看一处地址，这地方在北京饭店西边，也是一个四合院，首长一打听，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文革”中荒芜了，首长把脸又一沉，说：“这地方也不行，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王树声怎么能占人家的房，他们迟早是要回来办公的……”这一席话，又吹了。因多次选址，都不合适，直到首长去世，他的新住房也没有盖起来。
“公家的东西不能拿”
1972年底，首长的长子王鲁光要结婚了。鲁光出生在战争年代，身材魁伟，一表人才，又是清华大学光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在某兵工厂专攻某新型武器的光电部件，大将对他极为疼爱。鲁光的婚期还有10来天，首长并未为爱子的新房置办什么，只是跟他说：过去在延安我和你妈结婚时连一件新衣都没有，我们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鲁光也不要求什么，他把放在室外多年的一个石头茶几搬到他的小屋里，找来一块桌布蒙上，再找来2把旧椅子放在两边，我一看，农村老百姓结婚也不至于这样寒碜啊，我就说：“鲁光，明天我帮你搬一套新的来”。原来，首长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有一间临时休息的屋子，那里有一对金丝绒的小沙发椅和一个漂亮的小圆桌，鲁光对我笑了笑，没说什么。第二天，我陪首长到军事科学院开会时，就把这三样东西搬出来，放到了他的大红旗轿车的后备箱里，我还使了一个小心眼，特意让司机把装着这些东西的车开到了军科院西门外，再跟首长撒谎，说老罗（司机）修车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们先往外走，去外边上车。首长也没说什么，跟着我去了西门，一看车停在那里，车上有家俱，他一看就是他那一间屋子里的东西，他对我吼道：“小杨，你要干什么？”我说借给鲁光用用再还回来，听我一说，首长脸都红到脖子了：“你给我送回去，公家的东西不能动，不能拿……”毫无办法，我只好乖乖地把原物送回。
无言的抗争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一“四人帮”的概念，首长在世时是否知道，我们不得而知，但从首长平时的言谈举止中，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感到他是极其厌恶这几个人的。1973年，首长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坐车回家的路上，他跟我们谈到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的时候，说：“唉，上海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批文件批10个字，就有二、三个错别字，他当副主席，唉……”
1972年的一天，首长去北京郊区某地看军事演习，在一条不太宽的沙石道路行车时，后面追来一辆大红旗轿车，鸣喇叭催首长的车让路，我往车后一看是张春桥的车，首长问：“谁的车呀！”我说是张春桥的车，首长说：“我们不理他，照常开”，首长从车上望望在后面尘土中跟进的张春桥，乐了，说：“让他吃点土……”到达后，首长一下车，用轻蔑的眼光扫了一下也在下车的张春桥，高兴地和在门口的叶帅等人握手，好像让张春桥“吃了土”，干了一件很出气、很开心的事一般。也是1972年的一天晚上，首长到北京饭店7楼宴会厅出席某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结束后，他和李先念、姚文元等一同坐电梯下楼，出电梯口后，姚文元伸出手要和首长握手，首长把手伸向姚文元后又抽回了。在姚文元尴尬的注视中，首长则热情地同李先念握了手。在回家的车上，我说，首长，姚文元会恨你的。首长说：“管他呢！王八蛋……”
“周总理太累了”
首长住院期间，叶帅、徐帅、聂帅、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等中央、军委领导经常去看他，刚“解放”出来的邓小平、谭震林等也多次去他的病房。首长病房隔壁就常住着刘伯承元帅，另一间房朱德元帅也常去住，他们之间经常互相走动。有一天，周总理去看望刘帅，在走廊里周总理跟他的随员说，一会儿，我再过来看王部长（平时大家都这样称呼王树声，因为他是国防部副部长，以前当过总军械部部长）。我把周总理说的这话告诉了首长，首长马上跟我说：“我躲到会议室去，你在这里等周总理，他来以后你告诉他就说我去做治疗了”。我问：“为什么这样呢？”首长说：“周总理太累了，太忙了，不要为我耽误他的时间，让他多一点休息的时间吧！要是没有周总理，国家不知会成什么样子……”说完，他让我看看走廊有没有人，我说没有，他便躲进了医院的会议室。过了一会儿，周总理自己推门进了王大将的病房，问我：“小鬼，王部长呢？”我说：“做治疗去了。”周总理说：“嗯，他最近怎么样，告诉他，我来看他了……”1974年1月2日，周总理又专程到医院看望了老首长。1月7日9时58分，王树声大将就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