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在长征中 (图)

董必武在长征中
孟 红（山西）
2006年10月30日09:16

一

　　在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董必武这位年已半百的共产党元老，用汗水、意志和勇气，横渡了24条大江大河，翻越了大大小小约千座山峰，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了陕甘根据地。尤其令人叹服也令董必武格外自豪的是，他率领的30名革命女战士都历经千难万险，安然完成了长征，后来均成长为妇女界的领袖人物或党的高级干部。

　　1934年9月底10月初，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已52岁的董必武考虑自己的去留与红军主力向何处转移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党团书记约他谈话，通知他两件事情：一是组织上决定他随军长征，让他担任后勤部卫生队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二是决定与他结婚不久的妻子陈碧英留在根据地打游击，理由是她的年龄“大”，身体不好。对于组织上的决定，党性极强的老党员董必武二话不说，表示完全服从。

　　10月10日，红军即将踏上长征路，被留在苏区打游击的陈碧英，只能洒泪送别丈夫。想到这一去路上吉凶难测，今后也不知夫妻能否再聚，夫妻俩都十分心酸，依依难舍。陈碧英惦记董必武年纪已大，担心他行路困难，她痴情地跟着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含着眼泪陪董必武走了三天三夜。

　　后来，董必武再三劝阻她不必送了，说走远了不好往回走，陈碧英这才哽咽着止住了脚步。离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带上的手电筒递给董必武，深情地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要多留心啊！”

　　分手后，夫妻之间从此失去音讯。到达陕北后很久，董必武才得知，陈碧英到闽粤边界石坪的兴梅地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壮烈牺牲。董必武为失去爱妻伤心怀念，痛惜不已。

　　而陈碧英赠送给董必武的手电筒，一直陪伴着董必武走完了长征。作为一件珍品，董必武一直将它保存在随身的箱子里边。不料1947年3月准备从延安撤退清理物品时，手电筒却被不知情的人给丢掉了，董必武对此一直遗憾不已。

二

　　红军北上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共有100余人。这支特别的队伍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许多是年老体弱、生病负伤者，其中有30多人是女性。当时董必武也被编列在内，并任这支特殊连的党总支书记。

　　为了带好这支特殊连队，董必武在出发前认真招呼着每一个队员，仔细核对人数，检查每个人的行装，做好远征的充分准备。从瑞金出发不久，蔡畅、贺子珍等人向周恩来提出，女人有女人的特点，不便与“休养队”混杂。另外，女战士多系青年，应该与男战士一视同仁，最好单独编队。于是，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决定创编一支妇女队。

　　在考虑队长人选时，周恩来先是提名干休连的指导员李坚贞。但是，干休连连长侯政有异议，因为李坚贞本身工作就十分繁重，而且一时难以物色其他人顶替。后来，周恩来又与任弼时、杨尚昆等人商议，杨尚昆提出，妇女队队长不一定要女性担任。董必武德高望重，又曾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在女同志心目中威信颇高，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周恩来征求董必武的看法时，董必武回答说：“男人负责女人的工作，想必要碰上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长征是特殊的战斗，在这特殊的战线中，我绝对听从党的安排。”从此，董必武便成了妇女队的“胡子队长”。

　　妇女队一路要运载60副担架，每人肩扛两副。而且，为了躲避敌机袭击，全是夜行军，不准点火把。董必武便把妇女队按体力大小分成了两组，弱组一人扛一副，强组两人抬五副。虽然，当时的担架不太重，只用两根木棍，中间用布条网成，但是每逢天雨路滑，肩上扛着担架还是寸步难行。于是，在途中，董必武从队前跑到队后，鼓励着队员们，有时也替她们换换肩，有时滑倒摔在泥坑里，满身皆是泥浆，还不忘逗几句“泥人董”的笑话，惹得大家兴奋不已。董必武为激励队员，还编唱了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

　　妇女队的队员，也个个将董必武当作“慈父”一样看待。她们还编了几句顺口溜：有了必武，我妮必胜。夜行八百，有盏明灯。日思万里，笑望前程。

　　1936年初，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平时滴酒不沾的董必武，却特地邀请妇女队的队员喝酒庆贺。他赞许这些“长征中的女英雄”，并即兴作诗曰：


　　四渡赤水若等闲，

　　大渡天险亦心坦。

　　夹金山上积雪奇，

　　茫茫草原何足难。

　　红军女英爽夙志，

　　风卷神州红烂漫。

　　古来旧观须推翻，

　　巾帼敢顶半片天。
　　
三

　　长征中，身为妇女队长的董必武碰到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照顾好保护好30位女红军。这些女红军大都比较弱小，有的女同志还遇到怀孕、生孩子这样令人棘手的困难，董必武将这一特殊问题处理得既周到又圆满。

　　为了使怀孕的女红军顺利地生下孩子，在物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把迎接小生命、保护好产妇的一切细节，都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他让连队医生准备好纱布、药品和包裹新生儿的棉布。孕妇生产遇到紧急情况时，他总是让别人先走，自己和医生最后走，一直等到婴儿平安降生后，才护理着产妇一起追赶队伍。

　　一天，在贵州苗族地区，董必武所属连队跟随中央纵队一清早就动身行军。走到8点多钟时，遭遇敌机空袭。可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突然临产。

　　董必武、侯政与随队医生急忙让两名民工把陈慧清抬到路旁的一间破房子里，医生负责接生。董必武与侯政在房外等候。这时，敌机在上空盘旋，地面又有敌人追来，双方交火的枪声已听得一清二楚。陈慧清又逢难产，疼痛难忍，不住地翻滚，急得医生和在外面等候的董必武、侯政都直冒大汗。

　　情况十分危急。别人为董必武的安全担忧，都劝他快走。但是，董必武纹丝不动，冷静地说：“别急，别急，想想看，还应当准备点什么东西，万一一时生不下来怎么办。”

　　这时，打后阵的红五军团领导人赶上来说：“你们不要着急，放心吧，让陈慧清同志慢慢生，由我们把敌人顶住！”这样，一直等了约两个小时，才听到婴儿呱呱落地的哭声。

　　董必武等人悬着的心才算落实了。他让民工抬着陈慧清先赶路，然后自己与侯政按当时的规定把孩子用棉花、白布包裹好，写好字条，留下几块大洋，连同新生儿留在那间破房子里，待一切处置妥当，才匆忙追赶大部队去。

　　1936年，康克清在北上途中曾经提过这件事。她说：“一方面军邓发的老婆陈慧清，去年在长征路上生孩子，当时后有敌兵追击，情况很紧，董必武守在屋子外面，急得火燎油煎一般。无奈之下，董老才派人去告诉五军团长董振堂：有个产妇正在生孩子，请后卫部队务必顶住敌人！董振堂说：“让产妇慢慢生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因为陈慧清生孩子，红五军团阻击尾追之敌，听说还伤亡了几个战士……”

　　后来，部队到了瓦窑堡休整时，大家见到董必武面黄肌瘦，疲惫不堪，都不忍心，感叹不已。董必武却哈哈大笑地说：“老蒋想逼死我们，可他做梦也想不到，我董胡子还要感激他这一招呢，要不，我哪有这么多可爱可亲的女儿，还添了孙子当上爷爷呢。”毛泽东知悉董必武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觉得有疚于这位年事较高的老战友，决定不再让他担任妇女队长，将其调至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兼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毛泽东还将一双未舍得穿的胶鞋，送给董必武，略表由衷的敬意。

四

　　作为长征中特殊连队党总支书记的董必武，因其德高望重，特别是他尽心尽责的认真劲儿，被大家公认为是连队的“保护神”，被大家称赞是个“三不停”的人。

　　一是脑子不停。董必武深深知道，这支连队虽然不善于打仗，但每个人对革命都有特殊的价值。为了把这支队伍带好，每次出发前，他总是先周密地预测前进路上可能发生的问题，设想好应付困难的方案。

　　行军到宿营地后，董必武躺在床上，脑子一刻也不闲着，像过电影一样，过滤一下全连每个战士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再准备好次日早晨出发时嘱咐战士行军应注意的事项。

　　二是手脚不停。每到驻地，董必武把背包一撂，总是要到战士的各驻宿地查看一遍，看人齐了没有，住房安排得是否合适安全，伤病员有没有服药用的开水，战士有没有办法用热水烫烫脚等等。

　　出发前，董必武比别人起得都早，看看炊事员是否已经在做饭。临出发，他每次都要带上指导员李坚贞、连长侯政一个驻地一个驻地检查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如果发现损坏了群众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老百姓不在家时，他还要亲笔写个字条留下，告诉房东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损坏了东西要照价赔偿，并致歉意。

　　路上请民工抬担架是一件难事。民工各家都有老小，不愿随红军走得太远，这属于人之常情。为了解决民工问题，董必武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规定请民工一般不得超过两天，到期后，除发给民工工钱之外，董必武还为每个民工写下一个证明，免得后续部队重复雇请他们。行军时，董必武的行囊中总是带着纸、笔、墨，遇到好一点的墙壁，就写上革命标语。以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随时随地宣传和教育当地群众。

　　三是嘴不停。每到驻地，董必武常常寻找机会向人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党的政策。

　　行军休息时，他还常常向聚集在他身边的战士讲革命传统，讲古今故事；有时还和徐特立、谢觉哉一起吟诗作赋，用这些方式教育、激励战士，鼓舞战士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种种困难。他经常告诉战士要有“三顶”精神，即顶得住困难，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

　　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央红军总部为董必武等被称作“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的老同志每人配备了一匹马。为此，周恩来还给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下了一道保护好董必武等革命老人的特别“命令”，并声称：“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

　　可是，董必武却很少骑马，总是拖着那根棍子自己步行。那匹马不是用来驮书，就是用来驮粮食，要不就是让伤病员骑着，而自己拉着缰绳在前面引路。

　　何长工见董必武不骑马，几次上前劝说，但董必武依然坚持步行。无奈之下，何长工便故意板起脸来，对董必武“训斥”说：“你再不骑马，我就把你的鞋子脱掉。周副主席把你们交给我了，你就要绝对听我的指挥，不然我的脖子都发痒了。”

　　董必武瞧了瞧满脸焦急、严肃而无奈的何长工，禁不住笑了，风趣地说：“那就让它痒吧，小老九！”红九军团因排在中央红军各军团的最后，因此大家都称性情活泼的何长工为“小老九”。

　　何长工听后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那可不行，痒长了就会掉的，我还要保住它迎接新中国呢！”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又渡过金沙江，然后继续北上，将要强渡大渡河。一天，董必武随部队急行军。他让患重病的饲养员骑上他的马，自己却提着一根木棍拨着蒿草前进。此时，大渡河对岸追赶红军的国民党杨森部队，一心梦想让红军上演一次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悲剧，下令部队拼命追堵红军；而董必武所属连队走的路恰在半山腰上，小路十分崎岖狭窄，下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滑倒掉下去被恶浪卷走的危险。

　　行军要求很急，董必武牵着马想快点赶路。当走到一处悬崖前时，那匹马大概是因为看到大渡河的激流而生恐惧，不敢往前行走。董必武焦急地猛劲往前一拉，马被拉得突然往前一跑，董必武的手拉空，一下子滑倒在地，他和马都滚了下去。幸好，河岸的斜坡上长着许多小树，阻挡了董必武和他的坐骑下滑。后来，大家一起好不容易才把董必武和马拉上来。

　　接下来就是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上山前，董必武对过山可能遇到的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并做好思想动员和能做到的物质准备。在行前动员中，董必武告诉全连指战员，山上没有路，全是石头，只能一步步向上爬；而且气温很低，还可能遇到突然的暴风雪；愈往上爬空气愈稀薄，在山上千万不能停留，更不能坐下来休息，人只要一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他嘱咐大家要尽可能多穿衣服，还要带点辣椒汤到山上喝，以御寒。

　　翌日爬夹金山时，董必武与徐特立、谢觉哉每人拄着一根木棍，一步步向上爬行，实在没有力气了，就拉着马尾巴往上爬，终于到了山顶。
　　
五

　　董必武有一个异姓儿子叫曾凯旋，是他在长征途中认下的。曾凯旋，江西吉安县官田乡人。1928年，曾山发动吉安县有名的官田“四九暴动”时，16岁的曾凯旋便参加了暴动队伍，先后在吉安西区游击队、吉安县红色独立营当战士、班长，以后又调湘赣省苏维埃保卫局工作。1933年冬，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调派他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时，曾凯旋随董必武任副校长的中央党校编入红军队伍，参加长征。

　　当红军过草地时，董必武原来那只溃烂的脚再度发炎，连骑马都很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污泥草地上拖。曾凯旋早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对董必武说：“校长，让我背你走吧！”董必武深知草地行军困难，为难地说：“你能背得动？”“能！”曾凯旋大声应了一声，蹲下身子让董必武上来。董必武看着曾凯旋高大结实的身子，便点了点头。曾凯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随着红军队伍行进。背了一天，又背了一天，当背到第28天时，终于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但董必武的那只烂脚，由于途中没得到治疗，溃烂越来越严重，疼痛难忍，一天下午，竟痛得昏了过去。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毫无办法，医师叹着气说：“要是有吸筒吸去脓血，再敷上消炎药就不至于如此了。可现在，什么都没有！”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曾凯旋忽然发现附近有一种叫“钻地蜈蚣”的草药，他急忙拔了几株，告诉大家，这种草能消炎止痛，治疮毒有疗效。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把董必武的烂脚抱在自己的胸前，俯下身子用嘴吸出烂脚上的脓血，一口一口，直到吸干净为止，然后敷上“钻地蜈蚣”。大家看着曾凯旋舍己救人的壮举，热泪盈眶，非常感动。当董必武苏醒过来时，发现医师、护士一个个泪眼汪汪，不知为何。一听大家对他说的情况之后，董必武万分感动。他把曾凯旋拉到自己身旁，心疼地说：“凯旋，你不该这样蛮干，会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几十天，吃尽了苦头，如今又这样待我，我怎么感谢你啊！”

　　曾凯旋说：“校长，这是我该做的事……我父亲早逝，看到你就像看到父亲一样。”

　　董必武感动地握着曾凯旋的手说：“凯旋，你就是我的儿子。”

　　曾凯旋马上双膝一跪，拜在董必武膝下，要向他磕头，董必武忙扶起他：“起来！起来！从今以后，我们父子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 就这样，董必武高兴地认曾凯旋做了干儿子。

　　过草地不久，曾凯旋突然病倒，奄奄一息。董必武心急如焚，心疼不已，但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而且身为特殊连队党总支书记、妇女队队长的他必须顾全大局地马上带队继续前进。于是，只好留下80块银元，挥泪把曾凯旋寄放在一个贫民家里，委托那位好心人为他料理后事。也幸老天有眼，部队走后，曾凯旋却奇迹般地渐渐康复了。病愈后，他便去追赶部队，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住，押回原籍。

　　新中国成立后，曾凯旋从报纸上看到董必武的消息，他非常高兴，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寄给董必武。

　　董必武一直以为长征途中那场大病夺去了曾凯旋的生命，心里总结着个疙瘩。如今突然接到他的来信，欣喜万分，立即亲笔写了回信，要他来北京一叙“父子”之情。不料，曾凯旋却因病始终未能成行。在国家经济困难那几年，每年春节前夕，董必武都要给他寄去五六百元钱过年。平时，只要曾凯旋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董必武便寄钱给他治病。1962年，董必武上井冈山路过吉安，打电话到曾凯旋的家乡官田公社约他到吉安市会晤，不巧曾凯旋又病重卧床，未能相见。董必武下山后，驱车去曾凯旋家探望，谁料离官田几十里就不能通车了。年老体弱的董必武欲徒步行走，后在随从人员的执意劝阻下，只得怏怏离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就更思念起自己的亲人了。周恩来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着说：“这次我可能要离开你们了！但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恩来问：“谁啊？”董必武说：“曾……凯……旋！”

　　提起曾凯旋，周恩来自然知道他在长征中与董必武的“父子”关系，便安慰董必武说：“一定想办法尽快通知曾凯旋来京。”周恩来当即用自己的名义，给曾凯旋发了加急电报。3月27日这天，曾凯旋还病在床上。官田公社党委书记匆匆赶到阳陂头他家说：“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总理邀你去北京一见。”

　　曾凯旋一听，挣扎着坐起来，披了件衣服，踉踉跄跄就要去北京，刚一迈步便跌倒在地，昏了过去。当家人把他抬到病床上后，他喃喃诉说：“爸爸，你为孩儿操了许多心，我没有报答你的恩情……”

　　4月1日下午，董必武知道自己行将辞世，便留下遗嘱：“我死后，必须电告曾凯旋，他是我的儿子！” 翌日，董必武与世长辞。4月4日上午，曾凯旋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电话讣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着：“爸爸……”便昏厥过去。不久，他也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