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临终: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恩来问:谁啊?

董必武临终: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恩来问:谁啊?

董必武和他长征路上的儿子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青年时他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日本就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

后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就关注党和国家的法制建设。

在长征前，他就任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为我国的立法事业奠定了基石。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还当选过最高法院院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律事务上，曾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后来还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任国家副主席、代主席，一直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我这里要讲述的，则是董必武同志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长征途中，他曾认下了一个干儿子，解放后，这个干儿子给他写过信，有了联系，董必武曾长年接济他的生活。

但直到董必武主席临终时，他也不曾与这个儿子见面。

这个儿子叫曾凯旋，江西吉安县官田乡人，1928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吉安西区游击队、吉安县红色独立营当战士、班长，以后又调到湘赣省苏维埃保卫局工作。

1933年冬，湘赣省苏维埃调派他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曾凯旋随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编入红军队伍，参加长征。

董必武参加长征时，已经有50岁高龄，他的一只脚长期溃烂，一直没有完全治好。

当红军过草地时，董必武原来那只溃烂的脚再度发炎，连骑马都很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草地上拖。

曾凯旋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对董必武说：“校长，让我背你走吧！”董必武深知草地行军困难，为难地说：“你能背得动？”“能！”曾凯旋大声应了一声，蹲下身子让董必武上来。董必武就趴在了曾凯旋结实的背上。曾凯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随着红军队伍行进。

背了一天又一天，一直背到第28天，终于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

但董必武的那只烂脚，由于途中没得到治疗，溃烂得越来越厉害，疼痛难忍，一天下午竟疼得他昏了过去。

大家焦急万分，医师叹息道：“要是有吸筒吸去脓血，再敷上消炎药就不至于这样了。可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正当大家无可奈何的时候，曾凯旋偶然听说附近有一种叫“钻地蜈蚣”的草药，他忙去拔了几株，告诉大家，这种草能消炎止痛，治疮毒有疗效。

可是，董必武的脚已经溃烂化脓，不把脓排干净，草药也没法敷上去。

曾凯旋想了想，把董必武的烂脚抱在自己的胸前，俯下身子用嘴去吸出烂脚的脓血。

一口一口，把烂脚上的脓血吸干净了，然后敷上“钻地蜈蚣”。大家看着曾凯旋舍己救人的壮举，热泪盈眶，非常感动。

当董必武苏醒过来，发现医师、护士一个个泪眼汪汪，不知为何。听了大家的述说后，董必武感动不已。

他一把把曾凯旋拉到自己怀里，心疼地说：“凯旋，你不该这样蛮干，会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几十天，吃尽了苦头，如今又这样待我，我怎么感谢你啊！”

曾凯旋说：“校长，这是我该做的事……我父亲早逝，看到您就像看到父亲一样。”

董必武握着曾凯旋的手说：“凯旋，你就是我的儿子！”

曾凯旋双膝一跪，拜在董必武膝下，要向他磕头，董必武忙扶起他：“起来，起来！从今以后，我们父子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

就这样，董必武认曾凯旋做了干儿子。

过草地不久，曾凯旋突然病倒，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医生们都认为没有治好的可能，他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董必武开始还找人用担架抬着他，后来实在是绝望了，流着眼泪把他寄放在一个贫农家里，无可奈何地留下八十块银元，委托那位好心的农民帮他料理曾凯旋的后事。

部队走后，曾凯旋奇迹般地渐渐康复了。病愈后他便去追赶部队，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住，严刑拷打之下，曾凯旋咬紧牙关，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和红军的任何秘密。无奈之中，国民党军队只好把他押回原籍。

回到原籍后，曾凯旋多次想和党组织联系，但没有任何线索。时间一长，更是联系不上了。这样一来，他与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又重新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曾凯旋从报纸上看到了董必武的消息，高兴极了，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寄给董必武。

董必武原以为长征途中那场大病夺去了曾凯旋的生命，心里总是结着个疙瘩。如今突然接到他的来信，喜出望外，立即亲笔写了回信，要他来北京一叙“父子”之情。

曾凯旋曾当过红军的消息，这时也在吉安当地传开了。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当过红军的历史，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成了所谓的“历史问题”。在后来的一次次“运动”中，总有人想要他交代许许多多的问题……

这让曾凯旋有了疑虑：他如果去见董必武，会不会给他添麻烦？自己现在的身份，合适去吗？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曾凯旋又病倒了，他以生病为理由，始终没有成行。

而在后来的历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险恶环境中，曾凯旋更是小心翼翼，生怕因为自己给董必武惹来什么麻烦。他曾救过董必武的命，但他从没想过图什么回报，而是时时处处仍替董必武着想。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的品格风范，真是值得人们崇敬。

和曾凯旋同样遭遇的其实还有一批人，都是在长征途中因为种种原因脱离红军回到家乡的。在解放后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们中的少数还存活于世的人，革命功绩终于得到了承认，也享受到了每月几百块钱的待遇，但曾凯旋并没有等到这一天。

尽管没有谋面，但董必武一直没有忘记他。国家经济困难的那几年，每年春节前夕，董必武都要给他寄去五六百元钱过年。平时只要曾凯旋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董必武便要寄钱给他治病。

1962年，董必武上井冈山路过吉安，打电话到曾凯旋的家乡官田公社约他到吉安市会晤。曾凯旋又说，他病重卧床，无法相见。

董必武不死心，你不来，干脆我去。从井冈山下来后，他驱车去曾凯旋家探望，谁料离官田几十里就不能通车了。他想徒步走到那里去，随从人员急忙劝阻他，几十里的山路，他76岁的高龄，怎么能走着去？如果当时董必武向当地政府要个吉普车，也许就能去，但董必武一生都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怎么能为自己的私事去麻烦地方政府呢？他只得怏怏离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更加思念自己的亲人。周总理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着说：“这次我可能要离开你们了！但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总理问：“谁啊？”董必武说：“曾——凯——旋！”

提起曾凯旋，周总理自然知道他在长征中与董必武的“父子”关系，便安慰他说：“一定想办法尽快通知曾凯旋来京。”周恩来总理当即用自己的名义，给曾凯旋发了加急电报。

3月27日这天，曾凯旋重病在床。官田公社党委书记匆匆赶到阳陂头他家说：“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总理邀你去北京一见。”

曾凯旋一听，挣扎着坐起来，披了件衣服，踉踉跄跄就要去北京，刚一迈步便跌倒在地昏了过去。当家人把他抬到病床上，他喃喃诉说：“爸爸，你为孩儿操了许多心，我没有报答你的恩情……”

4月1日下午，董必武知道自己不行了，便留下遗嘱：“我死后，必须电告曾凯旋，他是我的儿子！”

第二天，董必武与世长辞。4月4日上午，曾凯旋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电话讣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着：“爸爸……”便昏厥过去。不久，他也与世长辞了。曾凯旋走了，也许是去追赶父亲董必武，告知人生旅途的艰辛，叙说父子之情……在九泉之下，他们终于见面了。

一个国家代主席，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段纯洁而又深厚的感情。

作者：本刊记者 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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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在长征中

　　董必武有一个异姓儿子叫曾凯旋，是他在长征途中认下的。

　　曾凯旋，江西吉安县官田乡人。1928年，曾山发动吉安县有名的官田“四九暴动”时，16岁的曾凯旋便参加了暴动队伍，先后在吉安西区游击队、吉安县红色独立营当战士、班长，以后又调湘赣省苏维埃保卫局工作。1933年冬，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调派他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时，曾凯旋随董必武任副校长的中央党校编入红军队伍，参加长征。

　　当红军过草地时，董必武原来那只溃烂的脚再度发炎，连骑马都很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污泥草地上拖。曾凯旋早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对董必武说：“校长，让我背你走吧！”董必武深知草地行军困难，为难地说：“你能背得动？”

　　“能！”曾凯旋大声应了一声，蹲下身子让董必武上来。

　　董必武看着曾凯旋高大结实的身子，便点了点头。

　　曾凯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随着红军队伍行进。背了一天，又背了一天，当背到第28天时，终于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

　　但董必武的那只烂脚，由于途中没得到治疗，溃烂越来越严重，疼痛难忍，一天下午，竟痛得昏了过去。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毫无办法，医师叹着气说：“要是有吸筒吸去脓血，再敷上消炎药就不至于如此了。可现在，什么都没有！”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曾凯旋忽然发现附近有一种叫“钻地蜈蚣”的草药，他急忙拔了几株，告诉大家，这种草能消炎止痛，治疮毒有疗效。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把董必武的烂脚抱在自己的胸前，俯下身子用嘴吸出烂脚上的脓血，一口一口，直到吸干净为止，然后敷上“钻地蜈蚣”。

　　大家看着曾凯旋舍己救人的壮举，热泪盈眶，非常感动。

　　当董必武苏醒过来时，发现医师、护士一个个泪眼汪汪，不知为何。

　　一听大家对他说的情况之后，董必武万分感动。他把曾凯旋拉到自己身旁，心疼地说：“凯旋，你不该这样蛮干，会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几十天，吃尽了苦头，如今又这样待我，我怎么感谢你啊！”

　　曾凯旋说：“校长，这是我该做的事……我父亲早逝，看到你就像看到父亲一样。”

　　董必武感动地握着曾凯旋的手说：“凯旋，你就是我的儿子。”

　　曾凯旋马上双膝一跪，拜在董必武膝下，要向他磕头，董必武忙扶起他：“起来！起来！从今以后，我们父子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 就这样，董必武高兴地认曾凯旋做了干儿子。

　　过草地不久，曾凯旋突然病倒，奄奄一息。

　　董必武心急如焚，心疼不已，但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而且身为特殊连队党总支书记、妇女队队长的他必须顾全大局地马上带队继续前进。于是，只好留下80块银元，挥泪把曾凯旋寄放在一个贫民家里，委托那位好心人为他料理后事。

　　也幸老天有眼，部队走后，曾凯旋却奇迹般地渐渐康复了。病愈后，他便去追赶部队，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住，押回原籍。

　　新中国成立后，曾凯旋从报纸上看到董必武的消息，他非常高兴，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寄给董必武。

　　董必武一直以为长征途中那场大病夺去了曾凯旋的生命，心里总结着个疙瘩。如今突然接到他的来信，欣喜万分，立即亲笔写了回信，要他来北京一叙“父子”之情。

　　不料，曾凯旋却因病始终未能成行。在国家经济困难那几年，每年春节前夕，董必武都要给他寄去五六百元钱过年。

　　平时，只要曾凯旋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董必武便寄钱给他治病。

　　1962年，董必武上井冈山路过吉安，打电话到曾凯旋的家乡官田公社约他到吉安市会晤，不巧曾凯旋又病重卧床，未能相见。董必武下山后，驱车去曾凯旋家探望，谁料离官田几十里就不能通车了。年老体弱的董必武欲徒步行走，后在随从人员的执意劝阻下，只得怏怏离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就更思念起自己的亲人了。周恩来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着说：“这次我可能要离开你们了！但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恩来问：“谁啊？”董必武说：“曾……凯……旋！”

　　提起曾凯旋，周恩来自然知道他在长征中与董必武的“父子”关系，便安慰董必武说：“一定想办法尽快通知曾凯旋来京。”

　　周恩来当即用自己的名义，给曾凯旋发了加急电报。

　　3月27日这天，曾凯旋还病在床上。

　　官田公社党委书记匆匆赶到阳陂头他家说：“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总理邀你去北京一见。”

　　曾凯旋一听，挣扎着坐起来，披了件衣服，踉踉跄跄就要去北京，刚一迈步便跌倒在地，昏了过去。当家人把他抬到病床上后，他喃喃诉说：“爸爸，你为孩儿操了许多心，我没有报答你的恩情……”

　　4月1日下午，董必武知道自己行将辞世，便留下遗嘱：“我死后，必须电告曾凯旋，他是我的儿子！”

　　翌日，董必武与世长辞。

　　4月4日上午，曾凯旋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电话讣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着：“爸爸……”便昏厥过去。

　　不久，他也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