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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临终: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恩来问:谁啊?

(2008-08-20 23:00:19) 下一个

董必武临终: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恩来问:谁啊?

董必武和他长征路上的儿子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青年时他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日本就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

后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就关注党和国家的法制建设。

在长征前,他就任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为我国的立法事业奠定了基石。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还当选过最高法院院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律事务上,曾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后来还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任国家副主席、代主席,一直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我这里要讲述的,则是董必武同志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长征途中,他曾认下了一个干儿子,解放后,这个干儿子给他写过信,有了联系,董必武曾长年接济他的生活。

但直到董必武主席临终时,他也不曾与这个儿子见面。

这个儿子叫曾凯旋,江西吉安县官田乡人,1928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吉安西区游击队、吉安县红色独立营当战士、班长,以后又调到湘赣省苏维埃保卫局工作。

1933年冬,湘赣省苏维埃调派他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曾凯旋随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编入红军队伍,参加长征。

董必武参加长征时,已经有50岁高龄,他的一只脚长期溃烂,一直没有完全治好。

当红军过草地时,董必武原来那只溃烂的脚再度发炎,连骑马都很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草地上拖。

曾凯旋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对董必武说:“校长,让我背你走吧!”董必武深知草地行军困难,为难地说:“你能背得动?”“能!”曾凯旋大声应了一声,蹲下身子让董必武上来。董必武就趴在了曾凯旋结实的背上。曾凯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随着红军队伍行进。

背了一天又一天,一直背到第28天,终于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

但董必武的那只烂脚,由于途中没得到治疗,溃烂得越来越厉害,疼痛难忍,一天下午竟疼得他昏了过去。

大家焦急万分,医师叹息道:“要是有吸筒吸去脓血,再敷上消炎药就不至于这样了。可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正当大家无可奈何的时候,曾凯旋偶然听说附近有一种叫“钻地蜈蚣”的草药,他忙去拔了几株,告诉大家,这种草能消炎止痛,治疮毒有疗效。

可是,董必武的脚已经溃烂化脓,不把脓排干净,草药也没法敷上去。

曾凯旋想了想,把董必武的烂脚抱在自己的胸前,俯下身子用嘴去吸出烂脚的脓血。

一口一口,把烂脚上的脓血吸干净了,然后敷上“钻地蜈蚣”。大家看着曾凯旋舍己救人的壮举,热泪盈眶,非常感动。

当董必武苏醒过来,发现医师、护士一个个泪眼汪汪,不知为何。听了大家的述说后,董必武感动不已。

他一把把曾凯旋拉到自己怀里,心疼地说:“凯旋,你不该这样蛮干,会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几十天,吃尽了苦头,如今又这样待我,我怎么感谢你啊!”

曾凯旋说:“校长,这是我该做的事……我父亲早逝,看到您就像看到父亲一样。”

董必武握着曾凯旋的手说:“凯旋,你就是我的儿子!”

曾凯旋双膝一跪,拜在董必武膝下,要向他磕头,董必武忙扶起他:“起来,起来!从今以后,我们父子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

就这样,董必武认曾凯旋做了干儿子。

过草地不久,曾凯旋突然病倒,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医生们都认为没有治好的可能,他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董必武开始还找人用担架抬着他,后来实在是绝望了,流着眼泪把他寄放在一个贫农家里,无可奈何地留下八十块银元,委托那位好心的农民帮他料理曾凯旋的后事。

部队走后,曾凯旋奇迹般地渐渐康复了。病愈后他便去追赶部队,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住,严刑拷打之下,曾凯旋咬紧牙关,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和红军的任何秘密。无奈之中,国民党军队只好把他押回原籍。

回到原籍后,曾凯旋多次想和党组织联系,但没有任何线索。时间一长,更是联系不上了。这样一来,他与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又重新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曾凯旋从报纸上看到了董必武的消息,高兴极了,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寄给董必武。

董必武原以为长征途中那场大病夺去了曾凯旋的生命,心里总是结着个疙瘩。如今突然接到他的来信,喜出望外,立即亲笔写了回信,要他来北京一叙“父子”之情。

曾凯旋曾当过红军的消息,这时也在吉安当地传开了。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当过红军的历史,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成了所谓的“历史问题”。在后来的一次次“运动”中,总有人想要他交代许许多多的问题……

这让曾凯旋有了疑虑:他如果去见董必武,会不会给他添麻烦?自己现在的身份,合适去吗?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曾凯旋又病倒了,他以生病为理由,始终没有成行。

而在后来的历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险恶环境中,曾凯旋更是小心翼翼,生怕因为自己给董必武惹来什么麻烦。他曾救过董必武的命,但他从没想过图什么回报,而是时时处处仍替董必武着想。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的品格风范,真是值得人们崇敬。

和曾凯旋同样遭遇的其实还有一批人,都是在长征途中因为种种原因脱离红军回到家乡的。在解放后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们中的少数还存活于世的人,革命功绩终于得到了承认,也享受到了每月几百块钱的待遇,但曾凯旋并没有等到这一天。

尽管没有谋面,但董必武一直没有忘记他。国家经济困难的那几年,每年春节前夕,董必武都要给他寄去五六百元钱过年。平时只要曾凯旋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董必武便要寄钱给他治病。

1962年,董必武上井冈山路过吉安,打电话到曾凯旋的家乡官田公社约他到吉安市会晤。曾凯旋又说,他病重卧床,无法相见。

董必武不死心,你不来,干脆我去。从井冈山下来后,他驱车去曾凯旋家探望,谁料离官田几十里就不能通车了。他想徒步走到那里去,随从人员急忙劝阻他,几十里的山路,他76岁的高龄,怎么能走着去?如果当时董必武向当地政府要个吉普车,也许就能去,但董必武一生都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怎么能为自己的私事去麻烦地方政府呢?他只得怏怏离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更加思念自己的亲人。周总理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着说:“这次我可能要离开你们了!但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总理问:“谁啊?”董必武说:“曾——凯——旋!”

提起曾凯旋,周总理自然知道他在长征中与董必武的“父子”关系,便安慰他说:“一定想办法尽快通知曾凯旋来京。”周恩来总理当即用自己的名义,给曾凯旋发了加急电报。

3月27日这天,曾凯旋重病在床。官田公社党委书记匆匆赶到阳陂头他家说:“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总理邀你去北京一见。”

曾凯旋一听,挣扎着坐起来,披了件衣服,踉踉跄跄就要去北京,刚一迈步便跌倒在地昏了过去。当家人把他抬到病床上,他喃喃诉说:“爸爸,你为孩儿操了许多心,我没有报答你的恩情……”

4月1日下午,董必武知道自己不行了,便留下遗嘱:“我死后,必须电告曾凯旋,他是我的儿子!”

第二天,董必武与世长辞。4月4日上午,曾凯旋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电话讣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着:“爸爸……”便昏厥过去。不久,他也与世长辞了。曾凯旋走了,也许是去追赶父亲董必武,告知人生旅途的艰辛,叙说父子之情……在九泉之下,他们终于见面了。

一个国家代主席,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段纯洁而又深厚的感情。

作者:本刊记者 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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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在长征中

  董必武有一个异姓儿子叫曾凯旋,是他在长征途中认下的。

  曾凯旋,江西吉安县官田乡人。1928年,曾山发动吉安县有名的官田“四九暴动”时,16岁的曾凯旋便参加了暴动队伍,先后在吉安西区游击队、吉安县红色独立营当战士、班长,以后又调湘赣省苏维埃保卫局工作。1933年冬,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调派他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时,曾凯旋随董必武任副校长的中央党校编入红军队伍,参加长征。

  当红军过草地时,董必武原来那只溃烂的脚再度发炎,连骑马都很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污泥草地上拖。曾凯旋早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对董必武说:“校长,让我背你走吧!”董必武深知草地行军困难,为难地说:“你能背得动?”

  “能!”曾凯旋大声应了一声,蹲下身子让董必武上来。

  董必武看着曾凯旋高大结实的身子,便点了点头。

  曾凯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随着红军队伍行进。背了一天,又背了一天,当背到第28天时,终于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

  但董必武的那只烂脚,由于途中没得到治疗,溃烂越来越严重,疼痛难忍,一天下午,竟痛得昏了过去。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毫无办法,医师叹着气说:“要是有吸筒吸去脓血,再敷上消炎药就不至于如此了。可现在,什么都没有!”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曾凯旋忽然发现附近有一种叫“钻地蜈蚣”的草药,他急忙拔了几株,告诉大家,这种草能消炎止痛,治疮毒有疗效。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把董必武的烂脚抱在自己的胸前,俯下身子用嘴吸出烂脚上的脓血,一口一口,直到吸干净为止,然后敷上“钻地蜈蚣”。

  大家看着曾凯旋舍己救人的壮举,热泪盈眶,非常感动。

  当董必武苏醒过来时,发现医师、护士一个个泪眼汪汪,不知为何。

  一听大家对他说的情况之后,董必武万分感动。他把曾凯旋拉到自己身旁,心疼地说:“凯旋,你不该这样蛮干,会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几十天,吃尽了苦头,如今又这样待我,我怎么感谢你啊!”

  曾凯旋说:“校长,这是我该做的事……我父亲早逝,看到你就像看到父亲一样。”

  董必武感动地握着曾凯旋的手说:“凯旋,你就是我的儿子。”

  曾凯旋马上双膝一跪,拜在董必武膝下,要向他磕头,董必武忙扶起他:“起来!起来!从今以后,我们父子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 就这样,董必武高兴地认曾凯旋做了干儿子。

  过草地不久,曾凯旋突然病倒,奄奄一息。

  董必武心急如焚,心疼不已,但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而且身为特殊连队党总支书记、妇女队队长的他必须顾全大局地马上带队继续前进。于是,只好留下80块银元,挥泪把曾凯旋寄放在一个贫民家里,委托那位好心人为他料理后事。

  也幸老天有眼,部队走后,曾凯旋却奇迹般地渐渐康复了。病愈后,他便去追赶部队,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住,押回原籍。

  新中国成立后,曾凯旋从报纸上看到董必武的消息,他非常高兴,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寄给董必武。

  董必武一直以为长征途中那场大病夺去了曾凯旋的生命,心里总结着个疙瘩。如今突然接到他的来信,欣喜万分,立即亲笔写了回信,要他来北京一叙“父子”之情。

  不料,曾凯旋却因病始终未能成行。在国家经济困难那几年,每年春节前夕,董必武都要给他寄去五六百元钱过年。

  平时,只要曾凯旋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董必武便寄钱给他治病。

  1962年,董必武上井冈山路过吉安,打电话到曾凯旋的家乡官田公社约他到吉安市会晤,不巧曾凯旋又病重卧床,未能相见。董必武下山后,驱车去曾凯旋家探望,谁料离官田几十里就不能通车了。年老体弱的董必武欲徒步行走,后在随从人员的执意劝阻下,只得怏怏离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就更思念起自己的亲人了。周恩来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着说:“这次我可能要离开你们了!但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恩来问:“谁啊?”董必武说:“曾……凯……旋!”

  提起曾凯旋,周恩来自然知道他在长征中与董必武的“父子”关系,便安慰董必武说:“一定想办法尽快通知曾凯旋来京。”

  周恩来当即用自己的名义,给曾凯旋发了加急电报。

  3月27日这天,曾凯旋还病在床上。

  官田公社党委书记匆匆赶到阳陂头他家说:“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总理邀你去北京一见。”

  曾凯旋一听,挣扎着坐起来,披了件衣服,踉踉跄跄就要去北京,刚一迈步便跌倒在地,昏了过去。当家人把他抬到病床上后,他喃喃诉说:“爸爸,你为孩儿操了许多心,我没有报答你的恩情……”

  4月1日下午,董必武知道自己行将辞世,便留下遗嘱:“我死后,必须电告曾凯旋,他是我的儿子!”

  翌日,董必武与世长辞。

  4月4日上午,曾凯旋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电话讣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着:“爸爸……”便昏厥过去。

  不久,他也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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