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消逝的语言学化石：知青运动词汇拾零 (图)

逐渐消逝的语言学化石：

知青运动词汇拾零

汪启明

词汇背景理论和词源学告诉我们，一个词就是一段历史，一朵社会演变进程中的浪花。

无疑，距现在三十多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共和国永远不会消逝的一段历史。当年的主角多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但如果要他们回忆那一段段刻骨铭心历史，这一代人总会有许多想讲的事，绝不是“青春无悔”就能概括的。

但从哪里说起呢？应该说，最能唤起记忆的无疑是知识青年当年耳熟能详的那一个个词语吧！那段历史对下一代真是太模糊了，教科书上是不会有的。而且随时光的远去，历史也会被淡忘。

但是如果把当时的亲见亲历的事件、人物及形成的词语保存下来，应该也是一份可贵的财产。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载甘肃省会宁县城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并以编者按的形式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个指示的精要之处在于这些青年到农村是去接受教育的。至于客观效果，有人认为传播了知识与文化，有人认为延缓了就业的矛盾，有人认为是一笔不可或缺的财富，那都是个体的感受。

就其当时动员下去的初衷而言，动员者主观上还是让这些人去接受教育的。

这个精神与延安时期的深入工农兵、描写工农兵，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与60年代诸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人的下乡完全是两码事。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的计划经济一再遭受严重的挫折，经济增长率力不从心，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荒，加之城市人口的恶性膨胀，使城市的承载力和就业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早在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明确定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并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如成立各级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等。

这应该就是1968年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声。

文革开始后，上至都市下至农村，全国人民都参加大辩论，会背诵语录，包括“老三篇”，能唱革命现代京剧和革命歌曲，会熟练地用政治语言进行日常交流。

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词汇体系，它们是对当时社会进程和文化取向的直接的世俗诠释。

政治话语充满田间、车间、人民解放军军营以及学校。

那个年代生产出来的大部分词语当今确实已经从人们的口语中消失了， 除了特定环境中留存的话语是“活化石”以外。这个特定的环境便是当年的知识青年群体。

知识青年语言中的词汇，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当年社会各阶层都非常熟悉的词汇，也在知识青年中流行并且与知青生活关系非常密切。

另外一部部分是知识青年特有的词汇，后一部分与前一部分相比，具有更大的地区性特点。全国流行的知识青年词汇，往往与当时的主流话语具有一致性。

而各地方的知识青年专有词汇，则有点像汉语普通话的方言。

这里，我们先谈第一个部分的词汇。

这些词汇对于今天的青年已经十分陌生。对于下一代即所谓“80后”，则闻所未闻。
而这些都是当年的知青十分熟悉并参与其事的，对于那些全民流行，而知青参与不多的，如“六厂二校”“军宣队”和文革的一些批示、指示，如“九·五命令”“七·二八指示”，重大事件如武汉“七·二O”事件、上海“一月风暴”、“二月镇反（全国叫二月逆流）”等，那应该是文革词语的范畴，则不考虑介绍。

下面胪列一些，以见一斑。

宝书。又叫红宝书。

指《毛主席语录》指一种出版物，由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言论汇编本。最初在军内印发、使用， 后来通行全国，几乎人手一册。在口语中，经常只简称为“语录”；因为使用频率高，以及毛泽东的权威，简称“语录”不会发生歧义，引起交往中的误解。不少的歌曲，如现代京剧《龙江颂》江水英有“手捧宝书满心暖，一轮红日照心间”的词。当年的知青照相时，往往将其红色封面向前，呈于胸前，以示忠诚。

红海洋。

1966年夏季开始席卷全国的，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涂成红色，寓意“革命化”的风潮。这一造势风潮，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还一度造成红油漆供销的空前紧俏，当时的知识青年均经历了这个时期，有的还参与其事。

病退 。

70年代初期，国家政策允许严重病残（患有高度近视眼、高血压、肝炎、胃穿孔等）、久治不愈、丧失劳动力的中学毕业生，经医院病检开具证明，申请免下或缓下农村。已经下乡但因病丧失劳动力的知青允许返城。为防止影响下乡知青的整体稳定，该政策被规定“不下文字，口头通知，内部掌握”（1970年4月11日河北省承德地区安置办《电话通知稿》）。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因严重病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下乡青年，经与所在县批准，与原动员城市协商，应允许转回城市。” 这一政策原则上限制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它的负面影响。这个政策后来延续到上个世纪末。

李庆霖。

1973年4月为知识青年“告御状”的人，是福建省莆田县的小学教员。他以一个家长的身份，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他从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向毛主席倾诉自己心中的不平、不甘和不安。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毛泽东主席读毕这封信后，当即给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中央并于1973年4月25日发布了（73）21号文件，这反映出中央已下决心统筹解决知青问题。这封信也改变了他的个人命运。后来他本人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考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后减为有期徒刑10年，并于1994年3月底提前出狱。2004年2月19日去世。

敌台。

敌台，本指与中国敌对的国家和地区的广播，但在当时成为境外所有电台的称谓。 收听敌台，一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在20世纪60~70年代，收音机是人们知道世界动态的惟一窗口。有人买了收音机，在调整旋钮时，会偶然听到外语广播和歌曲，如果为他人所知，就可能被公安人员抓走并判刑。南京一位知识青年任毅曾创作了南京的《知青之歌》，被某境外电台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播送后，这位知青被判9年。

赤脚医生。

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村民叫那些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医生叫做赤脚医生是形象的称谓。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农村涌出了大批赤脚医生，它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医学世家者，二是来自高中毕业生且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还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他们会被集中送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进行短期培训，结业后回到乡村，即成为赤脚医生。当时“合作医疗”必需人人加入，每人队里负责交2-5元（年），享受大队一级免费医疗，（不含大病，住院），可看病、打针、取药，每次个人付5分-1角手续费。百分之七八十的病都是在“合作医疗”中看的，但手术，住院就要到县、镇去，自费的部分多。常用西药一般不超过百种，常用中草药则由大队划地栽种，或由赤脚医生上山采得。农民看病药价极低廉，没有任何一粒假药。那时有个电影叫《春苗》是述一位乡村女中医，赤脚为乡民治病故事。

兵团。

建国后军队就地屯垦的半军事化组织。在下乡运动中一般指京、津、沪等几个大型城市知青，到边疆、农场、牧区（以东北，内蒙为、云南多），组成较大劳动单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以师、团、营、连为编制，不受地方行政管辖，但由解放军派部分人员为领导。知青由兵团统一安排吃、住、劳动，并有一定的伙食补助。兵团的知青下乡龄历时一般较长，有的达10年左右。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文件《知青工作四十条》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引起云南知青的不满，并爆发集体到京上访。国务院知青办1979年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六条意见：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5、城市招工时，允许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这样，兵团知青的大规模返城便拉开了序幕。

知青办。

名级革委会设立，代表政府行知青档案、人事管理等事项的部门，知青办管辖本级省、市（县）、各公社、镇及工厂、企事业单位的知青工作。知青办的职能和任务是：对年满17周岁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和社会青年进行定位；对按政策规定定位下乡的对象，动员他们去农村插队落户；对下乡知识青年做好安置和教育工作；对下乡知青中的病残人员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按政策规定做好返回城镇的工作；配合劳动、教育、人武等部门做好下乡知青的招工、招生、征兵和安置就业工作。当时知青想调回城得有知青办的图章，省委、市委组织部的图章都不行。这个机构成立很早，如1964年四川绵阳县就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与劳动局合署办公。1969年春建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绵阳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见《绵阳县志》）。

招工与工农兵学员。

1971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首次确定“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为招工对象”，那以后，下乡变成了镀金，再没有人提扎根的事，动员下乡也比较容易了 。招工、参军入伍、上大学才是人生最终的分水岭，这是所谓“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界线”，只是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条路。1977年恢复高考以前，各高校因为张铁生事件，改考试为按政治表现推荐，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当时指标下到各个大队、生产队。有两年知青生活经历的，经社员推荐便有有上大学的机会。

表现。

意指一个人在政治运动、职务行为、人际关系中的行为和行为后面隐含的倾向。这一情况是什么样子，应给予怎样的评价，要由群众评议、领导认可。 所谓表现“进步”、“积极”，就是靠拢组织，放弃个人利益、思考、个性，以组织的是非为是非，以领导的意志为意志——政治、思想、行动全面保持一致。它强调的重点是，要让人看见，不管个人或组织，要让你的同事、四邻上下、上级领导看到、看出你是怎样的（而人内心怎么想的既无法探知、测量，也无人感兴趣，所以不重要）。这个词语的具有模糊性的特点，这便为当时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基层领导决定知青命运提供了权力。知青入党入团，上大学，招工，参军以及进入条件和待遇好的地方如宣传队，都要看表现。

大寨式。

包括①记分方法；②分配方法；③大寨田等三个含义。1964年，人《人民日报》发表《走大寨之路》的文章，全国开始学习大寨。文革时，“学大寨、赶昔阳”被纳入政治轨道，陈永贵、郭凤莲等人全国皆知，全国都提出多少年建设大寨县。知识青年乡后就遇上建设大寨田，采用大寨式的记分、分配方法。

①记分方法。当时有言“工分工分，知青命根”。其主要的程序是“自报民评”，即记工员只记出勤天数和干活的种类，到月底或者一个阶段进行总结评比，包括政治表现、干活质量、出勤天数，由社员自己进行总结，再由大家评定。工分制的执行，有评工、记分、结算等阶段。是将每个劳动力分等，每等定出一个标准分，譬如说一等劳力10分，二等8分，三等6分，四等4分，等等。男劳力每天可拿10分工，而女性每天只有7分或8分工。不同年龄段的社员拿到的工分也不同。刚到农村的男知青给７分工，女知青给６分工，2年后可评到9分、8分甚至更多；含有某种政策性照顾因素。“自报工分，大家合评”，有时或五天、十天一评，或一月、二月一评。年终时，按每个劳动日所值的多少，形成收入，再扣除所分的粮、油等支出，决定是超支户还是现金户。当时知青是超支户还是现金户，与生产队第每个劳动日的分值有很大的关系，也与知青出勤的天数有关。

②分配方法。1962年2月，全国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方式。分配采用投工、投肥和基本口粮进行分配的方法。即所谓的“二八开”或者“三七开”。“八”和“七”分别指基本粮，二或三指工分粮和肥料粮。大寨式则取消这一分配方法，而是采用“自报民评”，每年分大春和小春两次分配，并且粗细粮搭配。下乡地点近一点的知青往往将分得的粗粮拿回家与家中调换细粮。

③大寨田。大寨位于太行深处的小山村，自然条件极差，全村800亩耕地，都挂在虎头山一侧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零零散散地分布成4700多块，每块面积小得可怜。“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土地贫瘠，产粮很少。后来采取将坡地改造成梯田的做法，先将表皮熟土铲开堆放一边，然后以石头砌坎，再以熟土铺于表面，进行平整，看起来像一步步阶梯，是为大寨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它成为高产稳产的代名词，在以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各地都在修大寨田，知识青年下乡后正遇上学大寨，三年建成大寨县的高峰，都参加了把山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的运动。有一首歌叫《银锄开出大寨田》颂其事：“金色太阳照山川，贫下中农意志坚，毛主席指路咱们走，银锄开出大寨田。”

铁姑娘。

起源于大寨。1963年大寨发生洪灾，郭凤莲参加了大寨的抗灾自救,同当时的“铁姑娘”们一道投入到了“先治坡后治窝”的劳动。1964年,年仅十六岁的郭凤莲,担任铁姑娘队队长,带着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员一样战天斗地斗,改造家乡落后面貌。“铁姑娘”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家喻户晓的称谓。知青下乡后，不少的女知青都参加过这种生产突击队性质的组织，跟男劳动力干一样的活，挣一样的工分。这个称号后来泛化到工厂、工地等。

政治队长。

文革期间，每个生产队除生产队长外，还有政治队长一职，因为知识青年有文化，不少人知青担任过这个职务，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政治学习，组织社员天天读，汇报思想，念文件、组织听广播等，还带领大家“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队的政治政治队长有一定的工分补贴。

粮票。

1955年－1993年间中国大陆购买粮食和粮食制品的凭证。按照国家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粮食的办法，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挂钩。1953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从此全国统一实行粮票购粮制。城镇人口每人每月定量25斤，中学生为32斤（四川标准），有的工种不同，则可以高到45斤。有段时间不能全买米面，要搭售红苕干等粗粮。凭证明可调换全国粮票或省粮票。知青下乡后，由于不少知青所去之处粮食短缺，就向自己尚在城里的父母索要粮票。粮票除可以购粮外，还可以换取现金、商店的实物。有的知青还利用它来向大队革委会领导或生产队长送礼，也有用粮票帮助农村的缺口粮的贫下中农者。

忆苦饭。

文革期间在全国开展了忆苦思甜活动，与建国前后的忆苦思甜不同，这个时候要吃“忆苦饭”，即模仿旧社会穷人饭食烹制的食物。这是为了让学生、青年（工人、战士、机关职员等）不忘本，记住父辈在1949年以前遭受的苦难，对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感到满足、怀有感恩思想而进行的活动。是学校、部队、单位有意识组织的一种教育性的社会活动。这种饭食的材料的选择因地制宜，有的是用玉米面、山芋干、山芋粉蒸成窝头，有的是用麸子和玉米面混合后蒸窝头，有的是用烂菜叶、芋头花、南瓜花、萝卜缨或野菜煮米糠、豆腐渣，有的是麸子和白菜帮加些盐做的糊糊。有的组织者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有意不放盐，或用农村喂猪都不吃的树叶、草根、碎稻壳煮。有的是请苦大仇深的人现身说法，说旧社会怎么穷，怎么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怎么牛马不如，怎么饥饿难挡。听得人们难过流泪。还要唱忆苦歌，“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向毛主席保证。

知青口语常用的誓语。主要流行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向前向后延伸是个别情况）。用在非正式场合，赌咒起誓时使用的，想要取信于人，向他人证明自己言行的真诚和真实性的说辞。同时还要举起右拳到右耳平齐。多在同龄青年之间或孩子与家长之间。下乡知识青年偏爱使用这种虽不规范却颇具表现力的口头禅。属于一种亚文化形式。

知青歌。

为在知青运动中自发产生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在知青中传唱的歌曲。知青歌曲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精神、呼唤和追索。其来源

①由知青（老三届）自创词、曲的少数，如《南京之歌》《重庆之歌》等在内蒙、东北兵团、知青广泛流传的；

②由古曲、历史歌曲、西北民歌等改编的，或原谱词的。

③1940、1950年代二战中流行的苏联歌曲，中外民歌，电影（中外）插曲改编的。

④直接由知青下乡所在地原民众中流传的旧民歌、俚曲等改编的。知青歌曲的内容，有的反映知青战天斗地精神，有的反映怀念家乡情感，是知青作为一代探索型知识分子的精神凝聚点。知青歌曲曾被当年极“左”思想查禁。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下乡运动时期，各地都建立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这与文革中的其他宣传队（如工宣队、军宣队）不同，宣传队里大部分是知青。参加宣传队有几个好处。首先是不干体力劳动；其次就是可以挣比体力劳动还要高的工分；再次就是走村串户可以吃得好一点。知青里是人才济济，吹拉弹唱样样都有人会。所有的节目都是宣传队自编自演的。那时形式也比较多样，特别是快板、三句半、表演唱等，因为这些形式最接近生活，有通俗易懂的特点。本来知青都是来自于第一线，所以编的快板也是贫下中农们喜闻乐见的。宣传演出是公社的一件大事，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会来，因为参加宣传队的知青都是来自不同的生产队，所以各自队里的贫下中农们都以本队有参加宣传队的知青为自豪。


汪启明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教授、编审

博士,原为巴蜀书社编审，社长。现为中国训诂学会理事，四川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图书评奖审读专家组成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一项，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二项，国家出版资助项目四项，出版专著4部，主编3部，参编11部，另有60多篇文章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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