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精英”严家其与赵紫阳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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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精英”严家其
头衔：太阳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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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精英”严家其
【日 期】19890803
【 版 号】1
【 作 者】李建生
　
    一些自命为知识界“精英”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败类的人物，在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担当了策划者、煽动者和组织者、指挥者的角色。严家其是其中一个主要代表人物。　
    　　　　
（一）　

    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来，严家其是“学术精英”。

　实际上，十年前他就是一个热衷于街头政治和非法活动的怀有政治野心的人。

　那个时候，他忙于同北京与外地的一些非法组织如“启蒙社”、“振兴社”、非法刊物如《四五报》以及它们的头头密切联系，参加会议，出谋划策，解囊相助。

　他自己还直接参与“西单墙”下的各种活动，成为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活跃分子。他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西单墙”和非法组织被取缔后，严家其着手“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三本书：

　一本是由大小字报和各种谣言、传闻拼凑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一本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观的《首脑论》，

　还有一本是自我吹嘘、自我标榜的《思想自传》。

　他的基本政治观点，是主张中国实行不要共产党领导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是“保卫中国封建文化”。总之，是要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推销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

　他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一些人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成为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他被海内外一些人捧为“新型政治学家”、“政治精英”、“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权威”和“民主斗士”、“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当代世界名人”等等，名噪一时。

　他还频繁“出访”一些西方大国，颇受某些西方政治首脑的青睐，心甘情愿地充当西方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一个代言人。

　他被赵紫阳同志和鲍彤看中，是不奇怪的。

　１９８６年秋，他们将严家其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担任要职。

　鲍彤还打电话通知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要保留严家其的政治学所所长职务，

　二要派车保证他的活动需要。

　严家其从此成了被称为赵紫阳智囊班子的重要成员。
　
    １９８７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后，严家其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

　但是，严家其立即向鲍彤求援，向他写信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３月２０日，鲍彤以中央政体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名义向赵紫阳写报告，说审查中提出的严家其的错误事实是“误解”、“以讹传讹”，称赞严家其“是首纪律的”，要他继续留在政体改研讨小组“照常工作”。

　赵紫同志立即表示同意，并批示有关负责同志“阅知”。

　这样，严家其就被包庇了下来。　

（二）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党内外强烈批评，赵紫同志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消极对待中央的治理整顿方针。

　在这之后，那个被称为智囊团里的人物透露，要刮起一阵“倒邓保赵”风，并由海外一些反动报刊透底，鼓噪只有“邓小平完全退休”，由赵紫阳“独裁改革”，“中国才有希望”。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

　严家其，这个一头连着鲍彤、一头连着海外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的人物，在“倒邓保赵”风中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和温元凯发表《关于时局的对话》。

　这篇对话由后来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颇为活跃的《经济学周报》一位记者整理，几乎同时在《经济学周报》和一些香港报刊刊出，《世界经济导报》也发表了内容大体相同的消息。

　对话的要害，仍然可以用“倒邓保赵”概括。

　用他们的话来说，中央治理整顿的方针是“倒退”，党内外对赵紫阳的错误的批评使“改革成果面临断送”的“危险”，如果赵紫阳下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停滞”，因此要反对“非程序的权力更迭”。

　这“非程序”三个字很费了一番心机，值得特别注意。这已经不再有任何学术气味，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动员。　

    与此同时，他向人们推荐了一套所谓“程序”。

　去年１１月，他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谈话，要人们放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制精神污染的斗争，把腐败的根源归结到公有制上，要求“积极发展私有制”，并从苏共历史谈起，提出“撤销政治局”，建立一种所谓华盛顿式的程序。

　今年２月，他又在日本提出“必须废除中共中央政治局”。

　总之，他追求和宣扬的是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西方政治体制。

　他还在今年某青年刊物第２期上发表谈话，鼓吹按他那套“程序”修改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政权如何组成，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

　如果不遵循他的这套“程序”呢？

　他说“就只有通过非程序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诉诸暴力或动乱”！

　请注意，严家其已经由反对“非程序”走到鼓动非程序。

　他的这些活动，同方励之等人的“新启蒙沙龙”，陈军等人的签名上书，戈扬等人的演说，李淑娴、王丹等人主持的集会，以及北京一些大学里直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小字报一起，给动乱作了直接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极少数人立即乘机利用学潮制造动乱。

　游行、静坐和冲击新华门的活动中出现了大量政治口号，最核心的两条就是要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和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家其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两条出谋划策，进行煽动。（⑴⑷）
　
    ４月１９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召集一些人物座谈，不少人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央。

　严家其发言说：“对天安门广场上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１９８６年的某些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在天安门广场上面，我就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他不仅画龙点睛地概括出两个实质性口号，使之成为动乱初期的行动纲领，并直接为非法游行叫好，给动乱煽风点火。　

    ４月２１日，在鲍彤的授意下，他和包遵信贴出《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中央承认游行、静坐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积极”的“民主要求”，向中央施加压力。包遵信后来对香港《百姓》杂志的记者说，这封信“对学生的鼓舞很大”。　

    ４月２６日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按中央精神作出了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但是，遭到赵紫阳同志的非难。

　赵紫阳５月４日发表“亚行讲话”，５月６日指示要进一步加强对学潮报道的“公开程度”，

　５月１６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又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

　在这一阶段，严家其依据赵紫阳讲话的精神，集中攻击４·２６社论和上海市委决定，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策划动乱的不断升级。　

    ４月２７日大游行的当晚，严家其说：这次游行“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４月２８日，他起草并散发了由他和其他一些人署名的公开信《捍卫新闻自由》，攻击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决定，煽动新闻界进行声援活动和请愿集会。　

    “亚行讲话”一发表，严家其说“现在出现了转机”，立即提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

　随后，他与苏绍智等一伙人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界人士起来游行。　

    ５月１４日，严家其同其他共１２人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中央公开宣布整个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北高联”为“合法组织”，威胁党和政府不得对学生绝食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将成为历史罪人”。

　这一“呼吁”由严家其定稿后，先在天安门广场宣读，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然后在１５日的《光明日报》发表。

　《呼吁》提出的要求，立即变成学生的政治要求，并通过舆论工具造成了以绝食学生为人质要挟党和政府的严重局面。　

    ５月１５日，他带领一些人搞所谓“中国知识界”的首次游行，并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继续绝食。　

    ５月１６日，他又带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人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并与一些人发表《５·１６声明》，再次要党和政府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承认４·２６社论“是错误的”。　

    ５月１７日，他又发起和起草《５·１７宣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７６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严家其的上述活动，上面体现了赵紫阳的意图，下面把黑手伸向学生和知识界，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这场动乱从酝酿到发动、经过逐步升级达到高潮的基本过程，揭示了动乱的策划者们从舆论准备到组织、煽动和直接出面指挥的基本轨迹。

　到了《５·１７宣言》，他们的反动图谋和动乱的政治实质就和盘托出了。　
    　　　　
（三）　

    ５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

　１９日李鹏、杨尚昆同志在党政军负责干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２０日发布戒严令。

　赵紫阳同志反对中央的正确决策，公开分裂党，并把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与此相配合，动乱的策划组织者更加疯狂地把攻击矛头指向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同志，策动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企图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组织反对戒严令的大规模游行等活动，使动乱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革命暴乱。

　到了这个阶段，严家其不但在煽动方面继续领衔主演，而且跳到前台承担起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在推动动乱向暴乱的演变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革命狂热。
　
    ５月１９日后，他多次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组织并主持有苏绍智、王丹、吾尔开希等参加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和“北京高自联”联席会议，策划对抗戒严令的统一行动。　

    ５月２０日，鲍彤看到败局已定，提出“党内已不能解决问题了，只能靠人大”。

　这一天，严家其对人说：“李鹏应该打倒，要通过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罢免他。”

　他还参加了反对戒严的大游行，并与一些人发出《我们知识界的誓言》，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　

    ５月２１日，他和一些人策划组织知识分子联合会，先组织北京的，再走第二步，“总的目标就是李鹏下台”。

　同一天，他和一伙人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５月２３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正式成立，由包遵信负责统筹。

　有人说，待全国的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就该由严家其负责统筹了。

　同一天，《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复印件即在台湾《联合报》全文发表。

　《宣言》攻击中央的决策、国务院的戒严令为“倒行逆施”，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罢免李鹏案”。

　当晚他们号召入会者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并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他们编辑的《新闻快讯》，咒骂李鹏同志，要把他“押上历史的断头台”。　

    ５月２４日，“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又宣告成立，通过这一形式，严家其等人组织的“知识界联合会”，同“北京高自联”、“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工人纠察队”、“北京市民敢死队”等正式结成了反革命行动的“神圣同盟”，所谓“文化精英”和社会渣滓完全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共同誓词中叫嚷要“不怕流血牺牲”去推翻我国的政府。
　
    ５月２６日严家其和包遵信在香港报纸发表《告李鹏书》，再次扬言要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
　
    ５月２７日，他参加了组织所谓“５０００知识精英大绝食”的会议。

　后来，演出了一场只有刘晓波等４人参加的４８小时至７２小时的绝食闹剧。　

    直至６月３日，反革命暴乱发生后，严家其仍在直接指挥。

　当天傍晚，他一直在建国门立交桥参与和指挥“堵塞军车进城的活动”，１０时半才回到家中。

　１１时多，他又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所谓“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并担任“名誉校长”。

　他发表了２０分钟的煽动性演讲，宣称李鹏必须“主动辞职”，否则“必将受到审判”！

　他还叫嚷要用鲜血和生命来铸造他们的“民主”。　

    在戒严令发布之后，严家其们知道他们大势已去。但是同一切反动分子一样，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把动乱“精英”和各种社会渣滓拼凑为一支反动力量，为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拚死一搏。

　他们是注定要输的。在这输掉老本的一搏中，严家其口口声声标榜的民主、法制、非暴力等堂皇外衣，已被他们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阴谋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的凶残暴行所彻底撕碎，他作为反革命暴乱的一个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的面目已暴露无遗。　
    　　　　
（四）
　
    反革命暴乱平息后，严家其在国外敌对势力的策划下，带着老婆逃跑了。

　在国外，他还在咬牙切齿地咒骂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这样很好，好就好在不打自招地供认他不仅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而且是一个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　

    ７月４日，严家其和吾尔开希在法国巴黎联名发表所谓《国殇周日宣言》，叫嚷要在国外成立“中国学运民运联合委员会”，在中国大陆制造更大的“风暴”。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中国民联”头子王炳章跑到香港，宣布要成立一个“流亡的中国反对党”，提名“严家其担任这个党的第一任领导人”，“另一个人选”是方励之。

　这番话，很能表明卖国贼们和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在严家其身上寄予的希望。

　７月中旬，严家其又召集一些人在巴黎秘密举行会议，策划成立以反对中国政府为宗旨的所谓“民主中国阵线”，鼓吹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看来，得到海外国外敌对势力支持的严家其们，还要和中国人民继续较量下去。

　我们一定要彻底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同时警惕极少数顽固分子的新的阴谋，随时防止他们捣乱。

　不过，我们要正告他们：凡是倒行逆施，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他们的阴谋既然在国内已经以失败而告终，那么靠海外国外反动势力支撑继续进行捣乱，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他们终究要失败，中国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一定要前进、要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　
    　
 
2007-5-21 上午 09:43:28 y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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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人民日报

绝对官方报道

本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2007-5-21 上午 09:48:15 y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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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潮中站稳脚跟　旋涡里旗帜鲜明　
    　　清华两学生党支部带领党员反动乱
【日 期】19890806
【 版 号】4
【 作 者】黄智敏
　
    新华社北京８月６日电（记者黄智敏）在北京发生学潮、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期间，清华大学水电系四字班党支部和电机系生电四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和许多同学坚持学习，未参与冲击新华门、静坐、绝食等活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成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的先进党支部。
　
    这两个支部均系应届毕业班的学生党支部，共有党员２６名。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气候下，包括党员在内的一些同学，对许多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出现不同反响。水电系四字班党支部面对这种状况，于当天夜里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对“动乱”定性问题展开争论。党支部书记、应届毕业生梁海波指出：“允许少数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在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参加到动乱的行列中去，这是党员应遵守的一条基本的纪律。”在支部的安排下，党员们分头劝阻同学不要参加２７日的大游行。可是，仍有些人要求参加游行。　

    “我不赞成游行！我们不能参加这次游行！”预备党员庄光明坚定地说。庄光明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指出学潮变成了动乱，如果我们再上街游行，就是助了动乱之威，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破坏了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同一天晚上，这个年级的水工四一班又在争论参加不参加２７日的大游行问题。班上的５名共产党员先生表示不造成参加游行。在他们的带动下，这个系的许多同学都没有去参加那次游行。　

    电机系生电四支部也经历了类似的斗争。这个系的一些同学在２６日那天也要求班上出面组织游行。党支部书记何洪涛把党员找在一起说：“我们共产党员要坚决反对参加这次游行。”党支部所有的党员赞同他的意见。班主任窦玉琴老师也支持他的意见。第二天，这个支部的党员无一人去参加游行，许多原来准备去参加游行的同学也退出了队伍。　

    在首都发生动乱暴乱的日子里，这两上党支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电机系电四班是校系的先进班集体。４月中旬，这个系的２５个班绝大多数都罢课了。一天，系里有几名同学找到班长、共产党员廖理，要他签字同意罢课，被严辞拒绝。廖理说：“罢课对我们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极大的损失。再说，班里好多同学也不同意罢课，班里的共产党员更是反对罢课。”他接着说：“主张罢课的只有少数人。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还有人说：“别的班都罢课了，一个先进班集体不罢课，是个耻辱”。廖理说：“你们有罢课的自由，我们也有不罢课的自由。我们不罢课，正是先进班集体的光荣。”他的一番话，说得那几个同学无言对答。电四班在动乱暴乱斗争最激烈的日子里，也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没有罢过一天课。那几个主张罢课的同学受到深刻教育。水电系四字班的同学，在这期间也按照计划照常进行毕业设计、撰写毕业论文。　

    这两个党支部在斗争中还始终坚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许多同学积极参加反对动乱暴乱的斗争。有一段时间，在电机系传谣信谣的人不少。生电四党支部意识到谣言是造成同学思想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便要求党员找同学谈心，做好辟谣工作。他们因势利导，举一反三，很快消除了警察打人、血洗新华门等谣言对同学的影响。这两个支部对党员要求比较严格。水电系四班支部有个别党员曾参加过一些游行活动。支部发现后，对有关党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还召开支部大会进行帮助教育。从４月２７日之后，这个支部的１６名党员再无人参加游行等活动了，甚至连一张大小字报也无人张贴过。　
    这两个学生党支部能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主要是因为支部领导班子比较强，注意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凡遇到重大问题，他们都及时召开支委会，进行充分讨论，然后作出决议。水电系四字班党支部在近几年中，基本坚持了半月一次的组织生活会。　

    在这次动乱暴乱期间，当党员对问题发生意见分歧时，他们还随时召开党员大会，交流看法，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并及时向党员通报动乱暴乱的重要情况，使党员准确地把握政治动向，明确斗争方向。＊　
    　
2007-5-21 上午 10:19:44 y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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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吗？　
    　　——澄清一种颇为流行的糊涂观念
【日 期】19890809
【 版 号】5
【 作 者】钟知
　
    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已经基本平息。现在人们应当对一些问题进行清醒的反思了。
　
    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人脑子里存在一种反历史反科学的胡涂观念，认为大学生是时代的骄子、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因此凡是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就是天然合理和爱国的行动，就应当无条件支持和声援。这种糊涂观念今年在北京的一些市民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殊不知事实证明，有了这种观念，就不易分辨是非，就不自觉地为那些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人所利用，不然首都的社会生活不会遭受如此严重的破坏，国内其它一些城市也不会受首都的影响而跟着闹得那么厉害。　

    “学生运动”是否天然正确应当声援呢？不见得！从历史上看，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２日，在重庆就发生过一次大中学生的“２·２２”反苏反共游行示威，还砸了新华日报报馆。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迫不及待要为发动内战制造舆论，利用中苏边境一件小事，通过其庞大的特务组织蒙骗煽动和组织大中学生搞起来的。事后学生们才明白自己受骗上当了。　

    再有就是今天的中老年人熟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成百万的“红卫兵”起来造反，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利用操纵指挥下，把整个中国“造”翻了天，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陷入灾难。上述两次所谓的“学生运动”如今不都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吗？不幸的是，八十年代受到党和人民哺育的一些大学生，竟然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煽动下，要打倒人民自己的党和政府，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凡是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发现从这次动乱到暴乱有一个惊人而奇怪的情况，那就是恶毒中伤诽谤党和政府的谣言满天飞，而这些谣言又主要来源于“美国之音”。“美国之音”者，几十年来早已臭名昭著，乃专门为了颠覆别国而制造谣言的大本营也。我们的大学生们却公然把“美国之音”制造的谣言到处传抄张贴散布，以此作为炮弹来攻击党和政府。这就清楚地表明两点：一、某些高喊爱国口号而搞学潮、动乱的人原来已经把外国的特别是美国的反动努力作为后台靠山，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什么反腐化反官倒，而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二、某些高喊爱国口号的人原来是一伙十分虚弱的只有依靠造谣来攻击政府的卑鄙之徒，而他们制造的谣言又一个个地被事实所戳穿。　

    多少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从“五四”到“一二·九”到解放前夕的所有真正爱国的进步的学生运动，都具有两个重要内容，即对内反对卖国的反动政府，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中国真正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良传统。这样的学生运动的性质决定了它决不会去依靠外国反动势力，决不会采用制造传播谣言的手段，因为他们手中有真理，真理才是最强大的武器。这次学潮中的某些人曾经打出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实际上是对“五四”精神的莫大污辱。＊　
    　
 
2007-5-21 上午 10:35:59 y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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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
【日 期】19890811
【 版 号】5
【 作 者】任宗清/魏厚敏
　
    我们是６月４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现场目击者。　

    ６月４日凌晨１时３０分，我们随戒严部队某部先头分队，沿西长安街，率先到达天安门前金水桥南侧。这时，广场上正在广播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通告指出，为了改变天安门广场目前状况，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将清理天安门广场，希望广大学生和群众迅速撤离广场，否则后果将由自己负责。　

    我们看到，不少群众和学生在广播声中陆续离开广场，但是仍有数千人聚集在“女神像”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在东长安街路口南池子一带，一些暴徒夹杂在人群中间，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挥舞拳头狂呼口号，一次次向天安门广场冲击。我们跟随的戒严部队立即派出官兵，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侧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面的长安大道上，组成数道人墙，挡住了一次次涌来的人群。其余部队在金水桥一线集结，等候后续部队。　

    凌晨两点左右，我们突然发现一辆公共汽车沿天安门前的机动车道，由东向西开来，行至东金水桥前，又急速向右转弯，朝聚集在以西的部队干部战士和装甲车猛冲。几十名干部战士迅速包抄过去，将那辆公共汽车围住。官兵们破窗一跃而上，将车上６名暴徒抓获，同时还从车上搜出两大桶汽油和１０多个燃烧瓶。战士们在抓获的“高自联”常委、秘书长郭海峰身上，搜到一个烫金红皮学生证，上印“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生证”，编号１８８２４３０６，还有天安门广场无限期使用通行证、指挥部人员出入证。　

    此时我们看到，天安门广场一片混乱。在灯光照射下，约１０米高的“女神像”显得异常刺目。一伙歹徒混在学生中间，叫嚷着“誓与‘女神’共存亡”。某团领导决定派五连前去捣毁“女神像”。连长张东旭当即召集连队骨干研究行动方案，规定信号和接应时间。二营教导员冯书敬进行了简短有力的动员。３时零５分，张连长带领一班长夏卫国等８名战士组成突击队，成一路纵队向“女神像”方位开进。指导员张建新带领２０名战士尾随其后，担任掩护接应。　

    在距“女神像”２０米左右的地方，由于少数暴徒和一些学生、群众的阻拦，突击队被迫停了下来。为尽快捣毁“女神像”，又不误伤学生和群众，张连长大声向他们喊话：在天安门广场建造“女神像”，既不符合国家建筑法，又违背全国人民心愿，我们奉命前来拆除，请大家迅速撤离。经过宣传，大部分学生、群众纷纷撤离，但在“女神”底座上还有少数人不愿撤走，并挥舞拳头，叫喊要誓死保护“女神像”。张连长见此情景，命令战士持枪前进。那些人在戒严部队强大力量的威慑下，暴露了虚弱的本质，一一仓皇逃走。接着，张连长带领８名勇士于３时２６分拆除了“女神像”。
　
    约２时３０分，一个身穿白衣服的人，高举双手，站在广场中轴线上。这个人是参与４８小时绝食闹剧者之一。他受“高自联”指使前来找部队“谈判”。为尽快督促学生撤离广场，部队立即派某团政委季兴国带两名战士前去交涉。那个人说，学生们准备撤退，但意见不一致，需要一些时间做工作。部队表示同意。我们了解到，那个人回去后，学生们采取表决的办法决定是否撤离，同意撤的喊“撤离”，不同意的喊“坚持”，谁的声音大就按谁的主张办。结果，主张撤离的呼声占了上风。部分学生打着旗帜开始从广场东南方向撤出。　

    ４时３０分，清场开始，按照武警在前，步兵居中，装甲车在后的顺序，由北向南缓缓推进。进至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时，部队和学生虽然相距比较近，但没有发生冲突，更没有开枪。部队清场中，对广场上的每个帐篷都做了检查，然后装甲车才通过。大部分学生撤离后，数百名学生仍滞留在广场东南角不愿离去，部队驱赶着他们撤离。约５时半，清场结束。
　
    接着，指战员们立即打扫广场。一座座帐篷被拆除掉。　

    整个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是在有秩序、非暴力的情况下进行的。６月４日早６时，我们同另外几名同志特意到广场上被拆倒的帐篷、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察看，没有发现一个死人，没有发现一个伤者。当时使用装甲车，主要是为了造成一种威慑的气势，另一方面是为防止暴徒用砖头、瓦块打砸官兵，再就是便于清除广场上的障碍物。广场几处着火，是“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们为销毁证据，点火燃烧文件、笔记和各种油印传单；也有一些学生把弃之不用的被褥和破旧衣物浇上汽油点燃，想阻止清场部队进入。清场前关闭广场的灯光，主要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催促学生按通告要求迅速撤离，二是发出清场的预备信号：灯一亮，清场立即开始。清场中决没有向学生开枪。倒是部队清理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南端、毛主席纪念堂东侧时，广场东南角一栋４层楼上，有人用火枪向部队射击，将工兵团一名战士手背打伤。＊　
    　
 
2007-5-21 上午 10:43:36 y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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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导向协奏曲　
    　　——武钢职工反动乱纪实
【日 期】19890814
【 版 号】5
【 作 者】陈林平
　
    春末夏初，首都上空一时乱云翻滚，一股股阴云黑雾，笼罩了北京，涌向了武汉。　

    “武钢罢工，李鹏下台！”　

    “武钢停产，关广富（湖北省委书记）投降！”　

    “只要武钢１４万人带头，全市工人就会实行总罢工！”　

    一批批不明真相的学生，在极少数坏人的操纵下，从四面八方涌向武钢。
　
    武钢，面临考验。全国人民关注武钢。　

    “各级领导在大是大非面前应该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认真组织职工学习《人民日报》４月２６日社论，采用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引导职工辨明真假，弄清是非，教育群众认识一个简单的道理：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就是爱国；搞动乱、破坏生产，绝对不是爱国！”总经理兼党委书记黄墨滨代表武钢１４万工人表态了。　

    公司宣布：“从现在起，机关干部错开安排，半天工作，半天学习；工人利用交接班间隔时间保证每天至少学习一小时。”决定初颁，一些职工窃窃私议：上班的路还堵着，堵在工厂大门的人群还在鼓动罢工，要求同公司领导“谈判”。情况万分危急，谁还有心思坐下来学习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发展，职工们愈来愈感到，这个特别决定真是太重要了！半天学习的规定，可以使武钢人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中央是怎么说的，客观地评一评五花八门的谣言的可信度。　

    不过，仅仅把导向标交给职工还不够，还要组织一个严密的导向体系，及时地用中央的精神对职工进行引导，这样才能有效地帮助大家识破各种谎言，辨明真假，分清黑白，从而做到思想统一，万众一心。为此，武钢公司、厂矿两级都分别成立了两套班子。部分领导主持日常生产及后勤工作；党政工主要领导（他们也分别是两级思想政治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组成“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应急办公室”，其下又分别成立了思想信息、宣传、护厂以及学生代表思想政治工作等９个组。与此同时，武钢还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体制上的优势，从公司党委到车间、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班子，理直气壮地抓职工的思想教育，形成一个完整的导向体系。在武钢党委指挥下，谱写了威武雄壮的思想导向协奏曲。　

    　　　　乐章之一：宏观导向明大理　

    在反对动乱的日子里，有人说，首钢已经停产罢工，工人全都上街。公司应急领导小组立即拿起直拨电话接通首钢，答曰：否！于是马上向广大职工通报真情。　

    《美国之音》广播北京血流成河的“消息”，恰好钢城盛传某职工在北京上学的孩子被打死，公司派人立即登门查访，出门迎接的竟是这位大学生……　

    黄墨滨等武钢党政工领导同志一次又一次在各种会上就职工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并用事实教育了职工。　

    负责宣传和对外联络的公司党委副书记文必聪准确及时地将上级党组织的精神一字不漏地传达给二级单位负责人，然后迅速层层下达。　

    这种导向明辨真假，引导职工相信党、相信政府。广大职工说：保护武钢、坚持生产是我们的责任。武钢停一天产，要损失５００万元的利税。把大把大把的钱扔到水里去，能算爱国吗？一位老工人说：“乱起来还是老百姓遭殃呀！乱不得！还是安定好！”一位中年工人说：“不管怎么说，这几年改革，我的收入还是增加了的，再这么闹下去，今年的收入就要大大减少。再说，停了产，煤气没得，水也没得，拿么事弄饭吃？”　

    当时一些人对武钢职工坚持生产不理解，甚至有人谣传武钢发高额上班奖（从１０元一直到５００元）。武钢炼铁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李春海对职工讲：外面说我们铁厂工人上一天班给５块钱“安定奖”，大家说说，这不是太小看咱们铁厂工人吗？我们铁厂从来没乱过，工厂的安定团结不是花钱买的，靠的是工人阶级的觉悟！　

    　　　　乐章之二：具体导向靠贴心　

    对于具体人和具体事的思想导向，武钢的做法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预防性导向。武钢一炼钢厂有一名青年工人，曾经几进几出公安局。动乱波及到武钢以后，他所在小组组长担心他被这场动乱卷进去，反复找他谈心。希望他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坚守工作岗位，为今年小组各项指标创一流水平作出贡献。这位青工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在整个动乱期间未缺一天勤。小组生产无废品，产品质量和数量都名列同工种的前茅。他家住汉口，交通受阻时，每天要花３个小时走到长江边乘船，有时在路上也想去听听演讲，看看热闹，但想想组长的希望和信赖，终于忍住了。　

    另一类是激励性导向。党委书记黄墨滨多次在大会上向坚持上班、坚持生产的广大职工致敬，赞扬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焦化厂在门口拉起一条大横幅：向克制困难、坚持上班的同志们致敬！二炼厂领导轮流到岗位上慰问工人，解决实际困难。许多厂都召开了各种形式的表彰会、演讲会，大力宣传这些同志的事迹。在大多数职工的影响下，一部分原来以为可以乘学生堵塞交通之机歇两天工的也在家里坐不住了，想方设法来上班，有的绕道东湖，长途跋涉十几公里；有的向附近农民求援借船渡河；有的像杂技演员一样荡着秋千过河；还有的小伙子干脆顶着衣服游水上班。其间涌现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迹：一位老工人来到被学生设路障挡住的路口时，先是掏出香烟请学生们吸，希望他们能放行。谁知一个别有用心的家伙说：“只要你喊一声‘打倒共产党’就让过去。”老工人一听，气得两眼冒火，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扭头就走了。还有一位青年工人，长得身高马大，毫不费力地把自己的自行车高高举起来，想从被学生堵塞的小桥上挤过去。谁知“啪”的一声，不知是谁把他的车锁上了，接着车钥匙又被扔进了河里，小伙子一怒之下，双手猛力一推，把自己的自行车也扔到河里去了。“扑通！”随着高高溅起的水柱，桥上所有的人都楞了。在一片寂静中，小伙子大喝一声：“让路！”学生们不由自主地闪开了一条道，这位青年工人穿过人墙，头也不回上班去了。
　
    　　　　乐章之三：对外导向要出击　

    武钢厂区大，范围广。为了主动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厂里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疏导队主动出击，这样做既有利于教育自己的职工，也能使受骗的学生尽快醒悟。　

    ６月７日下午３时许，武钢１６号门前有人造谣说大桥上打死了３个人。聚集在门前的２０多名学生当即便要冲大门，堵铁路，阻挡翻渣罐。护厂队的职工耐心劝阻，指出他们的轻信与鲁莽，终于说服了他们，一刻钟后便全部离去。　

    还有一次，炼铁厂的一位炉长问堵在路口的学生领队为什么不让职工上班？学生回答说，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行动。炉长反问道：“你们不让我们上班，这是民主吗？这不是也剥夺了我们的劳动自由吗？”带队的学生无言以对，只好让开路让职工上班。　

    在那动乱的日子里，武钢仍然保持了较好的生产形势，铁、钢、钢材均完成了承包指标。
　
    经历了这场风雨的洗礼，武钢人变得更坚强了，雄伟的钢城依然屹立在长江之滨。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供稿）＊　
    　
    　
 
2007-5-21 上午 10:54:19 y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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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　殇》的“新　纪　元”
【日 期】19890815
【 版 号】4
【 作 者】靳仁
　
    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在文艺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我有个基本的主张，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轻易表扬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轻易批评什么。”

　“什么这个作品怎么样，那个作品怎么样，根本不管这个事。”

　他还特别声明：“凡是让我审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

　但是，对《河殇》这个作品，他不仅介入了，而且三番几次地介入，管得很具体，与他的那个宣言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鲜明对照。　

    请看事实：　

    去年夏，《河殇》在中央电视台一播出，赵紫阳同志扶持的一批“文化精英”立即带头在报刊上刮起一股吹捧风，一些清醒的学者则写文章对《河殇》宣扬的历史观、政治观提出尖锐批评。

　就在这时，赵紫阳同志对《河殇》不仅表示赞赏，还让有关单位复制五百套录相带，广为发送。对赵紫阳的这种支持，有的报纸在为《河殇》迅速重播而写的文章中作了特意的暗示。　

    不久，一位友好国家的总理来华访问，赵紫阳同志特别送给他一套《河殇》的片子，并推荐说：值得一看。　

    ９月末，王震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河殇》，并要求中央重视这件事。这时，赵紫阳同志却支吾其词，回避问题的实质，搪塞了几句就匆匆宣布散会。　

    １０月，一个《关于处理（河殇）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提出，要“发表适量的评论文章，对《河殇》散布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对这一报告，赵紫阳同志表面上并未表示异议。可是当易家言同志的批评文章《（河殇）宣扬了什么？》写出之后，赵紫阳却明确表示：不要发表。他硬是利用职权压制对《河殇》的批评，为《河殇》思想的畅行无阻提供保护。　

    短短几个月之内，赵紫阳同志对《河殇》表现出来的关心是非同寻常的，介入的次数之多、程度之深是令人惊讶的。人们不禁要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支持《河殇》？《河殇》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使他这样着迷？　

    对《河殇》所宣扬的那一套荒谬东西，易家言的文章和其他文章已谈了不少，我们这里只着重指出一点：《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赵紫阳同志最欣赏的也正是这个“新　纪　元”。　

    《河殇》在论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中向人们推出了两个新　纪　元：１６４９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　纪　元，１９８７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　纪　元。两个“新　纪　元”一线相穿，都是为赵紫阳和他的现实政治需要制造舆论的。
　
    其一，《河殇》讲“新　纪　元”，是用来突出赵紫阳，大树特树赵紫阳的“新”权威的。
　
    《河殇》在总体反思的旗号下，一笔抹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抹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抹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贬低１０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唯独突出赵紫阳当总书记的这一段。

　在《河殇》里，巴黎公社不是新　纪　元，１０月革命不是新　纪　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周期性的社会振荡”和“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有“颠狂的大跃进”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１９８５年仍然是“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只有到１９８７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才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　纪　元”。　

    诚然，《河殇》也不得不提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但却只是说在“这一天”，历史“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改革大潮，并接着又说“我们正好站在十字路口”。

　显然，《河殇》作者的意思是在说，当时的中国只是刚“打开封闭的篱墙”，领导者尚未自觉地作出新的历史选择。

　作者还特别提示说：“无论是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也无论是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们（引者按：这无疑包括邓小平等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没有找到开辟新　纪　元的“神秘的看不见的经济规律”，只有赵紫阳才找到了这个规律。

　恰在这时，屏幕上立即出现了赵紫阳的特写镜头，响起了他的讲话声，话音未落，屏幕上再次推出“新　纪　元”三个大字，作者这样歪曲历史，把赵紫阳之前的中国历史抹成一片空白，调动各种手段突出赵紫阳，就是要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只有他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这不是在大树特树赵紫阳的“新”权威、为赵紫阳独揽大权制造舆论又是什么？　

    其二，《河殇》讲“新　纪　元”，给赵紫阳同志搞他的“新秩序”制造了理论依据和舆论气氛。
　
    《河殇》断言，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根本原因是自古以来一直受着一种“封闭、保守”的“黄色文明”的支配。

　作者进而抹煞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差别、社会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根本差别，把直到８０年代初期的中国描绘成仍然是由“黄色文明”笼罩的“板结”的黄土地，并强调说这种“黄色文明”已“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走下去只能是“自杀”。

　与此同时，他们极力美化“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说是“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合唱”，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新　纪　元”。他们还说，由于“蓝色文明”代表科学与民主，资本主义直到今天仍在“不断调整和更新”。

　因此，结论很清楚：只有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在干涸的黄土地上浇下一片霖雨”，中国才能“获得生机”，跨入“新　纪　元”。

　换言之，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才是唯一有希望的选择。

　《河殇》的这一套推导，正好从时髦的“大文化理论”的高度上给赵紫阳搞“新秩序”的现实政治需要以巧妙的支持。　

    赵紫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并不积极执行中央的方针和决策，而是热衷于顺应所谓“国际进步潮流”去建立他所主张的“新秩序”。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秩序”呢？

　在政治上，就是削弱以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和政工队伍，淡化党的领导以至“改造”党，把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歪曲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扶植起来；就是不讲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扬初级阶段腐败难免论。

　在经济上，去年９月，陪同西方“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的一位香港大学教授曾指出，“弗的学说与赵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

　赵紫阳自己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也直接肯定了“以夷制华”的说法，并且说，不要怕人家说“丧权辱国”。

　一句话说到底，他要搞的“新秩序”是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那一套秩序为主要参照系的“新秩序”。当然，赵紫阳同志知道要在中国建立这种“新秩序”，不仅需要有香港报刊讲的“独裁改革”的权力，还必须有舆论的支持。

　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河殇》的“新　纪　元”理论帮了他的大忙：既然只有“蓝色文明”才能救中国，他那套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为主要参照系的“新秩序”不正是识时务之举吗？搞“以夷制华”不也就名正言顺了吗？

　况且，《河殇》是声画结合的电视片，又在黄金时间播出，在制造舆论上有着特殊的效应，其观众覆盖面之大更是一般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所不能相比的，它所制造的舆论气氛不恰是赵紫阳搞“新秩序”所求之不得的吗？　

    《河殇》的作者利用“新　纪　元”吹捧赵紫阳，为赵紫阳搞他的“新秩序”制造舆论，赵紫阳同志则利用手中的权力支持《河殇》的传播，压制对《河殇》的批评。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关系的互相支持，或者说是利益交换关系把赵紫阳和苏晓康等人紧紧地联在一起了。然而，这种互相支持也反过来说明赵紫阳要搞的“新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应有的新秩序。　

    活生生的事实还说明，孤立地大讲“少管，少介入”只是一种障眼法，所谓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更是虚伪的。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对文艺都不可能完全不加干预，对具体的作品都不可能“根本不管”，区别只在于干预的范围、标准不同，介入的方式、途径不同。

　事情的关键不在于管得多和少，而在于按什么原则和方向去管。

　赵紫阳同志口头上讲要“少管，少介入”，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实际上做起来则是只许我介入，不许你介入，只许按照纵容、鼓励、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需要去管，不许按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去管。

　换言之，他大讲“少管，少介入”是用来束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的手脚，而让搞自由化的人在文艺领域为所欲为。

　对赵紫阳讲“少管，少介入”的真实意图，苏晓康们是心领神会的。

　去年１０月，苏晓康在他写的《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中，破口大骂王震等同志对《河殇》的正确批评，胡说什么“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并由此大加发挥地指责说“‘不干涉文学艺术问题’的政策，每每到紧要处便会化为泡影”。

　他的逻辑显而易见：赵紫阳如此具体地支持《河殇》，把易家言的文章打入冷宫，都不算干涉；只有像王震同志那样批评《河殇》，才算干涉。

　苏晓康与赵紫阳上下呼应，一唱一和，用他们的行动为所谓“少管，少介入”和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作了透底的注脚。　

    最后应当指出，正是因为有了赵紫阳的支持，苏晓康们在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越来越肆无忌惮，直到把坚持自由化立场变为策划、煽动动乱的政治行动。

　今年２月，苏晓康积极参与３３人联名上书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要求实行大赦，释放所谓“政治犯”，他和极少数策划者这样做实际上已是在为动乱作准备。

　到动乱开始后，《河殇》的作者和顾问中有好几位迫不及待地出来登台表演，苏晓康本人更理所当然地成了煽动和策划动乱的头面人物之一。

　４月２８日，联名发出煽动新闻界支持动乱的致中共上海市委公开信的３０人中，有他；

　５月１４日，率先发表逼迫政府要承认整个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非法学生组织为“合法组织”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的１２人中，有他；

　５月１６日，公开发表否定“４·２６社论”、再次要求承认非法学生组织的“合法性”的《５·１６声明》的首批签名者中，有他；

　５月２０日，发出叫嚷“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的《我们知识界的誓言》的１０人中，又有他；

　国务院发布戒严令之后，与严家其一起发出要求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的电报的几个人中，还有他。

　与此同时，他又是紧张地参与密室策划，又是声嘶力竭地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煽动演说，又是参与发起成立非法组织“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又是带头参加支持绝食和反对戒严的非法游行，为动乱的不断升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那反动的政治野心也随之暴露无遗。

　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动乱就是苏晓康们要搞的“新　纪　元”的一次大曝光，也是赵紫阳为推行他的“新秩序”而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互相利用、互相支持所必然酿成的一个恶果。其中，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原载８月１４日《光明日报》，新华社发）＊　
    　
    　
 
2007-5-21 上午 10:58:08 y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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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台港反动势力庇护和支持下　
    　　叛逃分子在美上演一出闹剧　
    　　猖狂进行颠覆我国政府活动
【日 期】19890802
【 版 号】1
【 作 者】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８月１日电据“美国之音”和西方通讯社报道，叛逃在外的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近日由巴黎到达美国后，在美、台、港反动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下，继续猖狂进行颠覆我国政府的活动。他们在美国芝加哥参加上演了一个所谓“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的闹剧。　

    “美国之音”为这个为时三天已于７月３０日收场的“会议”大肆宣传捧场。它在７月３１日以每次近半小时的时间反复播出这个会议的情况。据称，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名叫“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的组织，并通过了一个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宣言”。

　“会议”还“呼吁对中国进行选择性的经济制裁”。据报道，不久前在巴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推翻北京政府”的严家其，在会上讲话时再次咒骂“现政权必然要垮台”。吾尔开希讲话时则叫喊“有朝一日将把民主女神竖立在天安门广场”。据报道，万润南和通缉犯、“高自联”头头李录也参加了这个会。
　
    台湾《联合报》特派记者在７月２８日自芝加哥发出的报道中说，这次“会议”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是由亲台湾的“侨领”资助的。这家报纸说，“现在大陆在海外的反对势力都明白，做事要钱，而台湾是长期可靠的经费来源之一”，“大陆民运人士没有理由不接受亲台湾华侨的捐款，可是他们当然了解接受这种捐款的政治影响”。　

    台湾《联合报》７月２８日还报道，“吾尔开希２５日自巴黎飞抵芝加哥后，和中国国民党海工会（按：即‘海外工作会’）主任郑心雄见了面，并一起照了相。这事在大陆留学生群中引起广泛议论”。

　该报说，“据悉，安排这次见面的，是芝加哥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吴英毅……吴英毅对这次大陆学生召开的大会（首届全美中国学生学者代表大会）捐献不少经费，因此获得大会负责同学信任”。　

    另据报道，早些时候，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刘宾雁等人于７月２０日在巴黎发表了一项成立所谓“民主中国阵线”的倡议书，鼓吹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民主中国阵线”“对于如何与台湾政治势力接触，有过深入讨论，打算以谨慎而渐进的步骤进行，基本上是承认只要是支助中国民主运动，都是共同伙伴，因此，亲台湾侨领的钱可以接受。”所谓“民主中国阵线”的秘书长万润南还对台湾《联合报》记者说，他不排除近期访台的可能性。　

    香港《东方日报》７月３０日报道，香港一个名叫“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机构已给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拨了１２０万港元，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　

    在公开支持叛逃分子推翻中国政府的活动中最卖力的是“美国之音”。

　这一个时期，严家其、吾尔开希等的反政府言论和活动，成了“美国之音”华语节目的主要内容。最近，“美国之音”就先后两次播送了对吾尔开希的长篇采访录音，继续宣传“血洗天安门”的谎言。

　它借吾尔开希之口又说什么天安门广场死了３０００人，整个北京市死了几万人，还说什么“天安门广场上‘工自联’的纠察队员几乎全部被打死了，好几十人”。

　但是这个信誓旦旦地说什么他以“人格担保”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死了人的吾尔开希，却不得不附加说明，“当然不是我亲眼看到的”。
　
    此间人士指出，严家其、吾尔开希等叛逃分子，在美、台、港等反对新中国的势力的支持下不论如何猖狂蹦跳，不论成立什么闹剧班子，只不过是多几个“中国民联”和多几个胡平、王炳章之流的跳梁小丑而已。

　他们的阴谋已经在国内以惨败告终，现在靠美、台、港反动势力，企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是不能得逞的。

　至于作为美国官方宣传机关的“美国之音”，竟然利用这些叛逃者肆无忌惮地鼓吹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严重损害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美国之音”这样做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