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 毛主席情谊永不忘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　毛主席情谊永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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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同志夫人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
发表于:2007-10-31 15:13:34

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
曾　志

　　毛主席勤奋读书
　　
　　学习《模范英文读本》

　　1929年毛主席在闽西虎岗苏维埃地区得了大病，全身浮肿。红军打下上杭县城后，用担架抬着毛主席到上杭县城治病。医生诊断为严重的疟疾症，经药物和加强营养治疗，不到二十天，毛主席病好了。我随毛主席到距上杭城百来里的山村——苏家陂，闽西特委就设在这里。毛主席同我们同住在一栋泥砖砌的小楼上，我们的住房与毛主席住房窗口对窗口，中间只隔几平方米的小天井。毛主席在这小楼上养病。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两本当时中学生学习用的《模范英文读本》。毛主席每天起码有两次端端正正坐在窗前桌子旁边念《模范英文读本》。一课一课地念读，一课一课地默写，学得津津有味。看他读得那样认真，我当时有些奇怪，英文不是小说，毛主席为什么这样起劲？干革命，读英文有什么用处？可见我那时的幼稚无知。

　　最贵重的是书

　　1932年，红军打下了福建闽南漳州地区，我已于30年调白区工作，当时奉命从厦门来到漳州。

　　我们住在毛主席那里。主席住处下面约一里多远的地方，有一所漳州龙溪中学。

　　那时学校已停课，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回家了。

　　一天主席对我说：“曾志，走，我们到那所中学去看看。”

　　这所学校是漳州有名的中学，校舍很宽敞，尤其有一很大的图书室，装着满满两个房间的图书。

　　毛主席到了图书室，喜形于色，他一本一本地翻书，越翻阅，越兴致勃勃，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毛主席对我说：“曾志，帮个忙，去找几个萝筐来，我要找些书籍带回江西去。”

　　我和勤务员找来了三、四个萝筐，毛主席一面挑选，我们就把挑出来的书往萝筐里放。

　　毛主席在学校图书室，整整翻阅了一个上午，找人挑了两担萝筐的书借回住处。据说毛主席后来还去过该学校两趟，回江西时，带回了许多图书。

　　马克思主义要精读、多读

　　1939年底，我从白区调回延安，很快就去看望毛主席。我报告毛主席说：“我要进马列学院学习，组织上已批准。”

　　主席说：“很好，你在红军、苏区、游击区、白区都工作过，经验是有了一些，但缺乏理论基础，经验不能提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

　　我说：“马列学院，我准备学一年。”

　　“不行，一年太少，要学三年，至少也要学两年。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

　　毛主席还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

　　毛主席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你现在进马列学院，是好时机，要坐下来好好学习，读它两三年，对你将来的工作，会有很多好处。”

　　毛主席的一席教导，我没有完全理解，也没有完全听进去。

　　由于我没有养成学习的习惯，刚进马列学院学习时，书入不了脑子，一看书，脑子就开小差，老师讲课，也听不大懂。三个月后，学习才入点门。在马列学院学习不到一年的时间，组织上调我，我也没有坚持，就离开了马列学院，辜负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

　　硬是精读了两年马列主义著作

　　1956年到1957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

　　1957年五、六月右派向我党进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部分学生，掀起民主自由的大辩论。

　　毛主席派我去人大和北大做调查，采访，每个星期天向他作一次汇报，除了汇报，有时还谈一些别的问题。

　　有一次闲谈中，毛主席讲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一些问题，他感慨地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主席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读书也是休息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卧室床上，桌上、书架上，装满了古今中外，各式各类的书籍、杂志、报纸、参考资料等等，尤其他那特制的床，一半堆满书报，一半睡觉用。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毛主席经常来广州，随身带的除了一个十多斤重的荞麦大枕头，就是一大堆书报。

　　一天，我问毛主席：“您到哪里都带许多书报，一天究竟看多少书报，看得过来吗？成天在看，不觉得疲劳吗？”

　　主席说：“我一天收到的报刊、杂志、参考资料等不下二百份，每天都有几十万字，仔细看是看不完的。我请了几位秘书，有专门读书的，有专门看报纸杂志、参考资料的，他们先看一遍，值得我看的，用红笔划出来，我就挑着看。一样东西看多了，也实在累，我的休息方法，就是一样东西看久了，觉得疲倦了，就放下来，换上另一本再看，兴趣一来，疲倦就打消了。换着看书，就等于休息。”

　　我看毛主席除了开会、处理文电、游泳、写字、吃饭、睡觉以外，都在看书读报，他睡眠基本上是倒着的，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报，写作。

　　我们的早餐，他是晚餐。我们的晚餐，才是他的早餐。除了开会，做报告，不得已才改为白天工作。

　　六十岁请老师教英语

　　还是1957年，一次我向主席汇报人大、北大学生大辩论、大字报等情况时，毛主席问我学过英文没有。

　　我说：“小时候在长沙教会学校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有英文课，学了一点。教会学校校长是美国人，老师们日常生活都用英语对话。我们住宿生与几个讲英语的老师住在一起，也学着讲几句，几十年过去了，什么都忘记了。”

　　主席说：“你应该学英文，懂得一些英文，对工作有好处。”

　　我说：“都四十六岁了，记忆力不好，英文要靠熟记，我哪能学得进去。”

　　主席批评我：“事在人为，只要下决心，年龄大，也可以学好。”

　　主席说：“我六十多岁了，还请英文老师教我英文。每天学一至两小时英文，你才四十多岁，就没有信心吗？”

　　这时主席的英文水平已经不错了。

　　一次我在主席那里，见秘书拿了一份翻译成英文的毛主席文章，准备对外发表，送给毛主席亲自校审。

　　“文化大革命”中，大约是1966年10月前后，毛主席对陶铸说：“你找人将这本语录(毛主席语录)翻译成英汉对照，最好是线装的，越快越好。”

　　11月或者是12月，我在陶铸办公室好像见到过毛主席语录英汉对照的初稿，不知是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日理万机，博古通今，还要孜孜不倦地学英文，自己处理英文稿件，试问有何人曾做到过。

　　毛主席重视调查

　　行军途中调查

　　1929年1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会剿”。红四军部队下井冈，到赣南一带迂回，以牵制敌军的行动。

　　我当时在前委做民运工作，下井冈山离开了根据地，毛主席就布置我们做调查工作，给我一张表。表的内容大概是当天行军从什么村庄出发，经过什么村庄，村里有多少户人，是砖瓦房屋还是土砖破旧房屋。村子靠山、靠水还是靠大路，山的高矮、树木的多少，周围田地作物是些什么，土地的亩数，村子的贫困情况如何，村与村之间有多远的矩离，地势地形情况如何等等。

　　每天出发前，我召集直属队宣传员，按照表的内容布置调查，宣传员随尖兵走在队伍最前面，一面调查，一面写标语，一到宿营地，宣传员马上把调查情形记下来，集中时口头上讲一讲，然后我把宣传员记下来的和口头上讲的，每天到宿营地向主席汇报。

　　有时主席还当面交待明天行军途中还应调查了解的事情。如果部队在一个地方驻扎两、三天，我们工农运动委员会的同志和连队宣传员，则要分头到群众中去做调查，访贫问苦。

　　先到房屋最破旧的家庭去访问、宣传，首先了解村子里最富最坏的是谁，最苦最穷的是谁，了解气候、年成，了解租佃、借贷，买卖、流通等情况，把了解到的情况和做了什么群众工作，都向主席汇报。除了打仗，我们走一程，就要调查了解一程。

　　向报纸杂志作调查

　　毛主席特别重视报纸，看报非常仔细，连报纸中间的小广告和寻人启事都不放过。我们每到一个有邮政的镇子，第一大任务是去邮局找报纸杂志。为了找报纸，有一次派了两个连，打进一个城里去取报纸。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大事，也可以了解一些国外大事，从中发现军阀之间的矛盾，了解军阀混战的情形，分析敌军的行动方向等。毛主席常常把报纸看作军队行动的指南。

　　苏家陂召开调查会

　　1929年，毛主席病后回到闽西特委所在地苏家陂。主席利用这段时间召开了很多调查会。在主席住的屋檐下，放一张四方桌子，一大壶开水，几个饭碗，他分头请一些乡亲们谈话，每次人数五至六人，他请雇农、佃农，也有中农，谈种田，谈收成，谈生活，谈过去和现在对比。

　　主席要谈的，都是农民们日常很熟悉的事，你一言我一语，甲谈乙补充，商商量量，无拘无束，好像是在谈家常。毛主席要调查的都得到了，而农民们很高兴，他们不知不觉地在思想上受到很多启发和教育。

　　毛主席还找商人谈，他总是提出各种问题，启发和引导他们高高兴兴地讲，这次调查会，我在旁边打杂，主席自己记录。

　　向熟悉的干部做调查

　　1957年五、六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煽动北大、人民大学等校部分学生贴大字报，开辩论会，宣扬什么美国式三权鼎立的资产阶级民主，什么各党派轮流坐庄，搞政治设计院等，闹得不可开交。

　　我那时正好在中央党校学习，距离清华、北大、人民大学都不很远，毛主席便要我去这些学校搞调查。一是看大字报，二是听辩论会，把大字报辩论会的主要内容摘要下来，而且要有数量统计。如大字报多少张，参加辩论会的有多少人，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的多少人，批驳资产阶级民主的多少人，只看大字报和听人辩论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有多少，其言论情绪状况如何等等。

　　另外，毛主席还亲自划了一张小表格，内容主要是统计数字，以教研室为单位，人数，学生数，教职员数，赞成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学生教员数，其中党团员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学生教员数，以及其中的党团员数，中间状态的学生教职员数及党团员数等等。

　　主席要我拿着这张表格去人民大学找训练部主任李培之同志，请她组织一些党团员到各自的教研室，召开座谈会，对大字报、辩论会中的言论意见，展开讨论，畅所欲言。然后由我按表格的内容统计起来，交给毛主席。

　　我参加人民大学两个教研室的支部会议，讨论座谈会的思想动态，以及如何进行思想教育。还找人大几个教员、学生个别谈话，倾听他们的意见。

　　毛主席还要我去见人民大学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化的学生中的头面人物林希翎。她住在一间楼梯旁的小房间里，说是病了，让她住在这个单间休养。去找她的人接连不断，甚至还有四川等外地来的青年人找她谈话。

　　林希翎对去看她的人都不加掩饰地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那一套主张。去找她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学生，也有个别其他青年，赞同她意见的占多数，但也有少数青年反驳她的意见。

　　她说：每天要收到全国各地信函约200多封，她很累，没有时间和精力接受采访，也没有时间看信和答复来信等等。

　　毛主席交待我调查的事，按其指示每星期向他作汇报。主席就这样借我在党校学习的方便机会，让我去做调查，基本上得到了第一手材料。

　　主席拿到人民大学统计的表册，笑着说：“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究竟还是少数，赞成的比反对的多，两头少，中间状态的较多，要加强思想教育。”

　　毛主席生活简朴、廉洁
　　
　　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迂回赣南、闽西，我们跟随主席行军，沿途没见他骑马，他的马不是给伤兵，就是给病号或给掉队的战士们骑。

　　毛主席是前委书记，他同我们小干部和身边的战士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盆菜，没有丝毫区别。行军中，出发早，吃饭早，各人都自带午饭。

　　有一次我们行军休息，大概是上午十点多钟，大家照例拿出自带的午饭吃。那天毛主席因起来的晚些，他没带上饭。我们吃饭时，毛主席到了。他坐在我旁边，对我说：“起来迟了，早饭没吃，也没带上午饭，我的肚子饿得很，你的饭给我吃一点好吗？”我就把饭给他吃了。那时我没有什么感触，现在想想，那时的毛主席已是我们红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也是少有的。

　　三年还是那双旧袜子

　　1932年，红军打到漳州，我由白区厦门到漳州，住在毛主席那里。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我盯着他的袜子看，主席把脚一伸，对我说：“这双袜子，还是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子珍把袜底从中间剪开，翻到两边，又缝了袜底。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不过再不能换袜底子了，袜面也太稀薄，经不起洗了。”

　　主席说着，还有些舍不得的样子。毛主席行军中唯一御寒的一条毯子，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自从我们一同行军，见到的就是这条毛毯，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部队没收的毛毯，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他不要。

　　打下漳州城，毛主席伙食照旧

　　红军打下漳州，战士们都改善了伙食，我在十二师师部、东路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政治部都吃过饭，都吃到了猪肉，都有两样或三样菜，而主席那里，还是洋铁菜盒，还是一样蔬菜，不是豆芽，就是青菜，晒台上有一个大木桶，用水泡着三个一尺多长的海茄子，伙夫不会做，直到我离开主席那里，仍然泡在桶里。

　　六月中还穿薄毛裤

　　1957年6月中旬，我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我们都穿单衣单裤，见毛主席仍然穿一条灰黄色的破旧毛裤，没穿罩裤，毛裤已经很旧了，上边有几个洞。

　　我问：“主席，您这个时候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没有毛病，买不到适合我穿的宽大线裤。”毛主席说。

　　“江青同志不帮您去订做吗？”我问。

　　“她呀，我生活上的事，她从来不会关心。”主席说。

　　“我在广州针织厂为您订做两套线衣、线裤好吗？”我问。

　　“那就麻烦订做两套，我自己出钱。”主席说。

　　记得主席身上穿的毛巾布睡衣也打了补钉。主席这样简朴，有些人不相信，可我是亲眼所见，事实就是事实。

　　我在主席那里吃过多次饭，总是二米饭，三到四个菜。来了客人，主席通知今天加点菜，也只是增加点份量，有鱼有肉而已。在主席那里，我从未吃过山珍海味什么的。这就是全国解放以后，作为党和国家领袖毛主席的日常生活。
　　
　　毛主席情谊永不忘

　　我和我爱人蔡协民(1934年牺牲)，离开毛主席那里，去开辟闽南根据地。临行，毛主席深情地拿出发给自己的伙食尾子，买了一只红公鸡，煮了。又拿出从江西出发前贺子珍同志为他煎炼的一小罐牛油(不是奶油)，招待我们，为我们两人饯行。

　　在江西行军中，我曾经听主席说过，他最爱吃牛油，在牛油中放点盐，炒饭，好吃极了。贺子珍同志为他准备的这罐牛油，是他珍贵的食品。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表达了他对我们的情谊，当时就使我很受感动。

　　其实那种牛油，是很不好吃的，做菜很膻。炒饭，饭一凉就象染上一层黄腊。这种牛油一般都是用来加工蜡烛或加工肥皂的，毛主席当成珍品，可见那时毛主席的生活是多么艰苦。

　　毛主席的马送我上并冈山

　　1928年8月初，我同蔡协民在袁文才的三十二团工作，红军退出永新城，我们就在永新到宁冈一带的农村发动群众，牵制国民党敌人进攻井冈山。

　　史册曾记载：红军少数兵力，在永新宁冈一带，牵制敌人达25天之久，就是写的这段。后来，蔡协民又调到三十一团任党代表。

　　一天，毛主席来到三十一团，发现我肚子大了，主席忙说：“你有了孩子，过去我怎么没看出来，不要随队伍了，到后方留守处去，生了孩子再回来，用我的马送你去，明天就去井冈山后方留守处，邓允庭是处长，你是熟识的。”

　　我们就住在山下，好像是黄坳附近的村庄。第二天我骑着主席的马上山，坡陡，路窄，我当时还不会骑马，爬山坡马很吃力，走到很险峻的地方，马肚带断了，我和马鞍子都掉下了山坡。马鞍子还压在了我身上。幸好是沟不太深，送我的马夫同志把我扶起，把马鞍又重套上，继续上山。遇到坡陡的地方我就下马步行。毛主席的马送我上井冈山。不久，主席就带着队伍出发湘南，寻找迎接朱总司令和陈毅同志的队伍回江西。

　　毛主席会议民主
　　
　　1929年下井冈山的行军途中，毛主席差不多天天召开会议。一到宿营地，营长以上的干部就来开会。我看到主席总是先讲几句开会的内容，然后听取到会者的意见，引导大家把意见讲透，特别注意倾听不同的意见。最后才归纳大家的意见，说明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以及不同意的理由。求得意见一致，才做出决定。

　　从井冈山到闽西，我见他召开会议时，总是让大家畅所欲言，把自己的意见讲透，很少中间打岔，更不是强加于人，自己先讲一套，让人家无话可说，只有同意。

　　解放后，主席经常召开大区书记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听陶铸同志说：主席总是先让大家讲话，展开争论。大家在这种会议上，没什么顾虑，有话敢说，最后主席做结论。不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错的，对主席的结论都愉快接受。

在讨论中，讲了错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压力。讨论问题时，主席不表态，则要认真慎重地再去研究。据我所知，毛主席在许多会议场合，都是先发扬民主，然后才集中大家的意见，做出结论。

摘自：《缅怀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