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进藏艰难路——打通雀儿山 (图)

回首进藏艰难路——打通雀儿山

　　川藏公路原名康藏公路，因为当时还有西康省，简称康，省会是雅安。最初它的起点是从雅安算起的，止于拉萨，共2，255公里。1955年10月1日，国务院撤销了西康省的建制，交通部决定康藏公路以成都为起点，改称川藏公路，全长2，416公里。大家叫了多年的“康藏公路”，也就随之被“川藏公路”所取代了。

　　康藏公路的修筑与全线通车，震惊中外，是发生在世界屋脊上的奇迹。因为在人类公路史上，它占了“五个最”，那就是：最高（在它之前最高的公路在苏联的高加索，海拔3，600米）、最险、最长、工程量最大、修建的速度最快。

　　康藏公路翻越了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独木岭、矮拉、雪奇拉、宗义拉、格拉、甲皮拉、达马拉、叶拉、年拉、浪拉、初次拉、安久拉、色霁拉、米拉等大小山岭；跨越了羌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窘江、金沙江、扎曲、昂曲、井河、乌曲、沃曲、怒江、冷曲、松宗河、卡达河、东久河、易贡河、巴河、尼洋河、拉萨河等大小江河；穿越了觉雍草原、邦达草原和安错湖森林、波密森林、贡布区森林，还有叫“古”的冰川泥石流地带。

　　康藏公路经过的地方，那地形地貌的多样与奇特，那高原气候的多变与寒暖，那自然风景的多彩与壮阔，是一般人难得见到和难以想象的。更令人终生感怀的是那些英雄的战士、可爱的藏胞、古老的文化。淳朴的生活。

文章来源: 《修筑川藏公路亲历记》
作者: 高平

打通雀儿山

　　公路路面，海拔5，047米——我同雀儿山最熟，感情最深——我的笔记中响着他们的声音——筑路英雄张福林

　　1952年的筑路目标非常明确——打通马昌段，就是从马尼干戈修通到昌都的路，全程450公里。在重修康青路的过程中，只打通过二郎山和折多山两座大山，而在马昌段，则要征服雀儿山、独木岭、矮拉、宗义拉、育吉拉、甲皮拉、达马拉等多座大山，其中海拔最高的是雀儿山。它藏语叫巧拉，拉是山，巧拉的意思是铁山，“雀儿”是汉族取其与藏语“巧拉”读音近似的叫法。它的主峰高达6，168米，终年积雪不化。公路通过点的山垭口最高处是5，047米，每年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积雪。

　　康藏公路所穿越的14座大山中，我同雀儿山最熟，感情最深。我熟悉它的雪峰，如同熟悉白发祖母的面容；我熟悉它的身形，如同熟悉自己的家门。1951年4月18日，我在步行人藏的途中第一次翻越过它，并在它的峰顶的雪窝中搭起帐篷宿营。同年9月，我第M次骑马翻越它时，它已经打破了千古的沉寂，因为马昌段的公路已经于5月28日动工，我看见技工大队已经在山上摆开了战场。到了11月份，修完了甘孜机场的部队也陆续开上山来投入施工。我们文工团到山上来给他们演出，演完以后就挤着睡在卡车的车厢里。当时最受欢迎并立刻广为传唱的是我创作的歌曲《打通雀儿山》：

　　　　　　提起雀儿山，自古少人烟，
　　　　　　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
　　　　　　地冻三尺深，乱石把路拦，
　　　　　　开辟康藏交通线，这是一道关。
　　　　　　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
　　　　　　雀儿山上扎下营，要把山打通。
　　　　　　雀儿山再高，没有咱信。C高；
　　　　　　雀儿山石头再坚硬，没有咱意志坚。
　　　　　　山坡架帐篷，睡在云雾中，
　　　　　　树枝铺在雪地上，好像钢丝床。
　　　　　　早起晚下工，热血挡冷风，
　　　　　　没有水喝化雪吃，煮饭风味浓。
　　　　　　山高坡又陡，做工没处站，
　　　　　　绳子挂在腰中间，悬空打炮眼。
　　　　　　满山炸药响，碎石四下崩，
　　　　　　铁山也要劈两半，不通也要通。

　　这首歌是我在1951年隆冬的一个夜晚，坐在蒙着篷布的卡车车厢里写的，记不得是点的蜡烛还是打着手电筒了。钢笔里的墨水也冻得结了冰，用嘴哈一阵，才写出一两个字就又冻住了。为了能及时拿去演唱，我先选定一首陕北民歌的曲调稍加改编，按曲填词。我身在车厢，心却在雀儿山上，我的眼前显现的是那些积雪的山峰和筑路的英雄。我哈着笔尖写着写着，一直到战友给我送来棉被时，我才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雪。

　　这首歌只是比较精炼地道出了筑路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是还远没有写尽当时的艰苦情景。譬如，雀儿山本在雪线以上，部队上山又在冬季，气温常在零下30度，光是那个冷劲儿，就够人受的。吃饭的时候，一碗饭才吃了一半，另一半就冻成冰疙瘩了。有的战士清早起不了床，因为头发冻结在地上了。起了床，脚穿不进毛皮鞋，因为鞋冻得硬邦邦的变了形啦。

　　18军筑路部队，在雀儿山上（以及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感人至深，可歌可泣。那种建设西藏的积极性，那种与大自然、与自身病痛顽强拼搏的精神，足可同万仞雪山永矗千古。譬如，战士得了雪盲，眼睛红肿得睁不开也不肯休息，硬是要坚持出工。有的用小木棒将眼皮撑起；有的按照挖土与倒土之间的距离，在自己的腰里挂一根绳子，只要摸着倒土时不至于掉到崖下去，就照样干活。

　　一位师副参谋长，在玉隆休整时，曾对我描述过他们在雀儿山筑路的情景：

　　“山顶上，5分钟天气变化两三次。因为我们预先所做准备工作不够，平均每人害病6次，平均每天死亡一人，多为感冒转肺炎，医生对此也没有医疗经验。我们上山后两天就开始施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要过星期天需要经过师部批准。天气使工效大减，挖下去五六公尺还是冻土，烧八百斤柴也不过化开两寸深。”

　　时任53师副政委的洪流同志向我介绍情况时，对这些战士的疼爱之情溢于言表：

　　“全师5个团，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营养，患营养不良症的占95％。心脏病患者俱增，这是在高空剧烈劳动所致。表面上看，筑路部队军容不整，但他们是西南部队中‘最可爱的人’。要爱护他们，不能宣扬劳动强度，要把劳动热情引导到发明创造上来，否则即等于杀害战士。”

　　而战士们是如何平静地，甚至是自豪地对待这种生活的呢？下面是战士们的一些零星描述：

　　“在雀儿山上，我被分到一个小山沟里工作，一天最多只有3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气候冷到零下没有度了，咱们的寒暑表做得太短了。”

　　“大家对下雪都已经失去了感觉。”

　　“附近的雪吃没了，就提着麻袋到山顶去装雪。”

　　“我们团俱乐部想在山上编个落后转变的剧，结果找不到一个落后的。”

　　“石头都是花岗岩，成渝路上有个专门打炮眼的工人，在四川一天能打4米，到了雀儿山顶，只能打1米多了。”

　　“在山上容易得病，咳嗽的人很多，连里规定要戴口罩。因为空气稀薄，本来就呼吸困难，我们经常偷着在口罩里面支上一根小棍儿。”

　　“除了党团员，不知道是星期几。”（按：因为党团员要在规定的日子里过组织生活。）

　　战士们的顽强精神是同聪明才智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把在战争中积累的经验，也用来对付自然。譬如雀儿山上有一块64立方、重三四万斤的巨石，横在路基上，两个连的战士拉断了绳子也拉不动，他们用轰碉堡的办法，从路旁挖到石头底下去，掏了个药室，只用了七个工，装了四斤半炸药，就把它轰倒了。（按：上级规定一斤药炸五方石头，打装一公斤药的炮眼是六个工。）

　　雀儿山终于在1952年l月17日被打通了，大队汽车像不见首尾的长龙蜿蜒于雪海的白浪之中，它是那样壮观、那样奇特；它感动着别人，也感动着我们自己。

　　只有实实在在的业绩，才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才能让世界美好、充实。

　　人们往往把艰苦和痛苦看做是一回事，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仅从肉体的感觉方面讲，也许是这样的，但人的思想认识决定着精神面貌八 军的将士普遍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确是铁的事实。他们曾经风趣地形容在雀儿山上的筑路生活：

　　“住地是5000米的高度，睡觉是斜坡30度，开水是沸点70度，气温是寒暑表零下不够度，我们的热血沸腾到了100度，智慧和力量没限度。”

　　在重庆，陈明义和穰明德向贺龙汇报时，说到在雀儿山上修路的战士，住宿在雪地里，睡在从山下砍来的松树枝上，高兴地叫它“钢丝床”。贺老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是对筑路战士的赞美，是为他们感到自豪，是向革命乐观主义打出的一串惊叹号。

　　脚踩着世界屋脊，面对着艰苦和牺牲，收起武器拿起工具的18军战士们，充分展现出人民军队的本色。在牺牲的许多战士中间，张福林可以算是一位典型的代表。

　　张福林生前是53师159团3连炮班的班长。他的墓就建在雀儿山西麓，若干年里，不知有多少过往行人前去凭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路过此地时，也曾经下车到墓前献花。

　　张福林的事迹已经有不少人做过介绍，西藏的文艺工作者为他编写过歌剧（我也参加过后期的修改）和河南坠子。他的名宇在当时的18军军中是无人不知的，而内地的人们，尤其是现在的青年一代，大概并不晓得。下面是我在打马洞所做的张福林事迹的详细记录，是在他生前所在部队所得到的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时间是1952年6月3日。现将原文抄录干下：

　　1951年12月10日，在抢修雀儿山的施工中，张福林同志正在负责检查装药爆破。12点钟，炊事班给他送饭时，他正手拿着雷管检查炮眼。忽然，有一块两方大的固石从他头上滚下来。这块石头，过去曾被撬过，因为冻住了撬不动，于是放了安全哨。中午化冻了，它掉了下来。哨兵喊时，他已经躲不及了。他的右臂被砸成了三段，石棱把小腹砸了一个洞，腿也断了。当时他就昏了过去，浑身的青筋都跳了起来，血流得很多。大家立刻用撬杠把石头撬开。几分钟后，他苏醒了。

　　他没有呻吟，也没流一滴眼泪。他面色苍白，很庄严。第一句话是叫“指导员！”（指导员名叫尹守信，曾是战斗英雄。）他说：“我负伤很重，不行了，我不能再为人民服务了，我还有四万五千元（按：旧币，合现在四元五角）作为最后的党费。”说完，又昏了过去。他再次醒来后，对连长马云清说：“我给三连丢了人，我没做到人员安全。我们连从修机场以后没有伤过人，这都怨我。希望连长把我的教训用来教育全连。”这时，卫生员跑来给他打针，他说：“我已经不行了，打针也没用了，给国家节省这一针药。巴。”他看见同志们都围着他，就说：“同志们，不要看我了，别耽误干活，要提前抢通雀儿山。”

　　他说话时，还有些话只说了半句，有许多话没说出来。他一直没表示过痛苦。最疼的时候，只是咬咬牙。他就这样牺牲了。

　　他是河南扶沟县人。生于1926年，贫农出身，家乡被蒋介石放了黄河水淹没以后，出外逃荒。15岁就是种地的好把式。被卖给阎锡山当兵，解放过来以后，经过诉苦运动，觉悟提高很快，在解放大原的战役中，他当机枪射手，阎军组织女学生喊话，污蔑我军，他生气了，他把机枪架好，将广播筒伸在枪眼外，向对方宣传我军的本质和政策，说明自己曾经受骗在国民党某某部队当兵。敌人用机枪封锁他，他还是一直喊了三天。后来，他曾呆过的那个班，果然过来投诚了。敌人反击时，他的机枪出了故障，敌人扑了上来，他跳入战壕，沉着地点着了五公斤炸药抛出去，敌人血肉横飞，不敢向前。我军增援后，全歼了敌人。他被手榴弹炸伤了大腿，住了医院。

　　大西南进军中，打秦岭战役，他包教新同志郭玉风，和他订了战斗互助合同。后来，郭玉风也成了有名的机枪射手。他打机枪，五百米以内敌人不见即伤。他的特点是苦学苦练，练兵时，天不亮就起来瞄山头。

　　在川西剿匪时，他的班是剿匪模范班。他们发动群众，以匪治匪。他们给老乡做工作，感动了一位老头儿（老人曾认为解放军像流水，土匪却是本地人）密告了匪情，使我们捉住了一个匪首。

　　他大小经历过20多次战斗。他曾要求到朝鲜去参战，但未被批准。

　　在抢修雀儿山的第二阶段工程里，要把一千多方石头劈为两半，需要放大炮，工八团来了个排长做技术指导，张福林说：“你只要指卢、就行，我来做。”头一次装了50公斤炸药，炸了570方，一个小山头下来了。排长走了以后，全由他一个人干。他装了40公斤炸药，炸了470方。他的爆破技术出了名，都来向他学习。一营的装炮技术就是从他那里学去的。他不但教别人原理，还注意让别人动手做。他很虚心，每天下了工还要到工兵团去学习，从驻地走小路有92道弯，因为天黑了才回来，有一次滚下来，手脚都摔破了。他曾在日记本上写着：“祖国需要我，步兵变工兵。”他非常善于钻研，他的日记本中写有在秦岭战役中学的关千炸药的用诊、爱国计划、工程笔记等。他的炮班是技术班，负责打全连的炮眼，一放了冲天炮，他就发急；“这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每次炮班装了炮眼，不管是20个或者30个，他总是亲自检查一遍，而且帮助别的连队。在牺牲的前几天他还发着疟疾，连长发现以后，他笑着说：“志愿军轻伤不下火线，我这不过是慢性的旧病。”

　　他曾和同志们说：“蒋介石在的时候，我哪有国和家？他只会用黄河水淹我。现在我和大家一样，分了地，有了国，也有了幸福的家。”

　　他死后，在他的包袱里还发现有从内地带来的白菜、菠菜种子。这些菜籽，由他班里的战士种下了地，已经长大了。

　　同志们在他牺牲处刻了“永垂不朽”四个字，给他立了碑。连里开了追悼会，炮班开了回忆会。

　　师党委追认他为模范共产党员，一等功臣。1952年7月25日，师党委任命他班为“张福林班”，并授奖旗。

　　他是195二年8月入党的，11月转正，转正后即做党的三排小组长。

張福林的犧牲當然是十分不幸的，令人痛心的。想開來看，也是必然中的偶然。

　　在修築康藏公路的全過程中，平均每一公里都要倒下一位同志。

　　但是由此引發的兩個爭論，卻應當在這裏說一說。

　　有些同誌認為：如果公路不走雀兒山，如果不是在冬季的高山上施工，張福林也許不會犧牲。而這兩點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那麽，公路的路線究竟可不可以避開雀兒山？又可不可以避免在冬季去打通它呢？還是讓我引用一些我保存的當年的談話記錄吧。

在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甘城道工程師對我談起這方面的問題時說：

　　“當時連一張正確的地圖都沒有。山上的路沒有測設，聽說有的地方是一個汽車駕駛員在指揮修路。

　　我們遂即派出了一個踏勘隊，這個踏勘隊工作得不好，造成了路線的錯誤。

　　首先，可以不過雀兒山，由馬尼幹戈直下到崗托，（按：崗托是金沙江西岸的咽喉之地。）並且可以縮短４０公裏，海拔也低。

　　第二是公路可由妥壩直下到昌都，可避免走兩座大山。（按：指海拔均在４８００米以上的甲皮拉和達馬拉。）

　　錯誤的原因是踏勘隊人員不夠，隊裏的人選也差；領導認識也不夠。他們只是順著牦牛路跑了一趟。……

　　１９５１年，由於修了機場，部隊１１月才上山，結果造成在冰天雪地裏劈雀兒山。也使雀兒山成了馳名的山。

　　其實，如果路選得好，根本沒有雀兒山；如果施工布置得好，也不至於到冬天才打通雀兒山。“

　　陳明義司令員也對我說明過當時的情況：

　　“為了確保５２年通車昌都，我給部隊下達了命令：不打通雀兒山不準過年！即使工程艱險，氣候不好也要打通。從領導思想上說十分堅定，是當戰役來進行的。政治工作的口號是：艱苦就是光榮，頑強就是勝利。大家都拼著命幹，解放軍的特色表現得很突出。有的部隊到一月八號還在山上。

　　有問題沒有呢？有！

　　有人認為工程大，太嚴寒，不可能在當年完成任務。

　　有人認為，山是打通了，部隊傷亡太大了，太苦了，對不起戰士。

　　第三種說法是，在工程上是冒險的。這是領導幹部的思想，我們適當的進行了解釋和批評。”

穰明德政委則肯定地說：“雀兒山上吃的苦，死的人，完全是領導政策的錯誤。事實證明，先修公路是對的。”

　　在另一次談話中，他說得更加肯定，態度也更加嚴厲，他說：“雀兒山，矮拉山，達馬拉，甲皮拉都修了冤枉路。雀兒山是痛心的錯誤，路線可以不走這座山；施工也犯了錯誤，好修的時候讓部隊休整，１２月下雪了，再號召打通雀兒山後過新年。張福林的死是冤枉的。”

　　建司的杜斌科長對我說：“自從１９５１年在雀兒山挖凍土取得教訓以後，決定先在夏季搶修雪線以上的工程，以避免不做凍土或少做凍土，不然，按部就班地幹，工程就會加大一倍。”

杜斌所說的這個做法，主要貫徹在１９５２年修通昌都的作業中，兩座海拔僅次於雀兒山的大山——達馬拉和甲皮拉——距離昌都最近，按說應當在最後才能修到那裏，那就到了年底，又是冬天了。

　　建司決定在夏季打通它是對的，但是又產生了新問題，由於部隊是遠程超越汽車運輸終點去施工，大大增加了糧草供給的難度，運輸問題就成了關鍵。

　　後來的實踐證明，雀兒山，達馬拉，甲皮拉在康藏公路的線路上不是不可以避開的。

　　現在的川藏公路已經改了道，在康定就與原來的線路分了手，直接西去，經過理塘，巴塘，芒康，進入邦達草原後才使用了康藏公路原來的路線。大大縮短了路程，降低了海拔。

　　人生在世，要做成点事，总要克服点困难；干的事业越大，付出的代价越大。有些时候，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决策错了，造成了本可避免的牺牲，任你痛心也罢，问罪也好，也只落得教训二字了。有些事情，总体上错了，但在局部的人的精神上，是可歌可泣的，也足以流芳百世。

　　康藏公路上的事，当然更不会一帆风顺，圆满无憾。也有许多值得事后探讨和反复思考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康藏公路都是一个罕见的壮举，一个世界的奇迹，一条英雄的道路，一部不朽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