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动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一)

中共发动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

节选自尚未出版的《从反右到文革》一书
　
作者：魏紫丹

编者按﹕

　　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曾以遭遇中共蛮横镇压、残酷打击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写作了《还原一九五七》一书，将对中共发动反右斗争的反思，推向了一个更加高远的思想境界。

　　今年，又值中共发动反右斗争五十周年，魏紫丹教授则进一步对“中共发动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作了完全学术性的研究，本文就节选自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尚未出版的《从反右到文革》一书。

　　这是本刊同仁所看到的极少数最具有认识价值的“反右”研究著述之一，不仅性质上区别于共产党自己的右派分子们对“我党”反右的认知，也区别于相当多的、直到今天还对共产党“欲说还休”的许多回忆著述，将一种真正还原了的历史真相，奉献给了他的同辈和后辈读者们。

　　更因为他找到了历史自身的轨迹和中共种种恶迹的之所由来，从而发掘了中共发动反右和发动文革这两大“史无前例”的政治关系和逻辑关系。

　　我们敬请读者阅读这篇好文章，也期待著他的这本新著能够早日出版问世。

正文﹕


一、中共发动反右斗争的——远因
　

毛的反智主义，敌视知识分子是一贯的。下面的史料表明，反右派斗争的发生，乃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一、早在中共建国前夜，毛在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就曾说道﹕

“他们的头脑中还残存著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毛泽东选集》四卷本﹕1374页)”

“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著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同上，1375页)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份子，亦即个人民主主义份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同上，页1376)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著，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同上，页1384)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份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还因为……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对于那些抱著和艾奇逊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同上，页1398)

上述这些话，跟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话，“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毛泽东选集》五卷，页279)

由此，就可以判断，在毛紧绷的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上，早把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定为了敌人，当作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而当年称作“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只是策略上的考虑。作为“因素”，为反右派打下伏笔，是其远因。

其二、或有人问，他既然是一个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敌，那他为什么还能提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和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呢？

他还标榜开明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同上)。

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

原来，按他“有意识地”，并不是“留下民主党派”而是正好相反。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就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见，于1948年4月20日复电说﹕“中国各在野党代表著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他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转引自丘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北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见《百年潮》1998第1期)

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对此一设想讲得更加具体。他说﹕“民盟解散了，中间派没有了，今后国民党也没有了，新中国自然应该考虑像南斯拉夫那样，实行在一党制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换言之，一党制并不取消统一战线，也不否认联合政府，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并不等于说一定要有许多党派并存。事实上，像南斯拉夫那样，党与非党联盟也可以说是联合政府。(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改变初衷，是出于对主子唯唯从命，一切遵照执行。

这里能够发现和说明的几个问题是﹕

(1)毛泽东一再表明是要让民主党派都退出历史舞台，但主子不批准，才改变主意，现在却说是“有意识留下”。说明毛从来都是按著他的需要，随意编瞎话的；

(2)发电报的时间是1947年。但辽沈、淮海、平津具有战略决战性的三大战役，却是发生在此后的1948年的9、10、12月，一方面的事实是国民党还有很大实力，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民主党派正充当毛所谓的反蒋第二战线的主力军，恰如鹰犬垂涎三尺地起劲追逐著前面摇晃著的骨头。正值此时，毛却打算完他们的蛋，实行“党天下”，自己独吞预期的果实；

(3)后来，经过大鸣大放，他发现民主党派当真要行使互相监督的职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灭民主党派的心迹。他于那篇背信弃义、声名狼借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后来添加道﹕“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这里当然无需提出这一同样的问题﹕“至于共产党能否存在下去，还要看共产党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因为，“人民”就是“毛自己”。

而于最后，可能是“人民”看到，经过反右派后各民主党派的表现，犹如演傀儡戏，由共产党牵著线，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摇尾乞怜，跟 屁逐 臭，彻底走狗化，完全名存实亡了，才暂且恩准它作为花瓶，“长期共存”，以观后效、以骗观瞻。

其三、1947年12月17日周恩来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文件的时候，加写了这样一段﹕“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这里明确无误地作出了“反右”的界定，“反右”的决心和反右的手法。

如果说，上述这些话，如﹕“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是造成“人们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的历史根源，是从长计议的话，那么，他后来搞的大鸣大放﹕“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图穷匕首现；就是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与其像毛泽东说的，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话；倒不如按著历史的本来面貌说，叫做“蓄谋已久的阴谋得逞”更合事实。如再往前追溯﹕

其四、“李锐在访问过程中揭露一段颇有分量的史实，他说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说过，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见金钟《回首十年说批毛》，《开放》2003年12期)

可见毛早把民主人士当作斗争对象，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按其盘根错节，毒根很深来说，更可以追溯到﹕

其五、早在毛泽东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文中，就能看出毛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

有人在访问许良英的《拨开“反右”运动的历史迷雾》中说﹕“此文发表于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二期和1926年3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

1952年重刊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

一是｀反动知识阶级’，包括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专院校教授和学生，属于大资产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民族革命之死敌’；

二是多数｀高等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学生，属于中产阶级，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以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

三是｀小知识分子’，包括中学生、中小学教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

作者说﹕“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滥调的滥觞。”(王丹﹕《我们在写历史》第144页)

其六、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

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等量齐观，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散见第136-212等页)。

可见，毛泽东后来的通过鸣放，让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而且态度诚恳得出奇，是要“斗”出“从右的方面出发的”意见来的。

这一点，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后续步骤是阴谋或阳谋，可作另议，但从早前到晚近，一直是怀有“预谋”这一事实，已为历史所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