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的历史——乞丐独有的工具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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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的历史——乞丐的本色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打狗杖法”，从其名称即可见到乞丐的本色，而其实质，也堪称一朵绽放于武林的奇葩。据载此套杖法，每代只传十人，故流传面很狭，识者寥寥。

　　“打狗杖”杖长三肘，杖招共三十六式，上十八路以守为攻，下十八路以攻为守。以打为消，互相应照，打上取下，打左防右。上十二路为左手，中十二路为右手，下十二路为左右互交，变幻莫测。一招三变，三招九变，三十六招则一百零八变，它和“阿摩搪墙拳”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杖的身形、步法无一定之规，可攻敌之前后左右任何一方，上中下任何一路。

除打狗杖外，丐帮武器还有流水棍，撩阴棍，蜻蜓点水棍、黄龙缠身棍，打虎刀、打虎叉、刺虎大扒，春秋大刀、铁尺、九节鞭、罗汉枪、锄头，等等。（以上所引，参见《近代中国江湖秘闻》）

乞丐还是江湖“艺人”，他们精通各种说唱艺术，在自己独有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发展出了许多说唱艺术门类，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史与乞丐的文化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乞丐实际上是说唱艺术的主体。在乞丐群落内部，能说会唱的乞丐被名之为“响丐”，“响丐”者，就是手持各种打击乐器（响具）走街串巷，以说唱行乞的乞丐。例如旧时京城的丐帮就有许多属“响丐”之列，他们中间又根据所持响具的不同分为不同的门派，他们的打击乐一般都极简陋，与他们实际生活状况相吻合，一般有板子、竹板子、猪牛骨、瓦片，或者更讲究一点就是在上述“器具”上添加一些材料，如板上加钹，安上个龙头，两块牛块上系以铃铛，一块牛骨外加一锯齿板等等。“响具”虽然简陋，名堂却不小，“响丐”中众多门派往往就是所持响具不同而划分。

东北地区的“响丐”中有“说华相的”、“敲手鼓的”、“吃竹林的”、“碰瓷的”、“耍黑条子的”等等，即是由他们分别手持“沙拉鸡”（用粗铁线串着许多铜钱装于竹乐板上，摇击时铜钱碰击发出响声）、“哈拉巴”（猪的一块扇形薄骨，在中间突出处拴两枚铜钱，摇动时铜钱打在两边骨片上）、“呱嗒板”（两片竹板）、烟袋杆或高粱杆等不同响具而定。

“响丐”的说唱艺术门类众多，主要有“莲花落”、“数来宝”、“三棒鼓”、“花鼓”、“渔鼓”、“连宵”、“包打不响”、“金钱板”等等，这方面内容颇多，下文另有专文论及，此不赘述。

以上我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乞丐的种种江湖营生，囿于篇幅，许多技艺活动尚未论列，仅此就可以看出，乞丐的活动绝大部分是在江湖中进行的，江湖成为他们施展才能的舞台，江湖是他们纵横驰骋的社会空间。于是乎，江湖中人成为他们的“同道”，江湖行当成为他们的“本行”，江湖文化、江湖作风、江湖习气由此深深地感染、影响并融汇于乞丐的行为之中，江湖文化印迹深深地烙在乞丐身上，使乞丐周身散发着浓郁的江湖气习。

乞丐们游荡江湖、四海为家，较少家庭情愫，更无乡邦社区观念；他们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放浪不羁；他们长期接触各色人等，与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多有交往互动，因此他们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他们往往口有佞才，工于取媚逢迎、巧言哄骗；他们注重江湖朋友之谊甚于父子兄弟之义；有时候，在“天下讨饭的是一家”的群体意识下，他们还会显出几分危厄相扶、生死与共的豪气；他们又是诡秘奸诈的，为了蝇头小利不惜人坑人。

总之，江湖行为所具有的放逸散闲之习，自由豪迈之气，群体意识，朋友信义，以及诡秘奸滑作风在乞丐身上处处可见，江湖行为的优长与偏失也在乞丐行为中表露无遗。

乞丐行为与江湖行为既然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江湖习气自然就成为乞丐行为中的一个基本文化属性。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乞丐涉足江湖郎中行业,当起“皮”行营生,也是由来既久的,远可溯至东汉时期。据《后汉书·方伎传》记载:“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涪翁一面给人看病一面乞食,他可能真是一名乞丐,也可能是化身乞丐的“仙人”,到底为何身份,不得而知,然涪翁的行为无疑为后来的乞丐树立一个榜样,即:我辈乞丐也是可以行医卖药的。所以,汉晋以后,关于乞丐藏有秘方绝活的记载屡屡见于传奇稗记之中。

　　唐裴刑《传奇》载:唐代人崔炜,晚年居住南海,因生性豪爽,不爱为生计蝇蝇苟苟,不几年就家财荡尽,只好栖止于佛舍,有一年中元节,当地人在开元寺前表演各种娱乐游戏,崔炜也乘兴前往。忽见一个老丐婆,因一时眼花头晕,打翻了酒店酒瓮,不过是一缗钱之财,酒店老板却将老丐婆殴打起来,崔炜激于义愤,脱下自己的衣服代她偿还,方才使老丐婆免于毒打。这老丐婆为答谢崔炜,将自己秘藏的用艾草炙治敷疣的医术传给了崔炜。

　　又据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有位名叫郑师甫的人,脚上患了伤手疮,进水后肿胀难以行走。一丐者教他用耳屎敷疮,只一晚上水就流也,疮也痊愈了。显然,这是一位以行医为技行乞的乞丐。

　　明人黄姬水《贫士传》下卷载:贫士王逵,字志道,钱塘人,有一只脚跛,家境极贫,于是以卖药行乞为生。后来药也不能卖了,只好以占卜为计,为人解难质疑,无不信手拈来。王逵也是乞丐中充当“巾”、“皮”两行的高手。

　　上述数例说明:涪翁、老丐婆、郑师甫、王逵等人都是身通医术的乞丐,而后世的乞丐大多没有他们那种秘藏绝活,他们行走江湖,行医卖药,多系招摇撞骗,医术之于乞丐,不过是谋食骗财的一块招牌而已。《北京民间生活彩图》之第九十六幅,题为《串铃卖药图》,为乞丐者流充作江湖假郎中作了栩栩如生的勾画,其辞云:“此中国串铃卖药之图也。其人系江湖土郎中,微通医数,明点药性,口有佞才,即往各省游艺,一手持串铃摇动,一手持招牌上写药名不等。看病时,目视其色,言能变化,尚带卖药,无非求衣食也。”“无非求衣食”,一语道破郎中的乞丐本色。(以上所引,均可参见:曲彦斌《乞丐史》第169~1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乞丐在发展自己的职业技能时,除“巾”、“皮”、“李”行外,还涉足“瓜”行,他们也成为中国民间武林中的重要成员。中华武术在今日当然是饮誉海外的“国术”,而在古代,民间习武弄拳之人大抵出身卑下,摆摊打拳也被社会目为等而下之的贱作末技,许多民间习武之人实与乞丐无异,而乞丐在流浪行乞,百无一计的情况下,也间或学习一些拳脚套路,摆摊子打把式,借以作为乞食的一种手段,“瓜”行与乞丐遂结合在一起了。

　　丐帮形成以后,武术作为乞丐的一种乞讨手段也就在这一群体中得以流传繁衍,近世武侠小说中所反映的中华武术,可谓流派众多,著名者如少林派、武当派、峨眉派,此外,丐帮的武术姑且也可称一派。据有的学者研究,丐帮门派众多,各门派之间各自封闭,各门派内的武艺是不轻易传人的,因此难以普及。有的丐帮组织规定:行乞三年以上者,方可吸收入帮,习丐帮武功者,须严守“十不打”的规定。所谓“十不打”,即:凡遇老、弱、妇、孺、僧、道、同门、认识者不能出手打人,同人间打斗时不能攻击对方要害,不打阴掌,等等。

　　丐帮武术自成一派,授受有自,流传广远,至今余绪犹存。

　　据称现居香港的郑启明先生是当今丐帮武术的第三代嫡传,他在20年前开门收徒后,于今又下传了三代。郑启明在1984年接受了某家媒体的专访,详细介绍了丐帮武术的情况,根据郑先生之介绍,我们可以窥见丐帮武术之大概。

　　据郑启明回忆,丐帮习武者须熟悉南北少林拳,以之为基础,后来开派,丐帮武功逐渐融入到南方各派及客家籍功夫,继而独立成系。丐帮拳练前的基本步法有“二字柑羊马”、“八字马”、“子午马”、“双蝴蝶”等,基本拳种有“指条功”、“凤眼”、“鸡心拳”、“恙牙拳”。一般初习者先由“四门打”练起。除“四门打”外,丐帮还有“五形健身法”、“猴拳”、“阿摩搪墙拳”及名闻天下的一百零八变的“打狗杖法”等几种主要套路。“五形健身法”是很奇特的套路。起式像“洪家拳”,接着的手法像“客家支流”和“江东支流”,随即又踢起北派的钉脚、点脚和扫堂腿等架势,收式又像“白鹤派”的大开大合的架势。

　　“猴拳”又名“猴鹤双栖”,是丐帮惟一的仿生拳术,形肖猴子。全套共三十余式,主要是蹲身翻滚,是一套地堂功夫,难在急骤的动作中保持平衡。

　　“阿摩搪墙拳”和“打狗杖法”是为丐帮武功之特创,也为其独有。

　　“阿摩搪墙拳”是一套模仿盲人筑墙的掌法,故又称“阿盲捉棍拳”。同其他丐帮拳术一样,此拳也是重实用,不讲形体的优雅,看上去一招一式相当古怪、笨拙,而力量却异常的狠劲。“阿摩搪墙拳”系有掌招八十八式,没有一定的套路,即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但它们之间又招招相连,节节相通,可以由头打到尾,也可以从尾侧打回头,甚至可以任意衔接。由于打起来千变万化,故令人防不胜防,在实战博击中威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