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背后的秘闻:真正到过延安的是斯诺夫人 (图)

图:

1.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1997)
2.1937年4月30日，在美国人菲奇的帮助下，海伦终于见到了红军。
3.斯诺夫妇



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1997)



1937年4月30日，在美国人菲奇的帮助下，海伦终于见到了红军。



斯诺夫妇



海伦与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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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背后的秘闻:真正到过延安的是斯诺夫人

　　几乎无人不知，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志丹县)，距延安尚有几小时的车程。

　　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

　　研究者认为，《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

　　今年是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也是她踏访红都延安70周年。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录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车站徐徐开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性坐在列车头等车厢里，随身携带着一口硕大的柳条箱。箱子里，装着野外宿营必备的帆布床和睡袋。

　　这位女士长得美丽动人，格外引人注目。一路上，她时不时地念叨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希望你努力”、“总司令”、“特务员”、“政治思想”、“虱子”、“跳蚤”、“臭虫”……似乎在借学中文来打发旅途的枯燥。

　　她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而那些她一路念叨的中文词汇，是她为这趟旅行精心挑选的，必须尽快牢记。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这些特殊词汇将派上大用场。

　　海伦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几个月前，她的丈夫刚刚结束了对红色政权的采访，从保安归来。回家后的两三天里，埃德加一边抽着骆驼牌香烟、喝着麦斯威尔咖啡，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海伦讲他的陕北见闻，说个没完没了。海伦也很兴奋。在埃德加出发前，她曾坚定地支持他去看一看“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也要去，如果可能的话，我跟你一同去。”现在丈夫满载而归，她将埃德加零乱的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用打字机将其完整地打了出来，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加注了说明。

　　海伦几乎无法相信，在中国偏僻闭塞的西北一隅，竟然有这样的新思想、新人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力量建设新文明，开辟新天地。当埃德加要对采访毛泽东的笔记进行整理、删节和改写时，海伦大惊失色，她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应该是整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她建议埃德加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所讲的每一个字。最终，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埃德加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面缀着一颗褪了色的红星。海伦对这顶红军军帽满心喜爱，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在这一刻，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还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937年初，东北军从延安撤离，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搬进了延安城。当海伦得知5月初中国共产党将有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她知道机会来了——将会有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聚集延安。她决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后，再续上一次。

　　对于海伦的延安之行，埃德加·斯诺却不以为然。也许是担心海伦的安全，也许是因为自己刚动了肾结石手术正处于恢复期，需要人照顾和整理手稿，总之在海伦卷睡袋时，埃德加固执地不肯帮忙。在送海伦上火车前，埃德加嘟囔着抱怨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但海伦对即将展开的西北之行充满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时和黄敬，只是在火车上，他们得装作相互不认识。这更让海伦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还好，火车上有辣子鸡吃，让她感到浑身是胆。

“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

　　火车在景象奇异、层层叠叠的黄土高原上缓慢地爬行。从郑州转陇海线，沿黄河一路到潼关，那里是山西、河南和陕西三省的战略要道。海伦摊开笔记本，写下:“1937年4月22日下午4时30分。黄河――人们挖野菜充饥。黄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围地面高出许多。”

　　这是海伦在采访笔记上所记下的第一笔。

　　此前不久，埃德加采访笔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收录进《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真正的《西行漫记》这时还没写完，在北平盔甲厂13号(今北京站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刚刚送别了妻子的埃德加正在奋笔疾书。

　　《斯诺与中国》(2005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武际良先生研究埃德加·斯诺多年。他的一个结论是，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因为斯诺本来已经准备离开中国，是海伦的出现让他改变主意留了下来。

　　埃德加与海伦，相遇于1931年盛夏的上海。一个是小有名气的旅行作家，刚刚穿越过人烟稀少、瘴气弥漫的中缅边境原始森林，不幸被一头骡子踢伤了膝盖骨；一个是提着高尔夫背包、拎着网球拍刚到中国的漂亮姑娘，打算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一年，然后周游世界，成就当一名大作家的梦想。

　　海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毫不掩饰第一次见到埃德加时的失望。她本以为埃德加是一位“勇敢无畏，意志坚强，体魄健壮的环球旅行家”，然而两人在上海的沙利文咖啡馆初次见面时，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身体瘦削，脸色苍白，雀斑十分明显的年轻人，穿一件皱巴巴的白色亚麻西服，走起路来还有点跛脚。

　　但埃德加很快让她改变了印象。那次会面中，他给她讲述了自己在东南亚旅行的传奇遭遇，这让海伦重新审视对面的人。她发现，埃德加虽然消瘦，但长得很匀称。“一头漂亮的棕色卷发，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里透着和蔼可亲的神色，交谈时间或眯缝起来，显得雾蒙蒙的。”“不管怎么说，他使人一见入迷。”

　　埃德加对海伦更是一见钟情。本来，因为母亲去世等原因，他正处在情绪的低潮，已准备离开中国，但因为“一尊希腊女神的出现”，他继续留了下来。

　　1932年12月25日，海伦的名字后添上了斯诺的姓氏。在那之前，海伦拒绝过埃德加的21次求婚，直到埃德加出版了第一本著作……

　　1936年6月间，埃德加·斯诺得到张学良的帮助，从西安进入红区，成功地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区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

　　海伦也打算沿着丈夫走过的路线，从西安进入红区。此刻她还无法预料到，自己此行并不如埃德加那般幸运。

　　一进西安即被“重点关照”

　　1937年4月23日，火车载着海伦开进了西安车站。

　　“雨把所有的市民关在家里，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异常凄凉。”这是当日海伦所见到的西安。

　　就在海伦到达西安的几天前，西安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了。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组织，一个群众组织也没留下，一个东北军的军官也没留下，只有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没有权力，而且几天以后就要被迫去欧洲”。海伦把所见所闻都写进信里，寄给身在北平的丈夫。她特别提到，整个“西京招待所”里只住着两三个客人。海伦本不想住在那里，但身不由己――西安事变之后，当局不再发放来西安的签证，没有签证的人只能在城里停留24小时，所以任何一个进西安城的外国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70年前陪伴海伦西行的王福时老人，今年已经96岁。据他回忆，海伦一下火车就被军警们送进了西京招待所，那里是当局允许的、在西安的外国人惟一可以下榻的地方。他眼睁睁看着也没办法，以后一切只能靠海伦自己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海伦本应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清晨搭乘军用卡车离开西安。所以她没开房间，就溜出西京招待所，住进了一位朋友家里，准备次日一早离开。

　　然而，原定次日5时抵达的军用卡车没有按时出现，却等来了一位警察队长。多年以后，海伦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那位队长:“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若有所获的光芒。”

　　西安的警察们的确一宿没睡，他们全体出动寻找海伦的下落，所有外国教会人士的住所都被搜了个遍，出城的汽车、卡车一辆不放过。哨兵也接到上头命令，要他们密切注意一名美国女人。

　　“按照你的特殊情况，还不仅是个护照签证问题。”警察队长告诫海伦。海伦这才获悉，南京政府已经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南京还发来了一张名单，8名外国记者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位列第一。

　　“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海伦试图抓住这个小小的漏洞，进行抗辩。

　　“那不重要，”警察队长说，“你和你丈夫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你是做记者工作的。”

　　看来，当局已充分掌握了海伦的“前科”。这的确不是海伦头一次来西安，上一次是在1936年10月初，西安事变发生前。

　　那一次，为了寻找进入红区采访、久无音信的丈夫，海伦与红军特使王林一起到了西安，希望也能前往红区。当时红军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刚刚到达陕北，国民党正在部署新的围剿，空气很紧张，海伦第一次进入红区的努力失败了。但她见到了张学良。

　　海伦向张学良提了5个问题，没想到，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口径大相径庭，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那么这个问题(剿匪的问题)也许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海伦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别样的气氛正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西安城里悄悄酝酿。她把与少帅的会面写成文字，但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不得不火速返回北平，将报道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这篇报道被美国合众通讯社转发，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成为对西安事变最早的“预报”。当然，海伦的记者身份也铁证如山。

　　抗辩无效，海伦被4名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西京招待所。

海伦与朱德

　　逃出西安奔向红区

　　1937年4月底的西安，细雨霏霏。透过雨雾，能望见围绕西安的古城墙。只要越过那道城墙，三个小时车程之外就是三原，三原目前仍在杨虎城军队的手里。从三原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到达云阳村，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就驻守在那里。所以对海伦来说，最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出得去那座城门。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两名警察紧紧跟随。每到一处，他们一个往门口一站，另一个就守在海伦身边。车子一停，一名警察便飞快跑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警察局长汇报行踪，还总不忘说一句“我们平安无事。”海伦意识到，监视她的警察们其实也很紧张，似乎觉得她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没准，他们以为随时可能会有人来袭击他们，帮助这个美国女人逃跑呢。

　　但事实上，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以前帮助过埃德加的少帅张学良，此刻已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他的军队几乎全部离开了西安，正沿着陇海线向安徽进发。而在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们，因为担心在这个非常时期受到牵连，也对海伦十分冷淡，不会来帮助她。

　　接下来，由海伦的侄女谢莉尔·比绍夫讲述给记者的故事，堪称传奇――

　　多亏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经理，将一个名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介绍给海伦。菲奇是一家美国公司西安办事处的经理，其父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菲奇并不赞成海伦冒险，但他古道热肠，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一位身处困境孤立无援的女同胞。

　　二人商定的逃跑时间是半夜12时45分。此前一两天，海伦故意放出风声麻痹身边的监视者:由于城里的传教士们态度很不友好，她准备启程回北平。她还把住房从二楼搬到一楼，故意晚睡晚起。

　　到了与菲奇约好行动的那一天，不巧的是，恰好与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是同一天。当局担心杨将军驻守在城里的余部可能发生骚乱，于晚间8时左右忽然宣布了全城戒严令。就在海伦准备翻墙逃跑的地方，有一队宪兵在来回巡逻。

　　12时45分，菲奇的讯号并没有如约出现。放弃逃跑计划吗？海伦实在不甘心，她知道如果这次进不了红区，那些红军将领一旦结束了在延安的会议，回到各自的前线，就很难见到他们了。

　　她决定冒险一试。她用尽平生之力吸了一口大气，跳出窗外。街上约莫有十多个执行任务的宪兵，从围墙内就可以望见他们的钢盔，海伦知道翻墙而出是不可能了，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向大门口。

　　大铁门没锁，她扭开了门。站岗的几名警察问:“你上哪儿去？”

　　“我回家去，”当然是用中国话回答，“这儿有洋车吗？”

　　刚巧街那边孤零零地来了一辆洋车，海伦壮着胆子喊:“洋车，来，来！”

　　“东大街！”海伦胡乱说了一个地址，车夫一铆劲儿，洋车就离开了西京招待所。不知为何，那些警察竟未加阻拦。

　　因为戒严，大街上冷冷清清。洋车拉着一名戴墨镜的外国女人，在夜色中漫无目的地行进。没有菲奇接应，海伦压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一辆自行车从跟前飞驰而过，骑车的人正是菲奇！原来，他因为无法靠近围墙，又等不见海伦，正打算回家睡觉。

　　在菲奇的引领下，海伦终于见到了愿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车和汽车司机，司机是杨虎城将军手下的人。第二天一早，汽车威风凛凛地驶过一道道城门，出城而去，差点撞到城门外一队修路的士兵。“带军事通行证的汽车，就得这么开。”司机给海伦和菲奇上了一课。

　　汽车一路颠簸开到三原，按照手上的地址，海伦他们找到了城门附近的一间小客栈，这里是红军驻三原的办事处。一位头戴红五星军帽的年轻哨兵出现在他们面前。菲奇眼疾手快，抢前一步，一把抓下哨兵的军帽，跳上汽车，绝尘而去。他必须在警察开始调查前赶回西安。那位年轻哨兵被抢走了军帽，茫然地挠着脑袋，一头雾水。

　　这是1937年4月30日。海伦终于如愿踏上了进入红区之路，而菲奇则得到了他想要的纪念品。

(侯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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