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旁的周恩来 (图)

餐桌旁的周恩来

连载

周恩来眼神指挥服务员（1）

　 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周恩来在家请客。

　　对于请客，1958年以后毛泽东做了一系列指示。即便宴请外宾，也要求节俭，不能动不动就上山珍海味，其实只是讲了排场，还不如上猪肉和牛羊肉来的实惠，吃着还舒服。我们这样的国家还是多讲实惠少讲排场的好。

　　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带头签字，定了决议，就是开会，喝茶也要交钱，抽烟也只能抽自己的。

　　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因为一包茶一角钱，董必武忘了带钱，还特意借了秘书的钱，交过之后才喝茶。

　　有一次夏天，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休息时，服务员给陈云送来一盘冰激凌。陈云一摸兜，没带钱，也是赶紧让秘书先代为交钱，回家后再将钱还给秘书。

　　周恩来到广州，服务员给他上来茶水。他交钱，服务员不收，说没法下账。周恩来批评了他们：“我在北京刚签了字，批发了文件，不许招待烟茶，现在你就给我上茶，还不收钱。以后还怎么执行？”

　　周恩来是总理，又负责外事工作，所以出现在餐桌旁的时候比其他中央领导多。他有一条原则，以个人名义请客时，一定要个人付钱。

　　所以，他和邓颖超虽然工资不低，又没有孩子，但也没存下什么钱。

　　60年代，趁他出国之机，中南海里为他修了一下房子。他回来后，嫌浪费了钱，发很大脾气。后来坚持要自己付钱。秘书拿出他的存折，上面只有两千元。

　　周恩来在家中常宴请老战友、工作人员、工农兵代表、民主人士，也常宴请外宾。
　　这次宴请伏罗希洛夫，和以往一样，仍然是由邓颖超亲自安排座次，并画了座位圈，然后向李维信做具体交待：“伏老带了夫人和女儿。上菜首先要给女儿，然后夫人，然后贵宾，然后主人。倒酒、上毛巾、换盘子都按这个次序，一定不能差。”

　　菜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研究决定的。

　　李维信算计一下，发现餐具不够，忙蹬一辆三轮车去服务处借餐具。从西花厅出来到紫光阁有个坡，他在平地上骑三轮可以，走坡路就不稳了，朝南拐时翻了车。车坏了，裤子也刮个三角口，推着车子把餐具拿回来，赶紧补裤子。那时中南海的服务员只有一套工作服———毛料裤子、白衬衣。

　　招待外宾，周总理都是用眼神指挥服务员。周恩来的目光朝自己一侧滑来，服务员便明白，这是上菜不许从客人身边上，要从自己身边上。若不方便时，周恩来便闪身让开，待上完菜才坐回座位。

　　但也有目光指挥失灵的时候，就是碰上新服务员。

　　一次，周恩来陪同越南领导人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

　　可是，这名女服务员没经验，没眼色，脑子缺根弦。她见周恩来一个劲使眼色，只是发傻，还是给周恩来递毛巾，周恩来不动盘里的毛巾，再一次使眼色。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身边两侧，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脸前。

　　周恩来突然发火了，这在他是绝少发生的事，许多工作人员几十年未曾见过的对下面人发火。他只带着怒气说了一声：“岂有此理！”

　　正因为周恩来极少发火，所以稍有变色，女服务员就觉得受不了，跑下来哭。

　　科长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问：“说清楚，谁岂有此理，怎么回事？”“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深知总理轻易不会这样说。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就那么使眼色……”

　　围上来的老同志若有所悟：“你肯定是没给客人先上。”

　　“我看，我看那里就是总理官、官大。”

　　科长说：“你不管谁官大，要先给外宾后给我们首长，这是起码的服务常识，没给你讲过吗？”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道哪个省的……”

　　“那是长征，越南。”

　　女服务员一怔，不哭了。过片刻才嘟哝：“跟中国人一样，我看他个子不高，不起眼……”

　　周恩来送走长征之后，返回来批评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吭气。“中国是礼仪之邦。你们对这件事要提高一下认识，吸取教训。”周恩来只批评这么一句。

　　事后，服务人员讨论了这件事，提高认识总结教训。

　　周恩来吃饭不只是为了吃，首先是为了工作。服务人员都把餐桌叫第二办公桌。
　　
　　他吃饭的风采也是他工作的风采。在大庆，他和工人一道吃高粱米；在邯郸，和工人一道啃窝头；平常开会，只要没有招待活动，他总是喜欢挤到服务人员之中，和大家一道吃份饭。

　　日常工作，忙得顾不上吃饭，经常性地拿一杯玉米面糊糊，两片面包，就登车出发。在车上喝糊糊啃面包，车一到地方，下车又投入工作。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周恩来曾陪他去著名茶乡梅花坞参观。

　　汽车在田野里飞驰，时近中午，沿途看到许多农村妇女给地里干活的男人送饭。伏罗希洛夫两眼不眨地望着窗外那美丽的田园风光，胸脯渐渐起伏，眼圈也湿润了，显出一种激动。大约是这田园风光唤来了他那遥远的记忆吧？细心的周恩来悄悄观察着，理解了那一种美好的感情，忽然提议说：“伏罗希洛夫同志，我们下去看看吗？看看中国农民的生活。”

　　“太好了！”伏罗希洛夫快活地叫起来：“我正在这样想呢。你已经说出来了。”

　　汽车停下来，周恩来陪伏罗希洛夫走到田间地头，来到中国农民中间，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

　　伏罗希洛夫向中国农民问候，问生活、问劳动、问收成。他拿来农村的瓦罐子，那里面盛的是米饭和咸菜。

　　“我们请伏老同我们一道吃饭可以吗？”周恩来向农民大声提议。

　　农民们鼓掌欢迎，急忙动手挖出一碗饭，饭上放了咸菜，又将一双竹筷子交给伏罗希洛夫。

　　周恩来自己也盛了饭夹了咸菜，一边招呼着农民：“吃，一起吃。”接着又诙谐地说：“我们吃了你们的饭，你们不够吃了怎么办？”

　　“够吃，够了，饭带的多着呢，不够了回去就能取来。”农民们高兴地说着。

　　伏罗希洛夫笨拙地用筷子往嘴里拨饭，学着周恩来的样子，拨两口饭，咬一点咸菜，嚼得津津有味。

　　“伏老，这里的饭比昨天楼外楼的饭哪个好吃？”周恩来笑着问。

　　昨天，他和贺龙副总理请伏罗希洛夫在楼外楼吃“素鸡”，那是豆腐做的。苏联没有豆腐，伏罗希洛夫以古稀之年第一次吃到豆腐，异常新鲜高兴。他问这是什么东西？翻译为难了，俄语没有豆腐。也亏他脑子灵，俄语有奶渣做的块状制品，叫“斯尔”，翻译就译成了“索也维斯尔”———大豆制成的“斯尔”。于是，苏联多了一种食品，豆腐；同时增加一个新词汇：索也维斯尔。


周恩来眼神指挥服务员（2）

　　新六所和十八所相距五十多米，经常共同接待客人。在五六十年代直到70年代，接待印度支那客人最多，时间也最长。

　　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苏归来，一见他们所熟悉的副所长李维信便纷纷“诉苦”。

　　“我们这次去苏联，真是一顿饱饭也没吃过啊。”

　　“十几天，一个盘子里只有两小片马肉，两片西红柿，真是一天也不想多呆……”

　　周恩来明白这些朋友的意思，小声交待李维信：“搞丰盛一些。”

　　越南代表团规模很大。除胡志明外，黎笋、范文同、长征、武元甲、黎清毅、黎德寿以及南方的阮友寿等都参加了，宴会开两桌，分别上了十几道大菜。

　　那时，国家定有接待标准。

　　本国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是一天四角。

　　外宾标准高：国家领导人十一元，工作人员六元。

　　不要小瞧这个数字，那时的一级大对虾也不过几角钱一斤。市场上花一元能买回好几只活鸡。

　　若按当时普通市民的消费情况算计，每天十一元的伙食标准相当于市民一个月的伙食开支。

　　十几道大菜及主食全吃光了，汤也喝过了，多数人已经放了筷子，因为整个餐桌上，只有一个盘子里还剩两只鸭翅膀。

　　李维信估计差不多了。他知道周恩来的时间宝贵，早结束一分钟就能为他多挤出一分钟时间做别的工作，便走到周恩来身后，附耳请示：“总理，我调车送客吧？”

　　周恩来没言声，只把手轻轻朝后摆一下。

　　李维信退后两步，不明白还要等什么？

　　这时，一位越南客人的筷子伸向了鸭翅膀：“我打扫一只吧？”

　　胡志明作作手势，像自家吃饭一样随便：“打扫净。”

　　于是，又一位客人的筷子伸向另一只翅膀：“我也来一只。”

　　长征笑着说：“到今天才吃上一顿饱饭。”

　　不久，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和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一行七人也来到十八所。那时他们还没夺得政权，不是由外交部接待，而是由中联部接待。

　　中联部一位负责人对负责接待的副所长李维信说：“你先去吧，他们在飞机上已经吃过了饭。”

　　李维信知道他们刚从苏联回来，又正年轻，又是来自丛林里的战士，他心里有底，提议说：“要不，问问客人？我们准备了一些点心。”

　　中联部负责人点点头：“也好，你问问吧。”

　　“凯山同志，”李维信追上问：“要不要再吃点东西？”

　　这位年轻力壮的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同留着一抹威武的小胡子的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

　　“怎么样，那就再吃点？”凯山问。

　　“那就再吃点吧。”苏发努冯赞同。

　　洗漱之后，七位客人走进餐厅。李维信亲自为他们上菜。

　　那菜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以实惠为标准。上了八大盘冷菜，外加四斤牛肉。李维信给摆了一瓶茅台酒，原想是“意思”一下，但不过十分钟，酒瓶就空了。

　　李维信明白，一旦喝起来，这酒就至少要再上三瓶。都说北方人能喝酒，老挝同志丝毫不比北方人差。凯山总书记上次来，一个人吃掉一只香酥鸭，喝一瓶茅台酒。苏发努冯主席也是一斤酒量。

　　四瓶茅台、四斤牛肉、八大盘冷菜全吃光了，李维信又端上肉丝面，每人又吃掉半斤面条。

　　侍立一旁的女服务员目瞪口呆。

　　李维信不觉惊讶，又将两盘苹果摆上餐桌。

　　转眼间，又被老挝客人吃个干净。

　　客人走了。服务员收拾餐桌时，悄悄议论：“我的天哪，他们在苏联大概饿了半年！”“这还是在飞机上吃了饭……”

　　李维信说：“别忘了总理是怎么讲的，他们来自丛林，来自抗美斗争最前线。我们也是经历过井冈山和延安时期的生活，不要忘记我们那时是怎么生活的。就像刘帅说的，胃口好得能装下一头小猪。”

　　柬埔寨一位著名的领导人英萨利也曾住在十八所。

　　英萨利是个有学问的人，给李维信留下的印象很深。每次来北京，随身行李主要是书，其中有法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李维信到英萨利那里去，总是见他在看书。特别是对《新民主主义论》，不知看过几十遍。那部分书页要比其他部分破旧得多……

　　英萨利的夫人英蒂迪也是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是名大学生。他们生活异常简朴。

　　公开活动时，他们穿戴干净整齐，但是服务人员天天接触，心里有数：他们只有那一身“工作礼服”，再没有其他钱物，甚至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有次他们来北京，正是冬天。他们一身单薄，不敢在院子里呆时间久。除了必不可少的公开活动，多数时间都是呆在屋子里。

　　周恩来看望英萨利，谈话时，英蒂迪也在座。李维信给他们上水时，发现周恩来的目光在英萨利和英蒂迪的身上细心地掠过，从上衣一直看到脚上的鞋子。

　　周恩来的眉毛不易察觉地皱了皱。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叫住中联部的有关负责同志。

　　“知道我为什么留下你吗？”周恩来严厉望着中联部的同志：“英萨利同志来的时间不短了，你们难道没看到吗？他们现在还穿着单鞋，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中联部的同志做了检查。待总理走后，立刻把工作布置给李维信：“交你一项重要任务，你陪英萨利夫妇去购置一些衣物……”

　　当晚，李维信陪英萨利夫妇来到友谊商店，这对革命夫妇在商店里参观一圈，楼上楼下都看过了，只买下一件薄毛衣。

　　在一组柜台前，英蒂迪立住脚，朝货架上悬挂的女裤望，然后又看看自己的裤子。直到这时，李维信才发现这位夫人的裤子虽然洗熨得干净平展，裤角却已破了一块。

　　夫人抬眼，用目光向丈夫“请示”。

　　英萨利感到这种征询意见的目光，便倾前身体，眯细眼察看裤子的价码牌。那条裤子标价十几元人民币。

　　他望一望夫人，摇摇头便走开了。

　　陪伴一旁的李维信目睹这场面，鼻子一酸，喉咙也有些壅塞。

　　当时，中国各报经常出现英萨利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都经常接见他。这样一位柬埔寨的革命领导人，就为那么一条裤子，他就朝夫人摇了头……

　　正是严冬，北京够寒冷，中国人都知道毛主席、周总理同英萨利谈话，但一定不会知道英萨利和夫人缺少御寒衣，连条裤子都舍不得买。

　　李维信没有多说什么，他掏钱把英蒂迪看好的那条女裤买下来。

　　回来后，李维信把看到的一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眼圈红了，显然大动感情。他指示李维信：“你去把这件事情办好。”

　　第二天，李维信又去了王府井大楼，买不到合适的鞋，请他们为英萨利的夫人定做了一双皮棉鞋……


周恩来喝玉米面糊糊


　　周恩来劳累过度，或没时间吃饭，或吃不下饭时，他自有一套补充能量的好办法。

　　这就是喝玉米面糊糊。

　　周恩来很喜爱玉米面糊糊，又解渴又解饿还好下咽。无论是开会，批阅文件，谈话还是乘车，拿起杯子就可以喝，什么也不耽误。笔者曾亲眼见，周恩来从上午谈话谈到晚七点半钟，外宾已等待接见，周恩来登车时，工作人员便递上一杯玉米面糊糊。

　　笔者也曾多次试过喝玉米面糊糊，疲劳体虚之时，一大杯玉米面糊糊就能喝出热汗，喝出力气和精神。

　　也有老同志劝我不要喝那么急，说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是细细品尝享受玉米面糊糊的滋味。喝过之后，胃口会变好。原来不想吃饭，细细地喝过玉米面糊糊之后，就能吃下一些馒头之类的干粮了。

　　对此，笔者也曾试过。真怪，玉米面糊糊无须放糖，只要慢慢喝，细细品，那糊糊竟会越喝越甜，而且不同于喝糖水的那种甜，而是刺激你舌根和牙床底往外冒津液的一种特殊的香甜。这样喝过之后，即便是熬夜熬坏了胃，也会暖暖地使胃活跃起来，有了再吃点东西的欲望。

　　周恩来是真正的美食家。他可以详细地向外宾介绍几十种中国的名菜，请客时经常亲自排出搭配得当的菜谱，同时他也可以有滋有味地嚼高粱米饭，啃窝头，喝小米稀粥和玉米面糊糊。他可以嚼出别人嚼不出的味道，喝出别人喝不出的名堂，享受到别人享受不出的愉快和幸福。

　　人们都愿意和周恩来在一个餐桌上用餐。除了食物本身的滋味，除了接触和交谈中的愉快，你还常常能够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启发和感受，从而明白了应该如何做人，如何为人。

　　广州市南湖宾馆修好后，陈良顺被调去任所长。刚上任，周恩来总理就来视察，在丁盛司令员等军区首长陪同下到了南湖。

　　陈良顺激动地迎上去，用双手握住周恩来伸出的手。

　　周恩来微笑着问：“叫什么名字啊？”“陈良顺。”“哪里人？”“武汉。”“哪个区？”“江岸区。”“噢，好地方哟。”周恩来将陈良顺的手摇一摇，“二七大罢工发祥地么，好地方。”

　　南湖宾馆分五个区，各区队长见总理时，周总理都要问问姓名和籍贯。一区队长叫黄火珍，广东陆丰人。周恩来一听便“咦”了一声，说：“打败仗的地方。”

　　他望望大家，带了回忆的神情说：“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汕头，不行，往回走，又在陆丰被截住了……”片刻，他从回忆中脱出，说了一句：“我们不能忘了千千万万的烈士啊。”

　　陈良顺一边陪总理视察，一边汇报宾馆的概况。从面积、环境、周围社情到湖水、养鱼及管理措施；从房间设施、结构到花草树木的名称、用途以及人员编制情况。总理问得很细，有点像考核他的知识面。末了满意地点点头：“问不倒，这很好。管理这么大一个宾馆，必须要有学问。”

　　周恩来在南湖吃饭休息。因为宾馆刚建，买东西不方便，饭准备的不足。人多饭少，吃半饱就没东西了。

　　军区司令员丁盛本来好客，何况来的又是周总理，现在客人没吃饱，不禁勃然变色。接待人员都很紧张，知道出了大漏子，说不定就此就要罢官。

　　“哎，怎么不上饭了？”丁盛火辣辣地瞪住所长。陈良顺明白，这里含有暗示：笨蛋，赶紧再炒几个菜，做点饭么！

　　他怔怔地失了主张。没东西了，怎么做？可是这话又不敢说。

　　陈良顺相信，周总理一定看出了他的难言之隐，笑呵呵，又自然又随便地说：“不要上了，也不要炒什么菜。饭不够，水果凑。把你们南湖的水果搬上来点行不行？”

　　陈良顺仍然应不出声，动不了脚。到哪儿去弄水果呀？啥也没准备。

　　“还愣什么？拿水果去！”丁盛越来越沉不住气，眼睛瞪起来。

　　周恩来摆摆手，继续笑着说：“别的水果不要，我爱吃木瓜，你们就拿木瓜来。怎么样，你们爱吃吗？”

　　周恩来温和的目光一扫，大家爱吃不爱吃的都纷纷点头：“爱吃爱吃，就吃木瓜。”

　　丁盛朝陈良顺吩咐，声音已经不那么火爆爆：“总理爱吃木瓜，听见没有？”

　　“哎，上木瓜……”他嘴里应着，脚下仍然慌乱，迈一步，停一步。欲言又止。院子里木瓜树不少，可是谁也没想到保存点熟的……

　　“小陈啊，”周恩来招呼，左手那么一扬：“我可不要放熟的木瓜，存久了有股霉臭味。

　　我到你这里来可要讲究讲究，你给我上树摘新鲜的，要拿新鲜木瓜招待客人么。”

　　“是，总理，我这就给您摘去！”陈良顺如释重负，拔腿就往外跑。

　　“哎，注意安全，小心别摔着。”背后传来总理亲切的关照。

　　“知道，摔不着。”陈良顺嘴里应着，眼里已是泪花迷离。总理善察人意，轻轻松松就帮他渡了难关。连丁盛脸上也放出了宽慰喜悦的红光。

　　饭后，沿着林阴道走向停车处。周总理小声叮嘱所长，像父亲对子女传授生活经验和知识一样。

　　“主席生活上没任何讲究，江青难些。你们把江青住的、接待的搞好；江青搞好了，主席那里就没问题。”

　　过去常听人讲“日理万机”，其实并不懂。只有和总理接触后，才会真正明白其中的含意。

　　在陈良顺印象里，周恩来总理几乎没有什么整块的睡眠时间；不分昼夜，他总是在工作，把睡眠时间化整为零地散布于旅途或两项工作衔接的间隙中。

　　从南湖去小岛，上车刚坐稳，总理便看一眼腕上的表说：“都不吵，睡觉。”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都屏息静气，不出一声。周恩来习惯地朝右一歪头，很快便入睡了。车到站，大家都一动不动，凝固了一般。

　　可是，周恩来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备生物定时器，猛地睁开眼：“啊，到了。”

　　他用力搓搓脸，便精神焕发地下车投入新的工作中。

　　在陈良顺有幸的几次与总理同车驶行中，都是这样：上车看眼表，问：“多远啊？”

　　“十几里。”
　　“噢，二十分钟。”周恩来将两手压一压：“睡觉啊，都不吵，睡觉……”

　　话音刚落，头已经要向右侧，合上了眼。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1）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细心些的服务人员便已经可以感觉到周恩来的身体发生了某种变化，虽然微小，但四年后回想起来，便会明白那正是不祥的预兆。

　　他还是那种亲切的仪态，同尼克松谈判时，像过去几十年外交活动中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样：坚定、镇静、潇洒、自若、直率而又热情洋溢。他讲话时仍显得那么机智、锐敏、谨慎而又不失幽默。

　　但是，他的身体明显变得瘦弱了，灰色中山服穿在身上有些松宽，那是血肉耗损的结果。他向后梳理的头发已经呈现灰白，肤色也比过去变得黝黑。

　　对于服务员来说，更多地感觉到某种变化，还是在餐桌旁。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着谈判的深入，非正式的宴会逐渐增加。在餐桌旁，周恩来精神仍然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矍铄，态度开朗，表情丰富；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为某句幽默而暗自发笑，他的两眼总是明光闪烁，不断做出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力量。

　　但是，他再也没有从喝酒上表现出豪迈爽朗。

　　他谈酒不喝酒。“这就是驰名世界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五十度以上。”周恩来向他的客人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没讲完已先笑起来。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用手在面前一挥，脸上的皱纹也同样显示出内心真正的喜悦。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酒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你看，它确实可以燃烧。”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明光闪烁。

　　在正式的国宴上，周恩来端起了酒杯，用茅台向尼克松祝酒，向基辛格祝酒，向其他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可是服务员们稍一留意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绝不像过去那样真喝干酒。他只是用嘴唇轻轻地碰一下杯沿，然后礼貌而热情地向对方点头致意，用一个微笑和一瞥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的动作。

　　回到自己座位时，他的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也注意到周恩来不曾动杯中酒。坐下来时，他很自然地问：“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好？”

　　周恩来笑笑，带了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二十五杯茅台。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露出惊讶，接着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

　　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村，把那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出忆往昔的神秘、眷恋、自得的神色，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更灵验。”

　　事实也确实这样，周恩来用茅台酒治疗伤风感冒的习惯一直保留到晚年。他感冒很少服药，抓一把花生米，边看文件，边嚼花生米，边喝茅台。三杯茅台落肚，微汗出来，便盖好被子睡觉，睡醒后，精神焕发，感冒症状全消。

　　不过，有个情况服务员们不知道，只有医生和贴身卫士们清楚。就在这个时间，周恩来已经出现便血的病症。

　　周恩来像是有某种预感，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不过四小时，少则一二小时，甚至常有几十小时不合眼的情况。他迅速地消瘦下来。

　　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坚定和一丝淡淡的衰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先让我忙过这一段”———那是怎样的“先让我忙”，又是怎样一段时间啊……

　　那天，周恩来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谁也算不清楚。秘书手里那张活动安排表记得满满的，一分钟一分钟地抠时间。

　　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该歇口气了。可是秘书不能不看着表提醒：“总理，还有十四分钟。”

　　就是说，再过十四分钟，周恩来就要跟越南总理范文同开始谈判。而这十四分钟内，他必须从人民大会堂赶到新六所，并且需要先与韩念龙等人碰个头，了解情况。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迅速又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他在倒下之前，走路总是一阵风。每当来了新人，邓颖超都不忘记提醒一句：“恩来走路快，你们要注意，别跟丢了。”周恩来有时陪邓颖超散步，走不多远就走到前边去了。等想起来停步时，邓颖超在后面抱怨：“你不会走慢啊？”周恩来只能歉意地一笑：“唉，习惯了。”

　　周恩来外事活动多，他很注重仪表，他的仪表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展示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一个“窗口”。所以，每次外事活动前，他都要刮刮胡子，整理好服装，一丝不苟。

　　卫士小张和小高，借这个机会赶紧给新六所的李维信挂电话：“李所长吗？总理马上就到，还没吃饭，你给准备几个素馅包子……不，弄碗面条吧，准备一碗面条。”

　　电话那边，新六所所长李维信的心莫名地乱了一下。

　　很快，他理清了心乱的原因，那原因就是感觉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那事情过去还不到二年，就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华国锋以及被从广州叫来的丁盛司令员，也是深夜坐在这个新六所。那时，周恩来还是神采奕奕，看上去要比叶剑英身体好。

　　叶剑英、华国锋、丁盛等人先到。坐候总理时，叶剑英感觉坐沙发难受，窝得喘不上气，心里慌。

　　“弄个垫子来。”他朝李维信吩咐。

　　沙发上加了一个厚垫，叶剑英坐上去还是窝得慌，无奈，李维信搬来一个扶手椅。叶剑英这才坐稳。

　　刚坐稳又站起来了，华国锋和丁盛也跟着站起来。因为周恩来到了。周恩来和大家握握手，很随便地在沙发上坐下来。

　　叶剑英说：“那沙发太矮，窝得慌。”

　　周恩来说：“我没关系。”

　　卫士告诉李维信：“总理七八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你给沏一杯棒子面糊糊。”

　　李维信用滚开的水沏了一杯玉米面糊糊，送上去。周恩来一边谈话一边喝掉了。

　　这次会议开得很长，开到第二天中午。李维信问卫士午饭吃点干的吧？卫士说，烤几个白薯就行。

　　午饭每人几个烤白薯。那白薯很小，表皮光滑。叶剑英和华国锋剥皮，周恩来笑着说：“别剥皮，皮是好东西，营养丰富，在土里也少有污染。”他自己都是带皮吃的。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2）

　　到了1972年，周恩来交到新六所和人大会堂的饭费都要比1971年多了。卫士让准备饭的电话，除了玉米面糊糊，越来越多地提出素馅包子，再不是随便拿几个白薯就能当饭。他的胃口不比前一年了……

　　到了今天，似乎素馅包子也吃得困难了，改了热汤面。总理很少要吃热汤面，这是怎么回事？

　　李维信这边费琢磨，秘书和卫士们已经在那边乱成一片：周总理“失踪”了！大家屋里屋外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大家立刻寻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

　　周恩来左臂垂落，手的下方，落地一条毛巾。他的右臂微屈，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身子靠壁，头歪在镜子前边，就这样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炎黄子孙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瘦削黑黄；他的眉毛仍然威武，嘴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塌陷下去……

　　秘书和卫士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不要动作，不要出声，心血却翻呀翻，壅塞了喉咙，泪水充满眼眶，在里面转啊转……

　　可是，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来。“哎呀”，他轻叫一声，拾起毛巾抹抹脸便匆匆朝外走。一边急走一边抬腕看表，嘴里喃喃道：“糟糕，我睡着了呢。迟到了，这次怪我……”

　　秘书和卫士眼里含泪，匆匆追随在左右身后。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人已经等候在那里，忙迎上周恩来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疲惫憔悴的脸孔忽然奇迹般地出现了恢复片刻的青春的红晕和光彩。他在听汇报时，锐利的目光注视着韩念龙，给人以信心和力量，使你觉得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完全能够克服。

　　只有工作可以使周恩来保持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汤面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周恩来望他一眼，毫无胃口地摇摇头：“不吃了，不想吃。”他略一沉吟，用商量的口气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行，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配餐室里不难找到咖啡糖。可是，不吃饭总理怎么能再熬下去呢？咖啡糖取来了，完全按照总理吩咐的，只拿来两块。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吃什么糖块，这次要了两块。李维信明白：糖可以出热量，咖啡可以提神。

　　与范文同的会谈开始了。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他们跟美国人打仗只是为中国打而不是为他们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打，好像我们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度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当李维信上水时，他小声吩咐一句：“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按照李维信的要求，很快用托盘送来湿毛巾。那是按照常规搞的凉毛巾，以便提神。

　　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

　　可是，不到十分钟，李维信又在催促了：“总理要毛巾呢，快上！”

　　周恩来总是用眼色调动服务员，这次女服务员不是没见眼色而是不忍看。她又端了托盘送上凉毛巾。

　　周恩来擦过脸后，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光是冷毛巾清醒头脑已经不解决问题，周恩来要用热毛巾活跃血液。他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

　　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讲话始终保持了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女服务员走到李维信面前，小声报告：“总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一怔，牙齿咬住下唇。好半天呼吸才通畅，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小姑娘一样温柔：“那就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吧。”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我，受不了了……”女服务员哽住了。

　　李维信拼命眨动眼睛，驱散泪水，终于透过一口气，用一种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周恩来抖开蒸腾的毛巾，一边听范文同讲话，一边用那热气逼人的毛巾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二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期间，每隔十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赶到服务室，“总理要走了……怎么了？你们，你们这是怎么了？”

　　两位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总理。她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放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们，啊，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服务员仍是捧着手，嘴唇抽搐起来。“唉，”李维信也垂下了头，他什么都明白。“总理……”

　　一声哀哀的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冲出，灌满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厅，久久不息地回荡着。

　　于是，李维信这位一百七十斤重的山东汉子也用手捂住了眼，他哭了。

　　十几年后，当李维信对笔者讲述这段亲眼目睹的事实时，仍然忍不住泪花迷离。他说：“总理是活活累死的啊，所有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都可以证明。总理逝世后，我们新六所哭成一片，哭坏了，都哭坏了。负责给总理整容的三位同志，听说更不行，哭得天昏地暗。给总理理发的朱师傅就是这么哭坏了，受刺激太大，那以后就再也上不了班了，身体一下子就全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