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周恩来 (图)

周恩来-永远的周总理
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2周年

铁竹伟：我心中的周恩来（上）
2007年07月03日 星期二 21:18　　

我今生有幸认识周恩来总理，多亏陈毅元帅当介绍人！

　　一九八○年开始陈毅元帅的传记写作。陡然超越资历、职务、年龄、时空与革命老前辈们交起朋友，终日诚惶诚恐。仿佛山脚下一株小草，遥望陡峭险峰上的奇松，震惊它的雄伟、坚韧；感叹它的多姿、青翠；赞美它的魅力和引力，自悲自怜自己是“丑小鸭”，唯恐因为自己才疏学浅，笔功拙劣，写不好陈总传记，自己丢人现眼事小：无名小卒，位卑言轻嘛，倘若折损了元帅形象，以讹传讹，岂不成为历史罪人？！

　　还好，四年军报记者没白当，在采访的首长和同志名单达到三位数后，陈毅元帅从雾朦胧的峰巅笑吟吟地走出来，哦，他变得那么亲切、逼真，有血有肉；他浓厚淳正的四川乡音萦回在我的耳畔；他的喜笑怒骂，他的忧愤，他的热泪，他的遗憾，时时烧灼着我的心。

　　人们谈到十年浩劫中的陈老总，总会情不自禁地谈到周恩来，仿佛他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话题。陈总遭受批斗围攻之时，用自己胸脯为他遮挡明枪暗箭的总是老周恩来总理。

　　陈毅不愧为元帅，他爱得真诚，恨得痛快，“文革”中他对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对吹喇叭抬轿子的林彪不买帐，他坚持党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反对瞎造反、乱批斗。他多次慷慨激昂直抒胸臆，希冀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用鲜血凝成的经验教训，给天真幼稚、只凭热忱盲目造反的学生头上搭块凉毛巾。他那光明磊落、铿锵有力、话锋犀利的演讲，曾像严冬里一缕和煦的阳光，漆黑地牢里一支希望的火把，温暖了多少被戴高帽子、涂黑脸，遭受非人待遇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然而，现在看来一目了然的道理，当时怎么也听不进，林彪、“四人帮”阴谋如愿，使陈毅既当不成元帅也办不成外交，终于积郁成疾，年刚古稀，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写作陈总“文革”经历的《霜重色愈浓》，很多处涉及到周恩来总理。当时我便经常琢磨：要说所处位置，周恩来比陈毅要悬，“文革”十年，他仿佛一直在漩涡中心驶船。然而奇怪的是，小船时有起伏，常有颠簸，可谓险象环生，几次恶浪铺天盖地，却又绝路逢生。社会上为此便有了周恩来是“不倒翁”、“灵活过头”、“现代大儒”等种种非议。有位遗老曾对我的一位朋友说，周恩来算不得忠臣，充其量算个良相。因为历代忠臣应该做到武将战死沙场，像杨家将；文官谏死龙廷，像海瑞。良相嘛，便是事事顺从皇帝，同时也为百姓做点好事。我的朋友感情上无法接受，但又驳斥乏力。真像应了一句古话：做人难，做好人难，做好人累死也不得好报。无怪乎社会上盛行“黑色幽默”：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说来奇怪，被我们尊为思想开放、敢作敢为、相信自己、具有开拓精神的西半球居民，他们对周恩来的贡献的评价和研究，与我们本国度里最时髦的观点有点格格不入。

　　一九八八年十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的周恩来研究国际讨论会上，我曾访问了几位外国学者。

　　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是苏联驻新中国的第一任代办，目前担任苏中友好协会主席，他童颜鹤发，能讲一口挺流利的汉语。他听大会宣读论文和小组讨论时神情专注，回答所提问题严密慎重：有人说他愚忠？不对，不对！什么，帮凶？更不对了！你看这样评定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是否准确，他遇事向毛泽东同志请示，他讲出自己的观点，并用自己的观点影响毛泽东同志，得到毛泽东同意后，他向下传达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此与林彪、江青斗争，尽量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

　　齐赫文斯基院士不愧是位老共产党员，熟悉共产党靠铁的纪律才得以创建的历史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尽管他并不完全了解中国党内情况。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森的论文介绍了周恩来对接待过的外国人产生强烈影响的大量材料，叙述了外国访问者对周恩来智力的多面性，对他掌握事实的能力，包括对来访者国家的特殊历史或来访者个人背景都无所不知，他惊人的灵活性和宽广的记忆力深感惊讶和钦佩，对他明显的通情达理以及他思想上的坚定信念感到困惑，并且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许多外国人都将周恩来列为二十世纪国际外交梯队的最高顶峰。

　　我在大会休息厅里访问迪克·威尔森先生，是由早已加入中国籍的美国人“老明星”沙博理作翻译。（沙博理是《人民画报》社专家，著名导演凤子的丈夫。他七十三岁，仍像小伙子似的腰背挺直，穿着潇洒，谈吐幽默。他曾参加过三部电影拍摄，故有“老明星”的雅号。）

　　说他调和？不符合现代意识？不不不！个头高大，背略驼的迪克·威尔森先生直摇头：说这话的人大概不懂历史。历史上周恩来协调得很成功啊！现在要争取世界和平、东西方对话，国与国之间沟通，离开协调，离开求同存异行吗？

　　这位英国作家生长在有几百年议会斗争历史的国度，对合法斗争的概念并不陌生。迪克·威尔森先生接着讲叙了一九六○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他的四十五分钟：

　　那是半夜十二点，陪见的陈毅外长明显地困倦了，在一旁掩着嘴悄悄打哈欠。周恩来则不断给我提出问题，然后神情专注地听我回答。整个过程中，他没有看手表、揉眼睛、打哈欠等一丝一毫不耐烦的神情，仿佛我是他唯一重要的客人。在我见过的许多国家领导人中，他是最令我难忘的。至今我还没有遇到或听到过哪一位与周恩来见过面的外国人，不受到他的深刻影响的……

　　我能不能吃块饼干、喝杯咖啡？！“老明星”突然中断翻译，回过脸恭敬地用中文问我，我真有点难为情，只管采访，休息时间一晃将尽，我赶紧收住话题，与迪克·威尔森握别，抢着为“老明星”端来香喷喷的咖啡。

　　听说我也在采写周恩来，身材修长精干、装束朴素文雅的英籍华人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格外兴奋。她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连声嘱咐陪同她的杨女士：无论时间多紧，也请安排我们见面，一定，一定。

　　韩素音女士的日程确实安排得很满，仿佛连喘气时间都挤掉了。这天晚宴后，她放弃了娱乐活动，我们倾心长谈几小时，将近十一点离开她卧室，她坚持送我到电梯边，不无惋惜地说：若不是怕你太累，真想与你彻夜长谈。

　　韩女士有段叙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说：只要是周恩来总理让我做的事，哪怕做后受了委屈，我也从不后悔。（她确实这样说，也确实这样做的。一九六六年她出版了一本书，当接到周恩来托人辗转传来的提醒，为了照顾中国的影响，她立即用自己刚拿到手的稿酬，把自己的书从出版商手中全部买下来，等修改后再卖。）她还动情地对我说：如果周恩来对我讲，韩素音，你马上去死，那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好的，您看什么时候执行？因为我太知道他了，他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从来没有害人之心……

　　我听着她的话，惊诧地愣住了。

　　韩素音银发掩映着表情生动的脸上呈现出真诚的思念之情。在数十年间，她与周恩来有过九次长谈，这是历史给予她的厚待。她如今已是古稀之年，我曾猜想她在瑞士一定有一栋为绿茵茵草坪环绕的乳白色别墅，她笑着摇头：我没有，我只有三间房子，我没有小汽车，没有电视机，当然不是买不起，是不需要，我需要书，我有四千多册藏书，我的丈夫都有点发愁：亲爱的，你若再买书，请考虑好把我放在哪里？！

　　韩女士没人给她任务，可她循着周恩来的脚步，在中国，在世界各地追寻。她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她说：周总理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顾到自己，只顾到国家。这种责任感只有中国知识分子有，外国知识分子没有，外国知识分子只对自己有责任感。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一股令人担忧的趋势：青年人不愿意学习，不愿艰苦工作，少了点社会公德。酗酒，打人，不负责任。而中国有些青年说是要学习西方，实际不是学了西方的好东西，而是学了西方的垃圾。我现在别的工作都放在一边，就是写周总理，我要为世界青年人树个榜样。

　　外国学者的研究给我以更多的思索：到底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旁观者清，还是他们不熟悉中国国情，也有些现代迷信？！

　　确实，随着与恶梦般的“文革”告别的时间越久，人们在现实改革中有了新的追求，新的矛盾，新的世界，对翻过去的那页历史中的具体事件已经渐渐失去倾心的关注。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以及其他逝去的领导人，他们的人生已经划了句号，成为载入历史画卷中的风云人物。在当今现实舞台上，不会再有新的功过、新的建树。人们更关注的，是伟人们在过去所从事的宏伟业绩中所起的作用和人格力量，随着史页的翻转，究竟是成为民族悲哀的伤痕，还是始终具有民族骄傲的鲜活生命力，存在着流传后世发人深省的必要和价值。

　　当我有幸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支持，开始投入周恩来“文革”部分文学传记采写任务时，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又幸运地得到邓颖超前辈的亲口嘱托：你们写吧，我不能写了，你们不要光写恩来的优点，也要写他的缺点。于是，我定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要写一本与《霜重色愈浓》有较大区别的书。《霜重色愈浓》注意了刻划陈毅元帅的追求和人格，但是基本是按时间顺序写出陈总“文革”中所经历的坎坷史。历史的前进，早已使当年充满神秘色彩的事件失去了魅力。这次我要以“文革”为历史舞台，以集中笔墨去写周恩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有些人活着却似早已死去，而周恩来分明已经逝去，可是至今他清秀端庄的面容，炯炯有神的双目，彬彬有礼的举止，明朗坦诚的微笑，机智幽默的谈吐，乃至他人生最后一张照片中深沉、凝重的目光依然充满着神彩和魅力？！

　　确实，对于周恩来“文革”中的作用，党的决议，邓小平、陈云同志的讲话早已作了充分的肯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朋友乃至对手已经发表的回忆文章和将要发表的文章里，已经包含了许多珍贵具体的史料。但是，我愿把这些作为我思索探求的开端而非终止，我希冀更广泛地收集资料，更细密地琢磨研究，力图站在历史的高度更冷静更深刻地认识周恩来，并竭尽全力写出我心中的周恩来。当然，这似乎会出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麻烦。只是我记住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便不再有顾虑，不再急就章地完稿交差！

　　我的腰背疼痛一、两年了，近日加剧，竟不能弯腰、下蹲。杭州海疗推拿科的军医陈加兴——一位虎彪彪、话不多的山东大汉，他不用拍片，展开葵扇般的一双手顺我脊椎往上一抹，爽口报出：左侧骨错位。紧接着推、拉、揉、搓，时而似烤电，腰间暖暖烘烘，舒服惬意，时而似抽筋裂骨，疼痛难挨，不由自主地呻吟。如此这般上天入地，片刻甜酸苦辣尝个遍。也怪，待翻身下床，我抬腿弯腰轻松自如，当然如陈军医预言：下午很是疼痛一阵。不过随着推拿次数增多，疼痛“反跳”现象日渐减轻。我称加兴妙手回春，他那清瘦多话的小徒弟见多不怪地介绍：我师傅会武术、气功，弟子数百上千。瘫在床上的病人，他手到病除，如今能上舞厅蓬擦擦了！推你这毛病，还不是小菜一盘！陈加兴憨笑不语，只是手不停地隔着白色降落伞布，在我的腰背间灵巧翻滚。

　　我满脑子都是周恩来，开口三句话不离本行：加兴，你最喜欢周恩来什么？不善言谈的推拿医生冲口而出：风度！

　　喜欢周恩来风度者，海内外大有人在。

　　一位瑞典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经常到中国讲学。一九八七年，在他第一百次访问中国时，他向国务委员方毅同志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已经是第一百次访问中国，我至今最喜欢、最难忘的还是周恩来总理。当年只要他一出现，整个会场内的空气全变了，仿佛室内的光线也陡然明亮！

　　我听着方毅同志的亲口叙述，我似乎看见那位童颜鹤发的老教授，看见那双黄褐色瞳仁里闪烁着真诚的泪光。

　　这是周恩来的一次东南亚之行。

　　在告别前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彬彬有礼，直爽坦率地回答每位记者的问题。会场里，发问记者即便不能得到自己满意的答复，也无法挑剔周恩来的风度。记者招待会即将结束前，一位肤色洁白金发碧眼的年轻姑娘从座位上站起来，她对着话筒匆匆问道：

　　周恩来先生，我能不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周恩来坦诚地点点头，微笑着答应：可以。

　　您已经六十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

　　场内顿时响起友善的笑声和议论声，看得出，猜测聪明的中国人为自己总理配有长生不老药的很有市场。

　　不假，周恩来年过半百之后愈发显得潇洒、英俊。建国初期，他去苏联访问。下榻的宾馆内好几位年轻姑娘，都恳请中国的翻译同志帮忙，帮啥？当周恩来穿过庭院前，一定提前通知她们，以便早早伏在窗前，目睹这位东方美男子的风采。

　　周恩来温和地笑笑，待场内安静下来，他抬了抬受伤致残已无法伸直的右臂，声音宏亮坦然地回答说：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很健康！

　　翻译流利的英语一说完，整个大厅里回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采声。是啊，东方人，东方人从来是穷困、落后、愚昧、病夫的代名词，如今有了受人尊敬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成为东方人的代表，顷刻间，不分国家，不分政见，不分肤色，只要是东方人都感到荣幸和骄傲！“东方人”多么简单的三个字，却把中国的朋友扩大到半个地球；“东方人”多么平常的一个称呼，周恩来用得恰到好处，如同锦上添花，在友好邻邦之间播下手足之情，同胞之谊。

　　我由衷为周恩来宽厚的爱心和机敏的智慧叹服！他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注入情感和魅力，在国际交往中运用得炉火纯青。

　　有一阵子，对我感叹的这类话题不以为然者很有些人在。他们讪笑周恩来在国际上总交穷朋友、黑朋友、小朋友，是赔本生意，不足挂齿。我只笑笑，不改初衷。翻过去的史页不该重演但也不容忘却。我爱看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幽默、夸张，令人捧腹。那位可爱笨拙的唐老鸭、聪慧机敏的米老鼠兄妹在我女儿房间墙壁上安了家，人见人爱。我也喝雀巢咖啡，确实“味道好极了”。每个星期天晚上中央台播出的美国电影，我也几乎场场不漏，有的看一遍不过瘾，江苏电视台重播时还要再看。

　　然而我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日子里，摆在开国总理周恩来面前的没有鲜花，只有满目废墟、饥饿人群和低下的生产水平。体现国力的钢铁年产量，平均每个中国人分不到一斤！西半球富裕的国家真不少，可纷纷关上冰冷的大门。拥有原子弹的美国豪爽大方，飞机送来了成千上万吨钢铁，遗憾的是都夹带着杀人的火药和害人的细菌！漫长的中国海岸线被美国舰队封锁：禁止一切外国商船进入新中国；邻邦小国都接到西方大国恐吓：不许与中国进行贸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到的第一个贺电发自苏联。从不出席外国使节招待会的斯大林破例参加了中国大使馆举办的盛大宴会，斯大林与毛泽东共同举杯庆贺新中国的诞生，一百五十六项援建项目是苏联政府和人民送上的真诚贺礼！

　　当“红色资本家”、中国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与锡兰（现斯里兰卡）达成第一笔大米换橡胶的贸易协定时，周恩来兴奋地畅饮茅台酒庆贺：是为中国得到了紧缺的橡胶，更为终于在敌视中国的经济封锁线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所以韩素音女士提起有人批判毛泽东、周恩来闭关锁国时异常气愤：怎么能不顾到历史事实！是美国想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而毛泽东、周恩来千方百计突破封锁嘛！为什么你们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灰呢？！

　　是啊，历史在前进，但永远不要割断历史；要让世界充满爱，但不要以为可以垂手可得！

　　风度翩翩富于魅力，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尤其是成年男性。有些人曾刻意模仿伟人们的豪放开怀或不修边幅，结果往往室画虎不成反类犬，西施效颦惹人厌！其实，一个人的举止往往是本人文化修养、生活经历和道德品质的自然流露，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大凡在生活舞台、社会舞台尤其是政治舞台戴上面具演戏的角色，能蒙骗人一时，实在不能长远，哪有永不散场的戏，永不卸妆的演员呢？若要了解周恩来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便不会奇怪他为何有超人的魅力。

　　一八九八年，在中国呱呱坠地的众多婴儿中，有三个男婴日后成为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他们是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

　　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爷爷周攀龙谋到淮安县师爷的职位，举家迁至苏北大平原。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他忠厚、怯懦，终生飘泊在外作一名小职员。幸运的是，周恩来有两位慈母，九岁前，他拥有双倍于常人、丰厚温馨的母爱。

　　周恩来的生母万十二姑，她读过家塾，性格开朗，善解人意。因处事公正，精明果断，有办事能力，在三代聚居的大家庭里颇受尊敬。她更难能可贵的是极富同情心。

　　周恩来是万十二姑第一个孩子，视若掌上明珠。孩子不足周岁时，万十二姑的新婚不久的弟弟重病缠身、终日卧床。为给不久人世的小弟增加些安慰，为让痛不欲生的年轻弟妹有所寄托，万十二姑和丈夫商量后决定：把自己的头生儿子恩来过继给弟弟。周恩来从生母床边搬到婶娘陈氏的屋里。

　　我曾是孩子，我清楚记得妈妈如何疼爱我们每一个孩子，那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我现在也是妈妈，我尝过分娩时撕心裂腹的痛苦，也饱尝多次抛下哭喊着的女儿，追赶汽车、火车时凄楚心境。我虽无缘采访早已仙逝的万十二姑，我却能以母亲的本性体味出她的同情心的真诚，为兄弟割舍母子情；感受到她作为母亲的伟大：周恩来是她第一个儿子，她并不能断定自己还会有儿子继承香火，而作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女性，儿子是福是禄是命啊！

　　嗣母陈氏，真可谓红颜薄命，嫁至夫家半年，丈夫亡故。年仅二十二岁的陈氏，身边只有周岁婴儿相伴。

　　陈氏出自书香门第，她能诗会画，年方十五岁时已著有诗集。她性格温和，端庄文静，心灵手巧，办事细心。她自从守寡，为免是非，从不外出，把自己全部柔情、才智和梦想全部寄托在牙牙学语的恩来身上。嗣母爱子心切却从不溺爱，恩来长到四岁，每日黎明便被嗣母从睡梦中唤醒，在临窗的书桌前，嗣母教他读诗、写字。五岁的恩来进私塾读书。有一回，恩来在院中与其他弟妹们玩耍，小弟顽皮，突然扔过一块石子，恩来躲闪不及，擦伤了额角，险些伤着眼睛。嗣母又心疼又担心，放学不许恩来外出。自己绣花，看着儿子在屋内读书、背诗。七、八岁的恩来便在嗣母指点下读完了《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说岳全传》、《镜花缘》等古典名著。

　　当然，让恩来跟随生母万十二姑各屋走走，陈氏并不反对。儿童时代的恩来，经常静静地依偎在万十二姑身旁，神情专注地听她调解伯伯、大妈、叔叔、婶婶的家庭纠纷。常常是剑拔弩张、脸红脖子粗的争吵场面，万十二姑一去，稳稳在桌边一坐，她总耐心听完争吵双方的叙述，慢条斯理劝解一番，矛盾总能妥为化解，众人满意。这对于一个女人家来说够劳神不易了！

　　周恩来九岁那年，死神先后夺去他两位母亲的生命。然而，中华民族的善良，古代文化的精髓，像甘甜的乳汁滋润了少年周恩来的心灵。

　　周恩来对母亲的爱异常深情。十九岁他东渡日本留学时，在他简单的行装中珍藏着一本嗣母陈氏的亲笔诗抄。寂寞年夜，寒风拍窗，烛光下，周恩来焚起一柱香，默读着嗣母的诗稿，读一篇泪两行。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这诗稿是嗣母十五岁还在外公家里时所作，现在她故世已经十年了，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儿子？

　　异国他乡的孤独，家庭境遇的窘迫，入学考试前景未卜，有一度周恩来异常苦闷，他曾想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家“无生”的思想来解脱凡尘的苦痛。可他总破不开情关，总无法将与他有缘的亲人、朋友之情一一断绝，只得放弃“无生”，不再学达摩面壁。这恐怕不能不说与周恩来从小所受母爱的丰厚和仁慈有关。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的一次集会上，曾深情地说：我已经多年没有回故乡了，母亲坟前的小树一定长得很高了……寥寥数语，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之后，周恩来多次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仍要感谢母亲对我的启发。没有母亲的爱护，我恐怕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

　　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使少年周恩来身上女性的善良多，男人们的野性少。他十岁便受命照管衰败窘迫的大家庭的柴米油盐、八方应酬。好面子的封建家庭，即使囊中如洗，各种排场、礼节、规矩丝毫也不可忽视。周恩来把亲戚的生日、忌日一一记下来贴在墙上，到时候便去借钱送礼，磕头应酬。周恩来内心压抑，苦不堪言。

　　伯父周贻赓喜爱侄儿的才学，写信要恩来去东北与他一道生活。这无疑是给断篷的小船树起了风帆，使周恩来从散发着腐味的死水漩涡中挣扎出来，驰向波浪奔腾、广阔无垠的海洋。他自己说过：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看来，世上万事万物总归各有长短，相得益彰。过去只看见出身封建家庭，便是盖满了剥削阶级烙印；书香门第，读得书越多越蠢；工农出身的干部，常以自己“大老粗”为荣，仿佛感情线条越粗，革命越坚定。殊不知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进步的结晶，是社会前进的力量，若要不再重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岁月，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党和政府便再不能放松全民族科学文化、道德素质的教育，尤其是青少年！

　　生母的善良、会团结人，对周恩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刚到东北沈阳读书的周恩来，身材清瘦，体质纤弱，与同班膀大腰圆的东北孩子比，显得特别单薄。又是刚出关，周恩来苏北口音浓重，常被班里同学讥笑为“南蛮子”。有几个恃强好斗的大个子，经常合伙躲藏在周恩来放学回家的路上，乘其不备，突然围住，拳打脚踢，甚至拽下他的裤子打屁股。

　　周恩来并没服输。他以自己优秀的成绩，谦和的品格，很快得到了班里大多数同学的好感和信赖。他约好十数位常挨欺侮的弱小同学，大家上学一同行，放学一同归，就像细细的竹筷扎成把，大个子再无法横行。同时，他三九天跑步，酷暑天踢球，努力强壮自己的身体。

　　然而，东北大地以其倍受外侮的身躯震撼了周恩来的心，他望着沙俄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修筑的炮台，树立的纪念碑，如同看见母亲胸膛上扎进一把锋利的匕首，周恩来胸中对母亲强烈的爱升华、扩展，逐渐化为对祖国命运的强烈关注。忧国之情，救国之志，在他胸中沸腾。

　　一次课堂里老师提问：读书为什么？

　　有的同学回答：为爸爸妈妈记帐。

　　也有的同学回答：为将来自己找个好工作。

　　十四岁的周恩来站起身，语调成熟、坚定：“读书，为了中华之崛起！”仅仅九个字，却道出周恩来的超群之志。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参加南开大学主办的《周恩来研究国际讨论会》，此乃我平生第一次踏进天津市区。（数年京沪线往返，车过天津百余次之多，从无缘落车。）

　　走进“南开学校”老校舍，校门左侧墙壁悬挂着一面大镜，是当年备学生整容所用，镜上还悬木匾，镌告诫之言如下：

　　面必净 发必理 衣必整 钮必结

　　头容正 肩容平 胸容宽 背容直

　　气象 勿傲 勿暴 勿怠

　　颜色 宜和 宜静 宜庄

　　我望着明镜沉思良久，衣着俭朴、整洁的青年周恩来仿佛从镜中走来，瘦削、稚气的脸庞逐渐叠化得丰满成熟起来、英俊潇洒起来，一直到那张落坐沙发中脸颊清瘦、目光坚毅的侧影定格，不禁令人感叹：六十多年的流逝岁月，唯一能夺去的是周恩来的青春和乌发，他一生始终面净、发整、衣挺、钮结，头正、肩平、胸宽、背直，不傲、不暴、不怠，待人和蔼可亲、真诚恳切。

　　我不能说铸成周恩来一生端庄潇洒的仪容、落落大方的举止、机敏智慧的谈吐，都得益于南开学校和这面曾照过周恩来三年的整容镜，但我感慨我的女儿、侄儿、外甥他们所在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门前都缺少这样一面镜子，缺少关于仪容举止的教育。小学、初中班班“二柄”成群，不少孩子站时驼背，坐下哈腰，即便从大学校门走出来的年青人，在公共场合，往往也只以个人好恶为中心，不大尊重周围其他人的需要。

　　当然，天津南开学校，这座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使周恩来呼吸到近代社会的新鲜空气，他接受了“教育救国”的思想。

　　在日本留学，日本“有强权无公理”的军国主义现实，促使他阅读了英文版、日文版的马克思的原著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

　　投身“五·四”爱国运动，目睹政府的屈膝卖国，军警警棍上爱国学生的鲜血和半年铁窗生活的折磨，周恩来克服了“谈主义便心跳”的软弱。

　　四年旅欧的考察、学习和思索，周恩来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时代造就了周恩来，中国共产党多了一名创始人。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

　　南昌起义的领导者；

　　白区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

　　毛泽东遭受中央局排斥调回后方时，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红军长征时部队的实际总指挥；

　　遵义会上决定：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要斡旋人；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和长江中央局副书记；

　　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

　　这一连串还不完全的职务变迁是周恩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从幼稚到成熟，从错误中找教训，从失败到成功，从一个普通中国青年学生成长为坚定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的扎实脚印。

　　尼克松回忆中提到，一次有新闻记者问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周恩来回答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不久前，我为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周恩来与浙江》撰写解说词，接触到抗战初期周恩来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前往浙江东南抗日前线视察并返绍兴原籍探亲的大量史料，对周恩来“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的份量和魅力感触可谓深刻。

　　半个世纪前，“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至一九三九年春天，中国已有二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两亿两千万人民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浙江，本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颗明珠，水网平原稻金棉银、桑麻滴翠；座座名城文化璀璨、人杰地灵。此时，杭嘉湖平原狼烟四起，敌寇横行，秀丽的富春江上枪声凄厉，炮弹嘶鸣，有天堂之誉的杭州城头高挑太阳旗，飞架钱塘江的钢铁大桥被拦腰炸断，日本侵略军在狂笑，中国老百姓在流血流泪……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大汪精卫公开投敌，国民党防共、溶共、限共，不断制造磨擦。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和激励浙江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前往浙江视察东南抗日前线，并返绍兴原籍探亲。

　　对于周恩来的浙江之行，蒋介石忐忑不安。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也是蒋介石的老家。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周恩来是蒋介石亲自委任的中将副部长，此番不避矢弹视察前线，蒋氏无法阻拦。然而，凭他与周恩来黄埔军校共事；十年内战较量；西安事变谈判；杭州烟霞洞会晤，他深知周恩来的厉害，真担心后院起火，自重庆急发密电：

　　“要组织各界代表对周恩来欢迎，保障其安全，也要进行严密监视，及时汇报其言行。”

　　军令如山。周恩来在浙江活动半月有余，全程均有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盯梢监视。在他们以《中共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为题的报告中，对周恩来每天到达的地点、时间、住处、活动乃至会见各界人士的谈话内容均作了详细记载，天天密电报告重庆。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风和日丽。周恩来一行乘卡车从皖南抵达金华。此时，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正在西天目山禅源寺生闷气。因为黄绍竑属国民党桂系，蒋介石猜忌，复兴社和C·C系监视和蒋介石嫡系部队排挤，黄绍竑根本无法发展地方势力。争取一个“判官”，胜过一百个“小鬼”，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减少国共摩擦，周恩来不顾旅途劳顿，山路崎岖，亲自奔赴天目山与黄绍竑会晤。

　　雄伟的西天目山海拔一千五百零七米，山峰灵秀，瀑布飞落，秀木参天。

　　古老的蟠龙桥上，周恩来与黄绍竑并肩漫步，赞美祖国的壮丽河山，共叙各自报国之志。精巧的雨华亭下，周恩来与黄绍竑推心置腹共商抗战事宜。禅源寺百子厅内，周恩来为数千名流亡学生作了精彩演讲，黄绍竑陪坐。周恩来说：

　　“……浙江人民英雄为国的史迹实在不少，越王勾践是最好的例子，他的卧薪尝胆，生聚教训，所表示的民族意识与战斗精神光耀千古。

　　“……浙江的民族性是朴素诚恳，浙江人民英勇沉毅，一件事只要懂了就肯去做。收复我们的杭嘉湖，保卫我们的大浙江，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完成这历史上的伟业。”

　　周恩来爱国的赤诚，民族的气节，求实的作风，坦荡的胸怀，使数千学生振奋，也使黄绍竑茅塞顿开，感慨万千，他挥笔写下《满江红》，抒发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金华、在诸暨，还有一批批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持名片向周恩来表示问候和求见。周恩来尽量安排见面，因人而宜，讲解形势、战局，宣传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在会见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国民党九十一军军长宣铁吾时说：抗战了，我们又走到一块来了，看看军心民气，很受鼓舞。抗日战争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高原则，一切离开或超过这个最高原则的口号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教育我们的党员，要严格遵守这个原则。我希望贵党也这样做，要对中华民族负责！国共已是第二次合作了，我们希望长期合作下去，抗日胜利之后，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任重道远！


铁竹伟：我心中的周恩来（中）
2007年07月03日 星期二 21:19　　

　　若说对周恩来言谈风度印象最深的，恐怕要属绍兴的亲友。

　　周恩来一九三九年三月到绍兴探亲时，绍兴地区尚无地下党组织。国民党地方当局把周恩来安排在“绍兴商会”下榻，一堵飞起的高墙是保护又是封锁，绍兴专员公署组织的欢迎会，要凭“特别出入证”。于是，回祖居“百岁堂”探亲，便成为周恩来接触群众的主要途径。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周恩来年谱》，一九三九年是周恩来平生第一次到故居绍兴。然而，当年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邱南章、警卫员刘九洲同志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傍晚，他们随周恩来离开绍兴商会去看望周恩来副主席的姑丈王子余先生，走大街，转小巷，周恩来仿佛熟门熟路，总在前面当向导。是啊，周恩来常讲自己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绍兴，一个是淮安，他在自己的履历表上总把自己的籍贯写成“浙江绍兴”。

　　绍兴亲友们回忆起少年周恩来两次回故居的情景，翔实生动，栩栩如生。可在一九三九年迎接身为共产党首脑之一的周恩来时，他们眼神里藏着几分拘谨，几分陌生。难怪呀！共产党是啥模样？他们从未亲眼目睹，耳朵里听的政府广播，报纸上看的大量文章，天天在骂共产党是土匪，共产党共产共妻，六亲不认，杀人如麻，嗜血成性。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复兴社和C·C系军统和中统的力量都比较强，从上到下都有一整套组织。浙江文化水平高，国民党统治的手段也比较“高明”，反共舆论当然决不放松。

　　王子余老人是周恩来的姑丈，他在辛亥革命前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早在光绪二十九年，他在绍兴创办了第一张铅印的《绍兴白话报》。他与徐锡麟、秋瑾是莫逆之交，一同参加过浙皖联合武装起义，绍兴城内轩亭口的秋瑾纪念碑，就是王子余倡议督造的。他在银行工作多年，退休后，负责主编《绍兴县志》。他是敢于主持正义的地方人士，在绍兴颇有声望。

　　周恩来走进家门，见多识广的王子余老人便留心这位身居高位的亲侄儿的言谈举止：

　　周恩来对长辈与老人敬重，彬彬有礼。他进门便对姑丈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礼，随后请老人坐在首位，自己坐在下位。凡是排辈份比他大的亲友登门，有的年幼于他，他依然尊敬地行鞠躬礼。当周恩来得知乡下还有祖母的亲属，自己的表叔鲁觉侯，十分兴奋，即刻雇舟前往离城十里的皋埠寻访。不巧，这位表叔外出工作，不在。后来周恩来到达表叔工作所在地永康时，又专程去看望。也不巧，表叔出差去上饶，又没遇上。待周恩来离浙江到达江西上饶时，再次打听表叔行踪，还是不巧，鲁觉侯下乡办事去了，仍未晤面。于是，周恩来亲笔书写一封短信，文如下：

　　“我是懋臣公的儿子，曾两次拜访，均未得见。今后希多联系。我的地址是重庆曾家岩。

　　民国二十八年四月 翔宇”

　　这封短信托人转交给鲁觉侯，鲁觉侯感动落泪，珍藏此信。周恩来三次探望祖母的亲属，至诚之情，一直为绍兴亲友传为美谈。

　　周恩来平易可亲，没有半点官架子。当他在姑丈家吃便饭时，吃到绍兴家乡菜“霉千张”时，他笑着说：“闻闻臭，放到嘴里倒很香。”一句话逗得满座皆欢。

　　周恩来尊重祖先。在亲友陪同下，他乘船到鸭嘴桥、狮子山等地祭扫了十四世周孟班、十五世周孔锡、十六世周景商、十七世周笑岩和十八世周樵水等祖坟，在每座祖坟前行了三鞠躬礼。扫墓后，周恩来曾翻阅《周氏家谱》，并亲手用毛笔作了如下补充：

　　……

　　恩来 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三门公长孙，懋臣公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

　　……

　　周恩来体恤民苦。游览大禹陵、兰亭和东湖等绍兴名胜之时，他不时住步，向路遇的樵夫、渔夫、农民、挑夫问寒问暖。

　　周恩来爱国赤诚。就在姑丈王子余家中一张古朴的书桌上，他奋笔疾书，为亲友、工人和各界人士书写了多幅题词：

　　“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埋头苦干，勇往直前，必达最后胜利！”

　　“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

　　……

　　鼓励大家坚持抗战，承继大禹、勾践等古人开天辟地、卧薪尝胆的不屈斗志，学习鲁迅、秋瑾高尚风骨，做疾风中的劲草！

　　周恩来惜时如金，工作勤奋。他与绍兴城各界人士见面交谈，耐心分析形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每天直到翌日凌晨三时，公鸡已喔喔打鸣，他才熄灯安寝。

　　绍兴偏门船埠送别时，亲友们依依不舍，噙泪分别。仅仅三天，他们从熟悉周恩来认识了共产党：共产党决不是匪，他们是普通中国人，是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又是能为国为民丢家舍命的抗日英雄。　　

　　有此感叹者还有来自国民党营垒。

　　贺扬灵是绍兴地区最高行政官吏，也是国民党中统在绍兴县的头目。周恩来回绍兴探亲，贺以“安全”为名，在安排周下榻的绍兴商会四周都派上岗哨，禁止行人通过，商会内所有勤杂人员，都换上贺的亲信，连办理茶水伙食供应的侍役，也均由绍兴县政府特务队长亲自值班指挥。贺扬灵对于周恩来外出会客等活动，都派人跟踪监视，对于他们认为有共党嫌疑或倾向的人，均限制参加欢迎周恩来的活动，并限制新闻工作者采访。就连周恩来祭祖扫墓，乘船出游，也派特工人员乔装改扮，混迹其间。贺扬灵为执行上峰监视密令和阻挠周恩来与民众接触，真是忠于职守，费尽心机！

　　然而事隔半年，升为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的贺扬灵，在长兴政工队员大会上训政时说：“国民党的主义好，但不如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强，纪律好，不如共产党那样会做群众工作。”他举出了陪同周恩来绍兴视察的例子：“周到绍兴后就跟各界人士见面谈话，还到乡下老家去探问远亲族人，当查出周氏祠堂家谱上只有父亲的名字时，他亲笔补续了自己及妻子邓颖超的名字，很平易近人。这个行动似乎很平常，其实很了不起，很是厉害！他这样做是向人民群众表明共产党跟普通人一样，是跟人民群众在一起的，不是什么可怕的人。”最后，贺扬灵感慨万分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才能胜过共产党。”

　　贺扬灵当然没有料想到，陪坐身后一直认真做着笔记的政工队副队长萧卡就是共产党员。他已经学习了周恩来浙江之行时秘密会见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人时所做的指示：在同抗日友党友军交往时，我们的态度是“不卑、不亢、不骄、不躁。”一切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以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行为，吸引更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一道进行工作。此刻，他努力掩饰住自己的兴奋心情，以其当过编辑的快笔，准确记下了这位国民党忠实信徒、顽固派官员对周恩来、对共产党既畏惧又敬佩的内心道白。

　　看来，蒋介石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周恩来离浙后，中共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周恩来指示的决议》，下发后，在前线，在敌后，地下党的活动蓬勃发展。

　　周恩来在浙江半月演讲数十场，成千上万目睹周恩来神采和聆听过他寓理于情、深入浅出、令人振奋讲话的民众，再不会相信国民党政府咒骂共产党嗜血成性、共产共妻的谎言。

　　当然，最令蒋介石痛心疾首的是：地方官员乃至党国忠实信徒也无不惊叹周恩来的谦逊、廉洁和智慧、才干。仅仅过了十年，富饶的浙江就已成为人民的天下。

　　抗战八年，周恩来往返于延安、西安、重庆、南京、上海等地，以首先是中国人的身份，赢得了海内外知识界、文化教育界、文艺界乃至佛教界的大批爱国名家学者和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的敬重和拥戴，为一九四九年在北京召开新政协会议奠定了基础。他还广泛展开了外交活动，争取了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国家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包括蒋介石一直奉为上宾的美国顾问团的先生们，对周恩来的才干和品格赞叹不已。有的感叹：中国的外交部长无须寻觅，周恩来是最合适、杰出的人选。也有的风趣幽默：周恩来太迷人了，我即便受了他蒙骗也仍然喜欢他！

　　中央新闻制片厂拍摄的大型传记纪录片《周恩来》要我撰写解说词。放映厅里，我望着十里长街，数万群众哭送周恩来总理灵车的镜头；望着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降下半旗、安理会大厅内集体默哀的照片；资料上说，各国唁电雪片般飞来。美国报纸、电台对周恩来去世的报道，是三十多年前罗斯福总统逝世以来，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甚至多年来一直敌视大陆的台湾当局，也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尊敬。我看着思索着，不断自己向自己提问：

　　为什么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的影响能超越国界、政见、时空？！为什么生前从不宣传自己，死后也不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周恩来，至今仍然活在亿万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心中？！

　　我追寻周恩来总理七十八年的生活经历，近六十年的战斗历程，仿佛找到一条贯穿线：“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的信念是周恩来以永久的服役、有力的牺牲与真理不断接近的支点，也是他更具人民性和世界性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人，周恩来才能在领袖犯错误时，为顾全大局、保证党不分裂，抛开个人荣辱，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首先是中国人，周恩来才会身居高位，无时不忘亿万中国人民衣食住行。他最早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后半生为实现四化目标辛勤努力工作，“文革”期间也竭尽全力维系，不让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生产彻底崩溃。他自己则一生廉洁，堪称“平民总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北京医院一位副院长为整容后的周恩来遗体换穿最后一次衣服。他接过总理卫士长老张递过来的衬衣，不觉怔住了：衬衣是白是灰已无法确认，只有换过的白布领口、袖口熨得平平整整，大概七、八成新。

　　这大的个子，副院长呜呜哭出声：这是周总理最后一件衬衣了，拿件新的行不行？！

　　这大的个子，卫士长也泣不成声：这是总理最新的一件……他想讲总理出国从不让置装，担心接待外宾常穿的那套银灰色中山装袖子起毛发亮，每天走进办公室，先套上两只蓝布套袖才开始批阅文件。

　　在国外访问，总理的衣服从来不好送宾馆洗涤，活动安排太紧，只能送到中国大使馆请女同志帮忙用手轻轻揉搓：衣服太旧，不能用劲；衣服太少，不洗又不够换。

　　旧归旧，一定也让出门接待外宾的总理衣服笔挺、皮鞋锃亮，体体面面、漂漂亮亮。所以卫士个个会熨烫衣裳。……可老张心如刀割，没说出一个字。

　　首先是中国人，周恩来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坚信不移，奋斗终身从未动摇，并且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章程，可谓一丝不苟。但是，他从不因为对自己高标准便责难和苛求普通干部和人民群众。一次，他视察工作到江西省，省委领导请他吃饭，他也吃，吃完，把大师傅请出来报告开销，他掏出十块钱往桌上一放：这是我的饭钱，你们怎么付，按你们的规定办。省委领导脸红了，纷纷说：身上没带钱，待会一定缴来。周恩来的专机经常在全国各地起落，他有话在先，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带回任何礼品或特产。有回海南好客，悄悄送上十只椰子；浙江好心，悄悄装上一小筐绿油油青菜，想捎给北京寒冬中的邓大姐尝尝鲜。椰子收下，青菜也收下，周恩来嘱咐卫士长：给海南、浙江寄上十倍于物价的钱。没有一句批评，可钱烫手哟！谁还能再送礼？！

　　“文革”中，党政瘫痪，周恩来只能召开一揽子会议解决党政军民、各行各业混乱复杂的具体事情。会议长，到开饭时间，服务员上饭，发言的继续讲，其他人边吃边听。大厨房的菜总不甚合口味，北京卫戍区一位副司令只在面前菜盘里挑着爱吃的菜吃了两口，便搁下筷子。他一抬眼，坐在他斜对面的周总理，吃完了盘里所有的菜，又用茶水涮了涮盘子，倒进碗里一饮而尽。果盘内的两片西瓜皮上看不见一点红瓤……副司令脸上一阵发烫，他立即又拿起筷子……

　　一年轻女工骑快车穿胡同，拐弯不摁铃，见汽车，慌，冷不丁扑倒在大红旗轿车的挡风玻璃前，幸亏司机技术娴熟反应迅速，轿车猛地刹住。车里下来一个军人把姑娘扶起，红旗车离去了，姑娘等着挨训，却被军人请进后面一辆车送进医院：她除了身上的衬衣脏了、胳膊擦破块皮，一切安然无恙。军人留下了她的地址，不两天，又找到她单位：总理让我来看看你，这是他赔你的衬衣，让我选的花样不知你合不合意？

　　姑娘惊呆了：谁？总理？真是周总理？！她接过玻璃纸包裹精致的最新式衬衣，喉头发紧连谢谢都说不出口，这时她心底竟有点懊恼：为什么当时没留神看看车里，都在传总理生病久不见报，我近在咫尺却没细看……

　　总理办公室有了外线电话，号码几十年没变。“文革”期间，一天二十四小时，铃声不断。电话总机提出改号，总理不准：改了号码，群众到哪找我？！总理嘛，应该总管理嘛！

　　秘书忙，未来及接电话，周恩来拿起话筒：“要哪里？不对，您要错了，再见！”放下电话还没转身，电话又响了：“要哪里？不对，您要错了，您要的号码是多少？噢，您拨错了一个数，请你重拨一下，再见！”可惜，那会周恩来特点的江苏普通话没像现在这样为普通老百姓熟悉，那些拨错电话，有幸与周恩来对过话的人，未必想到，那位与自己对话时态度礼貌，说话和气、耐心的人，会是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

　　……
　　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周恩来逝世抛洒热泪的亿万群众并非都认识和信仰周恩来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真理。但他们是把周恩来看成追求国家安定、富强，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的希望。“四人帮”对周恩来攻击污蔑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日渐猖獗，终于使为失去希望而痛不欲生的亿万人民揭竿而起，愤怒反抗！天安门广场如山的花圈、如海的人群，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民主意识在悲痛中觉醒。民心向背，鼓励了党内正义领导果断行动。中国共产党终于没有分裂，并依靠自身的力量切除溃疡，走出迷宫，带领全国人民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

　　那些不愿、不想、不肯当中国人，不尊重历史，不承认现实，不愿为民族的兴盛、社会主义建设做扎扎实实艰苦努力，只顾为权为名为利，只图个人安乐，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人，最终连中国公民的资格都谈不上！

　　周恩来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世界公民的骄傲与人类的文明史共存。他的风度，他的微笑，他的朴素，他的谦逊，他的任劳，他的献身，他的才智，他的感情，构成了世间真正的伟大、美与智慧。我将努力探寻，在未来出版的文学传记中，写好我心中的周恩来。

　　若想深访周恩来，涉及面之宽，人之广，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大凡周恩来去过的地方，只要与人有过接触，人们总能讲出一串让人听了眼眶发热的话。朋友们时常笑我像蓝天上的浮云，总是从故乡向远处飘荡。其实飘荡时常给我带来意外的收获！无论是受款待住进散发着幽香的高层宾馆，还是钻进地壳住在必须闻什锦气味的地下室，原本目的只有一个：每晚放平身体歇歇气。应邀坐进高级餐厅雅座包间，还是挤进路边小餐馆吃碗面条喝碗稀饭，本来也只为填饱肚子免得心慌手颤。然而只要提起周恩来，总能遇上几个本人见过，或听人说过，再或向我推荐几个值得采访的人，总是又多几个知音，多几个朋友。老朋友们有时埋怨我喜新厌旧，见一个爱一个，若是个男人肯定总犯生活错误。其实，我是个很重感情很怕寂寞的女人，我真从心底感激周恩来，这几年是他帮我结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好朋友，那么多那么多值得信赖的朋友，使我不大会孤独寂寞。否则一年中半年多听不到丈夫特有的声音，看不到女儿甜甜的笑容，独自一人，浪迹四方，而四方之中又多是夫妻相伴儿女绕膝令人眼馋的人间欢情，假若除了工作没有朋友，我如何能战胜浓得化不开的思乡情？！只是有一点我至今感到困惑，周恩来无处不在，什么时候才能算基本完成采访？

　　当然，了解周恩来相对多些、系统些、深刻些的，总是属于在历史上、在社会中有些名气的，譬如党政军领导人、著名科学家、教授、大画师、名演员，各党派领袖和现在是公民而当年有资格上战犯名单的人。

　　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岁月不作美也不饶人！七八年前，老一辈的健康且能畅谈时，我太嫩，即便见过一批，还有许多该问的、该探讨的问题自己没有水平问。如今步入不惑之年，熟悉几分，成熟几分，一些非常熟悉周恩来的、能倾心长谈的领导人，已经只能在磁带里听到他们朗朗的笑声。有些有幸见了面，九十岁以上的包尔汉、屈武、梁漱溟等老人，只是耄耋之年，半世纪前的往事连年月日都清楚，越靠近眼前的事倒是空白的。再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有的忙，有的病，有的在跟衰老做斗争，已无法拜见。当然好在他们已陆续撰写过回忆文章可以弥补缺憾。只是无法探讨。

　　我的一位同行又是大姐，又是老师，有回跟我通过一个长长的电话。她说最近看过一则报道：有位能工巧匠，在一克拉钻石上雕出了八个面。我没有钻石，甚至无知到不晓得一克拉钻石到底是多大的颗粒，多大的体积，大约总是很小吧！她说，我看周恩来称得上一颗钻石，经过历史这把刀的精心雕刻，恐怕有数十个、甚至一百个面！我心里陡然一震，顿有所悟！

　　是的，我不可能掌握周恩来的方方面面。邓颖超大姐与他相伴半个多世纪。周恩来临终前，夫妇对话，尚且你心里有话没告诉我，我心里有话没告诉你嘛！况且周恩来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同志还给我讲过那个向叶帅交了空白的本子的往事……

　　周恩来的病情愈渐沉重，叶剑英的心像被粗盐粒不断地揉啊搓啊，压抑、沉闷、撕裂般悲痛。限制探视周恩来的严酷规定，阻拦了各部委省市领导、各军兵种政委司令。总理十分想见的亲侄女，近在咫尺，也只能在电话里听听声音。叶剑英是政治局委员，规定无法限制他的行动，他几乎天天去三○五医院看望。只是又像四年前陈毅元帅病重时那样，常常在总理病房外面的走廊里，面色凝重，迈着沉重的脚步，踱到一头，又走回另一头。他经常整夜辗转在自己的卧榻上，心事重重无法入睡。实在放心不下时，拨动床头电话，问问医生，问问时刻守坐在总理病床前的卫士长，这样的电话是几乎天天有。

　　是啊，叶帅太清楚了，他不能总出现在病人床前，能和总理谈什么？问病情吗？天下像周恩来这样的病人实在是极少极少。他对自己的病情变化了如指掌。为啥？专家、医生绝对相信他的科学态度和超人毅力，从不隐瞒他的病情发展和手术方案，往往周恩来听完医生对自己的病情分析和手术计划，他自己提笔向中央打报告×月×日需要手术。他每次被推进手术室前，都郑重地与每位在场的政治局委员握手告别，叶剑英每回握住总理的手时鼻尖总是发酸，他以诗人的敏感已明白了这无言的握别：总理这是作好了一去不回头的永别表示啊，当然不是怀疑专家的手术水平，总理知道自己的心脏病严重，医生治得了病，若自己心脏撑不住，意外的事情发生也不为怪嘛！总理在医院接见最后一批外宾——罗马尼亚朋友时，不是早已坦然告知关切他身体状况的朋友：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对待这样一位病人，叶剑英无法以海市蜃楼般虚幻的美景去宽慰他的心。

　　与思维清晰的周恩来谈工作吗？有什么能让他舒心展眉的话题？！报纸他看得见，广播他听得见，哪天不在批判投降派，不在批林批孔批周公呢？！叶剑英总不能用这样的民间演义给周恩来解闷：

　　周恩来、江青一道接见外国记者。一位金头发蓝眼睛的西方记者伸过长话筒：能否允许我对贵国的一句口号“批林批孔批周公”提个问题？什么叫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林，这个好理解，当然是批判贵党前副主席林彪，批孔也能理解，是批孔老二，据介绍这位孔先生是贵国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学者圣人。只是我仍弄不清楚，批周公，这位周公是何人？有人说周公指周恩来总理，不知是否确实？

　　“这个问题我无法解答。”周恩来微微一笑，抬起受过伤的右臂，向落座自己左侧的江青作了个优雅的邀请动作，不卑不亢地说：“请江青同志给你指教。”

　　江青扶扶眼镜，扬扬脖子，扯扯黑色坠地长裙的下摆，“这个周公嘛，”她打了个嗑吧，清清嗓子接着说：“这个周公也是中国古代一个人物，对，是古代一个维护孔老二的人物！”

　　听完翻译的话，金发碧眼耸耸肩，撇撇嘴：“如此说来，这场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是从古到古，从死人到死人，从零到零画了个大圆圈，大零蛋，大句号？！”

　　不等翻译翻完中文，周恩来宏亮地笑出声，同时用流畅的英语重复着：“从零到零，大零蛋，大句号！……”

　　这样的演义是老百姓爱憎心态的自然流露，是中华民族聪明机智的表现，但绝不会是政治家，尤其周恩来这样政治家的言行。与总理谈这个，只可能是雪上加霜，不仅不能使他沉重的心境得以宽慰，相反更增添他心中的担忧和愁苦，更揪他的心！况且叶剑英也非仅仅是位感情丰富的诗人，名字前面的“政治局委员”，名字后面“元帅”二字，正是他政治斗争经验深刻丰富的注释，他绝不敢传播这种万一泄露立即会被当成挑拨、攻击、影射，阴谋治罪的政治笑话。

　　这真是不见想见，见面无言相对，更难！

　　那天为国事与总理见过面后，正要起身告辞，周恩来又轻轻唤住他，总理的声音细微吃力，难以分辨。叶剑英凑近总理唇边，听清了：小平又被批判，权不能落到“四人帮”手里，要注意策略。寥寥数语犹如惊雷，叶剑英心头一震，眼圈热了，他明白病入膏肓的周恩来总理，虽然不能看文件，不了解政治局发生的所有情况，但对目前的险峻形势是十分清楚，万分担忧的！

　　建国以后，周恩来虽然不能像在延安，在重庆，在黄河边转战途中，在西柏坡农家小院，随时敲开领袖的房门，直言自己详尽占有的材料后，作出自己的推断和结论，以供领袖最后下决心拍板。可是在党内，他是与毛泽东风雨同舟，相伴而行，接触最多，配合最默契的一位，也是对毛泽东个性脾气了解最深，关切最甚的一个。毛泽东与他单独说话是很多的，尽管“文革”以来，他每次在政治局会上传达后，即便照章执行，几个月后他又错了！为此“四人帮”总攻击他假传“圣旨”，责令他拿出文字原件。可以猜想，他心里的话还有很多很多没讲。人到离世，总要求得精神放松一下，该出气的要出，该述苦的要述，该叮嘱的要叮嘱，不能重负一生一世，临离开人间还要压抑自己。或许，人离世之前，尤其是半昏迷状态，意志再坚强，党性再强，也可能会像酒醉之人，感情突破理智，把积压心底的话一吐为快？！……

　　叶剑英找到总理的卫士长，口吻严肃，象元帅给部属下达命令：“张树迎同志，你们准备一个空白的本子，一支笔，班班交接下去。从现在开始，总理说一个字，你记一个字，说一句话，你记一句话，不许有一次遗漏，明白吗？”

　　卫士长并不一定猜透元帅心底的活动，但是明白叶帅的心情，他热泪盈眶行礼答道：“是，叶帅，我一定照办。”

　　卫士和医生夜以继日地守护着周恩来，如果说医生还有出有进，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两人倒班，寸步不离。他们为周恩来做的事：擦洗身体，换单换褥（周恩来执意不愿麻烦女护士做这些事）。为避免总理擦下身时受凉，他们打着电筒钻进总理被筒里，那种精心，细微，他们对自己亲生父母也没有做到，确实是尽心尽力，无可挑剔。

　　周恩来去世后，卫士长见到叶剑英，神情沉重，满脸愧疚。他敬军礼，递上本子，泪水似断线的珠子，他泣不成声地说：“叶帅，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总理病危期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讲。”

　　叶剑英翻开洁净的空本子，老泪横流，仰天长叹：总理，我们到哪再找到您这样忍辱负重，不给人间提出半点个人奢望的总理！总理，您是累死的，气死的，委屈死的……

　　是啊，周恩来一生受过许许多多委屈，甚至是屈辱，连同许许多多的荣誉和赞美（他最反感做了好事挂在嘴边），还有担忧与无数美好设想无法再变为现实的遗憾，以及对人类推动历史车轮总是向前的坚定信念，他都带走了，他不向党不向人民要一点宽慰和公道。

　　然而，周恩来的一生是以永久的服役与有力的牺牲与真理接近，他经过地狱煎熬的生命如同巨钟，“四人帮”要砸碎它，它却发出震撼山岳的轰鸣：为什么最讲民主的人得不到民主？为什么最尊重客观规律的人反被批为右倾？为什么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口号不许提？为什么给人民谋幸福的好人总是挨整？……民主意识在中华民族的悲痛中觉醒，“四·五”运动，民心所向，鼓舞正义的领导果断行动，中国共产党终于没有分裂，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切除病毒，走出迷宫，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迅猛前进！

　　我经常心驰神往：周恩来既已化作洁白的晶体扑向祖国的江河湖海广阔大地，他是那么机敏，那么聪明，那么深入，那么细心，他恐怕能，不！一定能感觉到祖国巨大的变化，一定永远和我们一起担忧，一起欢庆。

　　我不奢望找准钻石的每一个面，也不回避钻石内也有斑点。因为我时刻牢记着邓颖超同志的当面嘱托：你们写吧，我不能写了，你们不要光写恩来的优点，也要写恩来的缺点。

　　确实，周恩来的缺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话错事，要寻找起来，不必用显微镜、放大镜，“文革”中出的书在，文件在，批示在，电影在，传单在，录音在，我也无法回避！也无须回避，不必回避！因为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周恩来一生中恐怕算得上共产党内自我批评最多的一个，他在党内和人民心中从来没达到神的地位，而是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怒有说有笑有愁有情的具体的普通的凡人，一个也会有缺点、错误但是可以绝对信赖和值得信赖的老师和朋友。

　　我采访过不少“文革”中被关押、挨批斗的老红军、老八路和民主人士、专家、教授、演员。有人埋怨周恩来签字抓了自己，我觉得这种情绪也正常，非要坐七、八年监狱的人说自己关着比在职挨斗受罪好，这也太不近人情。然而引我深思，更令我感兴趣的是：众多经过九死一生磨难的人，受过巨大委屈的人至今信赖周恩来，爱戴周恩来，能宽谅他的错误，能理解他的苦衷，至今为没有，也恐怕有生之年再不会看见周恩来这样的总理而感到惜惋和感叹。

　　我的一位老师，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文革”前她便是人民日报很有名气的女记者。“文革”中她被以特务罪名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六七年，弄得夫离子散。恶梦结束后，她曾亲眼看过抓她的批示，是周恩来亲笔签名。尽管周恩来三个字没有往日潇洒大方，显得局促苍白，但确实是周恩来亲笔签字。也怪，她竟一点不恨投她入狱的人，相反感慨地说：幸亏总理把我一下关进监狱，若要把我交给“造反派”，今生你我也无缘相见了。为啥？他们曾把所谓专政对象双手用绳索紧紧反扣在背后，你不是死硬嘛，你不是拒绝下跪嘛？好，他把窝头丢在地上，把稀饭扣在地上。你硬，能抗过肚子饿？你要吃，乖乖跪下去啃，去舔。我这种刚烈性格的人，怎么能忍受这般胯下之辱，我会宁愿饿死也不跪下去……

　　我去拜望过一位铁道部的老部长，这位老共产党员也在自己党的监狱中苦熬过七、八年。他的逮捕令也是周恩来签发的。我曾冒然问道：伯伯，周恩来还不了解你吗？他签字抓你，你不气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恐怕最恨的不是明火执仗的敌人，而是落井下石的同类，道理也简单：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

　　伯伯瞪大了眼睛盯着我反问道：气他？！孩子，你知道在同一张纸上江青、康生他们是怎么批的？康生批：“十恶不赦，永远不能翻案。”江青记仇，因为五十年代有回我跟她打牌，她赖皮还骂人，我不客气顶了她，她这次也不客气，大笔一挥：“立即枪毙！”周总理最后批示：“收监审查。”孩子，若不是总理这个批示保护，十个我也魂魄归西了。伯伯最后几个字已带哭音了。

　　我还访问过黄维先生，这位黄埔一期的老人，性格耿直，说话直率，提起淮海大战自己的惨败还有点不服气：不是我们兵团不能打仗，我这边军队还没开拔，我的整个作战计划已全部到了邓小平的指挥桌上，能不吃败仗！嗨，蒋介石也蒙在鼓里，他身边一个管作战的要员就是共产党嘛！说老实话，若要摆开阵势打，我们兵团可不那么好消化！但是，讲起两个人，他哽咽了，流泪了。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讲孙先生病重时听说黄埔军人东征屡建战功，曾宽慰地说：过去我不能死，现在可以死了。作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受过大总统这般厚爱和期望，自然是终生不忘的荣幸！

　　还有一位是周恩来，他黄埔军校的老师。他作为战犯在功德林改造，由于思想顽固，直到“文革”开始后最后一批战犯释放时才轮上他。（他笑着自我嘲解道：第一批释放战犯时，周总理就提了我的名字，战犯管理所的干部个个摇头：若黄维要释放，就没人要关了！周总理就没坚持。也是因祸得福，那些先出去的仁兄，“文革”不又都关进去了？！而且还要挨打。若我轮上，脾气暴躁还不更吃苦？！）见了从上海赶来接我的老伴和六个孩子，我听他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我流泪了：周总理特别交代新中国上海第一位市长陈毅关照我的一家，安排我老伴工作，政府包送我每一个孩子上学。六个孩子，除了老六高中毕业赶上“文化大革命”下乡插队，其余五个都读过大学！可惜我释放后，他已经病重住院了，我连向老师当面道谢的机会也没有了……

　　沈醉先生接受改造快，是释放最早的战犯，“文化大革命”又被关押折磨，他说支持他活下来的就是周恩来的一席话。周恩来接见释放的战犯，杜聿明立正握住总理的手惭愧内疚：“老师，我有罪。”周恩来诚恳地说：“我这个当老师的也有责任。”轮到沈醉与周恩来握手时，沈醉羞愧地道歉：“周总理，三七年您到上海时，我还盯过您的梢，我……”周恩来爽朗地笑了：“我知道，旅馆的茶房里有我们的同志……沈醉先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现在已经改造成新人了，能够为人民做些工作。”“我还能为人民做工作？”沈醉有点受宠若惊了，他原本以为自己的后半生只有在忏悔中虚度。“怎么不能！”周恩来的语气很恳切：“你可以把中统的内幕写成书嘛，让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于是，“我还有用，我要写书”的信念支撑了沈醉的生命。如今，他已经出版好几部、几十万字的书，畅销国内外。他心脏不好，古稀之年仍不停笔。是啊，人为知己者死，虽死无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位瑞典学者是第一百次访问中国，他向接见他的方毅同志说：他会见过许多国家元首，至今最敬佩的还是周恩来，当年他一出现，屋里的空气都变样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十一岁高寿的冈琦嘉平太先生专程从日本来到天津，参加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在大会上深情地说：“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想，假如现在世界上还有像释迦牟尼、耶稣、老子、孔子那样伟大人物，我不管他住在多远的地方，我都想跑去聆听他的教诲，哪怕是一句话也可以。在漫长的人生当中，我所追求的那位，也就是至高无上的难以碰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为了谈民间贸易，我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为周总理的诚恳待人所打动，从那以后，我从中国的书刊和朋友的谈话当中，了解了周恩来各种各样的卓越的行动，直至今日，我已确信，我从青年时代一直追求的人就是周恩来先生，我忠诚的希望业已达到，所以今天，我以极大的喜悦讲出这些感受，请大家分享我此刻愉快的心情。”

　　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还有一对美国夫妇，妻子花去十二年时间研究周恩来，丈夫理解支持，到中国讲学鼎力相助。都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会享受生活的人，对于他们的工作和研究热情似乎不好解释。当我向年过半百风韵犹存的妻子询问时，她眨眨眼带些顽皮的口吻反问：“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想听真话。”她笑了，点点头：“我的中学老师是个中国人，他给我们讲国中国古老悠久的文化，令人神往。后来听说周恩来先生到过美国（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撰写的年谱和《周恩来传》中都没有这个记载，尚待查核），留给美国人极大的好感！我热爱中国，周恩来一生都为中国做好事情，不做坏事，所以我愿意花时间，研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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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的越多，对“信任”这个词汇的印象越深刻。我相信人间存在真诚的信任，我也在努力追寻、不断思索，力图准确分辨“信任”和“迷信”的不同味道，寻找出两者产生的既相通又不尽相同的渠道。标尺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能赢得人们的无限信任，那么人呢？有些人活着却早已死去，有些人死了却永远活着。为什么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一个有鲜明政治信仰的共产党领袖，他的影响能超越国界、政见和时空？！为什么生前从不宣传自己，死后也不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周恩来，至今活在亿万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心中？！


铁竹伟：我心中的周恩来（下）
2007年07月03日 星期二 21:19　　

　　有位不曾见过面的同行，在得知我仍在四处采访，要写我心中的周恩来时，在电话中惊呼：在这种时代，居然还有相信世间存在真诚、存在信任，真是天下奇闻！我想立即见到你！我谢绝了。我早尝过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滋味，又自知没有高深的哲学功底，还是用作品见面好些。我当时略觉遗憾的是，如果我的电话上有电视屏幕，我能看见对方无异于见到外星人般的惊诧模样，也是一种收获。

　　但是，当韩素音女士向我谈及这番话：“周恩来如果说，韩素音，我要你死，我就说：好的，您看什么时候执行？因为我信任他，周总理从来不害人，他总不顾到自己，总顾到别人。”笔者不仅没当其为现代迷信，而且十分欣赏，十分赞同。因为韩女士曾先后九次与周恩来长谈，是对历史、是对人格的充分了解凝成了这感人肺腑的信任。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各界人士和外国人，包括绝对敌视共产主义的美国人，不少人在撰写的回忆录里、在与朋友的交谈中，都感慨万分：他们是从认识周恩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从相信周恩来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文革”结束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诚挚地征求意见时，民主党派人士又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如果不是有周恩来，我们根本无法原谅中国共产党在十年浩劫中所犯的错误。

　　难道这真是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中国人习惯有皇帝，习惯有神，历史无情地打碎了一个神坛，现在又要再筑一个神坛，再树一个神吗？！笔者不敢苟同。我正因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由衷希望我们党的生命之树长绿，所以我希冀找出问题的症结：为什么人们如此信任周恩来，他特有的魅力究竟是什么，也希冀人们从中得到一些思索，一点启示，使我们的党，多一些周恩来式的领导，使我们艰难曲折的事业仍能不断向前发展！

　　周恩来与普通人的交往，回忆文章已经很多很多，有一些人早已不屑一顾，仿佛对领袖来说，芝麻绿豆大点的事何足挂齿？！现在已经不时兴引用名人语录，可我依然想提到这样一些符合客观历史的总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个人，正如一只时钟，是以他的行动来定其价值的。零，只有和实数在一起才有意义；思想，只有和行动连在一块才有成绩。罗蒙诺索夫用十四个字作了更通俗因而又更深刻的概括：“不会做小事的人，也做不出大事来。”

　　国共谈判将破裂，周恩来要离开上海时，曾把夏衍等几个文化人请来，很动情地说：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夏衍，你有稿费，你请我们吃次大闸蟹吧！夏老回述这段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感触颇深地说：这就是周恩来。也就是在那次街边小餐馆里，在平等、融洽和谐的气氛中，周恩来剥着蟹腿，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讨厌做了好事又要去说，做就做了嘛，有什么好说的。”

　　是啊，他在世时从未说过的事很多很多，然而，这些事却深深印在当事人的脑海中，像一颗颗橄榄果、话梅皇，每每嚼一下，回味无穷。

　　都说周恩来跳交谊舞很棒，步履轻快，舞姿优雅，可惜，除了有幸亲眼目睹者，至今没有发现一张照片、一个镜头。噢，有一段新闻纪录片，那是傣族喜庆泼水节。周恩来身穿傣家白布衫，头缠傣家白帕，笑吟吟地与心花怒放的男女老少翩翩共舞，或许能帮你展开想象的翅膀！

　　周恩来跳交谊舞，常是邓颖超催促着去，要让他丢开繁忙的工作，活动活动筋骨。其实，在舞场，他也离不开工作。他经常去北京饭店、人大会堂和紫光阁等干部、群众较多的场合，和他共舞的女干部、女演员、女学生、女职工，总是抓住这三五分钟单独与总理相伴的时间，反映自己的问题和苦恼。遇到事情严重、关乎大局，周恩来干脆与她停下舞步，坐到舞池桌边细说慢谈。

　　舞会上的时间，两三小时象一眨眼，最后一支舞曲响了，往往还有五六个乃至七八个等候与总理共舞的姑娘轮不上。周恩来请起一位姑娘绕舞场跳一圈，送她到起步的位置，在带第二位上场，如此转一圈，换一位舞伴，使每一位姑娘脸上都扬着满足的笑容离开舞场。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是周恩来以周到著称，作党内工作和统战工作时常提醒的一忌。然而，对普通群众，他也想到不让一人扫兴而归，不是人民的总理、平民的总理，他在舞场如何能出此良策，如此周到？

　　随着周恩来国内视察、国外出访的新闻摄影师们，辛苦也真辛苦，幸福也真幸福。周恩来的专机多宽畅，各国各地土特产有多少不能带，不能装？！可是，周恩来的皮箱，走时一只，回来一只，走时多重，回来一样。有过几回，省、市接待同志盛情，严冬捎上一小筐绿油油的青菜，酷暑带上十几只刚摘下树的新鲜椰子，好，不几日，收到周恩来交办寄回的十倍于礼品的付款，谁忍心再送？周恩来上工地，下油田，去农村，去矿山，摄影师跟着奔忙，无暇闲游山水，蹓躂市场。周恩来进农宿，到工地，若赶上吃饭，有窝头嚼窝头，有菜汤喝菜汤，他大口嚼，大口咽，吃得真香。他是真当饭吃哟，不是装装模样。

　　终于回到北京，已是午饭时间。机场领导请周恩来进休息室，服务员送上热茶，端来的饭菜喷香：总理，请吃饭吧！

　　哎，摄影师呢？周恩来四周环顾。

　　他们已经去上汽车了，总理，快一点钟了，您一定饿了，快用餐吧。

　　“我饿，他们也饿啊！”周恩来急了：“快请他们回来吃饭！”

　　饥肠辘辘的摄影师们落了座，端起碗，和着泪，吃下饭。

　　是啊，人民的总理，平民的总理，才会在自己饿时也记得下属的肠胃也在空磨。

　　周茂功活着，而且依然健康，依然工作，这是个奇迹！他在十七年前，仅仅穿着一套白帆布工作衣裤，用一把木柄铁锹，从地下铲起一块熠熠闪着火花的黑色物体，那不是燃着的煤，烧着的炭，是正在剧烈裂变中、并释放出大量射线的铀块！周茂功举着铁锹行走数步，扔进十几米的深水池里，以自己吃进超剂量放射线的个人代价，保护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核能反应堆。

　　于是，只是西北大戈壁核基地中成千上万无名勇士之一的周茂功的名字，走进了周恩来的记忆中。

　　“报告总理，今天机场有大风，不过请您放心，接工人回北京治病的飞机一定能强行起飞。”

　　“不要强行起飞。”周恩来严肃地下命令：“今天不能飞，明天再启程，一定要把受伤工人安全送到北京。”

　　幽静洁白的病房，空军飞行员的伙食标准。周茂功烧伤溃烂的右臂痊愈了。他又回到核反应堆坚持工作。

　　一年后，在一次接见英模代表时，周恩来攥着周茂功的手深情有力地一握：“周茂功，好同志！我应该好好感谢你！你保护的是国家的独养儿子啊！”不善言谈的周茂功脸孔火辣辣的，不知以何答对。他心怦怦乱跳，不停琢磨：千把号人，总理怎么能叫出我的名字？！我不就是铲那么一块东西嘛，总理这样重谢我，如何承受得起！可嘴巴不听使唤，像没锯口的葫芦，一个字也吐不出。

　　斗转星移，又是两年。周茂功读了大学又回到戈壁滩工作。那天下了夜班，他乘班车回到宿舍，刚脱下衣服钻进被筒，厂里一辆汽车飞驰而至。他穿衣、上车，重返厂区。

　　接待室里，粟裕同志迎面握住了周茂功的手，亲切地请周茂功坐下。他一边详尽地询问着周茂功的身体现状，一边仔细打量着周茂功的气色、精神。当他知道这些年来周茂功一直身体很好，厂里的工人也没有一个受辐射伤致残致命后，粟裕舒心地笑了。他握着周茂功的手抱歉地说：“周茂功同志，本来你上了一整夜班，应该不打扰你，只是这次我动身来基地前，到周总理那里告别，总理对我说：你到基地，我不能去了，托你替我办一件事，你无论如何要替我望一下周茂功同志，不是只问问他的情况，你一定要亲眼看见他，亲口替我向他问好，请他多保重身体。”

　　周茂功愣了，魂灵仿佛出窍一般发呆。他是孤儿，自小从家乡流浪到上海，捡垃圾，擦皮鞋，遭白眼、挨鞭子是家常事，从不知道被人关切地疼爱是啥滋味。老天！真没想到，被疼被爱的浓烈感受竟令人头晕目眩，使人渴望重回到童年，能像孩子一样痛痛快快哭一场！

　　周茂功一咬厚嘴唇，突然猛醒：周总理这么忙，还记得我，还托首长来看我，我怎么傻愣愣地不知道说话呢！快说！嘴唇蠕动了：“谢谢首长，谢谢总理！总理好吗？”他本来还有好多话想讲：早知道总理还记挂我，我在北京清华读两年大学时，一定去中南海让他老人家亲眼看看我……周茂功只恨自己嘴拙,与粟裕又是第一次见面,不熟,他一抿嘴唇,已经编成句的话又咽回肚里。

　　“总理他好,他好!”粟裕的声音陡然有些不自然，若细品味，有些发颤。总理早在一九七二年已身患癌症，带着病一样忙碌工作。这次他动身前，总理已经住进三○五医院，动过两三次手术。粟裕不是到西花厅看望，而是去医院辞行的。总理明显瘦了，憔悴了，精力不济了。他工作太繁忙了！江青、张春桥他们想尽办法增加他的工作负担，明显采取了疲劳轰炸的办法折磨总理，使他心情沉重，让他无法按时治疗，输着血还得起来接电话，专家、医生急得暗暗流泪，恨得一劲咬牙，可又有什么办法！

　　幸好，报上能时常看到周恩来接待外宾的照片。尽管照片底下的注释是在医院，但瞧总理腰背挺直，中山装笔挺，瘦削、遍布老人斑的脸上没有笑容，两道浓黑剑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富于魅力，给人信心，给人安慰，给人力量。善良的人们万万不会想到，每回接待外宾后，周恩来膀胱内排出的常常不是黄色液体，而是数百毫升的鲜血，保健大夫常常泪水滚落，一颗心高悬：一个人全身仅有几千毫升鲜血啊。总理的心脏也不好，他们最担心总理的血压细若游丝，在陡然之间滑落到零！……

　　好在粟裕将军身经百战，懂得纪律，更善于克制自己偶或流露的内心冲动。他镇静地、努力带笑地应承了周茂功的嘱托：一定给周总理带问好，并请总理在医院好好休息一段，他是太操劳了！是啊，光看周恩来的照片，谁会相信他已经恶病缠身？普通人总猜：中央领导人保健条件多好，一定是住在医院边休息，边体检嘛！

　　周恩来故世已十三年了，周茂功依然清晰地记着总理的亲情，依然按照七○年周恩来就提出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目标，辛勤工作在秦山核电站工地，争取如期让这座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座核电站并网发电。

　　当然也有人略知周恩来患病。

　　被尊为“核电站之父”的欧阳预同志，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核能专家。二十五岁便当博士。五十年代去苏联留学前，他参加过一次周恩来接见，他看着周恩来快步走来，脸庞红润，目光炯炯有神，那么潇洒那么英俊，他兴奋地拼命鼓掌，为国家有这么帅的总理感到由衷自豪。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同志们把中国的氢弹托上天，引起世界惊叹之后，便被“左派”们诅咒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罪人，挨批挨斗后，理所当然地去干校。他在插秧，他在割稻，他并不清楚闹翻天的中国大地上，钢铁不增产，煤炭不增产，独独人口像开了锅的水，咕嘟咕嘟往上冒！可是泱泱大国，国务院各部委办的头头都被打倒了，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全被冲垮了，国家机器全面瘫痪。最艰难时，周恩来既要当总理又兼各部部长，还要替代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市长。不仅要收拾已经替代了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捅出的一切纰漏、惹出的一切麻烦，派性、武斗、停工、停产、耸人听闻的外交事端，还要苦心撑着，率领仅有的九人组成的生产领导小组，维系，真是挂一漏万地苦苦维系中国的经济生产。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七、八亿张嘴的大家大国，容不下一张抓生产的办公桌！若不信，你去查查国民经济大全，中国在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整个国民经济无计划可言。一九六九年仅仅第一季度有计划，第一条是出版几百万册领袖文集。

　　各部委、省市、地县乃至一个企业一个矿山的电报、文件、会议纪要、学习计划、汇报、告急、告状、外交照会、动态清样乃至控诉批判、质问声讨等等等等，成堆成垛向周恩来办公室飞来。

　　周恩来往往夜半一两点才能回到西花厅，带着七旬老人疲惫的面容，真让人心疼。秘书精选在精选，只挑最燃眉最紧迫，不批不能过夜的文件送到周恩来桌上。就这样，还是厚厚的一叠。周恩来认真、一字一句细看，琢磨。他不认真行吗？这些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不把关，能和盘麻烦领袖去办？！

　　当然也有会工作的。有位工作人员站在近旁亲眼目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姚文元批文件。

　　散会。走出会场到上汽车，连台阶算上，不足百米。姚文元接过秘书桌上的厚厚一叠文件，看得出，有社论清样，有国际动态，还有好些份省市电报、几本红头文件。他掏出钢笔，连标题都不看，边走边在自己的名字上打勾，打一个，秘书抽一份，再打一个，秘书又抽一份，人到车前，一叠文件全部批完，不耽误走路，不耽误上车，至于耽不耽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他根本不要操心：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乱的是敌人嘛！越乱，越证明国务院是旧政权，该垮该烂，一个“二月逆流”，周恩来的左胳膊右手臂全都砍完，再釜底抽薪，让你这个总理步刘邓后尘一块完蛋。

　　这并非我想危言耸听。一身正气、快人快语的陈毅元帅，早在一九六六年盛夏便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他对外交部的宦乡等同志愤愤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个就是周总理。”

　　周恩来还是夜夜认真地批，认真地看。毕竟古稀年纪，精力不饶人哟！手中的毛笔发抖发颤，明明想批个字，笔尖落下那一瞬间，眼皮打架，脑海里陡然一片空白，哎呀，文件上出现一个大墨团。明明想打个勾，大脑命令右手：要打勾啊！眼睛发粘，大脑重复命令：眨眼，眨眼，睁开，睁开！可是突然之间，大脑也累垮了，它安慰自己：睡吧，就千分之一秒！糟糕，笔下的勾，变成飞向纸端的长箭！

　　卫士长心酸心疼也不敢劝，也不能劝，只好借此机会，送进一杯浓浓的咖啡，一条腾着热气的毛巾。

　　什么？劝总理丢开别管？怎么可能呢！卫士长说：总理办公室里那只向外公开号码的电话，那还能叫电话吗？改名电铃更合适：叮铃铃，叮铃铃，二十四小时不断声，尤其是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年。秘书、卫士建议换号，摇头；办公厅来换号，不准。大伙再劝，老人家发大脾气了：你们怎么还不懂呢？！现在干部、群众有事没处报，我这的电话号码再改掉，他们要找政府到哪去找？！……劝总理丢开工作睡觉，除了让老人家生气发火还耽误功夫，这种事我们怎么忍心干呢！

　　没人注意，也不知从哪天开始，周恩来的批示不再用毛笔，换成了铅笔，从此文件上的墨团没有了，长箭头不见了，只是年复一年，清秀流畅的周体字迹再看不着了，一行行眉毛连着胡子的草字很难辨认，直至进手术室前，他用颤抖的手握住笔，执意在有关伍豪事件的文件上亲笔签名。为什么非要签名？有人非要把他打成投降派啊！这一点他绝不能容忍！周恩来自己曾说过：我这个人有软弱的一面，在党内总觉得不能硬顶，什么都要留有余地，甚至于也还不能唱反调，形成僵局。有时心里明白，也只好冷一冷，以便在取得发言权时，能够把局面挽回。他在一九六四年给《东方红》大型歌舞的演员们讲话时也专门说过：为了党不分裂，领袖犯错误也要等待！的确，翻开中国共产党史册，在党内历次权力变更中，周恩来从未采取决裂行动。他总是“相忍为党”拼命工作，总是检讨自己，团结同志。王明批他右倾；李德批他右倾；五十年代他检讨自己不明白革命总是左比右好的错误；“文革”中他仍被批为一贯右倾，“资本主义复辟总后台的后台”。这一切他都海涵了，没有后悔，没有怨声。

　　但是，“四人帮”企图通过“伍豪事件”把周恩来打成叛徒，周恩来一反往常温和的性格，愤怒喊出：“我在对敌斗争中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不是投降派！”他一定要在中央转发的调查核实文件上签字，以便存入档案，留清白在人间。

　　“周恩来”这三个字，他一生最常用、最常写，因而写得最洒脱、流畅、最富魅力的三个字，此刻颤抖的笔划、歪斜的结构，使人几乎无法辨认……

　　正是这只曾经跌坏过肘关节，因延安医生治疗不妥，关节长死，几乎残废的右臂；这只在莫斯科皇宫医院忍受再次手术的极度痛苦才解决了关节僵死，争取到上下四十度活动幅度的右臂，这只战争岁月草拟过成千上万份电报文稿的右手，这只和平时期签发过庄严的边界条约、贸易协定、中美中日建交的联合公报也在文件上点过墨团，划过长箭的右手，七○年在一份建设核电站的动议书上作了一段精采的批示：七机部不能只当爆炸部，要把原子能运用于和平建设中。

　　于是，欧阳预有幸从水稻田里拔出双脚，像做梦一般，继续干起被咒骂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老本行。

　　有“中央批示”保护，欧阳预翻阅了世界各国核电站的介绍，真惭愧哟，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我们这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依然千年如一日地呼呼地大量耗煤烧油发电，人家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等国家的核电站像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建成，为本国节省不计其数的宝贵资源！欧阳预心里憋足了劲，立足中国现状，综合均衡比较，集各国之长，避众人之短，终于搞出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理论设计方案。随后，又是千辛万苦跑遍江南，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可行性试验。到一九七四年，一份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将自己建造的核电站的全套计划摆在周恩来面前。

　　人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欧阳预又一次看着周恩来走来。他步子稳健但略显吃力，面颊像刀削一般瘦陷下去。可能是熬夜太多，眼睛发涩，不时有服务员送来热腾腾的手巾让总理擦脸。欧阳预猛然想起三十年前看到的总理，啊，岁月无情，总理为多灾多难的国家真是操碎了心！不过周恩来专注的神情没变，他听得很仔细，问得更多更详细。欧阳预注意到两个多小时的会议开下来，总理除了会间休息出去方便两次，其它时间里一直是全神贯注，精神饱满，仿佛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他唯一要做的事，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建立核电站。（这恐怕是周恩来贯穿一生的工作特点：善于做小事，才能够完成伟大的事业。）

　　会散了，周恩来请专家们留下吃便饭。欧阳预靠着周恩来坐，他见总理只招呼大家吃菜，自己却吃得很少，便关切地问了一句：“总理，您身体好吗？”

　　其实，不用周恩来开口，答案欧阳预也能猜出。一定是“还可以”“凑和”之类的应景话。为什么？一般首长对下属的问候不会，也不必认真，总是客气地、简单地应酬两句，更何况周恩来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呢！他的健康状况，恐怕也像我们的核基地一样，列入国家的特等机密吧！

　　我的身体不大好。周恩来一开口，坦率和诚恳的态度就让欧阳预意外：我睡觉时手和脚都是凉的，常常半夜起来灌个热水袋暖着，才能睡得好些。完全是老朋友似的倾心交谈。

　　此刻，欧阳预绝没想到癌症在两年前已经开始折磨周恩来，更不可能想到，仅仅半年之前发生过的，比肉体痛苦伤害更大更重的精神折磨！那种犹如泰山压顶、天庭倾倒，差一点致周恩来于死地的无情摧残和残酷打击。

　　如若欧阳预不是专家，只是人大会堂的一名会议服务员，也可能目睹面前这位态度谦和、面容安详的总理，这位面对敌人枪口仍然坚定机敏，十数次大难不死化险为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自己党内最高层会议上被恶毒中伤后铁青着脸，发颤的手，沉重的脚步和痛苦颤抖的心！是啊，周恩来也是凡人肉心，他面对营垒内的刃首能不痛苦？周恩来又是超人水晶！遭受明枪暗箭之后，他不倒下，他明白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百姓需要他！他要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头虽长低气不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病魔折磨、精神压抑中的周恩来依然在处理国际国内的各项重大事务。他受毛泽东支持解放一大批干部，组成政府领导班子，挫败了“四人帮”妄图夺取国家权力的阴谋。他挺立在四届人大讲台上，第七次号召全国人民要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当然有时不是凭权力，只凭良心，凭威望，凭毅力，依然在如牛负重，艰苦跋涉，以生命作代价，实践桌他多次重复过的誓言：我现在只有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欧阳预不知道这一切，但他感受到朋友般信赖的暖流，也自然而然用忘年交的口吻叮嘱：总理，您是工作太忙了，太累了，要好好休息才行！

　　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也好，欧阳预少知道一点，晚知道一点也好！能在希望中多一分快乐，多几分希望，能在单纯中少一点煎熬。是啊，若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地位越高越好！当领袖往往参与得多，知道得多，他们的心灵，他们的生活真够累人的！

　　我从小顶喜欢魔术，当我看着身穿燕尾服，头戴黑礼帽的魔术师，对着原本空荡荡的保险柜吹口仙气，再打开盖子，好家伙！立即拿出一包一包又一包的炒米花、甜饼干、水果糖，我直咽口水，恨不得自己也有这种神奇的本领！

　　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我上小学就有个极佳的习惯：爱吃。住在学校里，三顿饭后，舌头尝不到滋味就馋得难受。我顶喜欢校园后门边那片梧桐树林。天天眼巴巴地盼着它们结籽生娃娃。梧桐树的果荚像睡着胖宝宝的摇篮，又像威尼斯两头翘起的游艇，噢，秋风呼呼一吹，眼看着树梢上的它们，稳稳驮着梧桐籽飘然而下，我的心快乐得发颤！多数果荚一边结两颗梧桐籽，偶或拾到一个结三粒籽的果荚，女伴们（馋丫头当然不止我一个）便会兴奋得欢呼尖叫，当我们千苦万苦收满口袋（包括那些落在地下，已被雨水浸出芽的在内），点几根干柴，用搪瓷缸烘烤一下，那个香哟，似乎如今吃过的山珍海味也比不上。至于其他季节，白生生的甜草根、绿油油的辣根、红彤彤的吸蜜花，野吹时烧焦的地瓜，都是我和女伴们的美味佳肴。

　　时至今日，这个极佳的习惯未改。每回与爸爸妈妈短暂相聚，瞧我屋里的灯天天亮到半夜，老人心疼，餐餐为我加菜。可再瞧我书桌上成堆的瓜子皮、梅子核，又忍不住摇头：哎，怨不得你胖，手不停，舌头也总不闲着！

　　话扯开了，无非想说，我童年的梦便是有魔术师的神奇本领。

　　上初中、进高中后，我知道魔术是假的。那些曾令我垂涎欲滴的饼干糖果，都是魔术师从食品店里买来的道具。然而，我又迷上了另一种神奇：是谁托起了蘑菇云腾空？是谁让断下来的手指又灵巧活动？是谁把人类送上了坑坑洼洼的月球——尽管此举打碎了我心中嫦娥玉兔丹桂吴刚冰清玉洁的月宫的仙境，我仍然激动！又是谁设计出精密的仪器，巨大的翻斗，庞杂的流程，只要揿揿电钮，叫停就止，叫转就走？！是科学家！他们才是真正的魔术师，以大自然为道具，变化出惊天动地的奇迹，造福于人类。

　　那一天，我永远珍藏在记忆中。南京十中（现恢复老校名：金陵中学）大礼堂的舞台上，坐满白发教授、有成就的专家、艺术家和科技人员时，我目不暇接，心潮澎湃，恨不能又考哈军大，又考二医大，干出点神奇的事业，人生才算活得够劲！

　　我一时找不出周恩来对科学技术高度评价的精粹论述，手边有一句邓小平的话令人叫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老科学家钱学森和我提起周恩来时，很赞赏这句话！

　　钱老是我从小尊敬、多年来期望采访的科学家。面对面坐下，注视着他弯弯的眉毛，像动画片中老祖母一样慈祥的眼睛和微笑，听着他一板一眼娓娓动听但又有极强逻辑性，很真实又很坦率的叙述和分明是朗朗的，但又隐约夹带着叹息和泪珠的笑声，我总无法把面前的老人与那个让宇宙间也翱翔起炎黄子孙的火箭、卫星，在世界科坛上大名鼎鼎的钱学森教授合为一人。看来，成就显赫者往往谦恭自重，而无足轻重的角色则往往表现得不可一世，盛气凌人！

　　钱老讲述下面这段话时很动情：周恩来同志是我们老一代领导人里面，不多的一个能够跟我们这一些，叫知识分子吧，科技工作者说话的，能交朋友的。我们一方面对周恩来同志很尊重很爱戴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可以跟他什么都谈，这是领导人里头唯一的一个！

　　对陈老总的说话印象也很深。他讲得挺有意思，我一直记得。一次人代会，他讲他回到四川老家，他问：“老乡们，怎么样啊？”老乡们说：“很好啊！”他说：“那要感谢共产党啊！”老乡奇怪：“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你不是共产党吗？你还说感谢共产党！”他说：“是啊，但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以共产党普通一员的心情感谢共产党，为什么不可以啊！”与陈老总接触不多，恐怕你问其他科技人员，对陈老总当然也是很尊重的，但是，没有跟总理这么一个感情！

　　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不是说不认得他们，有些过去一起工作，我们还比较熟的，自从他当了领导人，我见了他，我脑子里就是：你是领导，我什么也不给你说。为什么？没有共同话题了，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周总理所以能够跟我们交朋友，他是总理当然管得面很广？！但是他见了我们说的话，就是用知识分子的话说了！

　　周恩来很注意学习科学，真学！我们向他汇报，他有的问题没听懂，总是穷追不舍的，一定要把它弄懂，这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有一回我刚回国不久，半夜接到一个电话，一问，是总理办公室来的，那位秘书说：“总理现在要批一个文件，让我向您请教一下，声速到底是多快？”我解释了半天：声速标准温度底下是多少，声速是随着温度变化的。这是一次。还有当面问的。总理真学的事很多啦！

　　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这个当知识分子的不怕说知识分子没地位，知识分子地位最牢固，因为你离不开！

　　我在美国呆这么久了，大老板也看过了，大老板对我们毕恭毕敬的。他懂得屁啊，也懂得科学技术？！一点不懂，他就懂得钱，他就知道离开科学技术他赚不了钱！我说这个是个道理吧！小平同志一语点破，第一生产力嘛！

　　我们的领导人，至少领导科学技术的，或者领导文化工作的，要是跟知识分子不能够交朋友的话，我看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不是靠资本主义那种关系，资本家完全是拿钱买你的。我们最后靠的是政治，是领导关系。

　　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能够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这个恐怕是外国做得也并不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像周恩来这样的人，这样来教育团结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看这是个重要的问题，这不管是当前还是将来，都是这样。

　　去年（一九八八年）撒切尔夫人在皇家协会一次演讲，开首第一句话便是：我个人体会是，首相必须是知道、懂得科学技术。她当然有发言权，因为她原来就是学化学的。第二句话是英国式的拔高。英国人拔高嘛只好引用大哲学家的话：一个没智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我们党里只有一个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我不由自主地发问。

　　呵呵呵，老人爽朗地笑了：这个是你们研究的吧！你们的中心就是研究这个吧。姜，真是老的辣！科学和政治、艺术的职权范围他经纬分明。

　　其实，老科学家的亲身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解答。当然，答案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丢弃了在美国一切优厚待遇的钱学森夫妇，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双儿女和报效中华的知识、智慧和一腔热血，走过深圳罗湖桥，眼含热泪步入了久违的祖国怀抱。

　　十月底，周恩来接见了钱学森，亲切自然，侃侃而谈，象久别重逢的朋友，象周到细心的兄长。周恩来向他细细请教国内能否搞原子弹？安排他去东北参观讲学，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独挡一面。

　　国家是厚待钱学森的。选他当人民代表，参与商议国事，研究国防尖端科学。

　　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他对大家很亲切。每当知道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某些政策有些糊涂认识，心里头有点不舒服，他就在院里召开个会。郭老不愧是诗人、大文学家，他在台上又作诗又讲故事，讲完就散会，大家的糊涂思想就解决了，心情也很舒畅。

　　张劲夫副院长做党的工作，他也跟大家很亲近。他常召集院里所长一级的干部、十来个人吧，开会。就是现在的时髦语言：开展对话吧。常常他先讲十来分钟，接着让大家随便讲，你一言我一语畅所欲言。到中午十一点半了，他再讲半小时左右，大家听了，哎，很有道理，有些不清楚的问题也清楚了。

　　那时候还有个现在很难想象的关系。钱学森这些所长也到院长、副院长家里去。不是去商量什么大问题，就是去串门去的！那会张劲夫住在师范旁边的大院里，钱学森等都住在中关村。他也没有什么打电话，秘书联系，都没有，车来了、敲上门，噢，来了？来了！好啊，坐会。一杯清茶，闲聊一会，很自然，也很亲切。

　　可是，钱学森常常感到空气沉闷，心里不痛快。

　　为什么呢？在所里，他这个所长要说个什么问题，所里上上下下再不会有第二个声音。他不习惯，也不能忍受。他注意了一下，几乎都是上一级说句什么，下面一级便只能随着上级的思路发挥，不再会提出不同意见，更不会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面意见。

　　钱学森焦急万分，研究单位，学术不民主怎么行呢？！他渴望在所里形成一种能够自由充分讨论的学术空气。有一次，他便“使坏”了，在所里学术讨论会上，他存心故意说了一个明显错话，他再三向大家征询意见。会场里鸦雀无声。钱学森脸色阴沉，心里异常失望：学术离开争论探讨还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吗？！

　　过了好一阵，一个刚刚分到所里不久的年轻大学生站起身，口吻谦和、略显拘谨地说：“钱所长，你刚刚讲的那个话是不是我听错了？”

　　好极了！钱学森满脸阳光、满脸笑容，他大声称赞：“我真要为你鼓掌，你提问题了。”他详细向大家介绍在美国开学术讨论会的情况，最后强调再三：我们是搞科学研究的，这样的学术空气是不行的，是不科学的！

　　但是，论资排辈、等级观念、行政命令比比皆是，自由民主的学术讨论很难形成。钱学森感慨之余，总会不由自主地怀念起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生活。

　　在美国是靠本事吃饭，你有本事到哪都行！美国这点倒是不封建。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只要你有本事，就重视你。钱学森是个外国人嘛，可是照样提拔，提拔得非常快。

　　钱学森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评的教授，那年他刚满三十六岁。学院每年八月举行毕业典礼。教授、副教授都穿上那件袍子，然后按年龄排队，年龄越大的教授越往前排，钱学森是教授中年龄最轻的，理所当然排在教授队列的最后一名。紧接着教授后面的是副教授，也是按照年龄排队，副教授在第一个的是美国人，他已经五十多岁，曾经是钱学森的老师。他看见自己的学生排列到教授队伍里，大概心里不大好受，半开玩笑地招呼钱学森：哎呀，我看你没地方再上去了，你到头了吧!许多年过去了，那位副教授一直没升到教授。

　　中央决定，为了击退来自西方世界的核讹诈，中国要研制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周恩来担任了“两弹”专委会主任。他在会上感情激动地说：没有军事工业的国家是软骨动物，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集中智慧，尽快研制出我们的核武器。

　　一次会议间休息。周恩来和钱学森肩并肩，沿着静静的走廊边走边聊。周恩来向钱学森请教：“组织尖端科研你有经验，你看什么是关键?”

　　“学术充分民主!”钱学森冲口而出，这是他回国后感触最多的问题，对朋友不讲，对谁去讲？!他感慨万端讲起在美国的情况。

　　学术讨论会在大学系里每周开一次，一般下午两点半开始到五点。两个半小时内。一位教授，或者副教授，或者讲师，或者研究生，用五十分钟至多一小时讲一个课题，一般讲自己做的工作或别人做的课题。大家静静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听。随后的一小时是讨论时间，会场里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讨论时，教授、研究生是平等的，都有发言权。

　　那时，钱学森是研究生，他的教授斯威德洛·冯·卡门（音）是系主任，一位匈牙利人，在八十年代就已是世界名人、大权威。他也跟大家坐在一起，也是即席发言。他也并不是说他讲的就准对，有时讲着讲着，他会摇着手说：“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个不对了，我收回。”

　　大家讨论时是很自由的，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老师是主持会的，尽管是名教授，他也只有一个任务。

　　每次大概用最后一刻钟时间，他来总结一下。这次用一小时讨论了什么题目，什么问题已经搞清楚了，结论是什么，还有什么没有搞清楚，现在还不能够下结论，那么以后再研究。就这样实事求是，绝无以势压人。

　　教授是权威，可他对学生是完全诚恳的。那时候钱学森每个礼拜向老师汇报一次工作，是上老师家里汇报自己一周做了些什么。老师终生未娶，一直由他的妹妹帮他料理家事。

　　有一回，钱学森刚讲完自己这周工作，教授大发脾气，怒气冲冲地骂道：你这个工作不对!完全错了!说着，把钱学森刚才递到他手中的汇报提纲也扔在地上：干嘛这样做!你错了，完全错了!

　　钱学森毕竟是中国人，有尊师的习惯。老师发脾气了嘛，他就不说了。但也没想通自己错在哪里，想等老师平静后再找机会谈。又过了一会，老师气消了一点，钱学森便告辞了。

　　第二天，三层楼顶角落头那间小屋的门笃笃笃被敲响。钱学森正趴在桌上看书，只应了一声：请进，也没去开门。他当时是研究生，小萝卜头一个。他想，没电梯乘，爬三层来找他的大约也都是小萝卜头吧。谁知一回头，哟，是老师!钱学森赶紧站起来。

　　没等他开口，老师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向钱学森深施一礼。口吻恳切地说：“钱学森，昨天下午你是正确的，我错了，特来道歉!”

　　钱学森受宠若惊先红了脸，他赶紧请老师坐下。

　　是啊，注重礼教的中国传统，从来就是老师教学生，训学生，师道尊严嘛，哪里听说过老师向学生道歉?!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也算个知名学者吧，他被尊为至贤至尊至圣，只听说他讽刺、耻笑学生，从没听说他向学生检讨。

　　第二天，钱学森忍不住告诉其他同学，因为这种事在他看来真是奇迹。大伙都打趣他少见多怪：系主任对谁都是这样子，虽然是大权威，错就是错，错了就承认，错了就道歉，不管对谁。

　　慢慢的，钱学森也明白了习惯了这个道理：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的时候，知道谁是对了，谁就是错了？只有尊重科学，充分讨论，最后才能搞清楚，形成一个正确的意见。但是，这一个正确的意见怎么得来的？没有错误不可能有正确!所以说错了话的人，对最后的正确的意见也是有贡献的!所以，压制民主是最傻最笨的办法。钱学森自己当教授，也这样对待他的学生……

　　钱学森担心自己讲得太多了，繁忙的周恩来无暇听这么多这么细，有点犹豫。

　　周恩来一直微微歪着头，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注视着钱学森，听得很专心。此时他感觉到这一瞬间的停顿，微笑着催促：“讲得好，请您讲下去。”

　　钱学森放心了，直言不讳地说开了。

　　在这方面，日本人不行。五十年代初，钱学森还在美国时，见到一个日本的教授，这位教授的论文早巳在刊物上登出，很不错。他来看钱学森时，钱学森问，“你到美国来干什么啊?玩来了?你工作做得不错嘛，你不需要到美国来啊!”

　　“哎，你不了解!”那位教授深深叹口气说：

　　“我到美国来是呼吸新鲜空气来了。怎么说呢，在日本，我是教授，我教授就是火山，我下面的人从来不给我提一个不同的意见的!什么都是我说了，他就会：是是是，照着办。所以我觉得闷气得很!我到美国来，这儿是自由的，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钱学森点头赞成：“你这话倒不错，但是教授与教授之间总是平等的啦!”

　　他说：“哎，不行，每个教授是一个山头，这个山头不和那个山头通信的!”（按钱老对笔者的介绍，八十年代的日本还是这样。日本人拉外国的人才到那去工作，待遇非常好。但是这些人不愿意在那呆。英国科学经费困难，有些英国人也跑到日本去，他去以后顶多呆一年，别人问他为什么呆一年就走，回答说：日本不是生活上头的环境不好，而是学术的环境不好，不愿意呆!）

　　苏联怎么样？！苏联的院士对钱学森说：“苏联学术民主不好。”这个钱学森一九五六年到苏联去就发现了。他因刚从美国回中国不久，满脑袋装的是民主的，到苏联去别扭：假如这个场合有个院士在，就听院士，通讯院士就不吭声，不会讲话；在通讯院士下头的博士，更是什么都不说了。就叫院士一个人讲。

　　钱学森不理解：学术工作这样还行吗？翻译告诉他，这儿就是这样，等级森严。

　　我们中国人不笨，不仅不笨，中国人肯动脑子，肯拼命，很聪明。钱学森激动起来：我刚到美国时，中国还是国民党的中国，外国同学常拿男人梳辫子，女人缠小脚等为话题，取笑中国愚昧、穷困、落后。

　　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行，国与国比。我不能跟你比。人跟人，我对你，看谁胜利!”

　　后来与我分手时，他们认输了：“看来你说的话对，你确实胜利了!”

　　“总理，我想说的不知说清楚没有，我是想说……”喉头哽咽，钱学森说不下去了。

　　周恩来握住钱学森的手，深情有力地一握，看得出他很激动：“学森同志，我都明白了，谢谢，谢谢你!”

　像下达作战命令，在最短的时间里，在中央专委会统一指挥下，组织起中国科学界的精兵强将。部队、工人从祖国各地集结开赴戈壁滩腹地；各项研究工作、基建工作和配合工程都迅速上马。

　　隔段时间，周恩来便要找钱学森来汇报。了解工作进程，电话里他总特别要交代一句：“凡是有不同意见的都要来!”

　　开始钱学森为难：“总理啊，这样人太多了啊。”

　　周恩来答得干脆：“多就多一点．多一点没关系!”

　　汇报开始，听完主讲的，周恩来就要问：“刚才一位是主要汇报的，你们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他点着名，请一个一个人都讲，听到一个不同意见，总是鼓励说：“很好嘛，你讲下去，讲下去!”从不打断哪一个意见。

　　有一回，一个本来研究定的问题又重新议，周恩来让大家有啥不同看法的和盘托出。这时，一位秘书走到总理跟前，俯在他耳边讲了几句话，坐在近旁的钱学森从秘书口型的变化猜出，大概是提醒总理：这个问题你已经批过了。

　　“我批过算什么呢？！”周恩来大声说：“大家发言，如果不同意过去的意见，只要大家意见对，我可以改嘛!”

　　钱学森和在座同志喜形于色，情不自禁鼓起掌来。周恩来是总理啊，他讲这个话，不是充分民主又是什么?!在搞“两弹”整个过程中确实比较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整个科研队伍都比较团结。大家拼命干，苦一点，没关系．因为心情舒畅。

　　当然，周恩来领导下的专委会，对每项研究工作也并非总是议而不决。每项工作都有个带头人，叫总设计师，他有个班子：总体设计部。在充分民主征求了大家意见之后，总体设计部把意见汇总，有矛盾的也要分析出问题症结，都报给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有责任最后拍板。而且口说无凭，都必须亲笔签名。像将军指挥打仗下达总攻命令。

　　卫星放上去，总设计师立功；卫星掉下来，总设计师负责。

　　对于总设计师的最后决策，周恩来主持的专委会充分尊重，一点不干预。导弹实验时。聂荣臻给钱学森打电话：“导弹发射试验你全权负责，你到现场去指挥，定下什么时间发射，给我打个电话，我就做这个事情!”

　　周恩来、聂荣臻和专委会就做这样的事情，少吗?不，卫星上天，氢弹成功!

　　充分民主、高度集中，把“人民战争”的经验用在科学技术的组织方面来，这是“两弹”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外国人评价很高。八十年代，一位美国人写书，对中国原子弹成就作了探讨。他讲了五条成功的因素，特别提到，中国人设计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计划管理。

　　确实，中国人能吃苦，很聪明，能借鉴，更能创造，只可惜总有人妄自菲薄，仿佛自己掌嘴，越往死里打，越好，岂不知常常在重复着一个悲剧：捧着金碗要饭，结果依然改不掉乞丐的模样，哎，没法，真理与谬误常常一步之差，说说简单，真正潮流来了，总是随潮流走轻松，方便，反正横竖掏国家的腰包，无非交点学费，港币?美元?上亿上万?拿去!大爷不吝!

　　访问即将结束时，钱学森感慨万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当然不能完全照搬“两弹”的经验，但是。在管理科学技术上，充分民主又高度集中，这点从前周恩来同志都做到了。这难道不是周恩来同志对知识分子工作，对科学技术的贡献吗？

　　我真庆幸能有机会向科学家请教，真正是得益非浅。然而，我还有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老师，他们人人给我展开一个侧面。翔实、生动、感人肺腑，是啊，周恩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拥有科学知识的人才，想方设法发挥各人专长又不求全责备，也不掠人之美，还要千方百计保护的事，实实在在说不完也写不尽。

　　一位老编辑、老伯乐曾这样劝我：不要受命于谁，赶时间赶进度搞那种急就章的应景作品。周恩来算得上是中西文化的结晶，中国从封建文化向现代化过渡中最典型的代表，你拿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周恩来也值!

　　一位在英国呆过多年，又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老翻译。老秘书则认为：周恩来基本上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产物，应该说对他最重要的影响是中国的传统。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社会，你才能懂得总理的一些做法。因为共产党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带着很多，远比我们设想得多的旧社会痕迹，因此就不能不采取旧社会的一些做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够白的就是白，黑的就是黑，历史上就不是这样!

　　什么是大局？为什么要顾全大局？周恩来不顾大局会有什么后果？写“文革”部分，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真的，那种时候，只有周恩来顾大局才能有效果。只有他这个地位，他这个威望，他的顾大局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可以把国家维系住，他处于的关键地位就在这!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啦，其他问题是次要问题……

　　有一位将军曾这样对我说过：周恩来一生都在走曲折的路，没有走过直路，但是，他确实象坚韧的古藤，他的生命活得很成功……

　　狂风怒号，天寒地冻，人们往往赞美松柏坚挺，看不大起落叶的古藤、干枝的垂柳、凋枯的小草，更不会赞美它们正以韧的坚持，等待来年春风吹又生!人们往往盛赞黄杨木的常青，殊不留意腊梅花是在干枯了枝条之后才绽出朵朵金花，给冰冷的世界送来春天的情。大自然中生命的延续靠坚，但是更离不开韧!大自然如此，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难道不同？!

　　我记得一处美景：从电影镜头中看过的汕头的古藤。当年南昌起义军撤至汕头时，它只是几弯小枝。

　　半个世纪以来，它经过台风袭击，暴雨浇淋，可谓风刀霜剑严相逼．它叶虽长落根不死。头虽长低气不屈，沿着曲折的路线向上攀登。如今，它凌空飞起，气势磅礴根深叶茂、花开千朵。

　　我爱杭州云溪的苍翠竹海，漫步林间曲径，我常常在绿色的陶醉中思绪飞腾，我想起西花厅门前花苑中的绿牡丹，它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竟然是偌大中南海里，在“种花变修、养鸟丧志”的时代也没被瓜菜代的幸运儿。

　　我想起西花厅曾改名向阳厅，向阳厅里又住过被追捕的贺龙元帅和夫人；

　　我想起周恩来浮肿的双腿和每晚泡腿的铁桶；

　　我想起周恩来的一号办公室；

　　我想起周恩来病房里常响着的越剧唱段《黛玉葬花》、《宝玉哭灵》；

　　我想起枫叶把整个青春献给了太阳以后，它就具有太阳的色彩；

　　我想起……

　　天哪，我想起的怎么都是周恩来普普通通的小事，可是，亲爱的朋友们，是不是真正的美和真正的智慧一样，都是非常朴素？是不是一切真正和伟大的东西，都是纯朴而谦逊？

　　我的探求远未完成；

　　我的写作远未完成；

　　但现在我要搁笔了，因为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思索，我的猛醒，本身就是未完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