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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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杂谈』何清涟: 社会底层为何要虚构一个理想的毛泽东时代？
提交日期：2007-12-28 19:09:00
??何清涟: 社会底层为何要虚构一个理想的毛泽东时代？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07-08-30讯】
内容摘要 : 当局竭力维护极权政治，用利益安抚和意识形态恐惧两手，把民众塑造成听话的工具。
不管部分知识精英如何努力通过还原历史来展示毛泽东时代的残酷真相，也不管毛泽东曾制造过多少严重的国家罪错，中国社会底层与左派、新左知识分子合力塑造的毛泽东时代已经越来越趋于完美，赞美毛泽东时代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更为荒诞的是，中国底层民众其实并非左派与新左的社会基础，左派与新左对“人民利益”的捍卫也从来只见之于抽象的口号，鲜见之于维权活动之类的具体行动。但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怀念毛泽东已经成为令当局头痛、也令知识精英发愁的民粹主义思潮中的一支重要流派。
本文不讨论左派与“新左”怀念毛泽东的动机，因为那需要另写长文详加探讨。但底层民众化腐朽来神奇地虚构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毛氏理想国，却是他们在生存权利被严重剥夺状态下的一种被严重扭曲的利益诉求。它是中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底层向上流通管道严重梗阻的必然产物。
从思想、气质直到行为方式，毛泽东都堪称是道地的农民之子。但在毛泽东时代真正得利的却并非数亿农民，而是数千万党员干部与城市工人。在物资极其短缺、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的统治主要是依靠将人按阶级成分划分等级以营造工农阶级的政治优越感，以及运用意识形态恐怖（包含很不人道的政治惩罚）这两种手段。
当年工农阶级在政治等级上的优越感，其实并无相应的物质支撑，除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与“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这类政治口号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数量庞大的政治贱民（即各种类型的“阶级敌人”）饱受侮辱与欺凌来映衬工农的政治地位优越。让当今知识精英很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农民生活的绝对水平其实比毛时代好得多，为什么他们非要刻意忘记那缺油少盐没肉吃的真实历史，并将毛泽东时代虚构成一个官清吏廉、路不拾遗、非常公正的理想年代？
如此思考者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以权力市场化为主要杠杆的改革，除了让工人农民成了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之外，还剥夺了这两大阶层的尊严，让他们跌落为社会最低等级。更严重的是，近年来中国当局推行的“改革”还剥夺了他们未来的希望，所谓“教育产业化”让他们无力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知识型劳力过剩这一严酷现实让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就业困难。
工人农民普遍受教育不足，他们在中小学阶段又被灌输了满脑袋中共意识形态思维，当失去了现实的生存权利与未来的希望之时，他们只能用这类意识形态思维来分析思考他们的生存处境。不同的是，当年进行“土改”与“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共需要派出工作队，运用阶级斗争教育，才能让工人农民通过学习“谁养活谁”的“革命理论”，认识资本家与地主的“剥削发家的罪恶史”；而现在贪官污吏们监守自盗、掠夺公共财与农民的土地而致富，工人农民通过直接，都明白是谁让他们失去了土地与工作机会。由于中国人被剥夺了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等所有的利益诉求手段，美化毛泽东时代就成了社会底层认为政治风险最低的一种利益表达方式。
中国的穷人数量相当庞大。据世界银行披露的资料，每天生活费用只有1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有1.35亿人，每天生活费用在2美元这一“高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则接近7亿。由于穷人数量庞大，中国政府现阶段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如何管制这些穷人。但因现政权与毛泽东时代之间不可否认的政治血缘关系，又迫使中国当局只能以隐蔽的方式打压底层对毛泽东的怀念。也因此，目前中共不仅在政治上陷入了一种制度性无出路状态，而且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种极端混乱的无出路状态。
中国当政者永远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人通过现代教育提升知识水准，并因民主制度所赋予的人权而获得尊严，人才能够成为现代意义的人力资源。而中国当局戳力维护的极权政治，却只能通过利益安抚及意识形态恐惧将人塑造成听话的工具。一旦当局手中的胡萝卜用尽，只能借助于大棒威慑之时，数量庞大的利益受损者就必然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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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7 10:09:00
何清涟：为社会底层造饭碗
推荐最近，几条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新闻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社会上升管道梗阻与底层社会成员的无生活出路。
先说第一条。湖南女子李丽云难产而死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有从其夫肖志军的个性来探究其死因的，也有从医疗体制来考察的，还有的评论干脆说是“社会集体谋杀”。《都市快报》11月30日载文“拒绝签字后面的悲剧人生”，将李的人生轨迹做了一番回顾。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从心里不自觉地浮出的想法则是：对于李丽云来说，生未必欢，死未必哀。如果顺利产下婴儿，她那艰难挣扎以求存的凄苦人生还是看不到尽头。而且，李丽云的命运与其说是当下中国底层人群中的特殊现象，还不如说代表了一个与她同样命运的群体，即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失业群体。
李丽云与她的家庭奋斗过。尽管李丽云还有3个弟弟妹妹，家计艰难，但其父母为了圆她的演艺梦，提供学费让她就读于长沙电影学院──一个在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中产生的大学。结局是清楚的，资质平平的她并不能通过这所学校通向星光大道。回到家乡也同样没有出路，因为她的家乡就是我的家乡湖南省邵阳地区，这是一个经济上一直走下坡路的地区，原来自成体系的工业在近30年内都相继垮掉，早在90年代初期，当地青年就陷入一职难求的困境（许多中小城市的情况与此相类似）。于是，她只能成为成千上万的漂泊游民之一，而且由于生活能力奇差，只能与一个生存能力同样低弱的游民相扶相伴，编造各种藉口向家中索要生活费，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直至生命终结。
第二条新闻是11月28日安徽合肥解放军炮兵学院发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肇因是该校8,000名“委培生”因为文凭不被教育部承认，在校园发起集体抗议行动。同类事件已发生多起，去年在郑州升达管理学院也发生过，原因也是因为学历不被承认，学生们担心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尽管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逐年走低，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与研究生无法就业的人日益增多，人们还是希望手中多一张资格证书，更何况，他们为了这张资格证书花费了好几万金钱与4年光阴。
再说第三条，即重庆沙坪坝家乐福商场抢购引发的踩踏事件。根据记者调查，参与抢购队伍的基本上是低收入人群，他们本人在四、五十岁时下岗，生活艰难。其子女辈大多无法就业，成为“啃老一族”。踩踏事件遇难者之一的蔡仪明，是一位有30年工龄，每月工资仅800元左右的无线电厂工人，他还得负担两个没有工作的儿子。作为这个低收入家庭经济支柱的蔡仪明，为了节省22元钱于凌晨赶去抢购是很自然的消费选择。
上述3条新闻的主体都是新失业群体或其父母辈。如果说中国社会有如一趟高速行进的现代化列车，对这个群体来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搭上这辆列车──即如何才能就业。“买票”（即接受高等教育）只是上车的条件之一，但决非持有这张车票就一定能够搭上这辆现代化列车。北京大学前几年一项调查就清楚地表明：大学毕业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个人能力退居次要地位。而对这些并无有效人际关系网的社会底层来说，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节衣缩食为子女买上一张“车票”，哪怕是“二等车票”（如炮兵学院的委培生）。可是，为子女们在列车上谋得一席座位，远非他们能力所及。
如果说农民工的困境往往被解读成缘自城乡二元结构的断裂，是制度性歧视所导致，解决之道在于让农民自由迁徙，获得与城市人同样的经济权利。那么上述3条新闻所揭示出的残酷事实就是：在就业机会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略高的城市人与农村人面临同样的就业难题。目前中国经济尚处于每年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长时期，就业就已成为一个天字第一号难题，今后经济衰退，就业问题怎么办？
可以看到的是：当社会成员的70％无法搭乘现代化列车，并由此而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时，这个社会只会离和谐越来越远，离动乱与暴力越来越近。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 2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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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杂谈』何清涟: 社会底层为何要虚构一个理想的毛泽东时代？
提交日期：2007-12-28 19:09:00
??何清涟: 社会底层为何要虚构一个理想的毛泽东时代？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07-08-30讯】
内容摘要 : 当局竭力维护极权政治，用利益安抚和意识形态恐惧两手，把民众塑造成听话的工具。
不管部分知识精英如何努力通过还原历史来展示毛泽东时代的残酷真相，也不管毛泽东曾制造过多少严重的国家罪错，中国社会底层与左派、新左知识分子合力塑造的毛泽东时代已经越来越趋于完美，赞美毛泽东时代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更为荒诞的是，中国底层民众其实并非左派与新左的社会基础，左派与新左对“人民利益”的捍卫也从来只见之于抽象的口号，鲜见之于维权活动之类的具体行动。但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怀念毛泽东已经成为令当局头痛、也令知识精英发愁的民粹主义思潮中的一支重要流派。
本文不讨论左派与“新左”怀念毛泽东的动机，因为那需要另写长文详加探讨。但底层民众化腐朽来神奇地虚构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毛氏理想国，却是他们在生存权利被严重剥夺状态下的一种被严重扭曲的利益诉求。它是中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底层向上流通管道严重梗阻的必然产物。
从思想、气质直到行为方式，毛泽东都堪称是道地的农民之子。但在毛泽东时代真正得利的却并非数亿农民，而是数千万党员干部与城市工人。在物资极其短缺、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的统治主要是依靠将人按阶级成分划分等级以营造工农阶级的政治优越感，以及运用意识形态恐怖（包含很不人道的政治惩罚）这两种手段。
当年工农阶级在政治等级上的优越感，其实并无相应的物质支撑，除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与“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这类政治口号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数量庞大的政治贱民（即各种类型的“阶级敌人”）饱受侮辱与欺凌来映衬工农的政治地位优越。让当今知识精英很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农民生活的绝对水平其实比毛时代好得多，为什么他们非要刻意忘记那缺油少盐没肉吃的真实历史，并将毛泽东时代虚构成一个官清吏廉、路不拾遗、非常公正的理想年代？
如此思考者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以权力市场化为主要杠杆的改革，除了让工人农民成了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之外，还剥夺了这两大阶层的尊严，让他们跌落为社会最低等级。更严重的是，近年来中国当局推行的“改革”还剥夺了他们未来的希望，所谓“教育产业化”让他们无力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知识型劳力过剩这一严酷现实让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就业困难。
工人农民普遍受教育不足，他们在中小学阶段又被灌输了满脑袋中共意识形态思维，当失去了现实的生存权利与未来的希望之时，他们只能用这类意识形态思维来分析思考他们的生存处境。不同的是，当年进行“土改”与“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共需要派出工作队，运用阶级斗争教育，才能让工人农民通过学习“谁养活谁”的“革命理论”，认识资本家与地主的“剥削发家的罪恶史”；而现在贪官污吏们监守自盗、掠夺公共财与农民的土地而致富，工人农民通过直接，都明白是谁让他们失去了土地与工作机会。由于中国人被剥夺了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等所有的利益诉求手段，美化毛泽东时代就成了社会底层认为政治风险最低的一种利益表达方式。
中国的穷人数量相当庞大。据世界银行披露的资料，每天生活费用只有1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有1.35亿人，每天生活费用在2美元这一“高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则接近7亿。由于穷人数量庞大，中国政府现阶段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如何管制这些穷人。但因现政权与毛泽东时代之间不可否认的政治血缘关系，又迫使中国当局只能以隐蔽的方式打压底层对毛泽东的怀念。也因此，目前中共不仅在政治上陷入了一种制度性无出路状态，而且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种极端混乱的无出路状态。
中国当政者永远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人通过现代教育提升知识水准，并因民主制度所赋予的人权而获得尊严，人才能够成为现代意义的人力资源。而中国当局戳力维护的极权政治，却只能通过利益安抚及意识形态恐惧将人塑造成听话的工具。一旦当局手中的胡萝卜用尽，只能借助于大棒威慑之时，数量庞大的利益受损者就必然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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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7 10:09:00
何清涟：为社会底层造饭碗
推荐最近，几条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新闻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社会上升管道梗阻与底层社会成员的无生活出路。
先说第一条。湖南女子李丽云难产而死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有从其夫肖志军的个性来探究其死因的，也有从医疗体制来考察的，还有的评论干脆说是“社会集体谋杀”。《都市快报》11月30日载文“拒绝签字后面的悲剧人生”，将李的人生轨迹做了一番回顾。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从心里不自觉地浮出的想法则是：对于李丽云来说，生未必欢，死未必哀。如果顺利产下婴儿，她那艰难挣扎以求存的凄苦人生还是看不到尽头。而且，李丽云的命运与其说是当下中国底层人群中的特殊现象，还不如说代表了一个与她同样命运的群体，即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失业群体。
李丽云与她的家庭奋斗过。尽管李丽云还有3个弟弟妹妹，家计艰难，但其父母为了圆她的演艺梦，提供学费让她就读于长沙电影学院──一个在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中产生的大学。结局是清楚的，资质平平的她并不能通过这所学校通向星光大道。回到家乡也同样没有出路，因为她的家乡就是我的家乡湖南省邵阳地区，这是一个经济上一直走下坡路的地区，原来自成体系的工业在近30年内都相继垮掉，早在90年代初期，当地青年就陷入一职难求的困境（许多中小城市的情况与此相类似）。于是，她只能成为成千上万的漂泊游民之一，而且由于生活能力奇差，只能与一个生存能力同样低弱的游民相扶相伴，编造各种藉口向家中索要生活费，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直至生命终结。
第二条新闻是11月28日安徽合肥解放军炮兵学院发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肇因是该校8,000名“委培生”因为文凭不被教育部承认，在校园发起集体抗议行动。同类事件已发生多起，去年在郑州升达管理学院也发生过，原因也是因为学历不被承认，学生们担心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尽管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逐年走低，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与研究生无法就业的人日益增多，人们还是希望手中多一张资格证书，更何况，他们为了这张资格证书花费了好几万金钱与4年光阴。
再说第三条，即重庆沙坪坝家乐福商场抢购引发的踩踏事件。根据记者调查，参与抢购队伍的基本上是低收入人群，他们本人在四、五十岁时下岗，生活艰难。其子女辈大多无法就业，成为“啃老一族”。踩踏事件遇难者之一的蔡仪明，是一位有30年工龄，每月工资仅800元左右的无线电厂工人，他还得负担两个没有工作的儿子。作为这个低收入家庭经济支柱的蔡仪明，为了节省22元钱于凌晨赶去抢购是很自然的消费选择。
上述3条新闻的主体都是新失业群体或其父母辈。如果说中国社会有如一趟高速行进的现代化列车，对这个群体来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搭上这辆列车──即如何才能就业。“买票”（即接受高等教育）只是上车的条件之一，但决非持有这张车票就一定能够搭上这辆现代化列车。北京大学前几年一项调查就清楚地表明：大学毕业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个人能力退居次要地位。而对这些并无有效人际关系网的社会底层来说，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节衣缩食为子女买上一张“车票”，哪怕是“二等车票”（如炮兵学院的委培生）。可是，为子女们在列车上谋得一席座位，远非他们能力所及。
如果说农民工的困境往往被解读成缘自城乡二元结构的断裂，是制度性歧视所导致，解决之道在于让农民自由迁徙，获得与城市人同样的经济权利。那么上述3条新闻所揭示出的残酷事实就是：在就业机会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略高的城市人与农村人面临同样的就业难题。目前中国经济尚处于每年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长时期，就业就已成为一个天字第一号难题，今后经济衰退，就业问题怎么办？
可以看到的是：当社会成员的70％无法搭乘现代化列车，并由此而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时，这个社会只会离和谐越来越远，离动乱与暴力越来越近。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 2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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