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中南海的日常生活（上）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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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中南海的日常生活（上）

迄今为止，涉及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南海日常生活的文字著作并不多，有许多冠以“红墻内外”、“中南海纪实”等等题目的著作，其实都是比较纯粹的政治性著作，其内容无一例外是在为官方的说法做诠释，以浓墨重彩将历史人物进一步脸谱化。有的作者在进行这种诠释和描绘时，为了使他们的书对读者更具吸引力，不惜胡编乱造出一些故事，或者在议论上故作耸人之语，而对于中南海真实的生活情况，他们却并未了解过。

中南海在明清时期是北京皇城的一部分，位于故宫紫禁城西面，属于皇家园林西苑三海中的南部两海。西苑三海又名太液池，为一长条状的湖泊，湖上有两座桥，将湖隔为三部分，按这三部分的位置，分别称为北海、中海、南海。偏北的长桥将西苑三海整体又分成两大部分：北侧的北海，现今已辟为北海公园；南侧的中海和南海，中海为大，南海为小，二者在狭窄的连接处为一小桥隔开，合称为中南海，即今日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

中南海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几经变迁。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南海即脱离了清朝皇室的管辖，成为袁世凯的办公处所。袁世凯称帝的地点即在中南海的居仁堂。袁世凯死后，中南海曾继续作为北洋政府的总统府。北洋政府消亡后，中南海一度改为公园。四十年代国共两党战争时期，傅作义曾在中南海办公。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中共中央起初暂驻西郊香山，对于进京后选择何处为办公地点，一时犹豫不决，据说周恩来经过考察，建议以中南海为办公地点，但也有一些人士建议中南海以保持皇家园林的旧貌，作为公园为好，中共中央可另择办公地点。最后，毛泽东还是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确定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

笔者1951年随父亲陈伯达进入中南海居住，到1966年底陈家搬出中南海，前后在中南海生活了十五年之久。初入中南海时，陈伯达临时住在勤政殿里的两间房子里。勤政殿离毛泽东住的丰泽园很近，是一所带西式风格的建筑，中华民国初期，袁世凯曾在这里办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是中共中央的一个会议场所。在笔者的印象里，勤政殿的名称虽然很雅，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建筑，外墙是灰色的，内墙是普通白灰粉刷的，地面上铺着栗子色的宽木地板，室内沒有任何装饰，反映出盖这所建筑时，中国的财力非常薄弱。

位于勤政殿和丰泽园的南面不远处，是著名的瀛台。瀛台原是一个小岛，四面临水，北侧有桥通岸。岛上有几间黃色琉璃瓦顶、红漆门柱的殿堂建筑。由于瀛台的存在，使得南海的湖面呈现出弯月的形状。

瀛台因在清末关押过光绪皇帝而成为诸多文艺作品描写的对象。笔者小时，曾被大人带着在瀛台玩耍过几次，并由当时专给毛泽东拍照的摄影师侯波拍过几张照片。现今留下的印象就是：那里极为安静，静到鸦雀无声。

陈伯达在勤政殿住了不长的时间，就搬到中海岸边一组连体四合院内最北面的一套院落中去了。连体四合院由三个并排的四合院组成，它整个座西朝东，临湖一侧，有一条长廊连通整体，长廊向外的一面被花格木板墙封闭住了，廊上从南至北开有三个门，分别为三个四合院的出口，正中的门上挂着一个匾额，上有“迎春门”三个字，所以有的人就称这里为“迎春堂”，但我从没有看见过“迎春堂”的匾额。据说，这里在清代是宫中太监们的住所。陈伯达住进这里时，该处院落仍保持着破旧的外貌，门柱的漆皮都已脫落，房顶的瓦上长着青草，只是房间里已安装了暖气和卫生间。迎春堂的另两个四合院是中南海普通工作人员的住所。

随着年龄长大，逐渐懂事，我才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属于中南海的乙区。不知从何时起，中南海从南至北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区。每个区都在分界处的路口上设立了岗哨，乙区的人可以随便到丙区，但是不能随便到甲区。从此我再也不可能随便到南海的瀛台等处去玩了。

最初，中南海内的各区是这样划分的：甲区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乙区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地，丙区为国务院所在地。1954至1956年，中南海内进行了大的调整，中央宣传部陆续迁出中南海，搬到景山东面的沙滩去了。乙区划归中央办公厅管辖，但甲乙区的划分仍维持不变。中宣部搬走以后，原来属于中宣部的一批院落进行了大的翻修，成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领导人的住宅。这些新搬来的领导人有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们与此地的老住户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都属于乙区的居民。

住在甲区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此外，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卫士长李银桥也住在甲区。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住在中南海东岸西苑门内划归乙区的飞地“东八所”。住在丙区的有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还有一些领导人，五、六十年代并未住在中南海，他们当中有陈云、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帅中除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七位，包括林彪、刘伯承在内，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两区统归中央办公厅管辖后，仍维持甲乙区的划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照顾毛泽东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工作习惯，确保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

中南海内主要有一条沿着湖泊西岸，贯穿南北的柏油马路。这条路在南段伸往毛泽东住处的路口处设置的岗哨，是甲区和乙区间的主要岗哨。白天，岗亭的栏杆经常拦住路口，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以避免车辆行驶声打扰毛泽东睡眠。到了夜间，这里敞开路口，放行车辆。

乙区和丙区间的主要岗哨，设置在同一马路北段的游泳池门口。岗哨以北属于国务院的范围。在南北两个主要岗哨之间，迎春堂和游泳池以东，直到中海岸边，是一片开阔的场地。场地东北角临水处，几株高大古树扶疏枝叶的掩映中，有一座形态奇巧的假山，与国务院那边临水处的紫光阁相对映，形成了湖边最好的景致。然而，每逢怀仁堂召开重要会议，怀仁堂门口的场地不敷停车使用，这片湖边的场地就变成了主要的停车场。

怀仁堂位于中南海西大门（中南海有两个西门，靠北的较小，属于国务院，人们常说的西门或西大门，属于中央办公厅）内广场北侧。五十年代，怀仁堂经过多次翻修，已非原貌，但其建筑规模依旧，只能容纳1000余人。建国初期，北京沒有什么大型会议场馆，怀仁堂即被用作国家主要的会议礼堂使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怀仁堂里就不再举行大型会议了。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都在甲区，这对住在乙区的人们不免是件憾事。不过，每逢周末晚饭后7点多钟，位于甲区的两个娱乐场所允许乙区的人们光顾。这两个场所，一个是春藕斋，一个是西楼餐厅。

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也是古老的建筑，殿堂前后有种莲藕的水池。颐年堂是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开小型会议的地方，普通人是进不去的。春藕斋则是周末舞会的场地，偶尔也放电影。这个地方我记得自己只去过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们跳舞，一次是看三十年代的老电影《桃李劫》，还有几次是看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皇》等等。看《桃李劫》这一次，刘少奇也去了。记得当时观众不少，到了放映的时间，却迟迟不开映，说是要等领导人，等到刘少奇来了，电影才开映。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中央下文禁止举行舞会，春藕斋也就不再举办娱乐活动了。

西楼位于中南海西大门内南侧。这里有几栋灰色砖瓦的新建筑，被一道不高的灰砖墙围着，组成一个单独的院子，因为属于甲区，围墙东西两侧的门，有岗哨守卫。西楼是对围墙内建筑的统称。这些建筑主要包括：位于院子南面的两栋外观相同的五层小楼（下大上小，顶层只有一间房），偏东边的楼为刘少奇的住宅，偏西边的楼为朱德的住宅；北面靠近围墙处有一栋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三层办公楼；在这三个楼的东边，南北走向的一个较大的建筑，是西楼餐厅。

西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起来的一个特灶食堂。它的东半部分是厨房，西半部分是餐厅，北边有一过厅连通二者。厨房很宽大，可容四、五个大师傅同时做菜。餐厅宽敞豁亮，室内约有两层楼高，地面大约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些，铺着平滑的原色木地板。西楼餐厅在中南海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只是餐厅。它有时被用来召开小型会议，成为会议厅。现代史中有名的西楼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晚上，西楼餐厅经常放映电影，又成了兼职的电影厅。

西楼餐厅放电影是卖票的，一般的电影两角钱一张票，上下集的电影三角钱一张票，与当时外面电影院的票价差不多，或者还稍贵些。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苏联和友好国家的，偶尔也有香港片。这些影片大多数都早于外面的电影院在这里上映。六十年代以后，不再放映香港片了。

每逢放电影时，餐厅靠南边的位置都树立起一个大屏幕，把靠北边的不多几个餐桌收拾好后，即在屏幕前摆上普通的坐椅，作为观众席使用，坐椅第一排放几个沙发，作为首长席。放映机则安置在紧北边靠近过厅处。一个很简单的电影厅就这样布置好了。

中南海里的人以警卫战士为多，作为居民的人并不多，警卫战士不能参加居民的娱乐活动，所以到西楼餐厅观看电影的观众也并不很多。经常去看电影的，大人小孩加在一起，大概不过一百多人。领导人中常看电影的，只有李富春、蔡畅夫妇，杨尚昆、李伯钊夫妇。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偶尔也去看，他们去看的多半是国产新片，属于“审查片”。其他领导人则极少去看电影。

中南海里的另一公众娱乐场所，同时也是健身场所的地方，是游泳池。游泳池位于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两个部分，北面是露天游泳池，南面是室内游泳池，均设计得很典雅，在装饰上，并不华丽，但也是不同部位铺设不同的瓷砖，非当时的普通游泳池可比。对中南海的居民开放的，只有露天游泳池。室内游泳池一般只供毛泽东、刘少奇等少数领导人使用，池水可加温，冬天也可以游泳。

露天游泳池只在夏季每天下午1点至3点开放，与西楼餐厅一样，它也对居民公开卖票，票价是每张1角钱，这与当时外面对市民开放的游泳池的票价相似。

每年学校放暑假期间，中南海的小孩子们都在中午蜂拥而至地进入游泳池游泳，加上许多工作人员也可买票进入，常使游泳池人满为患。我的继母刘叔宴想让我和两个妹妹避开拥挤，就设法与游泳池管理人员联系，请他们通融一下，允许我们兄妹在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去游泳。因我们家与游泳池可算是邻居，比较好说话，很容易就得到了允许。

1961年以后，我沒有再去过北戴河了，从61年至64年，游泳池成了我暑假活动的主要场所。每天上午，除我们兄妹外，少有其他游泳者。环境幽静、温馨而惬意，任由我们在池水中畅游，这使我轻松地学会了各种姿势的游泳。

当然，偶尔也会有意外的游泳者光临。有一次，罗瑞卿和杨尚昆一起来了。他们两位是游泳老手，只在深水区游，一边还互相交谈，沒有和我们小孩子接触。罗瑞卿手上还带着一块表，当时国内带防水表游泳的人极少，所以很是显眼。还有一次，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在两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了，给我的印象是她很特殊，她比我大几岁，还要大人陪着。过了一会儿，罗荣桓的儿子也来了，他与林豆豆都不住在中南海，是事先经过联系才进来的，他们两人互相很熟。

六十年代中后期，游泳池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它的室内部分逐渐成为毛泽东的专用游泳池，一般的领导人已很少进去了。在室内游泳池的南端，原有一个不大的小花园，也被占用了部分土地，加盖了房子，加盖的部分与室内游泳池联成一体，外墻涂成一样的乳黄色。这里后来成为毛泽东在中南海的第二个住所。1965年夏天，我到内蒙古临河县下乡，中南海游泳池的室外部分是否还对一般人开放过，就不清楚了。

在五十年代，每逢冬季结冰期，中南海还有另一处季节性的健身场地，那就是中海西岸边的滑冰场。滑冰场很小，也很简陋，只是一块用长木棍围起来的冰冻湖面而已。似乎没有人专门管理，只是偶尔有人在夜里扫去冰碴，给冰上的裂纹浇水补缝。滑冰的人随时可以去，也没有人收钱。那时，中南海里会滑冰的人极少，滑冰场上往往只有五、六个人的身影。刘叔宴是少数几个会滑冰的成年人之一，我们兄妹都是靠她教会的。我学会滑冰以后，有别的小孩请我教，记得我教过杨尚昆的女儿妞妞，她学得很吃力，究竟学会没有，已无印象了。

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因人们的食品受到严格的定量供应，中南海里的居民们也需要节约自己的体力，冬季的滑冰场也就不知不觉地被取消了。与滑冰场同样命运的，还有一个夏季的划船码头，它原来设在中海西岸乙区一侧，大约共有十来条木船，有一个专人管理。住在中南海的人家，夏季可随时来此处划船兜风。有次刘少奇带全家人分乘两条船在湖上游玩，因他家人多，嬉笑之声在湖面上飘荡，很是惹人注目。后来这个码头不知何故被取消了，直到今天也沒有再恢复。过去，途经北海大桥以及在北海白塔跟前登高游览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瞭望到大桥南侧中海湖面上星星点点的划船者。如今，人们再也看不到这一景致了，抬眼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宁静的湖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