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巍：我被胡耀邦打成反革命――《也忆胡耀邦》

邓小平，给我平反的这位大恩人，我却越看越不是个东西。

为了要一个官位给毛泽东写信求饶，毛泽东死了再给华国锋写信表忠，毫无气节或说原则可言。

自己靠边站的文革就“彻底否定”，以自己为头号打手的反右则只是“扩大化”。

刚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却马上抛出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还狰狞可怖的“四项基本原则”。

一边煞有其事地反别人的个人崇拜，一面却把自己打扮成一言九鼎，句句是真理的新舵手。

嘴里说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可是军委主席的交椅还未坐暖就下令，穷全国之力征伐越南，２８天战争让８万多精壮子弟抛尸异域。

让这样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实在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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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巍：我被胡耀邦打成反革命――《也忆胡耀邦》之一 (ZT)
发布者 yq 在 06-01-10 09:48

　　　　　　　　　　　　　　　　・石　巍・

胡耀邦，一个尘封多年的名字忽然被人们想起，于是回忆、纪念的文字满天飞。官方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老臣们说他“高风亮节”，民间则说他是“民主改革的先驱”。中国很久以来没有出现这样官民一致、“生动活泼”的局面了。四海之内，万众拥戴，我们的神坛上沉寂了多时，现在终于又有了一位新的神圣。

现在纪念的高潮已过，报刊和网络上的纪念文字已寥若晨星。这篇《也忆胡耀邦》，可能有点另类，不指望入选《人民心中的胡耀邦》那样的纪念文集。但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只重复人们说过的那些话可能是不够的。

成百万、千万的人们纪念胡耀邦，首先是因为他主持平反了３００多万件冤假错案。这其中就有本人反革命一案。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本人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被判重刑，打入大牢，虽经多次“翻案”，却都碰得头破血流。还是邓小平重新上台，胡耀邦当了组织部长，我才活着走出了监狱大门。接着是平反大会，恢复党籍，补发工资，送疗养院疗养，给亲友同事们消除影响……真是想不感激涕零也难。

可惜脑袋后边长了“反骨”，“重见天日”了没多久，竟然狗咬吕洞宾。

邓小平，给我平反的这位大恩人，我却越看越不是个东西。为了要一个官位给毛泽东写信求饶，毛泽东死了再给华国锋写信表忠，毫无气节或说原则可言。自己靠边站的文革就“彻底否定”，以自己为头号打手的反右则只是“扩大化”。刚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却马上抛出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还狰狞可怖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边煞有其事地反别人的个人崇拜，一面却把自己打扮成一言九鼎，句句是真理的新舵手。嘴里说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可是军委主席的交椅还未坐暖就下令，穷全国之力征伐越南，２８天战争让８万多精壮子弟抛尸异域。让这样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实在堪忧。

铁窗镣铐没能关闭思考，平反昭雪也不能换取愚忠。我不能沉默。一纸奏本上书“耀邦同志”，把个邓副主席骂了个狗血喷头，提醒他我们这个国家再不能搞宫廷政变了。之所以要把信寄给胡耀邦，除了因为他是我们新上任的总书记之外，也如现今许多纪念文章说的那样，他的凛然正气，民主作风，使他赢得了本人的信任。

可是令人费解的事发生了，这封信竟然转到了公安机关！

其后的节目自不必细说，不过还是手铐脚镣，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刑入狱那一套。老戏码重演，和“粉碎四人帮”之前根本就是一个剧本。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有了具体的罪名，第１０２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总书记被我“煽动”了？受宠若惊。

不过还是有点纳闷：“恶毒攻击”主席不是都不算反革命了吗，怎么骂几句副主席却成反革命了？入监队里流行一个说法：“是虎也得卧着，是龙也得盘着。”纳闷归纳闷，刑期还得一天一天打。

刑满出狱后许多好心人对我说，那封信也许不是胡耀邦本人转给公安部的，它也许根本到不了胡耀邦手里。说心里话，我也一直假定甚至希望这封信不是胡耀邦转给公安部的。这样至少在我心里还可以保留一点借口不致使我对共产党仅存的最后一丝信任受到侮辱。

我当然无法核实我的信是否被胡耀邦亲自转给了公安部，但还是有些佐证可以帮助判断。

且看胡耀邦身边的人和权威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当年胡耀邦的老部下，如今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他作风民主，把‘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作为座右铭，并身体力行。要求凡是来找他谈问题的干部或者给他的来信，任何人不要推挡和阻拦；不管是老干部、新干部本人或家属子女来部里反映问题，都要满腔热情地接待；有些外地的老同志来京谈问题或治病，一定要负责安排好住宿和生活，并为他们提供方便。在他担任中组部长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亲自接待和批处的人民来访和来信就有几百人次。许多干部群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激动地说：‘到中组部来，感觉像当年从战火纷飞的前线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一样，党员干部又回到自己的“家”了。’”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现居美国的苏绍智：“胡耀邦一到组织部就召开了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并向大家提出要求：‘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独立史学家戴煌：“（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９日，耀邦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他首先说到‘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恢复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他还说：‘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一年亲自处理几百件来信来访的胡耀邦会让他人“代劳”处理一封反映邓小平问题的来信吗？就算是林牧恐怕也不敢不经胡耀邦过目就把信转给公安部吧。

我能想出安慰自己的最后一个借口是，希望胡耀邦当上了中央总书记以后就“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不再亲自过问普通人的来信来访了。令人失望的是，浩如烟海的回忆纪念文章没有一篇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的信是不是胡耀邦亲自转给了公安部并不重要。一个人由于给党中央负责人写信而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这件事发生在胡耀邦任总书记的时代，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剩下的问题只是，这样的事件是孤立的个案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

头一次当反革命进监狱，我所在的小队全是由反革命犯组成。我们那个大队共有１１个小队，其中就有３个小队象我们小队一样全是反革命。其他小队虽然不全是，但也有不少是反革命犯。

第二次当反革命进劳改队，情况大不相同。我所在的四大队有７个小队，竟然连一个反革命小队都没有。全大队只有５个反革命犯，散编在不同的小队里。前朝的反革命已经一个也不见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这５个人则全是邓小平、胡耀邦治下，根据７９年出炉的刑法判的反革命犯。本人据此在《且慢“走赵紫阳的路”》一文中估算，当时全国关押的反革命犯当在１.８万―２.６万人之谱。

这个数字在当时１０亿人口的中国所占比例可能不是很大，但要放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国际社会来看，一个国家还关押着上万名政治犯，恐怕也是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荒唐。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被宣称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

这是一个被人们善意遗忘了的群体。因为，我们这批人当中没有元帅，没有将军，没有部长，没有省委书记，更没有国家主席。至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声名显赫，但似乎国人皆曰可杀，判他们反革命也就无伤大雅。我们成千上万的反革命犯都是普通的人。我们能推出的最响亮的人物不过是个电工。任琬町、傅申奇也许还有一点知名度。至于王荣清、马文都、孙维邦、张京生、刘京生、陈西、廖双元、卢勇祥、黄燕明、刘念春、王明、杨勤恒、范一平、陈增祥、罗孚、李光诒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呢？而像我们四大队以反革命罪关押的这这五个人，恐怕就只有他们的家属和审判员知道了。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除了王张江姚再也没有反革命了。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造成了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官方精心设计的宣传，使人们在冤假错案和四人帮之间不经意地建立起了某种联系，善良的人们相信冤假错案是四人帮时期特有的现象。特别是７９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出台后，中国被说成从此走上了法制轨道，中国人普遍信以为真。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在依法办事，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不是四人帮那时候了，说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人们漠视我们这个庞大的群体存在也就不是没有缘由的了。

我可以大胆地断言，粉碎四人帮以后判的反革命犯全部都是冤假错案，无一例外。

人们只听说四人帮搞的冤假错案多么荒诞无稽，可是你知道画一张讽刺邓小平的漫画也可以判刑，说一个“什么都长（指物价），就是邓小平的个子不长”这样的牢骚话也可以成为反革命吗？这就是邓小平胡耀邦时代的杰作。

邓小平、胡耀邦在平反３００万件冤假错案的同时，却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制造出一两万件反革命案，说明他们在制造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方面，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对手逊色。

邓小平搞的平反，首先是为了给自己平反。试想要是不给刘少奇彻底平反，不给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他邓小平的案子能彻底翻过来吗？经过十年文革，邓小平在公众中已经被彻底污名化，党政军权利系统也早被“文革派”控制，他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平反冤假错案，让老干部重回领导岗位，使他获得了声望，也给他提供了必要的干部支持。这次大规模的平反完全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拨乱反正”，“实事求是”那一套骗人的鬼话。

一旦他们掌握了国家的镇压机器，就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挑战。

邓小平这个参与制造了后来被他和胡耀邦平反的大量冤假错案的混世魔王，更把共产党的凶残本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竟发展到用坦克、机关枪屠杀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百姓。直到现在中国仍保有一项无可匹敌的世界纪录，就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关押的政治犯数量。各国的政治家和学者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全世界“颠覆”和“煽动”的罪犯都集中到了中国。在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例“颠覆国家政权”的案子发生，在中国却连半个月都不到就会传出有人被以“颠覆”、“煽动”罪名拘禁，逮捕，判刑或劳教的消息。

我的另一个断言是，如果以７９年划界，后三十年累积判刑关押（包括劳教）的政治犯，绝不比前三十年少。其间各种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也比前三十年的更令人毛骨悚然。人们都传说周兴、来俊臣以降，至中统、军统、复兴社、蓝衣社、渣滓洞、白公馆、保密局、国防部二厅这些鬼蜮魔窟里发生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可是他们要和现代共产党人比起来那可就小巫见大巫了，至少他们还没学会为了取乐把女犯扒光衣服扔进男犯堆里强奸或把电警棍捅进女犯的下体。

共产党政权就是一架高度自动化的冤案制造机。不管多么开明的人主政，冤案都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这是因为它代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实行统治，不具合法性，必须依靠镇压维持。只要共产党专政不废除，不曾，也永远不可能出现一位不制造冤案的领导者。胡耀邦不例其外。

胡耀邦在平反以党内老干部为主体的冤假错案方面显示出的魄力并没有表现在他主政的时代的政治宽容。有人说胡耀邦有一种“伟大的容忍”，这不甚贴切，应改作“有限的容忍”。一个粗俗直白的表述是，骂毛泽东他可以容忍，骂邓小平他绝对不容忍。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当胡耀邦开完了那个党章、宪法没有赋予任何权力，但却迫使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民主生活会”，走出房间，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止不住潸然泪下的时候，他是否还能记起有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曾提醒他，中国再不能搞“宫廷政变”了？他是否还能记起，那个人曾提醒他邓小平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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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胡耀邦打成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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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网《也忆胡耀邦》 】 胡耀邦，一个尘封多年的名字忽然被人们想起，于是回忆、纪念的文字满天飞。官方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老臣们说他“高风亮节”，民间则说他是“民主改革的先驱”。中国很久以来没有出现这样官民一致、“生动活泼”的局面了。四海之内，万众拥戴，我们的神坛上沉寂了多时，现在终于又有了一位新的神圣。

现在纪念的高潮已过，报刊和网络上的纪念文字已寥若晨星。这篇《也忆胡耀邦》，可能有点另类，不指望入选《人民心中的胡耀邦》那样的纪念文集。但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只重复人们说过的那些话可能是不够的。


成百万、千万的人们纪念胡耀邦，首先是因为他主持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这其中就有本人反革命一案。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本人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被判重刑，打入大牢，虽经多次“翻案”，却都碰得头破血流。还是邓小平重新上台，胡耀邦当了组织部长，我才活着走出了监狱大门。接着是平反大会，恢复党籍，补发工资，送疗养院疗养，给亲友同事们消除影响……真是想不感激涕零也难。


可惜脑袋后边长了“反骨”，“重见天日”了没多久，竟然狗咬吕洞宾。邓小平，给我平反的这位大恩人，我却越看越不是个东西。为了要一个官位给毛泽东写信求饶，毛泽东死了再给华国锋写信表忠，毫无气节或说原则可言。自己靠边站的文革就“彻底否定”，以自己为头号打手的反右则只是“扩大化”。刚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却马上抛出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还狰狞可怖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边煞有其事地反别人的个人崇拜，一面却把自己打扮成一言九鼎，句句是真理的新舵手。嘴里说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可是军委主席的交椅还未坐暖就下令，穷全国之力征伐越南，28天战争让8万多精壮子弟抛尸异域。让这样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实在堪忧。


铁窗镣铐没能关闭思考，平反昭雪也不能换取愚忠。我不能沉默。一纸奏本上书“耀邦同志”，把个邓副主席骂了个狗血喷头，提醒他我们这个国家再不能搞宫廷政变了。之所以要把信寄给胡耀邦，除了因为他是我们新上任的总书记之外，也如现今许多纪念文章说的那样，他的凛然正气，民主作风，使他赢得了本人的信任。


可是令人费解的事发生了，这封信竟然转到了公安机关！


其后的节目自不必细说，不过还是手铐脚镣，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刑入狱那一套。老戏码重演，和“粉碎四人帮”之前根本就是一个剧本。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有了具体的罪名，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总书记被我“煽动”了？受宠若惊。


不过还是有点纳闷：“恶毒攻击”主席不是都不算反革命了吗，怎么骂几句副主席却成反革命了？入监队里流行一个说法：“是虎也得卧着，是龙也得盘着。”纳闷归纳闷，刑期还得一天一天打。


刑满出狱后许多好心人对我说，那封信也许不是胡耀邦本人转给公安部的，它也许根本到不了胡耀邦手里。说心里话，我也一直假定甚至希望这封信不是胡耀邦转给公安部的。这样至少在我心里还可以保留一点借口不致使我对共产党仅存的最后一丝信任受到侮辱。


我当然无法核实我的信是否被胡耀邦亲自转给了公安部，但还是有些佐证可以帮助判断。


且看胡耀邦身边的人和权威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当年胡耀邦的老部下，如今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他作风民主，把‘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作为座右铭，并身体力行。要求凡是来找他谈问题的干部或者给他的来信，任何人不要推挡和阻拦；不管是老干部、新干部本人或家属子女来部里反映问题，都要满腔热情地接待；有些外地的老同志来京谈问题或治病，一定要负责安排好住宿和生活，并为他们提供方便。在他担任中组部长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亲自接待和批处的人民来访和来信就有几百人次。许多干部群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激动地说：‘到中组部来，感觉像当年从战火纷飞的前线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一样，党员干部又回到自己的“家”了。’”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现居美国的苏绍智：“胡耀邦一到组织部就召开了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并向大家提出要求：‘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独立史学家戴煌：“（1977年）12月19日，耀邦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他首先说到‘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恢复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他还说：‘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一年亲自处理几百件来信来访的胡耀邦会让他人“代劳”处理一封反映邓小平问题的来信吗？就算是林牧恐怕也不敢不经胡耀邦过目就把信转给公安部吧。


我能想出安慰自己的最后一个借口是，希望胡耀邦当上了中央总书记以后就“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不再亲自过问普通人的来信来访了。令人失望的是，浩如烟海的回忆纪念文章没有一篇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的信是不是胡耀邦亲自转给了公安部并不重要。一个人由于给党中央负责人写信而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这件事发生在胡耀邦任总书记的时代，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剩下的问题只是，这样的事件是孤立的个案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


头一次当反革命进监狱，我所在的小队全是由反革命犯组成。我们那个大队共有11个小队，其中就有3个小队象我们小队一样全是反革命。其他小队虽然不全是，但也有不少是反革命犯。


第二次当反革命进劳改队，情况大不相同。我所在的四大队有7个小队，竟然连一个反革命小队都没有。全大队只有5个反革命犯，散编在不同的小队里。前朝的反革命已经一个也不见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这5个人则全是邓小平、胡耀邦治下，根据79年出炉的刑法判的反革命犯。本人据此在《且慢“走赵紫阳的路”》一文中估算，当时全国关押的反革命犯当在1.8万—2.6万人之谱。


这个数字在当时10亿人口的中国所占比例可能不是很大，但要放到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社会来看，一个国家还关押着上万名政治犯，恐怕也是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荒唐。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被宣称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


这是一个被人们善意遗忘了的群体。因为，我们这批人当中没有元帅，没有将军，没有部长，没有省委书记，更没有国家主席。至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声名显赫，但似乎国人皆曰可杀，判他们反革命也就无伤大雅。我们成千上万的反革命犯都是普通的人。我们能推出的最响亮的人物不过是个电工。任琬町、傅申奇也许还有一点知名度。至于王荣清、马文都、孙维邦、张京生、刘京生、陈西、廖双元、卢勇祥、黄燕明、刘念春、王明、杨勤恒、范一平、陈增祥、罗孚、李光诒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呢？而像我们四大队以反革命罪关押的这这五个人，恐怕就只有他们的家属和审判员知道了。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除了王张江姚再也没有反革命了。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造成了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官方精心设计的宣传，使人们在冤假错案和四人帮之间不经意地建立起了某种联系，善良的人们相信冤假错案是四人帮时期特有的现象。特别是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出台后，中国被说成从此走上了法制轨道，中国人普遍信以为真。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在依法办事，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不是四人帮那时候了，说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人们漠视我们这个庞大的群体存在也就不是没有缘由的了。


我可以大胆地断言，粉碎四人帮以后判的反革命犯全部都是冤假错案，无一例外。


人们只听说四人帮搞的冤假错案多么荒诞无稽，可是你知道画一张讽刺邓小平的漫画也可以判刑，说一个“什么都长（指物价），就是邓小平的个子不长”这样的牢骚话也可以成为反革命吗？这就是邓小平胡耀邦时代的杰作。


邓小平、胡耀邦在平反300万件冤假错案的同时，却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制造出一两万件反革命案，说明他们在制造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方面，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对手逊色。


邓小平搞的平反，首先是为了给自己平反。试想要是不给刘少奇彻底平反，不给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他邓小平的案子能彻底翻过来吗？经过十年文革，邓小平在公众中已经被彻底污名化，党政军权利系统也早被“文革派”控制，他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平反冤假错案，让老干部重回领导岗位，使他获得了声望，也给他提供了必要的干部支持。这次大规模的平反完全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拨乱反正”，“实事求是”那一套骗人的鬼话。


一旦他们掌握了国家的镇压机器，就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挑战。


邓小平这个参与制造了后来被他和胡耀邦平反的大量冤假错案的混世魔王，更把共产党的凶残本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竟发展到用坦克、机关枪屠杀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百姓。直到现在中国仍保有一项无可匹敌的世界纪录，就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关押的政治犯数量。各国的政治家和学者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全世界“颠覆”和“煽动”的罪犯都集中到了中国。在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例“颠覆国家政权”的案子发生，在中国却连半个月都不到就会传出有人被以“颠覆”、“煽动”罪名拘禁，逮捕，判刑或劳教的消息。


我的另一个断言是，如果以79年划界，后三十年累积判刑关押（包括劳教）的政治犯，绝不比前三十年少。其间各种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也比前三十年的更令人毛骨悚然。人们都传说周兴、来俊臣以降，至中统、军统、复兴社、蓝衣社、渣滓洞、白公馆、保密局、国防部二厅这些鬼蜮魔窟里发生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可是他们要和现代共产党人比起来那可就小巫见大巫了，至少他们还没学会为了取乐把女犯扒光衣服扔进男犯堆里强奸或把电警棍捅进女犯的下体。


共产党政权就是一架高度自动化的冤案制造机。不管多么开明的人主政，冤案都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这是因为它代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实行统治，不具合法性，必须依靠镇压维持。只要共产党专政不废除，不曾，也永远不可能出现一位不制造冤案的领导者。胡耀邦不例其外。


胡耀邦在平反以党内老干部为主体的冤假错案方面显示出的魄力并没有表现在他主政的时代的政治宽容。有人说胡耀邦有一种“伟大的容忍”，这不甚贴切，应改作“有限的容忍”。一个粗俗直白的表述是，骂毛泽东他可以容忍，骂邓小平他绝对不容忍。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当胡耀邦开完了那个党章、宪法没有赋予任何权力，但却迫使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民主生活会”，走出房间，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止不住潸然泪下的时候，他是否还能记起有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曾提醒他，中国再不能搞“宫廷政变”了？他是否还能记起，那个人曾提醒他邓小平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