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边散记

戍边散记

作者：王建新

戍边散记1

我当兵十年，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边防，从当战士、副班长、班长，到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身在边防，心系边防，与边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说起当年在边防的人与事，千言万语，百感交集。许多事情的地点、人名已记不清了，时间也不连贯，就选几个印象最深的话题聊聊，故为“散记”。

一、政治边防。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凡事都讲“政治”，比如“政治第一”、“政治挂帅”、“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生命线”……。我刚当兵那会儿，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政治边防”，什么含义？我至今也说不清楚。

当时作为普通一兵，只知道具体形式：吃过晚饭，班长带着我们几个战士，到附近农村去，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坐下聊天。

最初一两次班长先讲国内外大好形势，然后让这家主人讲讲旧社会受的苦，再就是讲生活琐事。后来基本上也不走过场了，坐下就是天南地北，油盐酱醋，吃喝拉撒……。

我那时最主要的是语言不通，听不懂他们讲什么。

珠海关闸地区有一个很怪的现象，方圆不足5平方公里的几个小村子，竟然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粤语（常说的广东话）、客家话、潮州话，甚至雷话（流行于雷州半岛、接近海南话，沿海渔民常用）。

走到不同的村子里，要用不同的方言与村民交谈，否则就是“鸡同鸭讲”。我真佩服班长和个别老兵，他们什么话都能听能说，说得不地道，但起码能交流。

我65年才从北京到广州，当兵前周围人又多是讲普通话（部队机关多是老干部、北方人），对广东地区方言根本不熟（对湖南等外省语言也不熟），因此听他们说话很费劲，对他们的交谈也就提不起兴趣。通常是进门打个招呼，一屁股坐在黑暗的角落里，抱着枪打瞌睡，以弥补一下平时睡眠的不足。

通过“政治边防”，我也多少了解到当地情况。

我的印象是：当地农民、渔民生活并不富足，但也不会穷困潦倒；没有恶霸地主，也没发生什么起义造反的事；当地人对香港、澳门并不反感，或许还有感情（很多人有亲戚在那边）。

他们不关心“政治”，不管是清朝皇帝，还是国民党、共产党，谁当朝都没关系，只要让他们种田种菜、下海打鱼，他们就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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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闸。

从珠海过澳门，一般都要经过“关闸”。这个地方宽约100米，左边是大海，右边是水湾，一条马路把珠海和澳门连接起来，因此澳门实际上是与陆地相连的半岛。

现在的关闸已被新的口岸大楼和宽阔的马路铺满，当年却只有一条三四米宽的马路，两边是荆棘和沙滩。

从我们站岗的地方往前看，隔着48米的缓冲区，澳门那边有座门楼（这座门楼现在作为古迹，还保留在澳门关口内），中间有个仅能走一辆汽车的门洞（白天开，晚上关），门楼上飘着葡萄牙国旗。往后看，我方一条双车道直通远离哨位约一公里的口岸大楼，车道中间有个一米见方的旗杆座，一支长约30米的旗杆高高耸立，上面飘扬着鲜红的五星红旗。

我们的岗哨设施极其简陋：路旁一座两层的小岗楼，一般不能进去值班，只用来放置值班登记簿和杂物等。白天,战士要笔挺地站在岗楼前，一动不动，以展示我军的良好形象。晚上把一根长长的铁条（好象是5公厘的钢筋）挂在路两边的树上，算是有个隔栏。然后我们还得向两边走动，巡查从海边到水湾的防线。

我于69年9月从团宣传队调到六连（红色前哨连），分到一排三班，至70年6月调走，约有10个月的时间在关闸驻防。在此期间，经历了许多令我终身难忘的事，仅记三件。

△“升国旗”。刚一到班里，老兵就告诉我，我方的国旗每天都要升降，早上天一发亮，太阳还没出，就要升旗；晚上天黑了，又要把国旗降下来，保管好。总之升旗要比澳门那边升旗早，降旗要比澳门那边降旗晚。国旗要保持完整、清洁，用的时间久了、被风刮坏了都要及时更换。连长还介绍：五十年代某一年，中葡关系还不那么友好，在关闸发生过一次双边冲突，一位民兵为保护国旗而英勇牺牲。于是，每次轮到我站早班岗或晚班岗，都认认真真地履行升降国旗的职责。每次升旗的时候，周围静悄悄的, 没有礼兵，没有军乐，但我都会因自豪而感到激动不已。

△“林彪一号号令”下达，部队高度戒备。步枪手携弹从10发增至30发，冲锋枪从30发增至90发，班用轻机枪从100发增至500发，每人2颗手榴弹增至4颗，每班还加发子弹箱一个（内装子弹700发）；晚上穿衣睡觉，装备放在个人床头；白天全副武装，学习和吃饭均肩不离枪；两三天搞一次紧急集合，着实紧张了大半个月。

△“走火”。我们边防站岗，子弹要装枪，但不上膛。一天晚上，我迷迷糊糊起床上岗，按照口令端枪装子弹，将三发子弹压进弹仓，然后右手食指压住子弹，另外三指送枪机归位。一般情况下，这时是空膛，跟着扣扳机、上保险，完成动作。但因为我食指用力不够，一发子弹往上翘起，随枪机进了枪膛；叫岗的那位拿着手电筒照照，也没看仔细。我一扣扳机，结果……。那天正好要来台风，团营两级打来电话，问是不是台风来了，或是边防有什么情况。班长正在岗上，见了我，只问一句：又立“新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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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偷渡犯

边防站岗的主要任务：对外防“内潜特务”，对内抓“偷渡犯”。“偷渡犯”这个词，刚开始说得顺溜，习以为常，到后来就不让说了，要求改称“外逃分子”或“外逃人员”，说这是“向往资产阶级生活”的人的一种“错误行为”，除极少数叛国投敌者外，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罪犯”。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偷渡成风。一方面内地“文革”，经济停顿，生活紧迫；另一方面港澳较自由，生活较富裕，而经正常渠道出境控制很严，于是一些人（一般有港澳关系，多数为年轻人，还有上山下乡的知青）冒险偷渡，以图到港澳求生。

偷渡犯带着简单的行李，爬山越岭，风餐露宿，钻山沟，走小道，来到边防。等到天黑，或从陆路爬行，翻越数道障碍，或从水路泅渡，远则数十公里，才能到达彼岸。现在想起来，他们也是生活所迫，不然谁会自找苦吃，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我们团刚调防到珠海，偷渡情况特别多。而当时多数战士并不理解他们，反将他们当作“敌人”来对待。一是开枪，遇到偷渡犯跑，叫停不停，开枪就打，特别是新兵，打靶不及格，打偷渡犯一打一个准儿，人说子弹像长了眼睛，或说子弹喜欢血腥味儿；二是放军犬咬，军犬跑得快，咬住就不放，特别是牙缝里沾了血，更是拉都拉不开；三是抓住人后用枪托砸、皮带抽，谁叫你“背叛祖国”。一时间社会上纷纷传言，说这个部队太厉害，不好惹，还说以前国民党部队守边时也没这么狠。

后来上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部队开始进行教育，反复说明“偷渡”的性质不是敌我矛盾，并规定：不准再称“偷渡犯”；除非确定是叛国者或对方持有凶器、威胁到哨兵生命安全的情况，一般不准开枪和放军犬，更不准随意打骂和侮辱外逃人员。政策一明确，情况就大为改观。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边防站岗数年，曾驻防多个站点哨位，见到别人抓的“偷渡犯”数不胜数，见到的第一个死人也是别人打死的“偷渡犯”。但我本人却从来没遇到、抓到过一个“偷渡犯”，更没有开枪或打骂过他们。说来也许有人不信，但确实如此。

其原因我也分析过：一是我很多时间在宣传队排练演出，尤其是夏季，而冬季我回到连队站岗时，偷渡情况已较少；二是后期我所在连队距前沿较远，是巡逻哨，外逃者一般不选择在那里下水；三是我有时站岗躲在树丛里睡着了，跑了人也不知道（说起这点有些不好意思，让祖国人民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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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湖南兵

“无湘不成军”是一句近代俗语，感受最深的还是我们在广东当兵的人，因为广州军区每年都从湖南招不少兵，有人把广州军区说成“湘军”，尽管有点夸大，也有一定道理。

我所在团就有大批湖南兵，每年都有，每年来自不同的县市。只要说出当兵年份，就知你是哪个县的人；只要说出籍贯，就知你是哪年的兵。例如：66年兵是衡阳的，68年兵是祁阳的，69年兵是涟源的，70年兵是南县的……。

和我关系好的湖南兵有许多，但最令我难以忘却的有三个湖南兵，他们是：

△廖元意，湖南涟源人，与我同年当兵，同在六连（红色前哨连）一排三班当战士。廖比我大好几岁，中等个，黑黑壮壮的；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普通话讲不准；每天傍晚搞副业，他抢着挑水淋菜，一趟又一趟，而总是让我干一些拔草之类的轻活儿（理由是你们城里来的人干不来）。69年12月我加入共青团，廖做我的介绍人。

△刘同芝，也是湖南涟源人，我调到三连二排五班时，他是副班长。后来刘当了班长，我是副班长。刘退伍后，我当班长。刘是小个子，但很精干，军事动作干净利落，口令喊得人心振奋，绝对有“湘军”遗风。记得我当副班长时，常跟战士开玩笑，刘多次提醒我要有“官样”。一次一个战士随口叫我“王建新”，刘听了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名字是你叫的吗？为什么不叫“副班长”？

客观地说，刘确实有军事才能，又有组织领导能力，但就是因为个子太小，没能提干，实在可惜。我不会忘记他，还因为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刘启送，湖南益阳人，71年兵。矮胖墩粗，圆头大脸，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却极讲义气。他原来在六班，跟班长对不上眼，老吵架，甚至扬言“下次饶不了你”，于是调到我们五班。

我时任五班长，掌握了他的脾性，对他特别关心，教他认字，辅导他练军事动作。一次我到团里开会，他接到家里电报，说母亲病重，急得他一头钻进桌子底下，大哭起来，谁都拉不动。我听说后连夜赶回班里，安慰他，又请示连里批他探亲假，第二天给他买好船票，送他上船，还塞给他30块钱，他感动的直点头。后来他对我绝对忠诚。我到团里当干事后，每次他们连里杀猪，他（后到炊事班）都会留一块最好的肉，骑自行车送到我宿舍。

那年他要退伍了，因为没入党怕回去找不到工作，思想情绪很大，整天闷闷不乐。连里领导生怕闹出什么事，又说不服他，只好找到我，让我去做他的思想工作。我找到他，和他坐在草地上，说了一大堆开导他的话，最后我说：我要看着你平平安安地离开部队，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乡，你要对得起我，就按我的话去做。他点点头，再没说什么。后来他走了，平平安安地回湖南了，以后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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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巡队

说来奇怪，我们守备五团这个普普通通的边防步兵团，竟下属一个“海巡队”。海巡队是营级单位，驻地湾仔，在一个貌似水塘的避风港湾里，停靠着五、六艘巡逻艇，平时在澳门周边海域执行巡逻任务。

海巡队的历史由来我不清楚，说它奇怪是因为它实力编制属我们团，但业务技术及装备属海军管，从营的干部到战士，全部着海军军服。

原来海军穿灰色军装时，大家区别还不大。后来换装，海军官兵换上了白色上衣、蓝色裤子，还有海魂衫和带飘带的无沿帽，那可就威风多了，漂亮极了。特别是全团集中开会或会操，他们在队列中尤其醒目，搞得我们团其他营的干部战士羡慕死了，都想着什么时候时来运转，也调到海巡队去干干。

海巡队还有一些特别“待遇”，另大家眼红。一是伙食费高。当时我们步兵一天伙食费四毛八分钱，他们水兵是一块一，经常有水果罐头吃，听说还有酒喝。

二是可以近距离观看澳门。据说香港和澳门与我方边界划分办法不同，在香港那边，海是属于香港的，海水涨潮时香港边界就大。而澳门这里海是属于我方的，即海水到哪，哪就是我方地盘。于是海巡队的船可以靠近澳门甚至停靠澳方码头，只是人不能上岸。

三是可以经常“澳门环岛游”。“环岛游”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旅游项目，从湾仔坐游艇，围着澳门海域绕一圈，远观葡京酒店、妈祖古庙和基督教堂，穿过澳凼大桥，在习习海风中，欣赏澳门风光。但在我们当兵时还没有这种机会，只有海巡队的人才能得此享受。我那时有幸游过一次，是团政委招待一位上面来的领导，不知为何突然想起我（当时我在团里当干事），叫我一起陪同，算是有缘提前享受了“澳门环岛游”。


戍边散记6


六、靠海吃海

在海边生活，常看大海的雄姿，常听大海的怒号，也常常享受大海给予的“生猛海鲜”。我们当时生活费少，自己种的菜品种不多，养的猪长得太慢，几个月才能杀一头解谗，还要求一顿吃完。于是司务长和上市（专门负责买菜的）想尽办法，弄一些带肉腥味儿的东西，以解决油水不足的问题。

在香洲（珠海市府所在地）驻防时，营房旁边有一屠宰场，司务长经常去买猪油渣（肥肉炼油后剩下的渣），用来炒菜，香极了，端上来就一抢而光。

市场上海鱼大大小小，各种各样，比青菜还便宜。于是少买青菜，多买海鱼，什么小黄鱼、剥皮牛、刀鱼等等，还有一些叫不上名的鱼，总之都是低档小鱼，高档的如鱿鱼、对虾、马哈鱼等，我们也吃不起。

在水湾头驻防时，一帮老兵隔三岔五下海抓蚝（学名牡蛎），改善伙食。在水下一两米深的岩石上，长着不少蚝。老兵吸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马钉撬起整个蚝捞出水面，上上下下，每次能捞十几二十斤。拿回营房，撬开蚝壳，取出蚝肉，和上面用油炸，或切上几块猪肉一锅煮，香喷喷的很开胃。那时海水没什么污染，蚝长得大，蚝肉特别鲜美。我们也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凡是蚝民种的蚝（将水泥柱埋在海底泥中，让蚝生长），我们决不去碰。


戍边散记7


七、军犬

当兵前对军犬的认识是从小人书里得来的，苏联边防战士手拉军犬、挎枪巡逻的英姿，令每一个男孩子痴迷。

我们边防只有一线连队才有军犬班，各连仅有的一、二个军犬班，又都配置在最前沿、最复杂的地段，军犬白天训练、休息，晚上才到指定哨位值勤。遇到连队调防，军犬班不动；连队野营拉练，军犬班不去，他们的编制、人员、任务是相对固定的。

新战士一旦被选为“军犬引导员”，就意味着要陪军犬渡过几年的军旅生涯。一开始要到省军区军犬训练队带小犬，管它吃睡，带它训练，培养感情，然后牵回连队执行任务。绝大多数人都会非常乐意这项工作，因为带军犬不但好玩儿、威风，晚上站岗还可以偷懒（军犬帮他盯着），有时还可以捎带享受军犬的“生活待遇”（军犬每天生活费五毛八分钱，每天有肉吃。引导员煮好犬食，可以先“尝一尝”）。

我对军犬也格外好奇，慢慢发现它的许多独特之处：

——军犬都有自己的名字，只有引导员知道，喊它它会听。军犬都有自己的档案，立了功要记录在案，还要对着它的耳边告诉它。军犬老了、死了，不能杀了吃，只能埋葬。

——军犬一般不吠，听到一点动静就叫的是土狗。训练时引导员下令：叫！军犬使足了劲，好不容易憋出一声：……汪。值勤时发现情况，军犬会树起耳朵，缩回舌头，躁动不已，盯着有动静的方向，从喉咙里发出低鸣，但就是不叫。

——军犬只吃引导员给的食物，不吃别人给的东西，闻闻就走开了。（这点不知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军犬还彻底违背了“狗改不了吃屎”的自然规律。

——军犬对工作认真负责，值勤时绝不会打瞌睡；对引导员无比忠诚，遇到情况冲锋在前，用身体乃至生命保护战士；对敌人坚决斗争，毫不“嘴”软，咬错了也不轻易松口。

因此，许多引导员也视军犬为自己的好战友、好伙伴、好兄弟。战士与军犬，相伴守边防，引出多少佳话。

与我一起当兵的海军子弟常保新，当兵六年带了六年军犬。下雨时他把雨衣披在军犬身上，自己淋着雨；军犬生病了，他用津贴费买罐头给军犬吃……；除了日常值勤外，在破获我团及附近单位几起刑事案中，他带的军犬都起了关键作用，他和军犬后来都立了功。他复员后，一直在广州市公安局警犬队工作，现在退休了还在队里养狗卖狗（宠物狗），我们戏称他是“一辈子与狗打交道的人”。


戍边散记8

八、实弹射击

我们那个年代当兵都要进行几大训练：队列、射击、投弹、刺杀……，其中射击是比较轻松的，特别是卧姿，趴在那儿瞄准，运动量不大，实弹射击还可以过过枪瘾。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是只打三发子弹的“实验射击”，即尝试一下打枪的滋味。三枪打完一报靶，一个十环，两个九环，连长排长直夸好，班长树起大拇哥，回去后讲体会、谈经验，一时成了“射击能手”。

轮到射击第一练习，半自动步枪九发子弹卧姿100米胸环靶，我信心十足，准备再打出点“体会”和“经验”来。结果打完一报靶，只中五发，最高才七环，连我自己也楞住了，想不到竟然打得如此差劲。回到班里，大家都没出声。正好轮到我和班长上岗，两人走到哨位，班长轻声问到：今天打靶是怎么回事？我自己还没想清原因，只觉得给班里丢了脸，对不起班长的培养，低着头说了句“骄傲了呗”，心里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

后来我仔细分析过原因：第一次“实验射击”，我按要领打，眼睛瞄准目标，手指慢慢扣动扳机，不知不觉就扣响了，因此枪身稳定，发挥正常。但同时也产生了对射击瞬间震动和响声较大的畏惧感。后来打第一练习时，我有些紧张，一怕打不好没面子，二怕枪身震动过大伤及自己，因此每次扣扳机到最后时刻，总是一闭眼、手猛扣，结果枪身偏斜，子弹也就偏离了原来瞄准好的射线。

找到了原因，就找到了改进的方向。在后来的几次实弹射击中，我逐渐体会，逐渐进步，一次比一次打得好，以至于在有点近视和散光的情况下，我也能打出较好的成绩。（我当兵前就有点近视，左眼0.8，右眼1.2。散光中看到的靶子有三、四个，我能分辨出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影）。